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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参考资料白之死真相
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一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其时被共产党人称作“苏区”的江西瑞金;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
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果做稍细一点的划分,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时期。
这时期,基本在家乡常州度过,只是1916年2月至11月,由于家境的极度困窘,曾在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
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同学。
因张太雷一堂兄与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与少年张相识并成为好友。
后来,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后又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共。
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以苍凉悲戚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认为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在与张太雷相识的那一刻,这种“误会”就开始了;从这一刻起,瞿秋白自认为的悲剧命运就被决定了。
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个时期。
这时期基本在北京度过,只是1916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亲靠友。
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爱的母亲不堪贫困的重压而自尽,从此亲人们为活下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
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
1916年12月,瞿秋白辞去无锡乡村小学的教职,只身到了湖北。
在武昌和黄陂都曾逗留。
其间还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终因学费昂贵等原因而中途退学。
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
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资助而进北京大学学习,但堂兄却爱莫能助,于是只好去应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试,却又未能考上。
但其间,曾去北大旁听胡适等人讲课。
后来,因为教育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无须缴学费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学俄文。
在那时的中国,愿意学俄文者并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之并无兴趣,终于学起了俄文,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但这一次“选择”,也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北京期间,因办刊物而拜访过陈独秀,因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结识李大钊。
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积极投身
于运动并两度被捕。
在北京时期,瞿秋白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
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
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俄罗斯文学一往情深。
1920年11月,瞿秋白与这些人一起,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实在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
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未毕业,便应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
这期间,向国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的通讯,对国人了解和误解苏联起了重要作用。
1921年初,瞿秋白与张太雷在莫斯科相遇。
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则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
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张太雷又介绍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共。
1921年6月,瞿秋白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期间,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等,都算是瞿秋白的学生。
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
由于国内工作急需用人,陈独秀命瞿秋白会后即回国。
瞿秋白遂于年底回国。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个时期。
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升时期,因而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
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介入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
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实在谈不上深厚,但写作能力却十分惊人,往往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
但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在开始的几年间,他政治上的“进步”还不算很快,迟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为中央委员。
但进入1927年,则“进步”神速。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在1927年6月,成为政治局常委。
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
此后的七八个月里,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在各地发动了多次儿戏般的“武装暴动”,以“红色恐怖”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权。
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
的第五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
儿戏般的“武装暴动”,当然是其兴也忽、其败也速,以致于瞿秋白们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动”。
一连串的失败和血的游戏之后,“六大”的召开就成了当务之急。
但“红色恐怖”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可稍稍放心地开“六大”之地。
于是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其在苏联召开“六大”。
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进行筹备。
1928年5月,瞿秋白间道赴苏。
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开幕。
在“六大”上,瞿秋白虽仍是政治局委员,但会后留在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实际上,从这时起,瞿秋白就退出了中共决策层,也结束了他政治上的黄金时期。
这次在苏联的两年多,瞿秋白过得极为艰难。
