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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重庆金融发展优势及原因分析
北京、上海、重庆金融发展优势及原因分析
刘晓星李朋
摘要:
北京、上海、重庆作为我国中心城市,其金融业发展由于经济规模、商业传统、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区位差异、国家发展中的定位不同,拥有各自的金融优势,代表了我国城市金融发展的梯度结构。
本文通过比较三地金融发展的优势,分析优势形成的原因,有利于三地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有利于我们更加有效地把握中国城市金融的发展路径和未来可能变革的趋势。
关键词:
城市金融业;发展优势分析;原因分析
一、问题提出及相关文献回顾
(一)问题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金融竞争力作为一个城市吸纳与配置金融资本效率与能力的代表,是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方面。
作为金融资源聚集地的国家中心城市,其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和金融服务功能的完善不仅对自身经济发展起到良好促进作用,也会辐射到周边区域乃至全国,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中心和各大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充分发挥着金融总部经济的作用;上海曾经是远东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具有很好的金融和产业基础,商业氛围浓厚,被国家定位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重庆地处西南,腹地广阔,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虽然金融基础比较薄弱,但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处于区域发展的龙头地位,金融服务需求旺盛,金融业务拓展空间广阔。
三个城市的金融业发展由于其经济规模、商业传统、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区位差异、国家发展中的定位不同,彼此拥有的金融优势及其形成基础各具特色。
通过三地金融发展的优势及其原因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有效地把握中国城市金融的发展路径和未来可能变革的趋势。
(二)相关文献回顾
城市金融属于区域金融研究的范畴,目前对城市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金融竞争力的比较和分析上。
通过对各省之间或一省内各城市金融竞争力的分析,得出各省市金融发展程度的排名,接着分析差距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先建立金融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或因子分析。
例如,张爽、张建政(2010)对辽宁省的14个地级城市的金融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利用聚类分析法对这14个城市划分为四个梯度,分别分析各自的差距及形成原因。
周立群、潘宏胜(2003)选择了东部沿海三大区域11个城市作为样本,主要分析影响和决定城市竞争力的金融因素,将金融竞争力的测度指标体系分为五大类29项指标,并运用主成分法对各城市金融竞争力进行测度、比较和聚类。
金雪军、田霖(2004)进一步完善了IMD中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使其更适合区域金融的分析。
选取全国31个省区数据进行因素分析和聚类分析,将全国按照金融竞争力的差异划分为七个梯度,并分别考察差异的原因。
综上所述,城市金融优势比较的关键是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为了更全面衡量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各位学者进行了大量探索并以各省市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验证。
本文基于北京、上海、重庆金融优势的比较研究也属于此类,以此找出推动各地金融发展的因素,进一步把握中国城市金融发展路径。
二、北京、上海、重庆金融发展优势比较
从总量指标来看,重庆近几年的GDP总量远远低于北京和上海。
上海2009年的GDP总量是重庆的2.3倍,北京GDP总量是重庆的1.86倍。
但从2007年到2009年的GDP增长速度来看,重庆的增长速度快于北京、上海的GDP增长速度,这三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5.1%。
由此可以看出:
重庆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经济发展势头平稳,发展潜力很大。
从产业结构来看,北京的产业结构较为符合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要求,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09年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达到73.1%;上海和重庆相比北京第三产业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上海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基础较为雄厚,重庆的第一产业发展基础较好。
这一产业发展格局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经济金融发展的层次结构。
(一)金融业发展贡献度比较
金融业产值可以较好地反映该行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水平,基于各地经济总量的差别,引入金融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指标。
如图1
数据来源:
2001-2010年北京、上海、重庆三市统计年鉴;2001-2010年中国金融年鉴各地金融篇
图中可以看出,北京金融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最高,其次为上海,重庆最低。
2009年北京金融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3.2%,分别比上海、重庆高1.2个百分点和7.2个百分点。
2003年到2006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这是主要是因为上海核算金融业增加值方法的改变。
