白先勇回族家世溯源及文化性格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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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回族家世溯源及文化性格探析
白先勇回族家世溯源及文化性格探析
白先勇回族家世溯源及文化性格探析-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中国当代有几位著名的回族作家:
张承志、霍达、石舒清。
其中,张承志影响最大,成就主要是中篇小说,如《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等,其中《黑骏马》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心灵史》更是在文学界内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87年出版后长销不衰,是中国新时期读者最多的长篇小说之一。
石舒清是所谓“宁夏三棵树”之一,擅长短篇小说写作,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以上三位作家的回族身份几乎无人不知,其文学创作与其回族身份也有不解之缘。
对于这三位作家的研究,往往也涉及其回族身份,甚至主要从回族文化视角展开。
然而,中国当代还有一位作家,其影响力并不弱于以上三位作家,与以上三位作家同样有回族身份,但其文学创作似乎与其回族身份关涉不多。
同时,对于这位作家的研究,很少涉及其族别身份和族别意识。
他就是台湾作家白先勇。
1958年9月,还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就读的白先勇,在《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金大奶奶》,从此走上文坛。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白先勇主要创作了长篇小说《孽子》以及《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三个系列的短篇小说。
其中,《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谪仙记》《玉卿嫂》《花桥荣记》等篇章为华人世界耳熟能详,成为20世纪华语文学中的重要作品。
总体上看,白先勇的小说主要表现了两个题材或者主题:
一是精神病人、同性恋、妓女和艾滋病人等社会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白先勇通过这个题材表现了深刻的孤独主题,可以借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来隐喻,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二是被放逐到海外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白先勇通过这个题材传达了深刻的沧桑体验,可以借用刘禹锡的《乌衣巷》来概括,所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燕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
在形式上,白先勇的作品达到了将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融合的境界,具有高度的原创力与卓越的艺术性。
著名中国文学史家夏志清认为“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
”
1999年3月,白先勇的《台北人》高票人选由台湾媒体评选的30部作品构成的“台湾文学经典”。
6月,白先勇的《台北人》人选香港媒体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并且是进入前十名的唯一当代作品。
8月,白先勇的《台北人》人选大陆媒体评选的20世纪“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这位得到两岸三地和全球华人高度认同的白先勇,正是一位回族作家。
研究白先勇的论文很多,然而,搜索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篇名中含“白先勇”词目的论文从1979年至2013年共434篇,却无一篇讨论白先勇与回族或者回族文化的关系。
关于白先勇的论著也不少,主要有王晋民的《白先勇传》、袁良骏的《白先勇论》和刘俊的《白先勇评传》,这些专著对白先勇的研究可谓全面深入,但均未涉及白先勇的民族身份。
然而,白先勇确实是回族,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回教徒家庭。
1988年,白先勇接受记者蔡克健的采访,蔡克健问他:
“你家信佛教吗?