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崛起。
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对瞿秋白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米夫其时是斯大林的红人,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同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
王明们的全部资本,虽然不过是在苏联以学生的身份吃过几年面包,但由于有米夫的支持,瞿秋白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这期间,斯大林发动了“清党”运动,苏联境内一片“红色恐怖”。
不久前在“白色中国”实行“红色恐怖”的瞿秋白,在“红色苏联”饱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
米夫、王明们,也想借“清党”之机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的。
他自己虽然有惊无险,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胞弟瞿景白,却在“清党”中“失踪”——无声无息地消失。
1930.8——1934.1,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六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上海度过。
1930年三四月间,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被解除。
8月26日,瞿秋白夫妇途经西欧返回上海。
这一时期,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苏联被膨化了的“青年干部”,也踌躇满志地杀回国来,意欲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全面掌控中共。
瞿秋白仍是他们重点打击的目标和必得清除的障碍。
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却被赶出了政治局。
实际上,从此就离开了政治舞台。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团伙在米夫的支持下“闪亮登场”。
原本连中
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米夫一把抱进了政治局。
1931年4月,中共方面的“特务大师”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了总书记向忠发在6月间被捕。
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
于是,王明成为代理总书记。
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上海滩上,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捕。
对于王明们来说,上海滩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总书记的宝座,是王明苦苦追求的。
但宝座诚可爱,生命价更高。
1931年10月,惊恐万状的王明,终于决定放弃这宝座,惊蛇入草一般逃往苏联。
24岁的博古,接替王明成为最高领导。
王明也好,博古也好,都视瞿秋白为眼中钉、肉中刺。
在政治上将瞿秋白完全边缘化了,在组织上让瞿秋白彻底出局了。
这还不够。
还要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把瞿秋白批倒批臭,还要完全彻底地摧毁瞿秋白的声誉。
这期间,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瞿秋白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但却仍然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仍然要没完没了地自我批判。
在被党内同志侮辱着和损害着的同时,瞿秋白走向了文学,介入了“左联”,结识了鲁迅。
1934.1——1935.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七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区”首府瑞金度过。
1933年底,中共中央从瑞金发来电报,要求本已被闲置、被抛弃的瞿秋白赴“苏区”。
瞿秋白要求夫人杨之华同行,但被拒绝。
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于月底辗转到达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
因为一切依照苏联的体制和称谓,才有这种别扭的说法,用更像人话的话来说,就是“苏区政府”的教育部长。
瞿秋白在“苏区”的一年,物质上过着连盐也吃不上的生活,重病的身体当然谈不上治疗和养息了。
其时瑞金是博古当政,为了避嫌、为了远祸,即便是一些老朋友,也不敢与瞿秋白接触,瞿秋白精神上的苦闷就更不难想象了。
这里的问题是:
博古中央既早已将瞿秋白踢开,为什么又不肯让他在上海住下去,非把他从上海、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不可呢?
——这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1935.2——1935.6,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八个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监牢中度过。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却被博古中央留下,不准随军撤离。
“中央红军”走后,“苏区”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瞿秋白这些被
留下的人,终于无处存身。
1935年2月26日(这一日期,有2月22日、24日、26日三种说法),瞿秋白等人在“突围”途中被捕。
被捕后,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于福建省长汀县罗汉岭。
这里的问题是:
非要把瞿秋白弄到“苏区”的博古中央,为何撤离时却又像扔破烂一般扔下他不管呢?
——这也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
二
先说第一个问题:
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把瞿秋白从上海弄到“苏区”?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
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
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
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
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
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
当然,若无强有力者的教唆,他们也根本不敢在乳臭未干时,就生出踢开前辈、掌控全党的野心。
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
对于米夫为何要极力支持王明、博古们打倒瞿秋白,有关研究者习惯于从米夫的个人品德上找原因。
米夫1901年生,小瞿秋白两岁。
20年代初,米夫开始从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并很快成为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所谓“专家”,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具有重大的话语权。
1925年,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
1926年底,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抛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即所谓“米夫提纲”),深受斯大林赏识。
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
其时,苏共党内的斗争已很激烈,而米夫则是铁杆的斯大林派。
代表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米夫,以中国问题上的“理论权威”自居。
而瞿秋白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
这两个“理论权威”,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看法却有多方面和实质性的分歧。
本来,即便瞿秋白一直在国内工作,也必然会与米夫相冲突。
也算是造化弄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
