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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中的毛泽东文章及其价值
语文教材中的毛泽东文章及其价值
由于毛泽东特殊的领袖身份和各种政治、社会因素,曾几时,他的文章和语言材料是社会各类群体共同的规定性学习材料,《毛泽东选集》进入千家万户,“毛主席语录”充斥在各种媒介和场合,“老三篇”人人诵之。
正如有人总结:
其语言的示范性、渗透力、穿透力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也可谓登峰造极。
这在语文教材的选文中更得到集中和突出的体现。
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来,毛泽东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数量是惊人的。
笔者统计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2000年出版的43种202册全国统编教材,毛泽东作品有137篇511次入选,为所有选文作者中入选篇目最多者。
如果将50年代末“大跃进”及“文革”期间各地地方版教材统计在内,则毛泽东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次数大约在一万次以上,这些特殊时期的地方教材出现毛泽东作品数量,部分可占全部选篇1/3的局面,总体来看也达十分之一、二的比例。
从入选作品的类型来看,毛泽东作品选文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诗词。
毛泽东诗词按重复出现的次数多少(篇名后以括号内数字表示其在43种统编教材中的复见次数)依次为:
《沁园春·雪》(12)、《沁园春·长沙》(10)、《水调歌头·游泳》(7)、《七律·送瘟神》(5)、《七律·长征》(4)、《念奴娇·昆仑》(4)《浪淘沙·北戴河》(3)、《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3)、《清平乐·六盘山》
(2)、《清平乐·会昌》
(2)、《蝶恋花·答李淑一》
(2)、《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1)、《西江月·井冈山》
(1)、《七律·冬云》
(1)等等。
第二类则为毛泽东的各体文章。
从文体形式上则表现为更多细致的分类:
首先是各种会议的讲话,此类为毛泽东选文的最多类型,如《改造我们的学习》(10)、《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9)、《批评和自我批评》(8)、《什么是知识》(7)、《青年运动的方向》(6)、《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6)、《坏事能否变成好事》(5)、《论鲁迅》(5)、《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4)、《愚公移山》(4)、《放下包袱,开动机器》(4)、《文艺批评的标准》(3),其他复见次数不多或直接以讲话为题名的篇目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4)等不再一一列举;其次为新闻体文章,有代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撰写的社论、时评、新闻和按语等,如《别了,司徒雷登》(6)、《“友谊”,还是侵略》(3)、《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3)、《评战犯求和》(3)、《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6)、《介绍一个合作社》(5)等;再次为书信、序跋、批语等应用文体,如《〈农村调查〉序言》(13)、《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4)、《致朱绍良》(3)、《〈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及按语》
(2)等,另外《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6)是文件批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是写给林彪的信
(2);最后是专门撰写的政治论文:
《反对自由主义》(11)写于1937年9月,最初载于1942年4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论人民民主专政》
(1)是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成立28周年而作。
《纪念白求恩》(14)是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专门撰写的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3)是1956年11月12日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而作,刊载于《人民日报》。
以时间为线来考察毛泽东作品在教材中的流变,笔者所见最早选编毛泽东作品的教材是1938年2月出版的《战时初中国文》,汪馨泉编,救亡日报出版部(广州)出版。
教材第九篇课文选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这本教材第一篇课文是《蒋委员长告国民书》,可见教材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
建国前解放区语文教材有少量毛泽东文章和诗词入选。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材选入的篇目并不多,以1940年代写作的政论文为主,散见以高中为主的教材中。
1958年到“文革”之前,毛泽东文章开始在教材中大量涌现,随着1958年毛泽东诗词在《诗刊》开始公开发表,毛泽东诗词开始进入教材并瞬间扩大阵地。
一些建国后新作诗文发表后在当年或次年就快速进入教材。
“文革”期间毛泽东文章和诗词在各地教材中数量和比重达到极致。
“文革”后的1978年版教材毛泽东作品数量回落的每册2-3篇,且在八十年代呈逐年减少之势,这一时期选文以政论文为主,也有少量诗词。
进入1990年代之初,随着加强思想政治和国情教育的要求和语文补充教材的出版,毛泽东政论文入选量又明显增多,以前在教材少见的篇目开始进入教材,如《“友谊”,还是侵略?
》、《别了,司徒雷登》、《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
进入新世纪前后,随着语文教育改革和新课程标准的实施,语文教材选文注重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政治因素的直接影响不再明显;与此同时教材出版和选用机制变革形成了一纲多本、百舸争流的局面。
从主流的教材版本来看,毛泽东作品入选数量大大减少,如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教材从必修教材到选修教材,只选了毛泽东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江苏教育出版社和山东教育出版社高中教材也同样只选了这首词。
其他版本初、高中教材在选的毛泽东作品还有:
《忆秦娥·娄山关》、《蝶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浪淘沙·北戴河》、《七律·长征》等诗词,而政论文只剩下了《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
另有两篇新闻稿《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中原我军解放南阳》也被多种现行教材选入。
新世纪以来,教材中不仅毛泽东作品的数量大大减少,而且各版本选篇相对较为集中,并以毛泽东诗词为主,大量的政论文被舍弃在教材之外。
2016年,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新版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共选入毛泽东诗词一首(《沁园春·雪》)、政论文一篇(《纪念白求恩》)、新闻二则(《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我们如何看待毛泽东作品进入语文教材?
