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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高考满分作文
两个剑桥之争综述
“两个剑桥之争”之中的两个剑桥是指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的剑桥)教授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及意大利学者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
这场论战的挑战者是英国的新剑桥学派,主要代表是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但以卷入这场论战而站在这一学派立场的经济学家来看,还有英国的伊特韦尔、克莱格尔、纳提、斯蒂德曼,美国的内尔、戴维逊、哈里斯、温特劳布、明斯基,意大利的盖莱格南尼、斯巴芬塔,澳大利亚的哈考特、阿西玛科卜洛斯,印度的巴杜里、巴拉杜阿吉,加拿大的莱姆斯等人。
论战的应战者一方则是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同样,除了其主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罗、詹姆斯·托宾、弗兰科·莫迪格里安尼之外,站在该派立场并且卷入论战的还有美国的勒纳、斯旺、里弗哈利、费格森,英国的米德、哈恩、布劳格等人。
“两个剑桥之争”所囊括的理论内容和范围,是从资本理论开始,进而扩展到价值理论、配置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发展理论、积累理论、效用理论、行为理论、均衡理论、数理方法论、国家干预论、制度理论、预期理论、建模理论等等。
“两个剑桥之争”涉及的经济思想体系,则是从古典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新古典主义到凯恩斯主义。
“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或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
一、“两个剑桥之争”的产生原因
两个剑桥学派都是西方发达的现代经济学阵营并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但这两个学派在其产生的经济背景、学术传统、理论发展方向以及中心人物的个性特征的差异,蕴酿成这场大论争。
在这些差异中,经济背景的不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两个剑桥所在地的英美两国在本世纪20至60年代的经济发展,给两个剑桥学派在思想特征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英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典型的特征是长期慢性萧条。
进入本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经济增长变得停滞不前。
更为严重的是,“财政货币自我约束、经济活动自由放任”的错误主张,进一步恶化了当时处于衰退中的英国经济。
因此英国剑桥派更为注重现实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和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注重导致经济理论失效的经济内在原因,注意试图建立自我封闭的完善理论体系的危险性,强调市场经济的缺陷和政府调控和计划政策的重要制衡作用,强调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和由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负面效应。
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则大不相同,美国在二战时期经济增长迅速,而且在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袭来时因在西方各国中率先实行大力干预宏观经济活动,以后的几届美国政府又继承了这种政府宏观调节经济的传统,由此也使得美国经济在大危机后一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大部分美国人相信美国实行的自由市场制度或后来的在自由市场基础上辅以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制度”是正确和可靠的。
这些经济实践和社会观念反映在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上,便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1)创立“第一号”的经济理论体系,使这一体系在经济学各理论领域中领先,从而使之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和正宗;(2)肯定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但把国家宏观政策的调节视为这一制度正常运转的前提;(3)以建立一个完善和全面的经济学新体系为目标,通过去掉各种不同理论流派的棱角和对立点,努力融合当代西方经济学各学派的不同观点于一体;(4)在政策目标体系和政策主张上倡导建立美国式的“混合经济制度”。
两个学派发生分歧的原因还在于英美两国的学术传统不同。
英国经济史上存在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而美国则比较强硬,完全维护资本主义而否定社会主义。
英国崇尚传统的文化修养之风,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专题,而美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则实行企业化管理,注重建立自己完整的体系。
英国坚持经济学人文学的立场,而美国则把经济学科学化。
导致两个剑桥学派发生争论的原因还在于凯恩斯的学术风格并不严谨。
凯恩斯本人是个重视政策实施而不是理论研究的人,并且他认为客观情况是多变的所以理论多变也是正常的。
再加上他维护资产阶级同时又同情工人阶级,阶级立场有时也不明确,以至于他自身的理论就有很多矛盾和模糊的地方。
两个剑桥学派并没有关注导致凯恩斯主义前后不一致的原因,只是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凯恩斯主义,并且攻击对方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的地方。
二、两个剑桥的“资本论争”
(一)两个剑桥面对凯恩斯的一致与分歧
“两个剑桥之争”开始于“资本论争”。
这个“资本”是指生产函数中所表示的存在于实际生产过程的实物资本,而不是指货币资本或人力资本。
早在1953年,琼·罗宾逊就发表了“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一文,对新古典主义的生产函数及其资本概念提出了质疑。
但是直至1956年,罗伯特·索洛才在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中,站在维护新古典主义的立场上对罗宾逊的质疑作了回答。
同年,罗宾逊也出版了《资本积累论》一书,提出了新剑桥学派的分配论、积累论和增长论,并且进一步批评了新古典主义的增长论。
此后,两个剑桥派的主要成员及其支持者逐步卷入了这场论争。
由于争论最早是围绕着增长理论和分配理论来进行的,“资本”和“生产函数”只是其中的最基本概念;而增长和分配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两个剑桥派试图将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的出发点,因此,两个剑桥派的分歧首先表现为在理解凯恩斯关于分配问题的观点上的分歧。
但是,两个剑桥派在如何对待凯恩斯的分配观点问题上却是针锋相对的。
那么,什么是凯恩斯的分配观点?
