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族作家小说话语形态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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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作家小说话语形态分析

鄂温克族作家小说话语形态分析

　　乌热尔图小说话语形态宏观分析

（一）话语主题

　　话语主题传达的是表述者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信息。

对于文学而言，它既反映了表述者个人的思想观念，也与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语境密不可分，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文化思潮、国家话语规约了小说话语主题的选择。

中国的各少数民族既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同时又是具有独特民族特质的个体，她的生存和发展既遵循本民族的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又必定在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中发展。

这种生存现实境地的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必然决定了作为反映社会历史、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主题表达上既反映本民族与他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问题，又反映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特异性。

因此，从话语研究的视角考察少数民族小说，我们关注小说在话语主题上对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反映，特别是要分析哪些是已说的，哪些是未说的①。

从这一点来看乌热尔图前后期小说，我们发现：

　　1.前后期小说在话语主题上有明显的变化

（1）前期小说在表达民族问题这一话语主题上，截取了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几个重要阶段的民族关系：

如《森林里的歌声》、《琥珀色的篝火》、《熊洞里的孩子》、《瞧啊，那片绿叶》表现建国初期新的民族关系、民族情谊;《一个猎人的恳求》、《森林里的梦》、《小别日钦》、《爱》反映十年动乱给少数民族带来的灾难和鄂温克族猎民对不公平的历史命运的忧愤和控诉;

（2）后期小说话语主题主要专注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书写，主要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中，少数民族如何保留其文化的独立和异质性，其中以《小说三题》、《丛林幽幽》等为代表。

　　2.前后期小说不同话语的主次关系不同。

在一部作品中，或者说在一系列主题相同的作品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心话语决定了作家的创作主题和目的，主宰了整部作品的叙事结构和过程。

少数民族因其身份的双重性，决定了在文学作品中，国家话语与民族/个人话语相互交织，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两种不同的话语形态的显隐变化。

（1）前期的一系列小说，作者抓住了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几个历史阶段，从历史上看，这些阶段或催生了民族国家的建立，或打破了国家的常态发展，或加速了社会现代性的进程，对国家新生的喜悦、对浩劫的反思，对现代社会的憧憬，这些主流社会的话语成为中心话语，并决定了乌热尔图前期小说的主题以描写新型民族关系、民族未来发展前景为主。

虽然作品中也隐约可见对本民族文化的描写，但都仅是浮于表面的点到为止。

（2）如果说前期的小说中民族/个人的话语只是隐隐地呈现，那么后期小说中，这类话语以强势的姿态由隐到显，取代了国家话语的中心地位，而国家政治话语在民族历史话语的强势登场下被淹没，地位由中心转而边缘。

仅仅描写前后期小说话语主题的转变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话语地位的变化，只是回答了“怎么样”的部分，而话语研究更重要的是要阐释“为什么”，寻求变化背后的原因。

乌热尔图小说是以敖鲁古雅这部分鄂温克人为描写对象的。

这部分鄂温克人在解放初期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然而，原始的宁静仿佛在一夜之间，被人类历史挟裹着进入现代文明的历程。

50年代中期，按照国家的民族政策，鄂温克人开始定居放牧的生活，鄂温克族从原始封闭的社会形态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而6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急需木材，国家开发建设大兴安岭东北坡。

鄂温克人生存的家园面临着危机。

对于鄂温克人而言，苍山莽林不仅是安身立命之所，更是绵延不息的古老文化命脉，失去森林即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湮没。

在强大的现代文明的生命力面前，传统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慢慢地被抛弃与遗忘，鄂温克人用生命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在一天天消亡。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虽然表面上看，作者在前后期小说创作上只是艺术手法不同，但这背后所体现的作者的价值观和立场：

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明发展方向的现代社会，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辩证地来看，不同地域、民族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其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这种发展规律是这一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独特的生产方式、生存经验、生命哲学的综合体现，如果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其他民族传统文化完整性、独立性、传承性为代价的，那么，从终极意义上看，这恰恰是违背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目标。

