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直击童世骏陈卫平顾红亮过良好的精神生活你准备好了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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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直击童世骏陈卫平顾红亮过良好的精神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讲堂直击童世骏、陈卫平、顾红亮：

过良好的精神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文/文汇讲堂李念施文律穿了一件新衣服，却在校园或马路上撞衫，很多人会不愉快，它来自潜意识里对自我的认同——我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侨居海外有舒适生活，却因乡音难觅而感慨“好山好水好无聊”——这是因为没有感觉到意义；几期老人“诈摔”事件让人乍舌，反问起“是坏人变老了吗”——这是因为价值观被动摇。

这些逐渐司空见惯的寻常小事在哲学教授眼里就会被追问成“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于是“今天，我们需要怎么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演讲话题，与今年中伏首夜同样火热。

7月22日晚上7点，白天39度的气浪依然温热地涌动，复兴路505号梧桐树掩映下的思南文学馆入口，人群的步履依然匆匆，第193期思南读书会再一次爆棚。

不仅因为三位主讲嘉宾华东师大童世骏、陈卫平、顾红亮（均为文汇讲堂主讲嘉宾）的哲学教授身份带来的智慧光环，主持人林牧茵（上海电视台《新闻夜线》主持）不言而喻的人气魅力，也因为这样的题目点出了人们内心隐蔽的困惑——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精神生活，因为对能关注这个话题并写出著作的作者童世骏带着几分期许。

今天为何还要谈精神生活？

自2012年7月担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后，童世骏就常和人打趣说，自己从职业哲学家退居为业余哲学家。

他在前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十七万字理论通俗小书《论规则》后，今年7月又出版了20篇演讲录辑成的《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其中便有2014年在文汇讲堂“哲学季”上的演讲录《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记者是责任编辑，仔细读来，因为篇幅原因的删节内容又严谨如初地恢复修正了。

显然，仔细修订自己所言所讲所写，所付出的时间背后更是一番心血和一种心情。

2014年4月的文汇讲堂“哲学季”上，童世骏主讲《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

持续八年的追问和思考仍在继续：

“中国人向何处去”

当主持人林牧茵询问书名由来时，童世骏解释源于2009年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演讲题目《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内容是因为承接了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但时隔整整八年，仍然钟爱这个题目并做书名，“实在是因为，这个话题经历了时代的考验，八年了依然那样迫切。

”

在4月3日写就的序言里，童世骏直抒胸臆：

梁漱溟先生曾言两大问题一直占据着他的头脑——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

在导师冯契先生把“中国向何处去”看作是一个哲学问题。

冯契先生故去了二十余年，而他看来，“‘中国向何处去’，很大程度就是‘中国人向何处去’，当下，它越来越大地影响了‘世界向何处去’。

”这样的情境下，促使童世骏下决心将他日常演讲、发言或对话中有关的稿件汇总成集并出版。

或许是出于一个“业余哲学家”对于“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的不倦的追问。

思南分享会上，童世骏回忆，这个课题的萌发时间更早，还在上海社科院担任党委副书记时，他获悉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写过中国社会分层的作品，分层依据是物质水平、社会地位、政治角色几个项别。

童世骏敏锐地感觉到，另一个选项必不可少，即精神生活。

于是，想法变成了国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并逐步成为挥之不去的日常和学术的哲学思考。

童世骏著《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由其20篇演讲录辑成

演讲录里既有汶川地震这样的公众事件、也有乐观的责任与智慧，规则意识与社会文明等哲学性思辨；也包含中国人为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中国问题》到“中国模式”的宏大叙事，也有教师的一点责任是“尊严教育”、WHY“ECNU”（华东师大的缩写）这样的教育思考，更有《在做好“接着讲”基础上争取“领着讲”》的对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理解，与李泽厚先生的对话《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这样的哲学探索。

林林总总背后始终是对中国人需要怎样的精神生活的思考。

更有甚者，在相关的“当代中国发展模式”项目之后，童世骏又承接了另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至今即将收官，八年间三个项目一脉相承地指向了“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为何变成了精神挑战：