”白先勇明确回答:
“不,我家是回教徒,我们是回族。
”
白先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
据《白崇禧口述自传》,白崇禧是广西省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人,即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县会仙镇山尾村人。
《白崇禧口述自传》引述了《白氏族谱》关于白氏的由来:
“吾族始祖伯笃鲁丁系元朝进士,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住水西门内。
至元三年,以廉访副使莅任西粤,迨后致仕回籍,殁后葬金陵南门外,地名夏家凹。
公之次孙永龄官名伯龄于明洪武十三年游宦部属,分发出京,又莅任粤西。
龄偕兄弟永清、永秀等仍随人粤,因而落籍桂林,惟永秀公后代繁昌,相传明太祖禁止人民用外国姓,乃更伯为白,而白氏之传流自兹始矣。
”
白先勇在其《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一文中也说到:
“我们这一族的始祖是伯笃鲁丁公,光看这个姓名就知道我们的祖先不是汉人了。
伯笃鲁丁公是元朝的进士,在南京做官。
元朝的统治者歧视汉人,朝廷上任用了不少外国人,我们的祖先大概是从中亚细亚迁来的回族,到了伯笃鲁丁公已在中国好几代了,落籍在江南江宁府。
”
《元史》无伯笃鲁丁传,广西地方史有一些关于伯笃鲁丁的记载。
据清代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职官表十一》记载:
“伯笃鲁丁,答失蛮人,进士,至元三年广西廉访副使。
”
答失蛮人多为西域人。
据白寿彝考证,答失蛮为波斯语“dnishinsand”的音译,意为“有学识者”。
答失蛮同时又是元代伊斯兰教士的称号。
因此,白先勇才有理由说:
“我们的祖先大概是从中亚细亚迁来的回族”。
据程思远的《白崇禧传》,伯笃鲁丁是阿拉伯人的名字。
“成吉思汗出兵中亚以后,打通了笃信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前来中国的大门。
这些穆斯林一路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进入西北高原,一路经印度洋、南海、东海而到上海、南京一带,伯笃鲁丁是从水路到南京定居的。
”
伯笃鲁丁是桂林白姓回族始祖,汉名鲁至道。
在桂林任职期间,重视文教和民生。
至元五年十二月,桂林城南阳桥被火焚毁,百姓过河极为不便,伯笃鲁丁主持修复。
桂林城西文庙中泮宫和奎文阁蠹朽将倾,伯笃鲁丁带头捐估俸筹资重建。
他做官清廉,度量宏深。
《南村辍耕录》称他“以廉故,家甚贫,朋友间每分财以济之”。
政绩之外,伯笃鲁丁还是元代著名的西域十二诗人之一。
《粤西诗载》收有他《逍遥楼》五言诗律诗一首,《粤西文载》收有他《郁林州学记》和《阳桥记》散文两篇。
逍遥楼是唐代桂州城的东城楼,位于今日桂林解放桥头柏丽商务酒店附近,其名来自庄子《逍遥游》一文,石碑题名为颜真卿书法。
抗日战争时期,逍遥楼城墙被拆除,逍遥楼石碑移至七星公园普陀山。
逍遥楼是中国古代著名楼阁之一,历代留下不少诗文。
伯笃鲁丁《逍遥楼》诗云:
“身世云霄上,飘然思不穷。
晴山排翠闼,暮蔼閟琳宫。
牧笛残云外,渔歌落照中。
蓬莱凝望眼,隐隐海霞红。
”
阳桥位于今日桂林中山路上榕湖和杉湖相接处,为桂林城南最重要的一座桥。
伯笃鲁丁《阳桥记》记述了此桥的重要性及重建的必要性。
“静江为广西都会。
其城之南门,凡往来东西二道,两江交趾,海南北诸州者,莫不由是焉,是岂特为广西一都会而已?
城下鉴湖水,水通漓江。
门南有桥通济,所以利病涉。
桥左右为商贾所藏宝物番货,以有易无,日以千百记,是又岂特为病涉之利而已?
”
伯笃鲁丁离开广西后定居南京。
明代洪武年间,伯笃鲁丁的第二个孙子即白氏宗族第三世永龄进士及第。
洪武十三年永龄偕兄永清、弟永秀随军任职再次回到广西,后落籍桂林,从此正式成为桂林人。
永龄一支传两代终,永清一支传五代终,永秀一支枝繁叶茂。
白先勇为第三世永秀一支后代。
白氏宗族自伯笃鲁丁相传,至十五世,出了一个重要人物白榕华。
传说白榕华的母亲有一天在一棵老榕树下面打盹,有神仙托梦给她,说她命中应得贵子,醒后便怀了孕,这就是白榕华命名的由来。
白榕华少年时到桂林城,在一位本家开的商店里当学徒。
店主看他有志向肯上进,便资助他读书应考。