（二）话语主体

　　如前所述，占据中心地位的话语决定了作家的创作主题和目的，主宰了整部作品的叙事结构和过程。

因此，我们要考察，为了达到对话语主题的清晰表达，作者安排了哪些话语主体出场，他们的身份及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

话语主体指在特定语境下运用语言符号生成意义的具体的人或社会组织形式①。

我们既要考察谁在说话，更要分析谁不在说话②。

对比乌热尔图前期小说，我们发现：

1.前后期小说话语主体呈现由两类到一类，由对话到独白的变化。

（1）总体上看，前期小说有两大类话语主体：

A鄂温克人、B汉人/外来人。

如：

《琥珀色的篝火》中猎人尼库一家和三个迷路的城里人;《绿茵茵的河岸》中的牧人和作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中达斡尔族畜牧局科长和他的上级领导;《一个猎人的恳求》中猎人古杰耶和张喜胜、王斌;《缀着露珠的清晨》中鄂温克小伙“我”、别吉大叔和一群城里来的观光客;《瞧啊，那片绿叶》中的拉杰大叔和汉族干部;《小别日钦》中小别日钦一家和记者“我”;《熊洞里的孩子》中鄂温克查力班爷孙和山外人;《森林里的歌声》中猎人敦杜父子和汉族地主李贵。

（2）后期的作品中，如《雪》《沃克的泌利格》《清晨升起一堆火》《玛鲁呀，玛鲁》《你让我顺水漂流》《萨满，我们的萨满》《丛林幽幽》，我们发现，B类说话主体汉人/外来人在文本中隐退，只剩A类说话主体即鄂温克人，文本由AB两类说话主体的对话变成A类话语主体的独白。

2.从具体的话语主体的身份类别来看，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主流民族的社会关系。

A类话语主体的主要身份为猎人，从历史上看，这类人是鄂温克族的主体，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B类话语主体的类别有地主、干部、记者、作家等处于社会中上等阶层的人。

　　（三）话语效力

　　话语是一项社会实践，因此和其他社会实践一样，具有丰富的社会效果。

就小说而言，话语效力包括如小说的发行、获奖情况、读者反映/评论以及由小说带来的行为后果等。

乌热尔图在80年代初期连续三年蝉联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新时期文坛瞩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但是其作品的社会影响却与之形成反差。

就小说的发行量来看，短篇小说集《七叉犄角的公鹿》印数6500册，普通读者几乎“没读过”“、不知道”乌热尔图;就对小说的评论而言，可以说对乌热尔图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学界，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关于乌热尔图小说的评论文章共19篇，对他的小说评论最多的也主要是前期小说，而作者倾注心力的《丛林幽幽》却遭遇主流评论界的冷遇。

有意味的是，主流评论界对乌热尔图由评论的蜜月期到冷落期，恰好对应了作家小说主题由表现主流话语的新型民族关系、民族情谊到着力彰显被遮蔽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真相，为民族文化代言立传。

同样是描写鄂温克族历史文化变迁的小说，汉族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社会影响却是另一番景象。

该小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仅当当网上，普通读者对此书的评论有400多条。

这与乌热尔图小说的境遇形成极大地反差。

通过简单地对比，我们发现：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他们关于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知识更多的或者说大部分是从汉族作家作品中获得，而不是通过鄂温克族作家之口，这种通过他者的眼光获得的对一个民族的印象，是否是正确和全面的，我认为是存在疑问的。

因此，文学评奖机制对于作品的社会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何引导读者且大部分是汉族读者正确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是关键的问题。

　　乌热尔图小说话语策略分析

（一）情节结构

　　1.其前期小说存在很清晰的规律性的结构：

故事必然从不同民族的矛盾存在开始，中间过程通常由其中的一方实施帮助，最终双方经历施救这一事件后，相互之间的矛盾得以化解，重建信任。

如《琥珀色的篝火》救助三个迷路人，《森林里的歌声》收养弃婴，《熊洞里的孩子》小孙子在寒冷的雪天获救。

不变的人物行动“救助”由不同的人物来承担。

通过“矛盾存在———救助———矛盾化解”这样的结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对此可以通过下面具体例子的分析来说明。