凯恩斯的大致观点是,当前分配不均是严重的,新古典分配理论对此无法作出解释,但是,通过中央控制实现充分就业后,新古典分配论就可恢复其在微观领域中的作用了。
不过,由于它属于静态理论,无法解释包含时间因素在内的资本的报酬率,因而只能适用于劳动报酬的说明。
对凯恩斯上述观点,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做法是,撇开“静态”问题,抓住凯恩斯的在充分就业政策成功之后传统理论就“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了”的观点,设法将传统的微观分配论推演成动态和总量的分配论。
英国新剑桥学派则相反,他们强调时间因素的重要性,认为“割断了今天和明天之间理论上的联系”的整个新古典静态理论都是不可取的,而其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更是一种有害的理论;同时认为,凯恩斯所指出的当前收入分配的太大和不均才是发展凯恩斯理论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但凯恩斯把因果关系说颠倒了--不是失业是引起分配不均,而是分配不均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失业。
(二)资本计量与资本寓义
“资本”这一概念在新古典综合派的分配和增长理论中指的是实物资本,因为他们象新剑桥学派一样接受了凯恩斯关于货币资本与利息相关而只有实物资本(投资)才与利润相关的观点,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却没有考虑在生产函数或总量生产函数中所使用的“资本”的计量问题。
既然相同价值单位的货币资本和不同单位的自然实物资本(没有可比性)都不能作为生产函数中“资本”的计量单位,那么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资本的计量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新剑桥学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对于资本量的计算有三种方法:
(1)按照资本品的存量以某个基础日期为准而估价其历史成本;
(2)资本品的当前再生产成本;
(3)资本品的预期未来盈利能力以适当的利息率折合而成的现在值。
新剑桥学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人们预期的不一致性,这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并且每一种结果都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它是唯一正确的,因此,这些方法虽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着,但并没有解决资本计量中的理论问题,因而在生产函数理论以及分配和增长理论中是不能使用的。
琼·罗宾逊对此指出说:
“每一种计量……都是模糊和复杂的,并且每一种都给出一个不同的结果。
对于私人和社会的会计师来说这无疑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情,但是我们并不能装说事情不是这样而使情况变好。
”[(1)a]
新剑桥学派认为,在理论上唯一行得通的资本计量方法,是与新剑桥学派的劳动工资成本加上利润加价决定价格的这种价值论相一致的方法,即在把资本看作为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同时,以斯拉法提出的“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量”为单位计算资本量。
但是这样一来,就得承认资本的生产性实际上是劳动的生产性的反映,只有劳动在创造产量和财富而资本只是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生产辅助手段,同此,就不存在资本的生产力和所谓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
所以,在唯一可行的资本计量标准下,新古典综合派的“生产函数”及分配和增长理论便会破产。
新剑桥学派还进一步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增长理论指出,新古典综合派在给定生产的技术水平不变化的假定下,让资本--劳动比率K/L作出调整,沿着同一条函数曲线向右移动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其在现实中根本没有可能性,因此这一增长理论及其分配趋势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琼·罗宾逊指出: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现象,即积累发生于一个给定的技术知识状态中。
这种观念引入经济理论只不过为了使资本边际生产力概念具有意义,正如伪造的生产函数的建立是为了表明现实生活没有意义一样。
”[(2)a]
面对新剑桥学派的抨击,新古典综合派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从侧面维护自己的观点,首先,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在谈论资本问题时,对于何谓“资本”不必过于抠字眼,只要大家心里照白即可。
其次,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加总”作为宏观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抽象,是不现实的,如果说“总资本”是错误的,那么“总劳动”也是错误的,还有“总投资”和“总储蓄”,等等,因此,在理论上专门讨论资本计量的困难是没有必要的。
