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与20纪30年代江苏复兴农村经济浅析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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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20纪30年代江苏复兴农村经济浅析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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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20纪30年代江苏复兴农村经济浅析精
陈果夫与20纪30年代江苏复兴农村经济浅析-精
李国瑞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内容摘要: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面临严重的危机,1933年10月陈果夫主政江苏后,针对江苏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即着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调剂农村金融,发展江苏省营银行;建设农业仓库,便于人们办理贷款、储押等业务;倡导合作化运动,将合作事业作为实现民生主义的重要基础,为挽救社会经济的衰颓做出了一定贡献。
然而,由于陈果夫作为一名国民党政府要员,其本身不免带有浓重的阶级性质与局限性,加之当时社会环境等因素使然,陈果夫所取得的成绩也犹如昙花一现,未能使江苏农村经济真正复兴起来。
关键词:
陈果夫;复兴农村;农业仓库;合作社
作者简介:
李国瑞,出生于1986年11月23日,民族汉,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09级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近现代政治与人物。
近代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日益深重,内外矛盾进一步尖锐激化。
辛亥以来,袁世凯称帝失败,致使权力结构失衡,军阀混战,国内政治更趋腐败。
加上外敌入侵,中国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农村经济大量破产,农业凋敝,民不聊生。
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党政府也渐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于1933年设立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开始着手进行农村调查,并在全国各省掀起了一股“改良农业生产,复兴农村经济”的热潮。
陈果夫主政江苏后,在经济上将农村作为重点,正是当时这一背景使然。
一、发展江苏省营银行
1933年4月10日,陈果夫在中央纪念周上作了一篇题为《如何复兴农村》的报告,其中就指出:
“现在农产品价格大概较几十年前增加三四倍之多,但农人生活仍非常之苦,农村日趋于破产之境,其原因乃在别种物价极贵,致农人之收益不够偿还其成本与劳力。
一般人言救济农村,应由改良种子增加生产与成本,实则复兴农村之先决问题为:
一是积极办理水利事业;二是规定农产品之最低价格,以维农人之成本;三是组织适合于农人需要之金融机关;四是奖励并扶助农人于农隙时作副业等项,如此方能挽救农村之破产。
”[1]
江苏省营银行有两家,一为江苏银行,一为江苏农民银行。
前者为发展工商业之省立银行,成立较早,后者为调剂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生产,负有特殊使命之银行,开设较迟。
江苏银行系于民国开元时,继裕宁,裕苏两官钱局之收歇而成立,最初拨定资本为100万元,后以省库需款,曾挪借40万元,自1931年起陆续拨还,至1933年时,该行资本为80万元。
