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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曾国藩集团主要成员
晚清曾国藩集团主要成员
曾国藩集团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首脑人物、骨干分子、一般成员。
首脑人物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李鸿章五人。
(注: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先任湖南巡抚后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
他在这个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逊于上述五人,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
但种种情况表明,他不是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只能算是这个集团的亲密可靠的朋友。
若把他屏之门外,似亦不妥。
故暂将其放在骨干成员之中,不入首脑人物之列。
)他们密切配合而又各自独立,思想、政治上一致而又在组织上自成体系。
尤其曾、左、李三人,他们虽最初目标一致,结为一体,而后却各自独立,成鼎足之势,不仅谈不上统属关系,如曾、左之间,甚至不通书问。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起初的原因,大约可追溯至该集团形成之始。
也就是说,他们是个联合体,既可为成事而合,亦可为事成而散。
出于种种原因,同治三年后该集团虽未解体,但同当初相比,关系大为松散。
所以,这五人地位、作用虽有不同,但各有各的系统,相互不能取代。
然而,他们亦并非没有差异。
在此五人中,曾、左、李较为重要,而其中又以曾国藩最为突出。
这不仅因其为官最早、地位最高,能将他们集结成团、联为一体,还因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提纲挈领、先走一步,如改革军制、首创湘军、首倡洋务运动等,故而成为这个集团的领袖。
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也成为这个集团的灵魂。
因而,这个集团应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曾国藩集团,或曾国藩军政集团。
以往,人们往往把它称之为湘淮军集团,意在突出军事,强调战争。
而我的研究侧重于政治方面,意在从思想与政治上探讨这个集团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所以,不再采取过去的称呼。
所谓骨干分子,主要指重要幕僚和军官。
重要幕僚指所任职事重要或同幕主关系密切者,如主办粮台、厘金局、盐务局、编书局、营务处等,可谓职任重要;而在幕主身边办理咨文、奏折、信函、批札之人,则属二者兼而有之。
重要军官指前期的统领、主要营官和中、后期的统领、分统(又称小统领)。
有的兼有双重身份,既为幕僚又曾领兵,更无疑是骨干分子了。
有的人物,主要是后期一些人,文职位至实缺盐运使以上、武职位至实缺总兵以上者,亦足以说明其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故将之归入骨干分子之列。
根据这几条原则,经粗略统计,该集团首脑和骨干分子共有477人,经查证核实,其中文职实缺按察使以上125人,武职实缺提督以上58人,位至督抚、堂官以上者67人。
这个统计虽难称精确,但亦可大致反映出这个集团在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实力地位。
至于一般成员,则主要指一般幕僚和一般官兵,如前期次要营官及哨官以下、中后期营官以下弁兵。
一般幕僚即地位较低、作用不大,入幕前没有名气、出幕后未太发迹的幕僚。
也就是那些虽入名幕,但做官未至三品、为学亦没有成名成家的人。
曾、胡、左、李等人虽奏保人员甚众,但一般都是候补、候选、即用、记名之类,得任实缺者所占比重不大。
尤其那些高级职位的实缺,只有那些重要幕僚和分统以上军官才有可能得到。
战争结束时,湘淮军保至记名提、镇大员者成千上万,欲补一个实缺千总、把总亦不可得,甚至一副红顶子只能换得一醉。
因而,一般幕僚和军官虽为这个集团出力卖命,但不过为了挣口饭吃,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利益。
况且,他们在政治与思想上所能产生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决定这个集团的性质、方向和根本成败。
再者,他们人数众多,资料缺乏,也无从加以统计。
所以,本文对之基本采取略而不计的办法,只从总体上概述,不作具体分析。
这个集团的成员,就家庭出身而言,首脑与骨干分子多为中小地主出身,而士兵与下级军官则多为农民出身,其中很大一部分属贫苦农民。
就骨干分子而言,其职务(包括候补、候选等)的升迁则分为文武两途。