（1）《琥珀色的篝火》通过尼库的回忆，指出了两个民族间的隔阂、矛盾的存在：

“他想起那次在小镇上喝醉了酒，……一群孩子无缘无故朝他撇来一块块石头。

他还想起，有一次，……走在热闹的大街上，不少人用那样一种眼光盯着他，有的直躲。

那种眼光他记得清清楚楚……”③这个矛盾的存在，使尼库在发现三个迷路的汉人时在救与不救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按鄂温克猎人的秉性，在林子里遇到迷路的人，第一时间“救人”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曾经在城里受到过的侮辱、歧视，使尼库对城里人心存芥蒂和积怨，这两种情绪的纠缠使救人的问题变得复杂，通过一些形容词“垂下脑袋，神态十分苦恼”，“很烦躁”，“一句话也没说”可以看到尼库内心的挣扎。

但是妻子的一句“到了他们城里，你也会迷路的”最终使尼库克服了狭隘的忌恨，决定寻找迷路的人。

当迷路人终于获救后，我们来看下面的文字：

“您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

”戴眼镜的老汉嘴唇在抖，眼眶湿润了。

他坐起来，瞅瞅他们，没说什么。

……这是从大城市来的人呀!

他们见过多少世面!

现在他们用这么恭敬的眼光望着他———一个鄂温克猎人。

他发现自己被推到一个尊贵的位置———这是难得的心里位置。

这是第一次!

多漂亮的第一次呵!

他很满意，很痛快，很高兴。

“你们———好了?

”他问您是猎人?

戴眼镜的老汉问。

……“谢谢您!

”“真谢谢您!

“……“您饿了吧?

”戴眼镜的老汉问“，真对不起，您带的饼和熟肉让我们吃光了。

”……“大叔———”戴眼镜的老汉也这样称呼他。

“您———别走!

我们还会迷路的。

”这是那个中年人的声音。

……他盯着年轻人的脸，这两只眼睛湿漉漉的，眼神是真切、诚实的。

他瞧瞧戴眼镜的老汉。

老汉脸上每个微小的表情，都在表达一个希望。

这个希望他理解了。

①这段对话从人称代词和形容词入手来突出矛盾消解后人物关系、地位的变化。

通过人称代词的变化，用“您”尊称称呼猎人尼库，使尼库由之前受侮辱和受歧视的地位转而受到尊重，使人物之间由之前的不平等到平等的关系，并且用一连串的形容词“恭敬”、“尊贵”“、难得”、“满意”“、痛快”、“高兴”描写人物的心理感受来凸显这一变化，印证矛盾完满的解决，互信互助的关系得到建立。

（2）《森林里的歌声》敦杜在儿子昂嘎丢了后，捡了汉人的弃婴回到家，妻子延妮娜发现后，说了一段充满仇恨的话“：

狼崽子，你抱着山外人的狼崽子!

我要用她给我的昂嘎报仇!

……看见她的脸，我的心就在抖，我要杀死她，为了我的昂嘎!

”②而几天过后，“延妮娜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丈夫，……‘我要养活她。

……我们的命多苦呀……’”③这中间作者虽然用省略的手法，没有交代延妮娜思想转变的过程，但是显然从这一“空白”处，读者可以解读出人性的无私。

从“她”到“我们”人称的变化，反映了延妮娜的情绪由仇恨到同情，进而视为一体，矛盾因收养弃婴得到缓解，并最终通过失散15年的儿子回家带来对汉族人的新认识得到消解。

2.后期小说则没有这样明显的戏剧性的结构，而是将叙述行为的过程文字化，即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叙述人的存在，整个讲故事的行为过程通过一些程式化的句子直接点明。

如《雪》整个故事由这些句子串联起来：

孩子，那真是没听头的故事。

现在，你让我费这么大的劲来唠叨，我可不觉得这里有什么意思。

……我讲到哪儿啦?