江苏省农民银行成立于1927年后,当时仅有资金25万元,系孙传芳时代经征未完之2角亩捐,嗣后改征亩捐为农行基金,各县陆续报解,至1933年时,资本共为236万余元。
[2](p57)
1931年江淮发生大水,1933年又出现旱灾,致使农村凋敝,金银紧缩,而当时苏省两银行资本加起来才216万数千元,运用资力不过2000余万元,根本不足以发展工商业与调剂农村金融。
鉴于这种情势,陈果夫曾强调:
“夫金融为百业之主脑,金融呆滞,则市面萧条,金融活泼,则百业繁荣,且经济为政治之基础,社会经济困难,政治难言兴革。
本省政府有鉴于斯,以复兴经济为奠定政治之首策,复以灵活金融为复兴经济之途径,乃决定发展省营银行为施政之纲领。
”[3](p57)
1933年10月陈果夫就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即着手复兴农村经济,大力发展苏省两银行。
现将陈果夫主政三年(即1933年10月至1936年9月)以来两省营银行进展情况,分述如下:
首先,关于省营两银行总体进展情况。
其一,将原由省营二银行办事扩充,除农行资金仍照原章督饬各县征解外,并增加江苏省行资本为200万元。
三年前江苏原有总分支行处14处,今已增为41处。
农民原有23处,今已增为75处,两共116处,达三年前之3倍以上;其二,三年前省境内设有省营银行之县,不过25县,今则江苏61县,或为农民,或为江苏,均莫不有银行之存在,且一县之间,设立乡镇办事处,有多至五六处者,银行设立地点,已超越县城界而深入乡镇;其三,三年前二省营银行分设之地,大半偏于江南,今则江北各县,乃至江北各县之乡镇,亦有分处设立;其四,三年前二行合计半年收付不过5万万元,今则已达20万万元,增加达三年前之四倍以上。
以言资力,三年前不够2000万元,今已增为5800万元。
[4](p57)
其次,关于江苏省农民银行推进情况,主要是大力发展乡镇银行。
乡镇银行的推设,与农村合作社的活动息息相关。
在合作事业发展的乡镇,设立农业仓库,经营农产储押加工及运销事业,渐展而代理乡镇收付,进为代理处,再进为办事处,办理乡镇储蓄存放及汇兑等银行业务。
乡镇银行设立的地点,也由起初的不出县城境界,现则普及乡镇,一县之内多者三四处。
这一方面衔接农村合作社与农民银行之业务,另一方面使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得以灵活之调剂。
[5](p58)
此外,其他方面的业务还有推进青苗、储押与运销三种连锁放款,代收及代完田赋,代理省县及教育金库,等等。
第三,关于江苏银行推进情况。
江苏银行除总行以外,原设有分行6处,支行及办事处7处,自经1935年改组振刷全行行务以来,现在各分支行处设立已达34处;此外,添设信托部,以谋信托事业之进展;由苏行代理县金库暨区保安金库,以统一财政,厉行金库制度;代收各县田赋;举办工商业小额放款,先就内地分支行处次第举办,地方金融赖以活动;加入农本局合放资金,苏行与农民银行合作投资,每年合计50万元。
[6](p59)
二、建设农业仓库
农业仓库大多配合农行机构设立,陈果夫称之为“现代政治上一件很重大的设施”。
[7](p66)农业仓库的机能,一方面能使农业生产之资金周转灵活,以推动其生机,另一方面更使农民之生产品能在市场上占活泼之地位,有从容待价而沽之集会,以培养其元气。
[8](p60)
1933年5月,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第一次大会决定,农民银行应在各县设立农业仓库。
在中央政府这一倡导下,以陈果夫为首的江苏省政府开始着手农业仓库的办理。
首先,制定农业仓库规程及其他章则。
如1933年11月订定的江苏省农业仓库规程29条(后修正为35条),并根据中央颁布的农仓业法陆续订定了“江苏省调节食粮暂行办法”、“江苏省农仓业经营暂行办法”、“江苏省农业仓库业务规则”及“江苏省农业仓库办事细则”等。
此后,又设江苏省农业仓库管理委员会为全省最高机关,负责管理监督全省农业仓库,各县设县农业仓库管理委员会,负责办理各县农业仓库。
[9](p60)
农业仓库实际上是金融机关向农民进行抵押借贷的一种方式,主要办理储押业务。
下面笔者以1934年江苏省创办农业仓库情况为例,从中可以窥探一斑。
(一)仓库情况:
农业仓库主要由江苏农民银行推广,该行自办之仓库计有38处,委托当地机关代办者计有32处,由合作社或农民教育馆代办者计有25处,分布于苏州、常州、无锡、丹阳、江阴、吴江、青浦、徐州、盐城、如阜等20余农产丰盛之县,专司各该县附近农产品之储押,以资调节农产价格,而利农产金融之周转。