就任文职的官员,除由武职转为文职的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外,都具有文童以上学历,其家境一般不错,多为中小地主或富裕农民。
而就任武职者则情况有所不同,多数人家境较为富裕,有的人还具有武生、武举、武进士之类的功名,但少数由士卒升迁而来的将领,家境却相当贫苦。
其充任幕僚者无论地位、作用如何,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家庭也较富裕,多为中小地主,尚未发现家境贫苦者。
当时虽有不少因衣食困难、居无定所而投入幕府以求生存者,但并非由于家境原本困难,而是由于家乡被太平军占领,急急逃出避难以求生的缘故。
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个集团主要成员的家庭出身虽然贵贱不同、贫富不一,但无论军官还是幕僚,家境贫苦者人数不多,出身豪门贵族者更是极少数。
在首脑人物中,除左宗棠之外,曾、胡、江、李都出身地主,有的还是中、小官僚,甚至攀上高亲。
曾国藩自称“家世寒素”,“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亦只能说明他家尚不是贵族与豪富,并非真的贫困。
他曾对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说家“有薄田顷余”,雇有长工,当是个中小地主,最低是个富农,且地位正处于上升之中。
据曾国藩自己讲,他与曾国荃小时候都曾参加过劳动,他曾到十余里外的蒋街提篮卖菜,曾国荃推过小车,而很少读书的曾国潢还曾从事过推车运石之类的繁重劳动。
而他的祖父曾玉屏与曾祖父曾儒胜,“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及至他的小弟曾国葆与子侄一辈,就没有听说过参加劳动的事。
只是他一生勤俭,生怕子女懒惰败家,一定要他的儿媳和成年未嫁之女学做针线,并年年寄送鞋袜,以考评她们的女工。
曾国藩还把他们家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八字诀,作为治家的信条,用以教育其诸弟子侄。
据他的解释,“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即早起,“扫”即打扫庭院,“考”即祭祀祖先,“宝”即周济亲友、乡邻。
这些情况,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曾家的经济地位与发展经历。
此外,曾国藩家还从事过有似高利贷之类的活动。
有一户名叫王大诚的农民,在道光初年向他家借过“百千”大钱(大约相当于白银百两)的债,以自己家的土地作抵押,从此沦为曾家的佃户。
曾家每年向王家“收租十石者十余年,收租六石九斗者又二十余年,实属子大于母”,利息已超过本金一倍以上,直到咸丰七年十二月他在家丁忧期间才“检券发还”(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蠲免了王家父子的这笔债务。
不过,在他之前,家中无人做过官;在他父亲考中秀才之前,家中也无人考取过功名。
其经济收入亦不甚丰厚,有时仍“不足于用”(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
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南归,还曾因买书而发生过借贷之事。
若同官员、富商相比,确实不太富裕,所以,曾国藩富贵之后,与人谈起自己的家庭出身,总是满口“素贫”、“寒微”、“贫窭”、“贫贱”等等。
但若同周围的农民比较起来,则不仅是曾氏家族中的首富,而且是称霸一方的小豪绅了。
也正因如此,他的祖父曾玉屏才能够遇事强梁,经常出头解决乡邻间的纠纷。
胡林翼的家境比曾国藩好得多,少年时代也比曾国藩活得潇洒,可以说基本上属于纨绔子弟。
郭嵩焘称:
胡林翼“家故有田数百亩”。
曾国藩亦说:
“润帅本有恒产,私用当不至空乏。
”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为嘉庆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曾任詹事府少詹事,官至正四品。
他的岳父陶澍曾任两江总督近十年,是清朝的一代名臣。
据此可知,胡林翼家应是个地主官僚家庭,而且是个相当大的地主。
而若论其家庭出身,则应算作大官僚、大地主家庭。
因为他曾长期在岳父家生活,年19岁即入赘陶家,在陶家生活了六七年,直到中进士、点翰林,为官京师。
故其生活环境相当优越,为曾国藩、左宗棠所远远不及。
也正因为这一点,胡林翼自幼养成了负才不羁、挥金如土的习性,“在江南幕中,常恣意声妓”,入仕之后还间为狭斜游。
徐宗亮亦称:
“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
”
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积代寒素”,家境不如曾、胡,其经济地位大约相当于富农或富裕中农。
左宗棠的父、祖两代都是县学生员(即通常所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靠学生交纳的“束修”度日,仅能维持一般生活。
遇有荒年,例如嘉庆十二年湘阴大旱,家中乏粮,不得不靠糠饼活命。