只能一以贯之地从政治因素来考量吗?
如果不是,那么毛泽东作品尤其是政论文之于语文教育的价值何在?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多有专门研究。
其颇具代表性的政论文,一直被政治性所蒙蔽,缺乏应有的重视、挖掘和研究。
无疑,政治因素是毛泽东政论文入选教材的主要原因。
以12次入选教材的《反对自由主义》为例,考察教材对毛泽东文章的编排处理所体现的思想政治意图。
这篇写于1937年的文章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和历次党内教育的重要学习文献,成为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锐利武器和党员党性修养的座右铭。
1958年语文教材关于这篇课文的课后练习设计是:
“自由主义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说自由主义对革命组织机构是十分有害的?
”这样的安排完全忽视了文章语文价值。
即使到“文革”后的1978年版教材,这篇课文的课后练习仍为“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
以毛主席的这篇光辉着作为武器,说说自己和同学有哪些自由主义的表现,应当怎样克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语文教育的发展,毛泽东文章在语文教材中的政治思想宣教功能的突出性在逐渐弱化。
以《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例,1994年《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四册关于这篇文章的导学及训练多达5个页面,分“理解与分析”、“揣摩与应用”、“记忆与联想”3大训练项目,8个大问题15个小问题,关注了“糖衣炮弹”等比喻的作用及文中语句的表达方式和表述语气。
可见,教材逐渐重视选文作为词句、修辞、语法、论证方法等语文基础知识和能力训练材料的作用。
但我们注意到,这样的导学和训练设计,和教材中其他文体及作者的选文比较,大同小异。
毛泽东政论文的特性及其对于语文教育的独特意义并没有被挖掘出来。
下面我们以教材中出现的毛泽东文章为样本,探讨其作为语文资源和学习范本的价值:
(一)、“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毛泽东文章的文体价值
文体知识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不止于“文学常识”之类,更应追求某一类文章体式、规范及写作规律的示范作用,这有点像毛泽东所说的“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毛泽东的广义政论文,涉及很多具体的文体类别,仅就入选教材的就有上述四大类十多个文体类型等。
入选教材的文章多选自《毛泽东选集》和其他权威文献,在毛泽东当时原创的基础上,又经过其本人和胡乔木等文章方家的加工和锤炼,因此文章在形式上更加得体和规范。
从教材选编和教学导引来看,一般针对毛泽东的政论文,会注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之类写作规式的引导,强调学习毛文的论证充分,结构严谨,条理清晰。
但这样的处理过于泛泛,只针对议论文这个类别,没有结合具体选文,没有针对政论文,或者更具体的某类文体(如会议报告、报刊时评、悼念文章、批语按语等)而展开教学,显得文体意识不强。
同时对毛文文体上的复杂性注意不够。
毛泽东的文章在进入教材时往往经过多次流变,如一篇会议讲话,随后会在报刊发表,又作为政治文献进入书籍,最后才进入教材。
教材选编对选文的出处标注却显得随意,有的仅标注写作时间,有的仅标注出自《毛泽东选集》第几卷;教学导引一般也不关注原始创作的场合和对象的针对性,交代文章产生的背景,多关注时代背景,着眼于文章内容和思想性的理解掌握。
如《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时加上的批语,题目应该是后来加的,后载入各种文献,以单篇文章的形式流传。
教材选编多注意到文章从内容上来说属于哲学论文,忽视形式上其本来面貌的特殊性,乃至有的教材练习题这样设计:
“这篇文章论证层次分明,但整篇文章只有一段,请尝试按议论文的结构方式来分段。
”
一些新的研究可以给语文教学提供借鉴和指导。
祝克懿认为“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从传统的论说文中发展出了古典政论文。
毛泽东继往开来,创立了现代政论文。
到今天为止,政论语体的写作仍然是在毛泽东政论语体的框架里来进行的。
”梁衡提出毛是以政治家的眼光写新闻,“虽然是从政治上着眼,为战略服务,毛的新闻稿还是写得中规中矩,时间、地点、人物、现场,跃然眼前。
他是用新闻来翻译政治”.当前中学语文教育按照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三类教学文体来组织教学,混淆了文体和语体,与现实应用脱钩,因为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种文体。
更为严重的是出于应试教育的需要,在实践教学中形成一套僵化的应付各类教学文体写作的程式,可谓教学体新八股。
毛泽东的现代文写作的创新性及鲜明的特色,包括其文体的复杂性,是语文教育培养学生文体鉴别能力及文体意识很好的语文材料。
(二)、“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毛泽东文章的语体价值
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领域的需要所形成的语言运用特点的体系。
这真应了毛泽东引用的俗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语体并不主要由文章体裁决定,更多地受限于表达的场合和叙说的对象,以及表达效果的需要和作者个性的追求。
毛泽东的各体文章,都有着的政治性和说教性,向干部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或向斗争对象展开抨击进攻,形成了显着的政论语体特征:
以议论性表述为主,表达法式以科学论证的逻辑性、说理性与艺术描绘的形象性、情感性相交织为特征。
语词上多采用社会大众词汇,造句上除陈述句外,多用疑问句和祈使句,复句被大量运用,讲究语句的气势节调。
《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是1949年6月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而作的《新民主主义论》部分,文中写道:
“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
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这段话反映了毛体政论文语言上的突出特点:
语言犀利,褒贬鲜明,句式整齐有力,斩钉截铁,富有战斗力。
“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这种严谨周密的限制性表述,是典型的科学论证语言。
“快进博物馆了”则口语化、形象化,显露出对资本主义的嘲弄揶揄之意;叙述到共产主义,则换用文言词汇和句式“唯独”、“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以示敬重,达成古典庄重的蕴意。
同时,传统汉语青睐的四言体语句高密集地在文中出现,“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还包括“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从《诗经》句式结构到汉语成语的主要形式,这种四言体一直长于表情达意,营造氛围,被毛泽东用到现代政论文中,则发挥了复沓强调、增强气势和感染力的效果,从而形成毛文文采飞扬、绵密丰赡、气势磅礴的语言风格。
毛的现代白话文,较少欧化的影子,践行着“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语体教学是解决说话的方式和技巧的问题,讲究得体,更追求表达效果。
当前的语文教学往往注意作者或文章语言特色的总结和归纳,比如说毛泽东政论文的简明、形象、生动、幽默等等。
但这样的归纳带给学生的认知是笼统的,不实用的。
我们需要更加入微入深地去体味作者的遣词造句的方式、表情达意的技巧以及为什么这么表达,其效果如何等等。
下面我们结合当前语言案例来做一下对比探讨,先看毛泽东1942年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开头的一段: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
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
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
关于这件事,《解放日报》曾多次讨论,今愿更有所说明。
以下是201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把从严要求贯穿到领导班子建设各方面》开头的一段: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领导班子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要求、主要举措,为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规划纲要》的实施,{对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坚强有力的各级领导班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具有重大意义。
这两篇党报评论极其相似,都是为了促进行政决策的理解和重视;文章开头也是同一模式,都是在交代背景,做论说前的说明,为立论起兴。
两段文字也极其平常,既无明显不妥,也波澜不惊,并列于此,似乎只是找到一条毛泽东文体示范及影响的证据。
但是,细微地语体分析,我们还是能发现其中的不同及妙处。
从遣词来看,上文用“党中央”,下文则用“中共中央”,不考虑惯例等因素,语言感受上有什么不同吗?
后者是“正名”、“官称”,与前者相比,给读者以距离感、严正感。
还有,程度副词和形容词的使用,上文只用了两个,“认真”和“极其重要”,用在“执行”和“这个政策”的限定上,达到了突出的效果;而后文则用了10个(见引文中下划线部分).程度词的使用,起强调作用,但高频度的连续使用好像一直在高音叫喊,让人麻木,乃至漠然;如同音符中持续的重音,不会产生美的音节,用多了就成了噪音。
再从句式结构来看,虽然都是复句为主,上文的句子较短,后文的句子较长。
在基本相同的篇幅内,上文为5句话,有概况、有表扬、有批评,有分析,信息量很大,语意关系呈现“并列-转折-递进-因果”这样的流动曲线;下文只说了两句话,语意关系平缓,缺乏吸引力,同时句式复杂,欧化现象严重,主谓宾骨干成分之间插入太多太长的文字(如引文文中大括号所示),影响阅读和接受。
另外上文语气平和,语言朴实,而后者“公文体”风格明显,拒人于千里之外。
当然,这属于本文下一个主题“文风”所讨论的话题。
(三)、“有话好好说”:
毛泽东文章的文风价值
文风是作者作品体现出来的综合性风格,折射出作者对写文章的认识和把握,用以解决写文章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把文风上升到党风,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且其为文、为政,一生都在致力于文风的改造。
他反对那种装模作样、板着面孔教训人的八股文章,大力倡导平易生动、贴近人民的文风。
他身体力行,其文风堪作表率。
一般认为毛的为文风格有两大特点:
一、深入浅出,平易近人,诙谐幽默,生动形象,易于读者接受;二、语言犀利,爱憎分明,斩钉截铁,富有战斗力。
前者其实说的是文章要写得让人愿意看,后者指向文章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前者,我们来看一段他是怎样讲“自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
是怪空气不是怪我们?