(二)储押数量:
农民银行各分行自办及委托代办之储押仓库计有95处,本年度储押之各种农产品数量,计达504,430余担,储押总值为1,281,700余元,资金分散于各县农村。
(三)储押种类:
农民银行对于苏省所属各县农产,米、谷、豆、菱、土丝、豆饼、棉花等类,无不尽量储押,统计该行各分行自办及委托代办之各仓库,现在所储押之农产品,以米谷最多,次为豆、菱、豆饼、棉花、土丝等,本年储押数量,计米谷约25万石,菱约3万石,豆约3万石,棉约2万担,豆饼约10万片又2万余石,丝约8000余担,米粮约1万余石,肥田粉约1500担,布约3万尺。
(四)扩充计划:
该行除扩充已有之各县仓库外,现决继续增设,力求推广,并拟代各县农业仓库管理委员会办理储押事务,在本年内预计押稻谷等200万担,以300万元作为储押资金。
[10]
另外,救济农村农业仓库制度在镇江、高邮、江都等三县试办也已见成效。
各该县成立农业仓库管理委员会,同时按实际情形,分组收卖,每组由财政厅、县政府,及当地各派一人,共同负责收买物品,暂以稻豆两种为限,收卖价格,均按当地农民售价,每担抬高1角至1角5分,量衡器具,咸以折合检定者为标准,所收食粮,即由各该县农业仓库管理委员会入仓保管,填发仓库证券,在收卖区域内行商,如以同样或较高价格,向农民收卖者,更绝对欢迎,盖此次收买用意全在救济农村,稳定稻价,并不顾收买数量之多寡。
如镇江实际已收稻2000余担,高邮共收7800余担,江都因举办过迟,故数较小,均经分别入仓,由县农业仓库管理委员会负责保管。
[11](P123—124)
“此次收卖救济范围,虽仅三县,然所得效果,至少已有两种,第一,各县稻价经收卖影响,确由稳定而渐趋上涨。
第二,农民对政府此举,深信为救济农村之实际工作。
据办理者云,此项办法,乃政府上次邀集专家开会,将整个方案确定,财政厅系在省农业仓库管理委员会未成立以前,代为主持,工作进行,完全系照省令,从实际上做去,本年仅事收买,未及办理储押,至农业银行常年办理押款,利息最高1分,保管保险等费约5厘,系财政厅收卖计划,同时并进,闻本年押款约为90余万元。
苏省农村救济,经此实际进行,已有极显著之效果云。
”[12](P123—124)
三、江苏合作化事业的推进
合作事业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复兴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国策之一,乃三民主义国家建设之桥梁。
中央及地方政府莫不积极提倡,以谋国民经济之繁荣,与社会生活之安定。
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中,倡导与推行最力者,当属陈果夫。
陈果夫早年师从被誉为“中国合作主义之父”的薛仙舟学习德文,从他那里接受了欧美的合作主义思想;其后又深受国父孙中山合作经济思想所影响,最重要的是陈果夫将两者相互结合,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面临危机的严峻形势下,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合作运动理论,为挽救社会经济的衰颓做出了一定贡献。
1933年10月,陈果夫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开始了其四年的主苏生涯。
而陈先前就大力倡导的合作运动,在这一时期得以亲自实践。
总的来说,江苏合作事业的办理,主要包括普及全省合作组织、创设合作实验区以及提倡农村工业与农业产销合作三个方面。
首先,普及全省合作组织。
江苏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京畿省份,也是创办合作社最早的省份,在1928年就开始提倡合作事业,然而却存在种种问题。
如“合作社之组设仅偏重于江南交通便利之各县,其余江北各县,则并未顾及。
至江南各县之合作组织又未能普及各个乡镇,以致合作事业之机能未能尽量发挥,合作事业之利益无从普及民众”。
[13](P1—2)陈果夫到任后,即“督饬各县,积极指导人民普设各种合作社,使全省人民之各种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及政治行为,由合作社统筹指挥,由乡镇与村镇合作,区与区合作,推而及于县与县合作,务期布成全省之合作网,为三民主义社会建设树立巩固之根基。
”[14](P2)