第三,新古典综合派还认为,总量资本没有定义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不能使用这个概念,因为自然科学在不知道原子结构的时候,使用物体的总量概念照样取的了重大成果,因此,在把握不了丰富多彩的“资本”的内容时,不必要追求完全的资本理论,而应集中注意力于投资的报酬率问题。
“简而言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利息(利润)率理论,而不是资本理论。
”[(3)a]
对于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关于劳动计量的困难问题,新剑桥学派的回答是:
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没有必要加总,因为不同的劳动得到的是不同的工资,这就不象资本利润率趋于相同的情况,而且,劳动还可以用物质单位“每人每小时”来进行计量,资本则不能用其物质单位“件数”来计量。
新剑桥学派面对新古典综合派依然坚持新古典经济理论的。
“生产函数”、“资本”和“边际生产力论”的做法,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问题绝非仅仅是“资本”的定义,加总和计量等等技术性问题,而是错误地把资本当作纯粹的物质现象,没有将资本与一定的历史时间、社会背景和制度关系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新剑桥学派在“资本论争”中所提出的关于“资本的寓义”论题。
所谓“资本寓义”是指,人们在阐述自己的资本理论或资本观点时,心目中所具有的是怎样一种使资本在于其中的社会经济形式,它包括社会经济关系、社会行为规则和社会制度结构。
新剑桥学派指出,如果资本的寓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它就应当包括反映现代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关系的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
资本家作为资本的所的者,获得按投资资本价值计算的统一利润率,而工人不拥有资本,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得到工资。
在不同的西方国家中,这两大阶级的形成和现状决定于有关国家的经济制度“景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
因此,资本分析的注意力还应当放在反映生产和分配、积累和增长之中的基本社会关系上面,那就是,资本家占有着从事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物质资本,而工人只能出卖劳动给资本家;换言之,资本可以雇用劳动而劳动却不能雇佣资本。
因此,资本家的收入即利润的获得是因为拥有对于资本的所有权,而不是由于技术性的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创造了物质产品。
新剑桥学派认为,这就是“资本”的资本主义性质,是资本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一种概念或理论的正确性是在于它能够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经济现象,而不是仅仅与某一种社会关系形式相联系,比如,在总量生产函数和分配理论中的均衡分析,对于任何国家的经济生活都会具有密切联系,只要人们作出关于技术状况不变的假定。
再比如,“资本”的概念虽然在逻辑上还不完备,但是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其他概念可以取代它在实际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关系形式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不论对苏联、美国、印度或中国而论,简单化的K(资本)的说法都有助于人们了解较为符合现实的模型。
”[(1)b]
新剑桥学派则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寓义既不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下的现实经济,而是一种幻想的不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的、自由放任和自给自足的私人经济。
因此,新古典综合派在政策主张和资本理论之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当他们处理实际问题和政策时是很好的凯恩斯主义者,但是,他们心里保持有一个孤立的领域,其中存在着充分就业均衡的私人企业经济模型,在其中,利润率决定于‘资本的边际产品。
’”[(2)b]
三、分析方法的对立
(一)凯恩斯的方法论特色
两个剑桥派在分析方法问题上的对立是从两个剑桥的“资本论争”中引伸出来的。
两个剑桥派由双方在分配论和增长论上观点的不同,到双方围绕着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和“总量生产函数”所展开的激烈争论,而逐渐意识到对方的分歧还有在经济学方法上的分歧。
这一点是新剑桥学派首先提出的,并且同样是新剑桥学派提出了旨在坚持凯恩斯主义方法论的分析方法方面的挑战。
琼·罗宾逊对于两个剑桥的“资本论争”加以总结说:
“‘资本计量’问题在对新古典学说的批评中是一个次要的成分。
主要之点在于,他们自称可以替代或者并列后凯恩斯积累理论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错误方法论的产物--这种方法论将想象的均衡位置的比较与历史上进行的积累过程混为一淡。
”[(3)b]显而易见,新剑桥学派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坚持了正确的分析方法,而新古典综合派的方法则是错误的。
什么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呢?