中国走向影响世界走向

从2009年至今，八年弹指间，在童世骏看来，中国人的精神领域至少发生了四大变化。

首先是中国从2009年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这是一个连续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点，但对于长期物质贫困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精神象征意义”。

当物质生活改善后，“通过物质来改善精神生活的边际作用也会随之降低，这也使得提升精神生活的质量越来越关键。

”其次是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50%。

这个数字同样具有象征意义，2010年上海世博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样的主题，“就是呼应了中国人民精神需求上的变化，”无疑是一场精神和文化的洗礼。

“我们会不自觉地对‘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是更美好的生活’提出更多新要求”。

再者是人际交往手段的变化。

童世骏举例，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140字的微博在2009年唱主角，取代并成为头号社交应用的微信是2011年崭露头角，至2016年，使用微信的活跃用户在5.8亿，而网民规模已经达到7.31亿，使用手机端APP已占据网民的79.6%。

历年4月23日的读书节总有演讲者感慨，以中国人在地铁或高铁上“满眼望去都是低头手机族”，西方则“满眼皆是翻书族”。

这些数据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会依赖于现今的技术条件和发展。

最后是政治变化。

在十八大之后，党中央特别强调“精神补钙”，强调全党和全民族的精神境界。

并且把“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精神”和“文化”分开，更加强调了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中国人在地铁或高铁上，满眼望去都是低头手机族

童世骏认为，把这些变化串起来，对于中国既是成就亦是挑战，关键的一点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国际地位提升的中国人怎么过，这都和精神生活有关。

”由此，童世骏和现场听众分享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国应当对人类有所贡献。

”他的解读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决定了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这不仅会影响中国人的走向，也将越来越影响世界的走向。

“‘中国人向何处去’其实终究到底是在问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向何处去。

”

精神生活的追求是“时代之问”，一种无法量化的目标

作为童世骏的同事、大师兄，自称“一家人”的陈卫平是《中国哲学史》马工程教材首席专家之一，也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哲学史”首席专家，在幽默亮相后，他点题认为，精神生活和精神挑战包含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哲学解读，这是一个“时代之问”。

毛主席当年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就是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也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价值导向。

他分析，八国联军轰开国门的船坚炮利，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那是中国被世界震撼的时代，而当下中国正逐渐走进一个“震撼世界的时代”。

如果说，前一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与如何向西方寻求真理相联系的，那么，在后一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应该是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相联系的，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而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就是让世界一起分享回应现代化带来的精神挑战的中国智慧。

童世骏与陈卫平就书中内容展开深入交流

在陈卫平看来，精神生活的挑战，其实蕴含着某种信仰危机，而这样的信仰危机，总伴随在每个时代转折口，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有潘晓来信发出的“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此后发生在上世纪末的市场经济要素更多嫁接之时，发生在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之时。

“读这样的书，就是指出今日精神生活的正道是什么。

”

“我佩服童老师的理论勇气。

这样的话题，我是不敢碰的。

”作为童世骏、陈卫平曾经的学生，如今的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70后”的顾红亮直言不讳，其实他刚出版了十万字小书《论责任》，与童世骏的《论规则》为同一系列，都在尝试用哲学思辨解析日常生活。

在他看来，精神生活是以质量取胜，无法量化，它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种目标。

顾红亮认为，精神生活是以质量取胜，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种目标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否相斥？

在谈及过度的物质追求会对精神生活造成一定负面的影响时，一口气读完演讲录的林牧茵提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否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狭义的精神生活是指信仰敬畏的心灵生活

面对这个提问，因为概念分析而被吸引进入哲学圣殿的童世骏顿时激发了概念普及的热情，他阐述了作为一对范畴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他分析，确切些说，人有三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分别涉及物我关系（我和外物的关系）、人我关系（我和别人的关系）、自我关系（我和我自己的关系）。