……回过头，我再说说打鹿。

……我再说说公鹿的脾气，兴许你也愿听……听我再往下说……你看我又扯远了。

……①这种程式化的讲故事的结构形式，在后期的其他几部小说《清晨升起一堆火》、《萨满我们的萨满》、《在哪儿签上我的名》里也能找到。

从话语的视角看，结构形式只是表层现象，背后蕴含着深层的文化意蕴。

鄂温克族是一个以听觉为主的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经验在口口相传中得以承续。

所以“讲故事”不仅是一个叙述行为，而且体现了一种文化血脉的传承、延续。

作者采用这样的形式，是由于后期小说反思鄂温克族文化面对现代文明何去何从的主题所决定的。

（二）人物话语表达模式 

1.后期的小说则较多地采用了自由直接引语。

如下面这段文字：

眼下，他的心情，已经变得烦躁，像头闷了满肚子怨气，又无处发泄的公牛。

好家伙，你的四条腿真够硬实，从清早太阳在东山露脸，到它一头跌在西山，你这样走啊、走的，想让我帮你数翻过的山头，穿过的林子?

……你怕闹，怕那些砍木头人呜哩哇啦像发情母狼的乱嗥，还怕怪模怪样的铁疙瘩拖的木头山上山下野牛似的怪叫。

告诉你，你怕，我也怕;你烦，我更烦。

他一边走，一边盯着渐渐靠近的松林，那里的一切好像已经入睡……②上面这段文字的第一句采用第三人称外视角来叙事，第二句开始滑入一段自由直接引语———人物的内心独白，然后又转回第三人称外视角来叙事。

这样的安排，在阅读效果上，让读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接触人物的“原话”，使叙述流能更顺畅地向前发展③，这一点显然与后期侧重叙述行为书面呈现的写作方式有关。

此外，与直接引语相比，自由直接引语的自我意识感减弱了，更适于表达潜意识的心理活动④。

由于后期着重于对民族文化生存境遇的当下反思，因此表现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侵扰的复杂凌乱心理，用像暗流涌动的自由直接引语显然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直接引语来得恰当。

　　2.重复。

除了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外，作家还以各种方式安排不同人物反复地重复和强调政治话语的权威地位。

同样的一个主题、一种话语，由不同的人物反复来说，可以起到强化的作用。

（1）在前期小说中，这类权威话语的传声筒通常由这三类人担当，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新人”（如《森林里的歌声》里的昂噶、《森林里的梦》中的大儿子）、代表鄂温克民族传统文化权威的老人、汉族干部（如《森林里的歌声》中的校长）。

（2）后期的重复主要表现为重复讲述只发生了一次的事件，比如《玛鲁呀，玛鲁》中，重复了四次“努杰他走了，他走了努杰。

他是不想走的，我知道。

他从来没想到走，一点儿也没想到，可他还是走了。

”①这样的安排从形式上更符合讲故事的絮叨状态，并且在不断的重复中，引发人们对努杰的出走的思考：

当生存家园行将淹没，种族文化无法承继时，个体的人如何安身立命?

话语表达模式背后同样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蕴。

乌热尔图小说前期表现新型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主题，需要叙述人更多地充当“宣讲者”的角色，开门见山、口号式的语言体现的是主流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对主流文化期待的认同，从读者特别是汉族读者的接受角度来看，这样的表达模式对于阅读而言没有障碍甚至倍感亲切;而后期凸显鄂温克族独特文化的小说相比前期不容置疑的表达方式而言，则更显含蓄，“絮叨”式的表达方式，削弱了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和清晰性，看似随意，却是作者的心思巧花，目的在于对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原生态呈现，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而言，会产生一定的疏离感，因为对于汉族读者而言，并不理解这种近乎原始的口传故事的表达方式对于一个以“听觉文化”为特征的民族而言的意义;不了解这些言说中留存着民族记忆，民族经验，而这些民族记忆、民族经验，在现实的历史中、在现代文明摧枯拉朽的席卷中，濒临断裂。

而文化一旦断裂，“族”的意义依何而生?