关于江苏合作事业的筹备工作,陈果夫为完成全省合作网的建设起见,“一面由建设厅在各县普设合作指导员,并抽调原有农业技术及合作度政等人员重新加以合作训练指示推行方针,一面由民政厅在保甲督察员及乡镇长训练班中加编合作课程,借以充实合作指导人才,刷新合作指导阵容,使合作事业得以顺序普遍推广,以期达到全省各村镇均有一合作机构,纳全村镇之居民于合作机构中,共同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及政治活动,而充分表现合作之伟大性能。
”[15](P2)
在陈果夫“普设合作社”方针的指导下以及一系列筹备工作完成之后,江苏合作事业的推进,每年均有进展。
据统计,1933年各县合作社总数为1,828处,1934年为3,013处,1935年为3,876处。
[16](P99—100)到1936年6月,“就数量而言,全省合作社总计已达3807处(秦孝仪编《革命文献》第86辑中为3825处);就推广区域而言,全省除东海及仪征两县外,其余59县,均有合作组织;就发展过程而言,由单营而兼营,由信用利用而至生产之运销,莫不次第举办。
”[17](P97)且本省61县中已设置合作指导员之县份,已达57县;1933年各县合作指导经费总计22,980元,指导人员25名;1934年指导经费66,424元,指导人员57名;1935年指导经费73,040元,指导人员62名;1936年指导经费77,930元,指导人员70名。
[18](P98—99))社员人数共达133,386人(陈果夫编《江苏省政述要》中统计数字略有出入,为132,784人);已缴社股金1,006,759元(陈果夫编《江苏省政述要》中为997,759元)。
[19](P2—3)
其次,创设合作实验区。
1928年苏省首创合作指导制度,即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政府派遣曾经受训的合作指导人员分赴各县,启发人民自动组织各种合作社。
然以一二指导人员之才力,难以应付繁复艰巨之新兴合作事业。
故创设合作辅导制度,以补救合作指导制度之缺陷。
合作辅导制度的实施机构,便谓之“合作实验区”。
“其设立地点,或择定物产中心地带,或择定文化中心地带。
在此种机构中,集中一部分人力物力,辅导区域内各村镇居民,普遍从事各种合作事业,表现事实,树立楷模。
在横的方面,结成完整之合作网。
在纵的方面,建立强有力之宝塔式合作系统,如区县联合社之构成,俾合作事业为有系统有计划之展拓,而成为国民经济建设之桥梁。
”[20](P100—101)
陈果夫为实施合作辅导制度,择定丹阳、淮阴及吴县的光福为创设合作试验区的对象。
关于这三个合作实验区的进展情况,笔者分述如下:
(一)丹阳合作实验区的办理。
丹阳县合作社原有160余处,为全省各县之冠。
但其中信用合作社竟占90%以上,各社又大都以借款为目的,且只知合借而不知合作,以致社务常被少数腐劣分子把持操纵,业务则多数废弛。
若不切实加以整理,合作前途殊堪隐忧。
故陈果夫首先择定丹阳为创设合作实验区之地点,企图在最短时间内,采行辅导方式,以调整全县合作机构之阵容,借资各县之观摩。
该实验区一切应有之设施,除聘请中国合作学社诸合作专家先事考察计划外,再由本府派员会同丹阳县长负责筹备。
[21](P101)
1934年11月,丹阳合作实验区正式成立。
自办理以来,经先后辅导当地农民组成信用合作社,共有127处,增加社员2526人,已缴社股金额共达3921元;供给合作社四处,社员人数265人,已缴社股金额379元;生产合作社19处,社员人数525人,已缴社股金额2212.5元;运销合作社3处,社员人数78人,已缴社股金额1555元;公用合作社5处,社员人数192人,已缴社股金额1272元;兼营合作社23处,社员人数735人,已缴社股金额1567元,合计丹阳全县现有合作社数181处,社员人数4321,已缴社股金额共达10,906.5元。
各社业务尚称发达,一切物品采销事宜,又有7个区联社为之统筹办理,增益农民经济,不在小数。
[22](P101—102)
(二)淮阴合作实验区的办理。
淮阴县为江北各县物产集散之中心,陈果夫以过去苏省合作设施,侧重江南而忽视江北,为使大江南北各县,普沾合作之惠起见,特择定淮阴县为创立第二合作实验区之地点。
期在表现合作之事实,树立合作之楷模,以为江北各县倡。
特委派淮阴农民银行经理会同淮阴县长妥筹创办,计划负责推行。
[23](P101)
1935年7月,淮阴合作实验区成立。
到1936年6月,仅有一年,故其所辅导成立之合作社数,较之丹阳略有逊色。