精神生活直接涉及的是我和我自己的关系。

关于我自己，最基本的有三个动词可以用在我身上，一个是“有”，一个是“做”，一个是“是”。

相对来说，“有”对应的是我的物质生活，“做”对应的是我的社会生活，“是”对应的是我的精神生活——我以为我现在是谁，我记得我过去是谁，我希望我将来是谁？

看到台下听众的聚精会神，童世骏继而展开话题：

精神生活还可以再进一步区分，喜怒哀乐是“心理生活”，读写歌咏是“文化生活”，信仰敬畏是“心灵生活”。

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生活是心灵生活，一个人有心理生活、文化生活，不一定就有心灵生活。

现场炙热的演讲让“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精神生活”浸润在每个听众心里

精神生活要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但不会因此而自动改善

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精神生活，都要以物质生活作为基础。

由此，童世骏回答林牧茵的问题，“我不赞成把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

”童世骏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他说，颜回毕竟还有陋巷住，有一箪食，有一瓢饮。

所以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非常重要，解决贫困不仅有物质意义，也有精神意义，会使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们走出绝望、糟糕的精神状况。

“但在走出极端贫困状况之后，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会自动带来精神生活的改善。

”

认同、意义、价值是心灵生活的三个关键要素

由此，童世骏又引出了狭义的精神生活的概念，在他看来就是心灵生活，涉及三个方面：

认同，意义和价值。

首先是“认同”，它指的是“我是谁”；这个问题在物质生活改善以后显得特别重要；他起底自己前两天和陈群校长传了同样的衣服，“撞衫的感觉很尴尬”。

其次是“意义”，我周围的一切，我的所有和所做，有什么意义？

在走出了饥寒交迫以后，人觉得最难熬的就是无聊了，而所谓无聊就是没有意义的感觉；哪怕物质生活再好，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无聊或无意义的情况。

在海外多年的老同学回来常说，那里是好山好水好无聊。

第三是“价值”，有了价值我们就知道区别好坏，区别对错。

近来有议论说是“坏人变老”还是“老人变坏”，把批评聚焦于老人群体，这并不妥当，因为其实每个群体都有好有差，只是不辨是非、不知对错的事情发生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会更让人失望。

在童世骏看来，精神生活就是心灵生活，涉及认同、意义和价值三个方面

没有宗教的中国如何建立精神生活？

当谈及信仰时，无论对话还是提问，现场的气氛都因为尖锐而热烈起来。

陈卫平首先发问为何有种感觉，身边人对宗教的热情有所升温。

现代化过程，西方面临了宗教信仰危机，滋生了极端主义

童世骏分析，包含认同、意义和价值的心灵生活，在西方，过去完全是通过宗教来完成的，但是典型的现代化过程是宗教影响越来越小的过程，也就是“世俗化”。

凡是现代国家无一不是如此。

林牧茵给出一组数据予以佐证：

美国在建国时，有98%的人有宗教信仰，是基督教新教，而现在这个数字是76%。

有22%的减少。

童世骏进一步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种糟糕的局面：

要么把传统宗教的失落看做是精神世界的崩溃，因此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就泛滥成灾；要么为了克服这种现代性的危机，而重新求助于各种神灵，于是就为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当谈及信仰时，无论对话还是提问，现场的气氛都因为尖锐而热烈起来

世俗化程度更高的中国更容易知道守护精神家园，维护全球安全

反观中国，童世骏认为陈卫平的直觉是对的，与以前相比，当代中国相信宗教的人数可能是更多了。

他披露，在上一个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课题的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宗教信仰的，结果是有31.4%的人选择有一种信仰，推测出来16岁以上的中国人有三亿人说自己是有宗教信仰的。

后来媒体报道出来说当代中国有三亿宗教徒，他特别指出，是否应该说“有三亿人说自己是有宗教信仰”更准确一些。

全球化过程，使得西方宗教信仰发生危机，进而目光转移到了中国。

但是，相比较而言，童世骏和陈卫平都认为，典型的中国人是不大会有西方式宗教信仰的，因此中华民族被认为是“世俗化”程度很高的民族。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可以说从来就不那么纯粹以宗教信仰作为精神支柱。