左宗棠出生(嘉庆十七年)不久,母亲缺奶,又无钱雇乳母,只好以米汁喂养。
后来他回忆起这段家史,仍不免潸然泪下。
他在一篇序文中说:
“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
”又在给长子孝威的家书中称:
“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
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域较前稍异。
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
吾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句云:
‘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久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
’”还在“研田”和“糠屑”句下自注道:
“父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
”“嘉庆十二年吾乡大旱,母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
后长姊为余言也。
伤哉。
”左宗棠成年后,家境略有好转,但仍不富裕,与周氏夫人成婚后,入赘于湘潭岳丈家。
其父去世时家中有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只四十八石”,不足家用。
故在兄弟析产时,他与“终岁旅食”的次兄左宗植都没有分取,全部家产都给了长兄(左宗棫,25岁时去世)的儿子左世延。
直到十年之后,左宗棠才靠历年课徒授馆的余资,在湘阴柳庄购田70亩,营造出自己的小巢,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于乡,是新宁县第一个举人。
咸丰二年曾“出私财增募千人”,带赴广西攻打太平军。
募勇千人月饷、途费需银当在六千两左右,一下子出得起如此一大笔款子,家产当为不薄,可能是个不小的地主,家境当优于曾国藩,而与胡林翼相埒。
李鸿章的家庭状况,与胡林翼颇为相近,都属于官僚地主家庭。
在其祖父李殿华一代,李家号称“耕读之家”,家有佃户、雇工,四个儿子皆入学读书,大约是个小地主。
及至其父李文安由科甲入仕,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李家就成了“庐郡望族”。
此外,主要成员中也有类似情形。
如刘蓉的女儿嫁到曾国藩家,居安庆督署还与婆婆夜夜纺线,其家境大约与曾家差不多。
吴坤修咸丰六年因“江西饷绌”,“倾家资并劝族里富人出银米饷军,又筹银四万两解省垣,收集平江溃勇”。
其家境似与江、胡相近。
郭嵩焘则自称:
“自曾祖父母以来本为巨富,吾父与伯母分析时已日趋虚乏,各得岁租数百石,每岁衣食足资取给。
道光辛卯以后连年大潦,所受皆围业也,坐是益困于水。
吾年十八入邑庠,则已岁为奔走衣食之计,总是十余年以馆为生。
”虽家道中落,其经济地位似仍不在曾家之下。
胡大任在原籍湖北筹饷期间,曾有“毁家纾难”之举,家境亦当在中资以上。
骨干成员中家境贫寒者是一部分由士兵升为分统、统领或保至实缺提镇大员者,主要有李成谋、黄翼升、宋国永、威应洪、田兴恕、鲍超等人。
据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载,李成谋“家贫,以补釜为业。
父死不能葬,舅氏赙之”。
而“兄弟三人皆嗜博饮,私相谓曰:
‘今借舅氏力,仅可举丧事,无以治酒食待乡里吊客,孰若携资入博局,以冀一得,足自豪。
负则吾三人舁父而葬,何如?
’皆曰:
‘然。
’一夜竟罄其资,遂用苇棺葬父于黄牛墩”。
家中一贫如洗,而又嗜赌如命,应该算作流氓无产者。
已知湘军将领中,似无比李成谋更贫困者。
其余如宋国永“贫时刺船(注:
刺船即撑船)自给”,威应洪“初家贫甚,为人佣”,黄翼升“少业铁工,又设肆鬻炮竹,岁荒不能自给”,大概都属于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
还有一些营兵出身的将领,如田兴恕、鲍超等人,家境也不富裕,当兵吃粮,一般都是为了谋取最低生活保障。
据传,田兴恕少年家贫,“刈草为业”,卖与邻家“官都司者”以谋生。
“一日往后,都司家已买草,兴恕沮懊,依门嗟叹。
都司女闻之,谓其父曰:
‘贫儿待此以餐,盍留之备来日用?
’父从其言,兴恕大喜。
归途自誓曰:
‘妮子解事,苟富贵,当与共之。
’后数年,兴恕以军功官贵州提督、钦差大臣,乞假归省。
都司女犹未嫁,竟媒娶之。
”其最初家境之贫困无助,概可想见。
骨干成员中的文幕人员也有家境较为贫寒者。
在曾国藩幕府中主持两江采访忠义局的“拔贡陈艾,甘贫最久,日仅食粥一顿及衣被不完者,岁以为常”。
吴汝纶“少贫力学,尝得一鸡卵,易松脂以照读”。
将领中有些人出身商贩,如周达武“少时为私贩”,应属于劳动人民之列。
其余如刘腾鸿“少读书,未遇,服贾江湖间”,则属一般商人,生活水平大约高于一般农民,但也算不上富商,其社会经济地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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