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
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
专家”。
瞿秋白自然会对米夫显示出“应有”的尊重和服从,甚至也能做到强颜为笑。
但本质上是书生的瞿秋白,却不能做到彻底隐藏和清除自己的观点、思想,“摧眉折腰事米夫”。
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
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
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
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也自在情理之中。
王明给人们留下了野心家的强烈印象。
但王明其人,其实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是那种绣花枕头式的人物。
应该看到,王明们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
是先有米夫鼓动王明们在中共党内造反夺权,才有王明们的野心勃勃。
被米夫煽动起来的王明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实非常像“文革”中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
王明们要在党内造反夺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和团长瞿秋白了。
他们用种种手段对瞿秋白进行“无情打击”、与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
此中详情,难以尽述。
这里,只抄录其时也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怀念杨之华同志》一文中的一段话:
当时“中大”内部宗派斗争很激烈,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党支部,所以又叫做“支部派”。
他们想夺取中国的领导权,对中共代表团是采取对立态度的,他们特别反对秋白同志,诬蔑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甚至在墙报上把秋白同志画成一只猴子,同时,他们也公开侮辱之华同志。
陈修良:
《怀念杨之华同志》,上海《妇运史资料》1981年第1辑。
王明们的野心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
而大陆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米夫为何煽动和支持王明、博古这些“革命小将”不择手段地打击迫害瞿秋白时,总强调是米夫本人想要通过王明们绝对控制中共,似乎瞿秋白的命运悲剧都应该由米夫来负责。
这样理解瞿秋白与米夫的冲突,应该是很不够的。
正像不能完全用个人野心来解释王明们对瞿秋白的残虐,也不能完全用个人品德来解释米夫对王明们的煽动、支持。
如果说王明们的支持者是米夫,那米夫的支持者则是斯大林。
最准确最简捷的说法应该是:
斯大林意欲绝对控制中共,让中共全心全意为苏联服务,这样才有米夫煽动和支持王明等一干在苏联喝了几年狼奶的
“革命小将”造反夺权。
以王明等一干“革命小将”取代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领袖,只因为老一代领袖使唤起来,不十分得心应手。
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抛开别的方面不论,仅从性格上来说,陈独秀从顶峰跌入深谷、最终被开除出自己手创的共产党,也是不可避免的。
陈独秀桀骜不驯,非任人驱使之辈,而斯大林则衣冠枭獍、顺昌逆亡。
这样两个人碰到一起,当然不会和谐。
瞿秋白虽然个性远较陈独秀温顺,但也有着起码的中国传统文人的节操,有着起码的书生气。
更重要的是,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革命者,都多多少少有一点民族情怀,“救中国”,原是他们投身革命的始因。
这一份民族情怀、这一缕救国初衷,就成了他们绝对听命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种阻碍,自然也是斯大林和米夫所深为痛恶的。
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者林梵在《瞿秋白之死》一文中说:
众所周知,瞿秋白自中共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后,曾出任总书记一职,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开除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一事上,前后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达四年左右。
中共党史学家,历来把这一段时期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初期,也就是国共分裂后,中共展开城乡暴动与土地革命战争,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之际。
以苏联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为了推卸自己指导失败责任,二则为了培植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王明、博古之类留苏效忠派,因此把中共初期共产主义者,具有民族主义节操的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做为替罪羊,用尽“残酷斗争”的手段予以无情打击。
(林梵:
《瞿秋白之死》,万亚刚:
《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
)林梵这番话中,特别令我注意的,是“民族主义节操”这句话。
陈、瞿等中国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虽然也认同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但国家、民族的意识却又毕竟是根深蒂固的。
尽管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但在中国闹革命,首先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至少不能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
仅仅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节操”,就使得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要踢开他们。
王明、博古们则不同。
他们没有陈、瞿们的“民族主义节操”。
他们的心中的确“没有祖国”而只有苏联。
杀回国内后,他们也像是苏联派出的一支别动队。
如果说陈、瞿们总有着在中国闹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
样一种意识,那么,王明、博古们则不同。
他们是从苏联的实际出发而在中国闹革命。
他们是“身在汉营心在曹”,身在中国心在苏。
只要对苏联有利,只要斯大林们欢喜,牺牲全部的中国为苏联服务,他们也不眨一下眼睛。
也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晚年在美国所写的《莫斯大林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得好:
“不成问题,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
俄国人这样做的惟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
”(盛岳: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43页。
)
清除了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之所以成为米夫们着力打击的第一对象,除了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共领袖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瞿秋白作为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身份。
米夫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中共的信条,就必须不但要在政治地位上打倒瞿秋白,还要在思想、观念方面彻底清除瞿秋白的影响。
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
开一个会,米夫一通声色俱厉的发言,王明们一番吠影吠声的鼓噪,就能解决问题。
但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
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名誉上把瞿秋白搞臭。
这也正是瞿秋白在政治上被闲置被抛弃后,王明团伙仍咬住他不放、仍对他进行批判、侮辱、摧残,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原因。