童世骏和听众分享自己的见解，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中国人可能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知道如何在世俗化条件下守护精神家园、丰富精神生活。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要面对的精神挑战，不仅在于我们的认同、意义和价值能否让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加重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全球生态问题，而且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助于解决教派冲突、宗教极端主义等造成的全球安全问题。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敬畏之心，向“中庸”境界迈进

中国人是否就忽视精神生活了呢？

作为国际儒联联合会理事的陈卫平如数家珍地例举了中国儒道释文化营造的精神生活氛围。

儒家不仅重视精神生活，而且主张精神生活蕴涵于日常生活。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人禽之别。

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强调人要有精神生活，把道德的提升作为自觉的追求。

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人根据仁义道德指导自己，而动物的行为即使有某些合乎道德的行为，如蜜蜂很勤劳等，也是出于自发。

所以上海人骂人最凶的话是：

“侬伐是人，是畜生”。

第二，“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对此做了很多发挥，认为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状态都是差不多的，吃饭、工作、睡觉，而且日复一日，但是，如果明了平凡生活的人生意义，就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陈卫平以人人都知道的雷锋为例，“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

”儒家认为，“人皆可为尧舜”，如果每个人蹲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吃饭这样的事情中，获得对于人生意义的认识，就能成为精神高尚的圣人，从平凡中成就伟大。

而道家和佛家呢，陈卫平说，“庄子追求‘无待’，精神的自由，佛家讲放下，不为世俗生活的空和假而心动起念。

”

如何才能建立精神生活？

陈卫平指出了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其三是优秀的西方思想，如康德讲的仰望头上的星空和敬畏心中的道德律。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陈卫平“说文解字”了繁体“禮”字：

禮的示字旁指祭祀，豆是祭祀的容器，曲是供奉神的两串玉。

以禮为规则，意味着规则是令人敬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对规则抱有敬畏之心，敬畏是内在心态的精神活动。

庄子说“心斋”，“斋”是祭祀活动中自我净化的方式，“心斋”是说自我的精神净化是与祭祀神灵那般的敬畏心态紧密联系的。

“可以说，敬畏规则应当是我们日常精神生活的常态。

”

陈卫平“说文解字”了繁体“禮”字，以禮为规则，意味着规则是令人敬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过精神生活，需要怎样的我们，即你准备好了吗？

在《论责任》一书中，着重探讨如何构建当代中国责任伦理的顾红亮，对主题“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做了别样的理解。

他提出，谈论精神生活其实也要去探讨“今天的精神生活,需要怎样的我们”。

他反问，最关键的是我们中国人要怎么选择，是否做好了迎接美好精神生活的准备？

“就像我们爬山，在山脚下，我们就要考虑是否带足了干粮和水？

”他曾将责任分为三个层次：

有责、负责、尽责。

在他看来，精神生活没有高低之分，实施主体之分,分享会主题也可理解成“今天我们如何过精神生活”。

在这个过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同样体现了精神生活的质量。

在《论责任》一书中，顾红亮着重探讨如何构建当代中国责任伦理无论是因为求知识、寻意义和敬志业进入哲学的童世骏，还是要学一个有分析批判能力的顾红亮，或者是以此为职业的陈卫平，三人的概念分析中，读者都感受到了作为哲学工作者的使命感。

对于作者童世骏而言，演讲对话较学术著作更在意“在场听众”的共鸣，听众也在他全场的调侃中感受到了智慧的幽默，在序言里，他引用德语中“理性”一词，“该词有‘倾听’的意思。

”这场分享会则是又一场“主体间关系”的展示。

或许听众会有林牧茵所说的夏日里“舒爽通透的幸福”，或许是顾红亮所言的进入宏大话题的“热血沸腾”，但“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精神生活”必然会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知行合一中。

照片来源|现场：

思南读书会、施文律，其余：

网络微信编辑|袁琭璐wenhuijiangt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