惟各社之业务,则尚属活跃,社务进行,亦称顺利。
计正式成立之信用合作社凡27处,社员人数1160人,已缴社股金额3070元;供给合作社凡2处,社员人数106人,已缴社股金额374元;生产合作社凡2处,社员人数46人,已缴社股金额102元;利用合作社凡3处,社员人数172人,已缴社股金额476元;兼营合作社39处,社员人数2054人,已缴社股金额6350.5元,总计该实验区所辅导成立之合作社数共有73处,社员人数共为3538人,已缴社股金额共为10,372.5元。
此外尚有区联合社2处,县联合社1处,专受各村镇单位合作社委托办理物品采销事宜。
[24](P101—102)
(三)吴县光福实验区的办理。
该区属蚕桑区域,丝茧品质优良,素负盛名。
然而一般农民却不知从事合作,个别经营,茧价备受茧行抑勒,以致无利可获,大有放弃养蚕之势。
先前经农矿实业两厅委托中国合作学社创设合作实验区,推进养蚕合作事业,办理颇有成绩。
后来无人负责,几近中辍。
陈果夫为继续维护及扩充此项事业起见,乃改进内部组织,充实技术指导人员,并于1935年7月重聘各有关人员组织委员会主办其事。
光福合作实验区自改组以来,经该实验区辅导成立之养蚕生产合作社,共28处。
此外另成立区联合社1处,为光福区养蚕生产合作事业之中心机构。
各养蚕生产社又实行共同催青,共同育蚕,共同烘茧及共同运销。
总计过去一年中,各合作社乾茧运销总值达103,796元。
除去发还蚕农社员茧款及一切开支外,净余共达5353.53元,储存苏州农民银行,作为合作联合社之公积金及教育基金。
光福普通一般以营利为目的之茧行,其鲜茧扯价每担市秤为31元,合司马秤38.2元,合作联合社扯价合司马秤每担为53.1元,较普通茧行每担多卖14.9元,以本年1744担鲜茧计算,共多卖25,985.6元,其裨益于蚕农经济者,良非浅鲜。
[25](P101)
第三,提倡农村工业及农业产销合作。
苏省农产丰富,特产尤多。
普通农产品或为工业之重要原料,或为日常生活之必需品,每年产销总值,为数甚巨,其影响于本省国民经济至重且大。
然而一般农民,见闻狭隘,墨守陈规,既不知改进生产技术,或加工制造,以增加产量及改良品质。
更不谙市场实际情况,预测需要增减,以求供需适合。
尤以缺乏组织,多行个别生产,单独贩卖,以致品质低劣,成本加高,难求有利市场,遂往往发生供求失调营业失败之弊。
[26](P103)有鉴于此,陈果夫强调要在因地制宜,随各地之农产分布状况,及经济环境,分别提倡各种农村工业生产机农业产销合作事业,以健全生产组织,改良生产技术,提高品质,增加产量,畅流货销。
[27](P103)
关于农村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办理,主要由农民组织,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经营。
如先后成立的吴县唯亭制造毛氈合作社,泰兴制造象棋合作社,镇江及阜宁织袜合作社,兴化榨油合作社,武进及南通织布与毛巾合作社,盛泽及丹阳织绸合作社,等等。
其资本均由农民凑集,所有业务进行,均以会议形式决定。
选举各种职员,尚能尽忠服务。
每年营业,颇为发达。
各设所得盈余,均依社员之交易额比例分配。
[28](P103)
关于农产品的产销合作社的办理,如蚕丝区域县份提倡蚕业产销合作,棉花区域县份提倡棉花产销合作,土布区域县份提倡土布产销合作,畜牧区域县份提倡牲畜产销合作,等等。
到1936年6月,全省61县中,成立农产品生产运销合作社者,已达40余县,社数共有477社,社员人数为22,270人,已缴社股金额共达202,920.8元,营业总额已扩呈报者计1,836,925元。
[29](P104—106)
四、对20世纪30年代陈果夫复兴江苏农村经济的几点思考
在20世纪30年代农业凋敝,农村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发展江苏省营银行、建设农业仓库以及倡导合作化运动构成了陈果夫复兴江苏农村经济的主要内容。
客观地说,陈果夫在江苏发展的省营两银行,建设农业仓库,以及推进合作化事业,所取得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提出积极使农业进步的三个要点,其中一个便是“流通金融”。
