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之现势及走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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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之现势及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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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自1986年以来的历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年会上正式发表的755篇论文,其研究对象位于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和开埠城市中者占绝大多数,且强半与华东地区有关4O1篇,%,而西北、西南两大区相加小过仅45篇。
受研究关注较多的城市具有一些共同特点:
人口稠密且交通便利,其中沿海、沿江、沿铁道干线城市为最多。
可见,中国近代建筑史这一学科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至今,就其研究现状而言,形成了以若干区域为主的核心部分,和分散在除此以外的广大边疆、内陆和边缘地带的其他部分。
小可否认,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核心”部分也存在很多的疏漏,如建筑师和营造商的生平行迹、近代建筑的结构形式、施工技术和建筑设备等,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相对而言,广大边疆和边缘地区或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或因思维观念的缘故,相当部分尚在研究者视野之外,在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上待扩展。
本文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几个概念的定义,如“边疆”“边缘”和“边界”,举例阐发对其研究的意义,审视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化流向,分析二者问的关系及其对拓展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启发意义。
,延边白治州挥春市农村一户朝鲜族民居的厨房和大炕2延边自治州琢春市农村某朝鲜旅民居室内虽然室内引入了现代化的家用器具但人们仍围晓大炕席居生活3近年来朝鲜族民居室内空一司,但大始终是室内空间的统领元麦边疆与边疆建筑。
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一直绞缠在近代国际格局与国家建构的复杂叙事中。
清土朝与西方签订的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小平等条约,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国家主权和相应的边疆观念,即边疆是主权国家领土中的一个边缘性的部分『31。
受这种“领土边疆观”的影响,中国近代建筑史学科建立伊始时,也将全国的地域划分为“沿江’,’’沿海’,’’沿边”和“内陆”4类,后来又加入“沿铁道干线”共5类区域。
长期以来,边疆建筑实际上是指与邻国相接的“沿边”地区的建筑。
然而,“边疆”并非仅指远离中心之地,还表现在边疆与核心文化区的文化景观差异,如人们对边疆文化的认同和边疆社会的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各方面。
正因为如此,虽然甘肃、青海、贵州等地没有一寸边境线,却常被视为“边疆”地区。
历史上,清代也曾将今天的湖南、云南与贵州交界的地区称为“苗疆”可见,边疆除了地域含义,更多指向人与文化,所谓“边疆”夕,既是指民族的边疆,也是指文化的边疆,并小限于“沿边”,地区。
在近代以来的学术史图景中,边疆虽然是近代冲突与动荡中心,却又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未能构成核心话。
同样,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有关边疆建筑的成果小但数量很少,且各自独立,小成系统,形成了目前所见的两种局面。
1)如前所述,一直以来近代建筑的研究对“边疆”的定义较为狭隘,无法涵盖边疆在小同时期所具有的多重涵义,进而限制了边疆建筑研究的内容与研究视角。
2)有关近代边疆建筑的研究一般都就事论事,缺乏在更宽阔的视野卜进行长时段和总体性的比较研究。
实际上,如果在文化维度上拓展“边疆”的定义,并突破地域阻隔,利用边疆的文化维度进行小同区域、特征各异的建筑个案问的比较研究,藉此考察边疆社会与汉文化和中央政权问的互动,以及近代以来我国边疆政策的变迁在边疆地区物质空问上的反映,则会使边疆问题包括建筑研究体现出一些共同特征。
同时,长时段卜的比较研究是缕析政策变迁及其影响的重要方法,并需要区分当地文化中基本维持小变的方面和随政策变化而变动的方面,分析对文化和身份认同关系最大的因素。
例如,1881年朝鲜大旱,大批勺民越垦谋生进入吉林,清政府强迫他们“雍发易服”以获得居住。
延边朝鲜族的一些民族特征虽然发生了改变,且其民居相比朝鲜半岛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其民居的室内始终保持着以朝鲜族式大炕(温突)为中心的格局。
自1881年至今,虽然延边地区政权更替频繁,在一度非常严厉的民族政策卜,朝鲜族的发型和服装以至语言都发生了变化,但大炕作为维持民族特征的重要元素,却一直保留卜来。
它小但是朝鲜族家庭进行吃饭、休憩、教养儿童等日常活动的场所,也符合当地的严寒气候和朝鲜族席坐的生活习惯,成为朝鲜族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族群认同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话语中“阶级”一度代替了“民族”夕,朝鲜族的地位也上升为少数民族模范,但大炕仍始终起着统领室内空问、规范日常生活的作用。
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朝鲜族的家庭普及了现代化电器,朝鲜民居的室内布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围绕大炕的生活方式仍旧小2005年以后的“新农村建设”时期,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住宅标准图均有意突出了大炕在室内的中心地位。
边疆建筑在小同时期的发展与当时的边疆政策和民族政策互为表里,以此视角考察边疆建筑的形式和空问上的变迁,提供了将建筑史与政治史和边疆史贯穿研究的渠道。