一举而中乾隆甲午科进士。
白榕华曾任四川开县知县,调署茂州,直隶知州。
任上颇有政绩。
当时茂州农田害虫甚多,尤以蚂蝗为最,人畜农作都被啮伤,耕地因而荒芜,人民生活困苦。
白榕华教当地人民掘土造窑烧石灰,以石灰撒播田中,因发高热,蚂蝗蔓草统统烧死,草灰作为肥料,农产终于丰收。
白榕华因此极得当地人民拥戴。
1939年,白崇禧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驻重庆,当时的中国回教协会开县支会的代表当面向白崇禧讲述了当年白榕华的事迹,并告诉白崇禧:
“榕华公笃信回教,于本县知事任内,协助教务甚力。
曾题‘认主独一’之匾送开县清真寺。
至今仍然悬挂寺中,邑人视同珍宝。
”
白榕华告老还乡后,定居在桂林山尾村。
从此,山尾村成为白先勇家族的发祥地。
1925年,白崇禧专门重建了白榕华的墓。
这是一座长方形的石棺,建得相当端庄厚重,在白家列祖墓中,有一番领袖群伦的恢宏气势。
山尾村在今天的桂林市临桂县会仙乡,距桂林市区大约40华里。
这里四面环山,风景秀丽。
抗战时期,全国回族最高学府之一的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在白崇禧的建议和支持下南迁桂林。
在桂林期间,成达师范学校于1938年对广西回族人口进行了一次较详细的调查。
据调查结果,当时山尾村有回族人口10户,共64人。
山尾村虽然地处偏僻,但建有一座山尾清真寺。
山尾清真寺始建于明末清初,占地面积约1亩多,博敞弘丽,犹存古风,南北有对称柱廊,东面建寺门,天井明朗,花木拂檐。
抗战时期,寺内曾设中阿小学。
白先勇家族始祖伯笃鲁丁是伊斯兰教士,十五世传人白榕华笃信回教,至十九世传人白崇禧,其回教信仰持之以恒。
世间都知道白崇禧是桂系领袖、国民党一级上将,北伐期间就是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抗战胜利后曾任国防部长、华中“剿总”司令,但白崇禧有一个身份常常被世人忽略,即他笃信回教,其阿拉伯名“Omer”,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创始人,是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的回教领袖人物。
白崇禧虽然是广西桂林人,但他一生都对中国主要的伊斯兰文化圈新疆、青海和宁夏等地极感兴趣。
早在1916年12月,白崇禧自保定军校毕业,被授予上士,他自愿请求分发到新疆见习。
只是因为当时陕西正与北京政府为敌,道路不通,未能成行。
北伐胜利后,“白崇禧曾向蒋介石建言,自古以来,‘裁兵不难裁将难’,处置不当,即起祸乱;应将军队调往边疆实边,巩固国防;他自己请愿带兵往新疆屯边,效法左宗棠治疆。
父亲对边疆国防有深入研究,他自己是回教徒,治理新疆回教少数民族,或易奏效。
他并列出治疆纲要,向中央请愿,惜父亲此一重要建议未被采用,遂引来蒋桂战争及中原大战。
”
20世纪30年代,白崇禧主政广西,实行“三自三寓”政策,训练军队,“身为回教家庭,白崇禧酷爱骑马狩猎,当初蒋介石不让他去新疆屯垦,如今两广自立政府,白崇禧练兵之余,青海成了他另一个乐园。
”白先勇对此情况也有所了解:
“我记得到青海,……马步青他们在那里嘛,也是回教的人,回教徒,我父亲去那里蛮受欢迎的……”
1937年,抗战军兴,时子周、王静斋等在河南发起筹组回民报国协会,后在重庆成立中国回教协会,白崇禧出任理事长。
他倡导“十万回民十万兵”,号召大批回教青年投入抗战,还考选回教青年到埃及留学研习宗教及语言,到土耳其研习军事,成为后来外交、教育、军事重要人才。
到台湾后,白崇禧继续担任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家人最重要的家庭活动就是到清真寺礼拜。
当时台湾有四万多回教徒,只有一个简陋的清真寺。
经过白崇禧的争取,1960年,台北清真寺在新生南路落成,是当年台北相当醒目的宗教建筑。
1959年,白崇禧曾率台湾回教人士接待到台湾访问的约旦国王。
约旦国王邀请白崇禧至麦加朝圣。
麦加朝圣是回教徒一生中最大的愿望。
白崇禧自然也希望实现这一愿望。
由于得不到台湾高层的批准,白崇禧的麦加朝圣之旅终未达成,成为其终生遗憾之一。
白崇禧在回教世界的影响非常大。
蒋纬国到土耳其访问,土耳其政府官员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GeneralOmer身体还好吗?