对于这些，汉族读者都没有切己的体认。

　　（三）叙述声音

（1）前期小说的叙事声音为“讲述型”。

“隐含作者”的思想、价值观通过叙述人之口，态度鲜明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进行阐释和评价。

如我们摘录《森林里的歌声》的这段文字：

“太阳出来了，金色的朝霞把大兴安岭的草木打扮得如同穿上五颜六色衣裳的姑娘。

苍绿的樟松，银白的桦树，嫣红的山杨，蛋黄的针松，奇丽壮观。

”①“当苦难的猎人和山下人民政府派来的队伍欢天喜地在林子行走的时候，乌娜吉放开她银铃般的歌喉唱起了额妮教给她的山歌……悠扬奔放的歌声飘荡在兴安岭的密林中。

奔腾的流水、气势磅礴的松涛在为歌声伴奏。

灿烂的朝阳把温暖的光芒洒遍密林、山岗。

”②在这段文字里，出现了大量高饱和度色彩的词语，来体现饱满明亮的情绪，一种发自内心的抑制不住的喜悦、对国家未来的饱满的热情和信心，透过这些词语流露出来。

叙述人与“隐含作者”思想、价值观念一致。

“隐含作者”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充满了感情和信心，字里行间掩饰不住的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与信仰。

因此，他们会非常自觉地按照权威政治话语的意志来组织叙事，通过自己的阐释、评价把一切生活实践都纳入政治要求的轨道上来。

所以在进行叙事的时候，叙述人的立场异常鲜明，才会浓墨重彩地描写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这样一来，读者也就会不知不觉地沉在作品其中，跟着叙述人的思路往前走，并且把理解的立足点也不自觉地移到了叙述人的立场上来。

这就为民族国家的权威话语的确立提供了牢固的基础。

（2）后期那些表现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文化传承的小说，叙事声音多为“展示型”。

通过叙述人客观冷静的描写，引起人们对古老民族生存困境的忧思。

比如《丛林幽幽》中作者以“零度写作”方式，借用人类学手法记下鄂温克族的现实与历史、部族神话、图腾信仰等。

　　（3）叙事声音的复杂性。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叙述人是隐含作者的化身，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问题，特别是面对少数民族文学这样特殊的研究对象时，需要整体地、辩证地来看。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是独立个体与局部成员的统一体，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少数民族作家，既有国家公民身份的自觉，又有民族文化的自觉，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纠缠的状态，体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就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作品的叙述声音既要受国家话语的规约，同时又有表现自身民族传统文化的诉求，这两种不同声音的交织缠绕，时而重合时而偏离，造成一种内在的张力，使叙事更具有一种深刻的意味。

比如乌热尔图前期的小说虽然国家政治话语占据中心地位，但是我们也能隐约听到代表民族文化立场的叙事声音对于主流声音的偏离甚至反讽，如下面的几个例子：

“山下有人告诉我，说他们都在学习班，让我放心。

还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进‘学习班’的人出来就有文化啦。

说得我还真高兴，可山上还是缺人手呀!

”老人呷了一口茶。

“大叔，我也去‘学习’了。

”他嚼着肉干，低着头说，“好样的。

有了文化，鄂温克人就行了。

”③这里运用了反讽修辞方式。

“爸爸，我也跟你去学习。

”“不，孩子，等你长大，爸爸教你打熊。

”①“学习”和“打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话语，而作者借人物之口，直接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和背离。

总体来说，讲述型声音追求权威的建构，以及向读者传达判断，评价的合法性;展示型声音营造客观;而叙事声音的复杂性则表明：

随着现代文明进程不断向前，少数民族与主流民族的关系由简单地只听不说到也听也说，对于主流文化由屈从迎合到反抗疏离，这种文化主体不断自觉的过程，反映了整个社会努力构建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