两个剑桥派都认为应当以凯恩斯的观点作为判断依据。
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凯恩斯本人是一个“革命派”和“妥协派”的混合体,他的观点既有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又有赞扬新古典主义的,但是我们判断凯恩斯主义应当根据其实质,根据那些使经济思想史上产生“凯恩斯革命”的主要理论,来整理出真正具凯恩斯主义特色的凯恩斯方法论。
凯恩斯就业理论体系在分析方法上的主要特色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引进历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考虑现实经济生活的特点--昨天与明天的区别;强调对未来的预期及其不确定性。
但是,凯恩斯在方法论观点上又有向传统理论妥协的一面,认为在“中央政策”进行了干预以后,传统的均衡分析方法和边际理论还是对的,这就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凯恩斯特有的那套分析方法是为分析大量失业出现的“危机时期”的情况而用的,一旦国家实行宏观政策解除了危机,那么关于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问题的分析又可以使用传统方法了。
在这点上,凯恩斯并没有澄清两种方法的对立和不同的使用前提,而新古典综合派则抓住凯恩斯这非本质的“妥协面”而忽视了本质面。
(二)坚持“历史观”还是“均衡观”
正如琼·罗宾逊在详论“资本论争”时所认为的,新古典综合派在理论体系中的方法论错误是试图将“均衡模型”或“均衡观”与“历史模型”或“历史观”混为一淡。
新剑桥派又指出,实际上这两种对立的方法论观念是互不相容的。
什么是“历史模型”或“历史观”?
在新剑桥派看来,这就是指,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打破均衡观念的束缚,引进时间观念,考虑现实经济决策中昨天与明天的区别,强调非均衡状态的存在,反对用均衡观念来解释现状和预测未来。
因此,历史观强调的是经济活动现状的历史成因(即“昨天”),和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即“明天”)。
什么是“均衡模型”或“均衡观”?
这指的是以一种静止的或永恒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切问题,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变量都看作是可以定量化的,并且认为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或成本和收益)两方面力量的自动调节,这些变量都可以达到均衡和稳定的状态。
例如,商品价格、利息率、就业量等等,都可以在市场力量的调节下达到均衡状态。
新剑桥学派首先指责新古典综合派背离了凯恩斯主义的“历史观”而倒向了“均衡观”。
例证如下:
(1)新古典综合派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都以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
在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微观分析部分基本上继承了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以及由此而引伸出来的分配理论即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价格论。
在宏观分析部分中,也自始至终强调均衡的重要性,并且特别强调储蓄曲线与投资曲线相交的均衡点的重要决定作用。
萨缪尔森说道:
“国民生产总值的唯一均衡点处于储蓄曲线与投资曲线相交的E点。
在其他任何点,家庭所想要有的储蓄不等于企业所想要有的投资;二者的差额将使企业家改变他们的生产与就业的水平,从而使经济体系回复到均衡的交点。
”因此,“均衡的收入最终必须停留于E,投资曲线与储蓄曲线的交点。
”[(1)c]
(2)新古典综合派在其理论体系中虽然谈到“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但谈得很简单,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并且还同意新古典学派的关于“不确定性”可以归算为数学上的一个确定的概率以及把“预期”看作是可以确定的“理性预期”的观点。
但是,“均衡”这一概念则受到高度重视,是贯穿他们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不仅认为只要通过竞争条件下的均衡,就可以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基本经济问题,而且断定竞争性均衡是一种“有效的均衡”,它会形成一种有条不紊的经济秩序。
(3)投资与储蓄的关系问题是凯恩斯的“历史模型”与新古典“均衡模型”的关键性分歧点。
在凯恩斯模型中,是投资支配储蓄。
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在简单谈到储蓄与投资出自不同人的不同动机、而有可能相分离的情况后,在整个理论主体中却强调,通过企业家对投资和就业水平的调节或者通过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安排足够的投资去吸收社会现存的储蓄,则储蓄和投资就会相等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点,使“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的交点决定着收入水平。
”
在新剑桥学派方面,他们却是完全否定方法论上的“均衡观”,主张坚持彻实彻尾的“历史观”。
一方面,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从“均衡观”到“历史观”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在凯恩斯关于物价和工资看作是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果的观点不同,凯恩斯认为在工业社会中,物价水平主要是货币工资率水平的反映,而任何国家的货币工资水平任何时候都是历史的偶然,渊源于过去,并受着左右劳动力市场的雇主和工会之间力量对比的那些最近事件的影响。
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的这两个观点是对均衡分析论的沉重打击,尤其是货币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的观点,由于它否定了一般物价水平与市场供求力量之间的决定性联系,因而否定了市场均衡力量的最基本的决定作用,因此,这个观点对均衡观念的打击最大。