总的来说,北京、上海金融业产值构成其GDP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较为充分。
重庆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到2007年保持在2%-4%低水平,2008年和2009年则获得较大幅度增长分别达到5.23%和5.97%,尤其是重这充分表明,虽然重庆发展起点不高,但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金融业的需求迅速扩大,发展后劲值得期待。
(二)存贷款规模比较
我国金融业是银行主导型发展模式,企业融资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的收入严重依赖存贷利差收入。
存贷款规模可以很好的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规模。
这里分别引入存款额与当地GDP占比和贷款额与GDP之比来衡量三地的金融规模。
如图2,3:
数据来源:
2001-2010年北京、上海、重庆三市统计年鉴
由图可知,三地存贷款额,北京规模最大,上海次之。
2008年北京、上海、重庆三地存款额与GDP之比分别为3.96、2.53、1.4,2009年分别达到了4.69、2.97、1.70,增长率分别为18.4%、17.2%和21.4%,2009年贷款额与GDP之比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区间,分别比上年增长23.4%、14.9%和23.1%。
北京和重庆的存贷款规模增速较大,说明这两个城市在最近两年经济发展中对银行资金有较大的依赖性,这与上海直接融资规模和金融环境优于两地有关,因此,北京和重庆的资本市场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证券业发展比较
证券业是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力发展证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是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大幅增加,股票市场各项制度逐步完善,市场功能得到较好发挥,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本文选取各地上市公司数量、股票融资规模及股票融资占总融资额(包括贷款、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的比重三个指标来衡量北京、上海、重庆的证券业发展情况。
如图4,表1:
数据来源:
2000-2009年北京、上海、重庆三市金融运行报告
图中可以看出,2009年上海上市公司数量为165家,高于北京的126家和重庆的31家。
2000-2009年北京上市公司数量增长最快,由2000年的58家增长到126家,并与上海的差距逐步缩小。
重庆市上市公司数量变化不大,仅增长了6家。
由此可知,上海利用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吸引了大量上市公司的总部;北京是老牌国企、央企总部的集中地,这些公司为北京带了数量优势;重庆为区域中心城市,由于地理位置地处西南,积聚一批高质量的上市企业。
同时,由于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在基础设施、金融生态环境、人才及信息化等方面的优势,上市公司喜欢将总部设于此,这可能导致金融资源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中,不利于缩小各地的金融发展差距。
表12000-2009年北京、上海、重庆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规模及占总融资额的比例单位:
亿元
北京
上海
重庆
时间
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规模
股票融资
比例(%)
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规模
股票融资比例(%)
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规模
股票融资比例(%)
2000
189.97
12.62
228.31
28.2
22.63
2001
199.26
13.5
30.04
2.4
8.85
3.6
2002
156.69
7.4
59.23
3.2
3.26
1
2003
247.40
8.7
67.82
2.5
3.53
0.6
2004
67.72
3.1
73.48
3.6
15.29
2.8
2005
3.17
0.1
354.28
14.7
0.00
0
2006
175.83
4.3
200.80
8.4
0.00
0
2007
2703.20
43.6
1092.40
23.1
26.24
2.9
2008
1237.00
14.5
259.27
7.6
10.82
0.8
2009
1506.40
9.1
876.47
12
105.21
3.7
数据来源:
2000-2009年北京、上海、重庆三市金融运行报告
企业融资分为以发行证券为主直接融资和向银行借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两者融资规模和融资比例构成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本文用2000-2009年三地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规模及占总融资额的比例来比较三地证券业的发展水平。
表中显示,三地各年股票融资规模及比例差别较大,这主要是各年上市公司数量的差异造成。
北京股票融资额最大,上海次之,重庆股票融资额大大低于北京、上海。
一些上市公司的总部设在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造成两市庞大的股票融资规模;北京集中了大量“大盘子”的国有企业,但此类企业在北京的业务量可能占得比例很低,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等企业,这使得北京市的股票融资规模虚高。
上海更以其发达的经济、完善的市场服务吸引大量优质企业上市。
从此方面可以看出,上海的证券业比北京要发达。
重庆上市公司多是本土企业,且数量很少。
这说明,地理条件、信息优势、市场服务及经济的发达程度是影响一个地区证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保险业发展比较
我国保险业起步比较晚,但发展很快,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几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的成立,我国保险业在金融业的比重逐渐提高。
北京、上海、重庆作为我国三个直辖市,在政策的引导下,2009年北京市保费收入达到697.6亿元,比2008年增长19.1%,上海2009年保费收入为665.1亿元,同比增长10.3%;重庆2009年全市保费收入244.7亿元,比2008年增长22.1%。