[30](p322)从经济规律角度而言,陈果夫提倡“由单营而兼营,由信用利用而至生产运销”,实际上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共同组成的发展过程;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而言,无论是省营银行、农业仓库,还是合作社,均从全省整体着眼,兼顾江南江北地区而创设,这对现今推进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共同发展仍具一定的借鉴意义;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而言,各银行分行、农业仓库及合作社,均已跨越县城而深入乡镇,且县、区、乡、镇之间紧密合作,形成了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格局。
然而,陈果夫采用以政府指挥监督,由江苏银行、农民银行负责办理具体业务为主的办法,实质上是政府与银行相互勾结的一种手段,对农村的金融市场进行垄断与控制,获利的仍是政府以及银行家们,广大农民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好处。
此外,陈果夫虽然倡导合作最为积极,然而“农业合作的提倡,是配合所谓以实行自治为内容‘训政’工作,以抵制革命的工农运动,缓和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
”[31](P256—257)农业合作社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仍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农行贷款也为他们所取得,普通社员实际上得不到什么好处,这就说明陈果夫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倡导复兴农村经济的背景下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再者,合作社的组织、管理等层面也存在种种弊端,使得不法之徒从中渔利,压榨农民。
例如,“在江苏高淳县,乡村中的狡狯之徒,利用农民名义以组织合作社,而获得合作社之理事、主席或重要职员,假公济私,从中渔利;社员以知识浅薄,不知底细,徒供利用,虽间有不满,然格于情势,亦无可奈何也。
”[32](P95)又如,“江苏省江宁县的蚕丝产销合作社,是全县唯一的蚕丝合作社,该社的总社理事和高级职员,有决定一切的权力,并利用地方政治势力,强制全县的养蚕农民‘入社’,并规定‘社员’不得自由处理自己的产品,每年所收鲜茧全部交给合作社,违者‘以行政执行法处罚’,并动用县公安局干预。
而那些合作社的理事们,则肆意盘剥蚕农,压价收购,短斤少两,延迟付款,不一而足,当时市价鲜茧每担50—60元,‘社员’得到的茧价平均只有44元。
”[33](P96)
总而言之,陈果夫于20世纪30年代在江苏复兴农村经济中所进行的各种改革与实践,对现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由于陈果夫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当时旧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少数剥削者占有极大权力,银行、农业仓库以及合作社,实际上是他们用来剥削与压迫农民的工具,农民仍处于“被剥削者”的地位,这就使陈果夫的这些改革措施大为逊色。
农村经济的复苏也只是昙花一现,其破败的现象未能得到根本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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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曹幸穗,王利华等.民国时期的农业[M].南京: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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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果夫 20 30 年代 江苏 复兴 农村经济 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