另一方面,新剑桥学派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贯彻了“历史观”。
在价值理论中,新剑桥学派强调了反映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的“利润加价”对于价值或价格决定的重要作用,而这种资本所有权正反映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特征,因此,这种价值论与强调供求力量决定作用的均衡价值论是截然不同的。
在分配论和积累增长论中,新剑桥学派强调分配状况的变动取决于积累率或投资率的变动,而投资率的变动又是受历史的、制度的、社会经济的以及心理等多方面因素所影响的,这些影响是不可能定量化的,因而投资在“历史模型”中只能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因此,整个的积累过程和分配过程都会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的左右,不可能是单纯的市场均衡力量作用的结果。
(三)坚持“现实性”还是“抽象性”
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在分析方法上对立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是坚持“现实性”还是坚持“抽象性”。
所谓“现实性”是指在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或者甚至一个理论体系时,在目的上要准确这一模型或体系是为了能够说明和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因素或变量的考虑上要涉及到实际的、能够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在各种变量的关系上要指示出一种因果关系,通过这些方面而使理论尽可能地接近现实并且为现实所运用。
所谓“抽象性”在这里不是指一般的理论抽象方法的运用,而是特指在理论体系或理论模型中追求一种高度抽象而远离现实复杂性的作法,为了做到高度抽象而考虑尽可能少的变量,做出尽可能大胆的假定,分析尽可能纯粹的数量关系和函数关系,并且以将整个理论体系完全数学化表达作为建立理论的最佳理论的最佳状态和最高境界。
在这个问题上,新剑桥学派坚持的是分析方法上的“现实性”而新古典综合派坚持的是“抽象性”。
新古典综合派坚持理论研究方法的抽象性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强调经济学的数学化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把现代数学的分析工具和最新成果引入经济问题分析,就能促进经济学的大发展。
为此,新古典综合派还将他们盼望的经济学的数学化与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萨缪尔森在1972年以“黄金时代的经济学”为题的一篇文章中说道:
“经济学是一个等待着梅纳德·凯恩斯的强有力的亲吻的睡美人……,但是……经济学不等待着数学方法的强有力的亲吻”。
于是,新古典综合派在他们的理论体系和教科书中,大量地引入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线性规则等数学形式,并且把了解和掌握这些数学工具作为宏微观经济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前提。
其次,新古典综合派强调建立理论时所做出的假定不需求曲线决定,于是经济学者可以预测,一项税收使奶油价格上涨,其根据是因为税收把供给曲线移向左边;如果这种预测不对,那么可以进一步考察供求曲线的形状(如斜率等),而没有必要考虑“历史时间”和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认为,新古典综合派与理性预期学派的理由是一样的,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的,尽管假设和结论都没有经验的可靠性为基础,它们都无法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但是如果所作出的预测是对的,那么这就反过来证明理论模式是现实性的,而不管其假定前提是否真实。
第三,新古典综合派的“抽象性”还表现在,他们主张一个理论和建立可以超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甚至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
这一点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上,他们在建立这些理论时是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而只是考察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只要是有生产的地方,在生产中使用生产要素,在要素中有“资本”,那么,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些理论就普遍适用,无论是在美国、苏联、印度还是中国。
与此相反,新剑桥学派则坚持理论研究中的“现实性”。
他们在分析方法上的“现实性”特点也表现在几个方面:
(1)在理论上主张建立因果关系模型,以因果关系而不是函数关系确定一种理论体系。
在这点上,新剑桥学派特别强调弄清经济因素或经济变量谁决定谁的因果关系链,而不能象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生产力分配论那样,陷入一种因果关系秩序混乱的“循环推论”之中。
(2)建立理论模型时认为要考虑该模型所适用的社会经济关系,人们之间的行为规则以及制度背景。
因为,“为了建立一个因果关子模型,我们必须从支配人类行为的规则和动机开始,而不能从均衡关系开始。
然后我们要确定模型适有用于哪一种经济,因为不同的经济具有不同的一套规则”。
[(8)]
(3)理论体系或理论模型中,要考虑到时间性这个现实特点,注意过去的经济决策的不可逆性和要经验可靠性。
新古典综合派对此举例说,当考察奶油的价格时,可以认为价格由奶油的供未来的经济决策的不完全性。
琼·罗宾逊指出:
“时间在两个显著的方面不同于空间。
在空间中,物体从A向B的运动可以改变为物体从B向A的运动,但在时间中,可行的总是最为严格的单行线交通规则。
在空间中,从A到B的距离与从B到A的距离其长短是一致的,(无论考虑到什么样的风向),但是在时间中从今天到明天的距离是二十四小时,而从今天到昨天的距离则是无穷远,就象诗人常说的那样。
”[(9)]这就是说:
今天与昨天之间具有不可逆性,人们是无论如何走不回昨天的。
(四)坚持“不确定预期”还是“确定预期”
在进行投资、生产等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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