下面为比较三地保险业发展规模,引入衡量保险业发展水平的两个指标,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
保险深度是指某地保费收入占该地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反映了该地保险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保险深度取决于一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保险业的发展速度。
保险密度是指按当地人口计算的人均保险费额,保险密度反映了该地国民参加保险的程度,一国国民经济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
如图5、6:
数据来源:
2001-2010年北京、上海、重庆三市统计年鉴;2001-2010年中国金融年鉴各地金融篇
图中显示,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两个指标,北京和上海均远高于重庆。
除北京在2005年保险收入的爆发式增长外。
对于保险深度,三地发展速度处于平稳上升态势,说明各地保费收入增长速度和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对于保险密度,三地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剧烈的上升空间,北京和上海差异不大,但重庆较低的密度值说明重庆保险业还有很大的市场拓展空间,要抓好这一市场优势,多想其他两个城市学习。
(注:
北京在2005年保费收入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年初中意人寿与其大股东中石油签署的近200亿保费的“中意阳光团体年金保险”大单。
)
(五)金融服务密度比较
金融服务密度通常用各地金融从业人数与当地人口之比来衡量各地金融机构在满足人们金融需要方面的发展情况。
如图7所示。
数据来源:
2000-2009年北京、上海、重庆三市统计年鉴
图表显示,2005-2009年间,北京、上海两地的金融服务密度接近,大约为0.012,而重庆金融服务密度为0.003左右,差距较大。
北京、重庆两市金融服务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2005-2009年平均每年上升幅度分别为8.54%和8.33%。
上海则处于波动状态,与北京的差距有变大的趋势。
这说明三市的金融业服务水平均有提升的空间,特别是对于较落后的重庆,要实现突破式增长,提高金融服务供给能力,以尽快满足重庆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的旺盛金融需求。
上海金融业的市场化水平较高,从业人员数量受经济景气度影响较大,但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属于正常波动范围之内。
(六)金融业开放水平比较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主要以银行和保险两种形式在华从事金融服务,这对国内金融机构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
但是,从长远看,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使市场竞争加剧,有利于改善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效益和风险管理水平。
金融业开放水平往往代表一个地区的金融活力。
本文选用外资银行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和外资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占比,来衡量一个地区外资金融机构的介入程度,反映该地区的金融开放水平。
如图8、9所示。
数据来源:
2006-2010年北京、上海、重庆三市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
北京、上海、重庆保监局网站2006-2010年数据
图表显示,上海立足于建设世界金融中心,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务量均高于北京和重庆两市。
2007年外资银行贷款更是达到了23.5%,这在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大背景下,充分显示出金融活力。
金融基础设施发达的北京在外资银行贷款方面却不高,这可能因为北京拥有的国有企业比较多,从国内银行获得贷款相对容易。
重庆在2005年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一度高达总贷款额的15.4%,但接着连续三年下降,2008年降到2.81%,随后又上升到2009年的8.45%。
说明重庆外资银行贷款方面不稳定因素较多,导致大起大落,需要实行一个稳定连续的金融发展政策。
在外资保险业务方面,北京、上海两地的波动较大,因为一项保险大单会大大影响改年的总业务量和业务构成比例。
但北京、上海两地外资保险业务量处于较高水平,平均为20%和23%。
重庆外资保险业务量处于较低水平,平均为3.1%;但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从2006年的1.39%增长到2010年的4.88%,发展势头良好。
重庆应实行更为开放的金融发展政策,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使本地金融业务规模有较大突破,真正形成辐射西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
三、三市金融发展优势的原因分析
在一个非均衡发展的大国经济体系中,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历史文化的不同都会造成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的路径差异。
政策因素和环境因素对金融差异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
区域金融非均衡差异的形成机制如图10所示。
图10影响地区金融发展各因素之间关系示意图
(一)客观环境因素
1、区位因素
区位条件是引发金融发展差异的初始性因素。
David(1998)认为,信息的地理分布是国际之间金融交易的主要决定因素。
北京作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总部经济效果显著。
聚集了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国家金融决策监管部门及国有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500多家国内外金融企业总部。
目前区域内金融资产规模已达到近40万亿元,控制着全国90%以上的信贷资金、65%的保费资金,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金融决策监管中心、资产管理中心、金融支付结算中心、金融信息中心。