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关于后者,前文《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的引文已是例证。
作品风格背后隐藏着作者的态度、认识及其实践方法论,这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文风更大的意义之所在。
把文章写得让人爱看,看了受用,这其实很不简单。
毛泽东写文章具有很强的对象意识。
他说“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作为政治领袖,他的文章具有普众性,套用一句政治语言“他心里装着人民群众”,这是他通俗浅近风格形成的动因。
毛泽东写文章注重调查研究和亲力亲为。
这是“言之有物,读来受用”的根本保障。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此,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
正如傅金祥评价:
“毛泽东写作既不是书斋里的逻辑推演,也不是歌风吟月的艺术把玩,,而是为时而作,为事而作。
其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来自现实生活而又服务于现实生活,来自群众又服务于群众。
这正是毛泽东写作迥异于一般学者、专家之处。
”毛泽东写作也同样迥异于一般的领导人,他的文章基本都是自己亲自操刀,他还多次建立制度、明确要求让共产党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报告,不得秘书代笔。
毛泽东写文章从不拉架子,更不限于套式。
他作为领袖和决策者,在阐释《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时,娓娓道来,亲切形象地说道理(见上文关于本篇的引文),他的“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号召共产党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来统一思想,改进工作,文中兴起一大段的反问抒情,像同志式的促膝谈心,推心置腹,深沉真挚。
从入选教材的毛泽东作品来看,文章多从具体的一事、一现象、一问题落笔,极具针对性。
文章标题也精简小巧、直观明了,如《介绍一个合作社》、《“友谊”,还是侵略?
》、《别了,司徒雷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凡是教材中出现的比较宏观大气的篇名,基本上都是节选文章,名字由后来编者所加,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等。
当前社会从党政公文、报刊文章到学术论文,文风堪忧,乃至学校学生作文虚假、做作、空洞无物的现象严重。
如果学生在校不能接受很好的文风训练,视某种不良的为文作派为当然,这样的文章根基后来是很难改造的。
(四)“十八般兵刃”:
毛泽东文章的笔法价值
笔法也就是写作方法。
在毛泽东政论文教学中,人们比较关注的是“夹叙夹议”、对比论证、用典引证等。
其实我们还可以拓展开来,先以《别了,司徒雷登》中的一段为例: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
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
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
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这里运用了白描手法,让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定格在人民心中。
政论文中应用细致生动的描写,从人物、情景到事理,使得议论有了重要凭借,从而达到加深认识、生动感人的目的。
《反对党八股》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很诙谐地勾勒出了几幅画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活画出了一幅小资产阶级羡慕中产阶级一心想发财的可笑图像。
上边引文还有一个“用典”的笔法,“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出自《陈情表》。
用典是毛文比较突出的特色,他大量地从中国人熟悉的通俗故事来取典,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解放战争后期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蛇和农夫”的故事来警示人们注意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
梁衡认为《别了,司徒雷登》是毛泽东政论文中最具文学性的一篇,他还从中体味到了文学意象的运用:
意象是诗化了的典型,是文章意境的定格。
此法是纯文学手法,诗歌散文可见,政论文中极少出现,是行家里手的标志。
《别了,司徒雷登》中的政治主题与“别了”这个意象没有直接的表面的联系。
它只取其曲折、隐晦之一点,曲径通幽,自圆其说,解出一篇大文章,达到了形象、生动、含蓄、凝炼的效果和有景、有情的意境。
是的,作者为什么选择用“别了”这个词并出现在标题中,结合文中的描写和议论,给读者带来怎样的阅读感受和效果?
这些为文的妙处,学生可能不容易发现,或者有朦胧的感觉,而说不出所以然。
这就需要语文教学上的发掘、点拨和引导。
而我们的教材选编和学习导引,如果都简单粗暴地处理成“从哪些地方看出美国的侵略本质”、“联系现实,你怎么看待资本主义民主?
”之类问题,那么再好的文章,也只能时过境迁,束之楼阁。
以上从文体、语体、文风、笔法四个方面探讨了毛文的语文价值,其实毛泽东政论文更有一些价值,如思想价值,因为历来的教材中已经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不再强调。
需要说明的是,教材的选文是以内容和形式不可割裂地统一应用于语文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语文教育回避不了的话题。
政文合一是传统语文教育的基因,启迪思想也是现代语文发展的动因。
在不被政治强暴和不走极端的情况下,追求选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正常的、必需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文章是现代白话文着作经典丛林中魅力独具的一枝,风格鲜明、自成体式,极具典范性,是现代语文建设重要的资源和语文学习有待挖掘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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