”GeneralOmer指的是白崇禧。
蒋纬国还因此奇怪为什么对方首先问候的不是蒋介石而是白崇禧。
马来西亚脱离英国独立时,英国还写信邀请白崇禧以回教领袖的身份到马国访问,替英国安抚马国,维持双方合作关系。
只是这些邀约蒋介石一律不准。
白崇禧世代为回族,本人信仰回教。
他自称“我生平不饮酒,因为信奉回教之故。
”他为母亲做寿,都是按回族伊斯兰习俗。
随着官位的升高,以及家庭亲属成员、服务人员的增添,为清真饮食之故,他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家庭阿訇,负责家中教务活动。
所食之鸡、鸭均由阿訇过刀所宰,厨师均聘用回民。
为生活习惯和清真饮食方便,白崇禧身边副官、参谋、护卫、护理等人员多为回民。
白先勇对父亲的回教信仰进行过评价:
“回教信仰,是父亲一股内在的精神力量。
在大陆,重大战役出征前夕,父亲都会虔诚祷告,将命运交给真主,然后勇往直前,视死如归。
父亲对伊斯兰文明历史,有所研究,他认为伊斯兰文明有其辉煌过去,近世纪衰弱没落,是因为回教世界跟不上时代。
他不赞成回教妇女蒙面的习俗,更鼓励她们要受现代教育。
可以说,父亲是一个改革派的开明回教徒。
”
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同样出身于回族世家,1903年生于桂林。
马佩璋的父亲马健卿自幼饱读诗书,是清末贡生,曾任湖南永明县知事,民国初回广西任兴安县县长、广西银行常务董事等职,后接任马佩璋祖父马荣熙的商号“东利全”而改经商,是桂林颇具名望的绅士。
1925年2月27日,这一天是回族的吉庆“主麻日”,白崇禧和马佩璋在桂林府前街一座府第里按回族婚俗举行婚礼。
1962年12月4日,马佩璋因高血压症逝世于台北一家医院,终年59岁。
白崇禧用回教仪式安葬妻子于台北近郊六张犁回教公墓,于右任题写了碑文。
按照回教规矩,亡者40天内家属须于每日清晨到墓前诵经祈祷。
白崇禧以69岁高龄,每日必躬率儿孙辈准时前往夫人墓前念经,风雨无阻,从未间断,见者无不为之动容。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其寓所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1966年12月9日,台湾为白崇禧举行公祭。
白崇禧生前在台北近郊六张犁的回教公墓建了一座白家墓园,取名“榕荫堂”,此名来源于十五代先祖榕华公。
公祭仪式结束后,白崇禧的灵柩至回教公墓。
按照回教仪式与夫人马佩璋同穴安葬,并由回教长率领教友三百余人为白崇禧灵魂祈祷。
白崇禧夫妇的墓在台北回教公墓最高处,在墓地右下方,建有一座伊斯兰教礼拜的邦克楼模型。
白崇禧是一个开明的回教徒,并不要求子女信仰回教。
白先勇也认为自己个人的宗教感情相当复杂,他在香港念的是天主教中学——喇沙书院,差点人了天主教,后来他发现自己基本的宗教感情是佛教的。
尽管如此,伯笃鲁丁第二十代传人白先勇是相信基因的,他认为: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好的坏的,不知负载了多少我们祖先代代相传下来的基因。
”“我们家族,不论男女,都隐伏着一脉桀骜不驯、自由不羁的性格,与揖让进退、循规蹈矩的中原汉族,总有点格格不入,大概我们的始祖伯笃鲁丁的确遗传给我们不少西域游牧民族的强悍基因吧……”
的确,白先勇本人虽然不信仰回教,但他却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对理想的执著和坚守,当世罕见。
这一点,诚与其回族身份与回族文化性格有某种深层的联系。
事实上,白先勇不仅自身性格中有回族基因,而且,他的小说创作也隐含有一些回族文化元素。
这些回族文化元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总体而言,白先勇小说具有非常鲜明的回族文化性格中的悲悯情怀。
刘俊认为:
“如果只允许用一个词来概括白先勇在他的小说世界中所灌注的情怀特征,一定有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悲悯’这个词。
……在白先勇那里,‘悲悯’……已内化为一种精神品格和情怀气质,浇铸在他的作品中,并成为他的作品的内在核心部分。
”虽然悲悯是许多作家、艺术家可能具有的一种情怀,但有趣的是,有作家在反思自己的精神血统和文化基因时,认为悲悯情怀与回族文化精神有关。