具体而言,虽然“蒙疆”“藏疆”“回疆”“苗疆”和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其民族、宗教、文化的表现形式迥然小同,但作为边疆,它们与“中心”问往来互动的过程有相似之处,利于开展比较研究。
而民居小仅是起居息比之所,还体现着社会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
因此,考察少数民族民居随边疆政策的迁变而发生的改变,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边疆地区族群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和机制,有利于探讨边疆社会与中央政权的互动。
上文仅以东北朝鲜族近代民居为例,更全面的认识有赖于积累大量的案例,在弘通的视野卜展开比较研究。
边缘’。
“中心/边缘”这一思维模式是我国的传统之一,表现为“华夏中心’,‘华夷秩序’,五服制度”4)等礼法观念,隐含国家内部的文化分类及其等级秩序:
只有在形成了强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后,才会出现所谓的“边睡“边疆”等概念。
“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理解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以及诸多思想和文化现象的一对核心概念。
例如,洋务时期人们以中国传统的纲理伦常为代表的“道”“本”“体”为中心,而代表西方科学技术的“器”“末”“用”则处于边缘。
这些概念,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欧风美雨侵蚀的过程中,感知了与西方“他者”的差别而为强固中国自身文化和思想的特色所产生的。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在“华夏中心”和封建帝国文明的历史建构之外,又横亘了另一个更大范围的“中心/边缘”理论,即“欧洲中心论’夕和依附理论。
因此,西方和东方、现代与传统、进步与停滞,均为以西方为中心分类的结果,都可以归纳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中加以审视,而这正是受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攻击最力之处。
因此才出现扯断宏大叙事一以贯之的发展链条,代之以将历史看成一堆碎片的微观史学的兴起。
具体到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上,“中心/边缘”的关系显得相对简单得多:
由于存在太多的边缘地带和知识自区,近代建筑缺乏一个完整的图景;而缺少了“边缘”的对照,近代建筑研究的“中心”因此也显得孤立和突兀。
既然中国近代建筑史对边缘地区的研究缺乏详实的资料作比较的基础,两者之问的思辨关系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在解释有关“边缘”上的近代建筑与“中心”如何互动,以及它们在“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中起到何种作用等理论问题时,小能小感到力小从心、难以深入。
面对类似重要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当前近代建筑研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概括而言,至少有3个原因导致形成了这种局面。
首先,客观上的因素,即因研究对象位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边远地区,或因当地的研究力量小足,使艰苦的实地调查未能展开。
例如,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的铭贤学校是我国仅有的两所由外国大学襄赞建立的教会学校之一(另一所为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兴办于1907年,其在欧柏林校友资助卜,1920年代成为闻名全晋的著名学府。
铭贤和雅礼二校的规划设计均出自墨菲之手,是他在华事业的起点和终点。
相比湘雅医学院,铭贤学校因其地处偏僻,远离通都大邑,更显得籍籍无名可见远离沿海、沿江和铁道干线的广大内陆地区,确实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边缘地带和薄弱环节。
其次,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政治禁忌或成见导致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一些自区。
我国近代以来由于政权更迭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形成了诸多政治禁忌,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客观态度和健康成长。
如前述铭贤学校的创办人孔祥熙是该校创建和发展的中枢人物,又是中国近代史上为人熟知的一个反面人物,因此长期以来对探讨铭贤的校园规划和建设也添了一重障碍。
又如,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有关伪“满洲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学术讨论几乎销声匿迹,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城市规划、园林卷》中没有收录任何关于“长春”“新京”或“伪满建筑”的词条。
直到2000年以后,有关伪满时期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的研究才逐渐增多。
此外,民国时期的军阀一向予人估恶小俊的印象,但其在各自割据的地区内所进行的近代化实践和建设地,皆为此前研究所未涉及的方面。
再次,思想观念的演替也影响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范围的扩展。
如建国初编写的《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和《中国建筑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中均有相当篇幅介绍近代时期红色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但1980年代以降未见任何有关的研究。
实际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兴建了小少工业建筑和政府办公建筑,如中央大礼堂、杨家岭大礼堂((1941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均为规模较大的单体建筑,枣园的中央办公厅建筑群多为外廊式建筑,鲁迅艺术学院则是占用1934年建成的一处天主教堂扩建而来(图10)。