王明逃离上海、跑回他精神上的“祖国”苏联后,由博古执掌中共最高权力。
博古从王明手中接过权杖的同时,也接过了打压瞿秋白的大棒。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越来越难以存在,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
1933年初,博古到达瑞金。
中央机关迁往瑞金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上海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上海局书记。
打压瞿秋白的大棒,又从博古手中传到李竹声手中。
李竹声则把这支大棒舞得更高、抡得更狠。
顺便指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捕后立即叛变,成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
李竹声于1934年6月被捕叛变,加入“中统”。
接替李竹声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作者盛岳。
盛岳于1934年10月被捕,也立即叛变,加入“中统”。
这些当初疯狂迫害瞿秋白而终于当了“中统”特务的人,得知瞿秋白被捕后宁死不屈,不知作何感想。
话说回
来,瞿秋白在政治上被踢出局之后,之所以还不断受到王明团伙的打击迫害,也有“咎由自取”之处。
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
而如果瞿秋白果真从此匿影藏形,或许王明团伙打击迫害的劲头会渐衰,因为打一只早已皮开肉绽的死老虎,自己也会感到厌烦。
也许是不甘寂寞,也许是不识时务,瞿秋白偏偏仍以一支笔,强劲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价值。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瞿秋白是并未得到中央派遣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介入“左联”的。
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和曾经的政治地位,以瞿秋白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造诣,很快便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
瞿秋白则更是在文艺理论问题上笔耕不辍。
这一点已足以令王明团伙嫉恨了。
更糟糕的是,在实际的政治问题和理论性的政治问题上,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
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或对那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或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阐释。
这就必然令王明团伙恼羞成怒。
在王明团伙看来,这是一种捣乱,是一种对抗与挑战。
瞿秋白过去的思想理论“流毒”已令他们头痛,岂容瞿秋白继续“放毒”,岂容瞿秋白在精神上“另立中央”。
既然瞿秋白“人还在,心不死”,既然瞿秋白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那“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就是必须继续的。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
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异样的疼痛。
9月22日,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批判。
该《决定》强调瞿秋白在《斗争》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
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决定》号召:
“各级党部对于
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展开最无情的斗争……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10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题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的社论,社论强调批判瞿秋白是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社论号召对瞿秋白要“开展最无情的斗争”,甚至引用了高尔基的名言:
“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
”在中央上海局主政的李竹声,忠实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了博古中央的这个《决定》。
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一九三一年初,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把我的父亲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
王明写的那本《为中共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多处攻击我父亲——维它同志。
父亲在党刊《斗争》上发表了若干不符合王明一伙观点的文章,他们就诬蔑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从而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
“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
”并且重新提起父亲在“八七”会议之后犯的错误。
(瞿独伊:
《怀念父亲》,《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8月版。
)对于瞿秋白的“政治残年”,这次的打击,可算是最后一击。
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
——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三
博古中央在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打击的同时,又命令其奔赴“苏区”,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上海已难以存身,更不意味着“苏区”的工作需要瞿秋白。
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且平安无事。
瞿秋白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比周扬、夏衍们更有理由留在上海。
一来他早已被闲置抛弃,二来重病在身。
对于博古中央来说,除了作为“反面教材”而“供批判使用”外,已无丝毫价值。
但他却不能在上海养病而必须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瑞金。
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
问题是,博古中央为何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
这应该有两层用意。
一是为了更好地对瞿
秋白进行监管。
在上海,瞿秋白还可以“乱说乱动”,还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
以瞿秋白的书生气质,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继续在各种问题上发言。
而到了瑞金,又在博古们的眼皮底下,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
实际上,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
另一层用意或许更卑劣恶毒。
常人认为,瞿秋白重病在身,所以应该留在上海养病。
但博古们或许正是为了不让瞿秋白在上海安心养病,才决定把他弄来“苏区”。
瞿秋白的病体越是需要上海这样的环境,就越是不让瞿秋白留在上海;“苏区”的条件越是不利于瞿秋白的健康,就越是要让瞿秋白来到“苏区”。
——所谓“残酷斗争”,所谓“无情打击”,所谓“就必须消灭他”,不就是这意思么?
如果说瞿秋白到“苏区”后,身体一天天恶化,那正是博古们高兴看到的。
只有这样理解博古们的用意,才能理解他们为何强令瞿秋白到“苏区”却又坚拒杨之华同行的请求。
瞿杨结合后,十分恩爱。
杨之华不但是瞿秋白精神上的安慰者,也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者。
对此十分清楚的博古们,当然就不会同意杨之华与瞿秋白同来“苏区”了。
既然令瞿秋白来“苏区”本就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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