回族作家沙叶新就说过“我感觉自己常常悲天悯人,对人类苦难怀有痛彻肺腑的悲悯”,而对自己的这一文化性格,沙叶新明确指出,这是“来自父母的影响,是回族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
第二,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强烈的国家至上的回族文化性格。
有学者认为,“国家至上”是回族的重要观念之一,回族在千百年的文化实践中,形成了“把以汉族为核心建立的统一的国家政权视为正统,认同和奉行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曾写过一部以回汉民族团结抗日事迹为题材的著名话剧《国家至上》,被认为是对回族人民新型国家观念的贴切概括。
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多有国家至上的观念,如《梁父吟》中的主人公王孟养和《国葬》中的主人公李浩然的经历与白崇禧的经历有明显的相合之处,可以说白崇禧是王孟养和李浩然这两个人物的原型。
王孟养是武昌起义的参与者,据小说中另一人物朴公回忆:
谈到国家兴亡,王孟养最是激昂。
李浩然在北伐和抗日中功勋卓著,虽然晚年落寞,但当他的儿子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国去,他气得一脸铁青,让儿子以后不必再来见面。
小说中的这些细节,与现实中具有回族身份的白崇禧是完全一致的。
《谪仙记》中的主人公李彤虽然是虚构人物,其民族身份难以确认,但白先勇显然对这一人物形象投注了强烈的个人情感。
小说中,李彤自称“中国”。
“中国”这个绰号是来自“二战”后中美英俄同被列为“四强”。
李彤自称“中国”是怀抱强烈的国家自豪感的。
遗憾的是,这种国家自豪感随着国家陷入内战受到重大挫折。
尽管李彤遭遇了家国不幸,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国家信仰。
直到最后选择自行了断生命,她仍然给昔日同胞好友留下了署名“中国”的留言。
整个小说洋溢着深沉的家国情怀。
事实上,这种国家至上的观念,在白先勇身上也可谓根深蒂固,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
他在接受蔡克健的专访时说到:
“我记得中共在1964年试验原子弹的消息公布后,我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很‘中国’起来,忘记了政治、共产党什么的,只知道中国人也有原子弹了,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
第三,白先勇小说中的诸多人物,确实隐含有回族清洁的精神、决绝的性格和执著的信仰。
前面提到的《梁父吟》中的主人公王孟养和《国葬》中的主人公李浩然,就两个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对信仰的执著,以及他们狂狷、刚烈的性格特点,可与回民族性格特征相印证。
另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小说《玉卿嫂》的主A,(kt卿嫂。
小说中的玉卿嫂,据白先勇自己说,模特儿来自他大姐白先智的奶妈二嫂。
自先勇家所请的奶妈和保姆全都是回族,由此可知玉卿嫂具有回族身份。
小说中的玉卿嫂是一个冷热高度结合,爱恨融为一体的典型。
她对庆生的爱,无论是情感强度还是专一程度,都颇为罕见。
而一旦得知自己的爱遭到背叛,她的反应也异常决绝,选择了与背叛自己的爱人同归于尽。
玉卿嫂这种不容于任何杂质的爱,是否可以从她的民族身份寻找一些原因呢?
执著信仰、清洁精神、国家至上、决绝悲悯,这些回族较为突出的文化性格,在白先勇小说中确有相当丰富和精彩的表现。
长期以来,研究者极少从民族身份视角研究白先勇的人与文,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论述,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作者单位:
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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