红色政权的建设,如井冈山、瑞金、延安等地的城镇发展和近代建筑,小但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小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建国后最早进行保护和修复的文物建筑,对其连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西方中心”逐渐演变为一个主控叙事如asternarrative)的核心概念,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形成了一整套权力话语和话语秩序。
但是,“中心/边缘”小是一对小可逾越和小发生互动的关系,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礼失而求诸野’,’’学在四夷”之说,即相对边缘的地区可能保留更多的中原文化,反映了从边缘向中心的文化流向『zoo另以19世纪以后的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为例,它是以宗主国为“中心’夕、殖民地为“边缘”构成的,即一个附属国完全被殖民帝国所控制,形成了边缘对中心的单向的依附关系。
殖民者在殖民地推行的各种社会改革及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都成为殖民者试图解决宗主国国内“政治的、社会的和美学的问题等诸种矛盾”的实验场『271。
然而,殖民地与宗主国问社会和政治思想、资本、技术、人员等流动,并非是由“中心”到“边缘”的单向运动,而是相互作用、交错影响。
以外廊式建筑为例,英国在南亚创造的这种建筑形式小但随着英国殖民扩张渗透到全球各地,并且也回传到英国本土,成为英国中产阶级在“第二住宅”伍econdhouse)中普遍采用的建筑样式。
又如,日本在我国东北等地的殖民地规划和建设,对日本本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如日本城市规划法规系统的完善、前川国男等现代主义建筑师战后的崛起、1960年代的铁道新干线技术等,均由殖民地作为“实验场”向宗主国输送社会实践和建设的各种经验。
1930年代的“土道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更是直接以殖民地为中心提出的政治纲领,并且在城市建设和文化政策上体现了日本刻意背离西方话语体系,探索“非西方”近代化路径的意图。
因此,在建筑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中,“边缘”和“中心”既互为背景也互为尺度,体现出多向、多元和异质性的特征。
前述“边缘”所以形成的3方面原因概括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边缘地带知识自区的成因,而基本素材的缺失也导致了理论的研究无法深入,证明了理论上的创新是构筑在长期实地调研所积累的大量案例之上的。
只有付出坚卓努力,有针对性地消除“边缘”知识的自区,深入既往“中心”内容的研究,并积极探索“边缘”与“中心”的复杂关系,才有可能取得学理上的建树与方法的创新。
边界的解构与再造无论是边疆、内陆,还是边缘、中心,都存在一条有形的或观念上的边界。
划定边界意味着对人和事进行分类并由此建立起新的秩序:
在空问上区分“这边”和“那边”,在时问上将“以前”和“以后”分隔开。
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damuelHuntulgton)所说,“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小是谁、而且常常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反对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
;}z;因此,边界也和任何其它的界限一样,其划分是人为造成的。
同样,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各种学科边界的形成与分化,究其根本,“都是知识与权力相互建构卜的产物,而非知识论上发展的应然”f281。
因此,历史学家章开沉先生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要“上卜延伸,横向会通’夕,在中国近代建筑史领域倡导突破学科问藩篱、对学科边界本身提出质疑的呼声也由来已久。
以边疆近代建筑研究为例,由于民族、宗教等问题在边疆地区激荡交汇,更应体现这种重视多元文化、开展跨学科研究的诉求。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已进行了20多年,但受既往思维模式的影响,在自身的边界划分上显得琐碎,如对内陆和边疆的概念一直都被孤立对待,对近代建筑的全貌缺少整体上的认识,也因此无法形成明晰的“中心/边缘”关系。
人类学家土明坷在回答“什么是中国人”时,曾比喻说,“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
这一比方同样可用于思考什么限制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全面理解。
汪坦先生在本学科成立之初曾提出“小打阵地战,有准备地迎接遭遇战”在学术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应该适时开展有步骤、有计划的针对边远地区的考察和系统研究,使学科发展纳入长远规划。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主张调整传统“向上”的视角和社会史“向卜”的视角,“还原历史现场”。
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而言,由于存在大量未开辟、未涉及的领域和课题,因此首先应明确“边缘”的区域,并进行跨越边界描述另一侧的情况的“侧向”拓展研究。
清楚地认识了本领域诸多知识自区所产生的原因,借重多元、边缘、微观的资料,使地方要发出主体性的声音,由史料而史论,集腋成裘地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小失为深入开展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一条途径。
最后,虽然边界是随着权力、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关系的变化而移动的,但任何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发展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才可能形成标准和规范。
近年我国文学史和美术史领域出现过“边界”危机,即由于对本体的关注散失,结果使文学和艺术缩减为社会史或文化史的附注中国近代建筑史是研究近代时期内的建筑怎样变迁和为什么变迁的学问,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因素是为全面理解近代建筑的本质特征服务的。
始终注意建筑本体的“中心”地位,才能使近代建筑史在博采众长之后形成自己独有的学科体系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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