上海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全国最高,已建立起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票据业务中心等在内的类型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
其中,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实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办吸引了大批金融中介机构的进入,证券市场发展程度很高。
另外,上海金融监管机制完善,金融发展较为稳定,确保了上海金融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国家对重庆的地位是西南区域金融中心,周边经济发展情况与东南沿海有较大差距。
但这也为重庆打造区域金融中心,为周边经济服务的良好契机,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2、资源禀赋
经济学中的资源禀赋主要指区域内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稀缺程度。
金融业本身作为资本的孵化器,其对人才的依赖更加显著。
金融业是典型的智力密集型行业,城市内高端人才集中程度是金融业高度发展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全国最大的教育基地,集中了大量国家科研院所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2009年北京拥有高校88所,其中重点高校52所,占全国高校的1/4;北京高校有500多个博士培养点,博士培养规模占全国的1/3;有1000多个硕士培养点,硕士生规模占全国的1/5。
”高素质人才资源居全国之冠。
江浙自古是我国人文荟萃之地,教育资源丰富,集中着大量重点高校,而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地位,吸引了区域高端人才的聚集。
此外,上海以其交通、信息的便捷,金融生态环境的完善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全国人才涌向上海。
同时,上海对外开放度较高,各类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也带来了金融人才先进的教育和培训模式。
西南地区的教育资源与东部沿海差距较大,经济和地理环境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有限。
西南地区劳动力成本和生活成本较低,自然资源丰富,应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金融服务体系,形成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良好互动。
3、历史文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风气、经济状况等众多因素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特征。
北京是世界文明古都和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是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缩影,对海外企业独具知名度和吸引力。
同时北京也是众多民族优秀文化的大熔炉。
宽容、多元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环境大大降低了外来企业迁入本区域的适应成本,语言、文化习惯的通融性,更有助于信息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
上海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城市,具有接受外来文化的传统,具有浓厚的海派商业文化气息。
金融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现代产业,更容易与当地文化相结合。
重庆由于其地理环境的限制,传统文化的色彩较浓厚,对金融这一舶来品的认识不如东部强烈,金融业以传统的存款和贷款为主。
重庆可以作为承接东部产业和国外产业的后备基地,经济活力的提升和市场文化的进步必然会推动现代金融产业在当地的繁荣。
(二)经济基础因素
经济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两者只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才能保证一个城市金融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1、产业结构
金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产生的,而城市产业结构特征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志。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层次的上升,产业比例上逐步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产业结构上逐步由传统资源密集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和智力密集型产业转变越来。
产业比例和产业高度的变化都伴随着对金融业越来越高的需求,尤其是第三产业更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由此也成为城市金融业发展的推动力量。
所以研究,产业结构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表2显示了2009年来三市的产业结构情况:
表22009年北京、上海、重庆三市的三次产业贡献率单位%
北京
上海
重庆
全国
第一产业
0.4
0.8
3.6
4.5
第二产业
26.5
39.9
60.7
52.5
第三产业
73.1
59.3
35.7
43
合计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2010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市统计年鉴
从统计数据看出,北京的产业结构最为合理,第三产业相对发达。
第三产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优势,它的发展能够为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积累更多的资金,能提供全面、高效、优质的服务,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能够在服务的多样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方面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重庆与京沪二大直辖市比较起来,产业结构的合理程度还有较大差别:
(1)第一产业比重偏大。
说明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集约化水平不高,对资金的利用效率相对低下。
(2)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偏大。
淘汰落后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重庆的重点发展方向。
(3)第三产业占比较低。
第三产业是提高就业水平,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包括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等。
2、经济开放度
金融的作用在于促进资本这一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使资本流向经济效益最好的领域。
经济开放度包括对区域乃至全国的开放及对国外的开放,开放度的提高使资金的配置效率提高,从而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对内开放方面,重庆地处西南,交通、信息的便捷程度不及东部的北京和上海,经济金融发展的张力受到限制。
对外开放方面,从外贸额来看,2009年北京市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比率为9.7%,上海为12.58%。
重庆仅为0.035%。
从利用外资来看,2009年北京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6.6%,重庆为4.6%,而上海高达11.5%。
事实上,2009年上海的进出口中67.2%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
这意味着上海较高的对外开放度不但与贸易有关,而且也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
同期北京的进出口中仅仅24.8%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重庆的进出口也有38.3%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
比较差距可以看出,北京和重庆有必要继续扩大开放力度,重点放在落实优化投资环境工作上,加大引资力度,发挥外来资本的积极作用。
3、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也是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动力。
金融业的繁荣离不开当地经济持续的发展。
从各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比重来看,2009年重庆仅为1.26%,上海为14.33%,而北京高达40.68%。
从人力资本的技术含量来看,2008年北京市有科技活动人员45.01万人,平均每百名从业人员拥有4名科技活动人员。
在这些科技活动人员中有科学家与工程师36.02万人,占80.03%,表明北京市科技活动人员整体素质较高。
北京地区无论是高级人才的培养、科技力量、科研水平和成果数量,还是科技投入产出能力、技术辐射和扩散能力、科技产业化均居全国领先地位。
上海采用以引进技术为主的科技创新模式,高新技术产值中,外商投资企业占的比重高达60%。
使上海成为我国最先引进、消化和向全国传播发达国家创新成果的基地。
重庆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但可以充分吸收东部城市的科技创新成果,承接东部产业专业,重点发展具有自身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
(三)政策因素
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含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的轨迹,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受政府政策影响力巨大。
北京、上海、重庆作为直辖市提高了城市的自主权,可以提高城市经济建设的决策速度,使得城市“经营”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因地制宜,可以在更大限度内激发城市所蕴涵的经济潜能。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的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开发及三峡库区开发这三大跨世纪发展战略,使重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重庆是优惠政策最集中的地方。
对鼓励类产业,一律执行企业所得税率15%的政策,税率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10个百分点。
2009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对重庆的总体发展给了详细的发展要求,将重庆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国家战略发展的层面上,重庆得到了国家更多的政策倾斜。
重庆保税港区的设立,更有利于西部企业走出去,外部企业引进来,增强重庆在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内陆地区的开放步伐。
重庆正在成为中西部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体制创新区。
中央对上海的功能定位是其最大的优势。
中国政府做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的战略定位,这表明上海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总格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国家赋予上海一系列功能性政策,其实质是中央给予上海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方面的先行机会,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上海金融服务功能的长期建设,而且使上海具有了在我国改革开放中率先确立体制和机制的优势。
这一系列高起点的定位,使上海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四、政策建议和未来发展方向
综合以上比较与分析,对北京、上海、重庆的经济金融发展提出了未来发展方向和建议:
北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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