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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指数的兴起
国民幸福指数的兴起
一、总述国民幸福指数的兴起
1、对幸福的最初量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柏拉认为,有王者气质的人最幸福,最不幸的是专制的独裁者。
他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鼻祖边沁从快乐主义原则出发,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情感的权衡来测定,快乐或痛苦的价值由强度、持续时间、确定程度、切近程度、增殖性、纯度、扩展范围七个因素决定。
他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来度量个人的苦乐状态及社会的苦乐趋势。
边沁的努力重新激发了人们度量幸福的兴趣,但是由于过分注重构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他的研究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19世纪后半期,英国另一位功利主义伦理学大师西季威克,对边沁及其之后伦理学对幸福度量的探索作了较为系统的反思。
西季威克认为,幸福度量的伦理学研究,主要基于利己的快乐主义的假设它包括经验的快乐主义和客观的快乐主义两种取向。
然而,这两种研究取向所得到的幸福度量结果都是极不可靠的。
经验的快乐主义采取的是经验—反思的方法,由于受到主体状态和外部条件的影响人们对快乐的体验总是模糊不定,甚至体验到虚假的幸福;而且,用当前的体验来预测未来的幸福状态,是极不可靠的。
客观的快乐主义在对幸福进行
度量时,着眼于幸福的客观条件和根源,而且依据的是常识或多数人的意见,似乎较为合理。
但是仔细分析便可发现,在人们的日常习惯与追求中,引导他们对幸福做出估价的那些原则,却往往是错误的和虚假的,因而这种方法也具有不准确性和不确定性。
自西季威克以后,伦理学基本将幸福度量问题拒斥于自身的研究范围之外
2、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研究大致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80年代中期以后开
3、国外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已走过描述比较、理论建构、测量发展三个主要发展阶段,逐步深入化、应用化。
幸福指数作为最近新兴起的一种评价指标,具有与以前的政策评价指标不同的内涵和关注焦点。
此外,幸福指数在20世纪70年出现,能在最近几年风靡全球,确实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
(《国民幸福指数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浅思》储亚萍)
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有关学科的日益融合,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除经济增长以外能更广泛地体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或称“国民幸福指数”便是其中之一,且比较集中。
根据文献,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概念并以此评估政绩、完善政策的是不丹国王。
自其上世纪70年代提出这一概念至今,以近40年的实践引起了世界瞩目,不少学者包括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甚至一些政要,如法国总统萨科奇,开始关注并研究“幸福”和“幸福指数”。
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有学者尝试了相关研究,比较主流的如邢占军(2006、2008)、吴启富等(2007)等。
(《幸福指数”编制及指标体系建构探析》俞灵燕王岚)
5、幸福,这是古人和今人,东方人和西方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热情越来越高。
人们似乎都在探寻着同样的问题:
如何才能真正提高生活的质量?
为什么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而人们却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比以前更快乐?
这似乎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也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答案。
但是,事实上,在古代,东西方的许多智人和学者就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诸多方面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可以粗略地把1967年WannerWilson《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一文作为幸福感研究的分水岭。
在这之前,人们似乎比较满足于对幸福感的简单描述;而在这之后,人们对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到了比较成熟的水平,提出了诸多的理论。
甚至也可以说,在这之前,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停留在定性的水平上,而在这之后,人们的研究则更多地倾向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水平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概略地把1967年以前的研究统称为历史性的研究,而把1967年以后至今的研究统称为研究的进展
7、幸福指数作为新兴起的一种测评指标体系,有别于传统的评价指标,它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经30多年的发展、完善,最近几年几尽风靡全球。
(《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价值及对策分析》司月秀)
8、1967年WannerWilson回顾了关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简称SWB的研究基于那时有限的资料他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对SWB作了总结自那以来的三十多年SWB研究已硕果累累现在的研究者们不再满足于简单描述与SWB相关的人口统计项目而是着力研究得到幸福的各种途径这一趋向表明研究方向已转到目标应对策略和气质特征方面
9、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中最常用的一个术语是SubjectiveWell-being(简称SWB),国内研究者一般将其译作“主观幸福感”,国外主观生活质量研究者将其视为体现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在许多场合下可以与“主观生活质量”混用。
较早从主观幸福感意义上对生活质量明确加以阐述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Campbell。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篇论文中,他这样写道,生活质量是“源于一个人对自己整体生活的当前体验而产生的主观的幸福感受”。
尽管“主观幸福感”这个术语在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但对其含义的界定和理解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10、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完善论幸福观为基础的幸福感研究,则力图超越快乐主义幸福观,例如,Waterman将人们对快乐的体验分为两种,认为除了需求得到满足而获得的享受之乐外,还存在一种个人自我展现之乐。
二、国外---国民幸福指数的兴起
1、不丹----国民幸福指数的发起国
(1)最早使“幸福指数”这一概念量化成为指标体系的是南亚国家。
国民幸福总值最早是由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此后,这个土地总面积4万7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0万的国家,因其所倡导的“不丹模式”,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2)不丹:
把国民幸福总值作为发展目标不丹方法的核心是:
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GNH,而不是提高GDP。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另类发展思路,是因为不丹看到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模式中的一个悖论结果:
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却没有感到更加幸福。
伴随着GDP高速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犯罪增多、失业威胁、社会冲突、人际疏离……使许多GDP很高的国家的人民深感痛苦。
所以GDP不等于幸福,而幸福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不丹的启示:
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尹伊文)
(3)1972年,不丹国国王旺楚克推行“全民幸福计划”,并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开始改变人们对“幸福”的即有认识,使“国民幸福总值”成为了能与GDP并驾齐驱的概念。
至此,经济学家们将他们的视线从单一的物质世界转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并对相关问题逐步加以研究,为国民幸福测度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打下良好的基础。
(《国民幸福度量的历史回顾与现实进展》
曾志王晓丹)
(4)GNH最早是由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种执政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可见,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是单纯的指人们的主观心理感受,它还包括一系列可以量化的指标,如环境污染程度。
(《国民幸福指数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浅思》储亚萍)
(5)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由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是不同于国内生产总值(CDP)的一种新的衡量国民财富的指标。
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种执政理念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善治、经济特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GNH)。
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CDP仅为7的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这就是被人们称之的“不丹模式
(6)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提出并付诸实践的。
不丹王国的国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
标。
(7)2008年11月翻山越岭到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小国不丹去寻求“另类”答案,就是因为不丹把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定位在提高国民幸福总值上,而不是定位在简单的GDP增长上。
简单说起来,不丹根据自己的国情把国民幸福总值具体化为四大支柱:
1)环境和资源的保护;2)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3)传统文化的保留;4)优良的治
理制度。
当然,各个国家都可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编
制自己的“幸福指数”。
(8)最早使“幸福指数”这一概念量化成为指标体系的是南亚国家———不丹。
不丹位于亚洲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其东、西、北三面与中国接壤,南部与印度交界,属内陆国家。
该国人口约75万(2005年12月),其中不丹族占80%,国土面积的74%被森林覆盖,其中有26%的地区被划定为保护区[1]。
1972年,不丹国王基格梅·辛格·旺楚克强调要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和保持不丹的主权和独立,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4项内容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主张政府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至此,不丹的实践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
(《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价值及对策分析》司月秀)
(9)GNH最早是由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可见,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是单纯的指人们的主观心理感受,它还包括一系列可以量化的指标,如环境污染程度。
(10)幸福指数起源于南亚不丹国,它是由不丹国王旺楚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称“国民幸福指数”(GNH),或“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HC),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方面组成。
目前,不丹研究的国民幸福指数已经扩展到九大领域:
生活水平、健康、教育与生态体系的多样性和弹性、文化的活力和多样性、时间的利用与平衡、政府善治、社区活力及心理良好。
他们正致力于研究相关的具体指标,准备于2008年完成该指标体系并实行。
3、丹麦国家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并先后取得了成效。
这些足以证明幸福指数不仅可以设定、可以测量而且进入了应用阶段。
如同沈杰先生所说“:
幸福指数关怀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能够落实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有效方式。
它把自古代以来哲学家们关于幸福的形而上学思辩变成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可以实际操作化并可以具体测量的方法体系,这正是幸福指数的政策意义最深刻、最丰厚的内涵之所在。
”
4、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始于古典派经济学家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
布鲁尼、波尔塔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获得一个好的生活方式的学问,基于此,它作为一门财富的科学而得到了社会道德上的支持。
然而他们讨论的主题不是幸福,而是物质财富。
Adam Smith于1776年完成代表作《国富论》以及1817年Ricardo继承Smith的方法,撰写并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致力于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因为人们认为收入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而把幸福作为次要问题。
正如Malthus所言,Smith公开表明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
然而,或许还存在着他更感兴趣的研究,依我看,就是影响国民幸福的原因。
事实上,在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没有完全脱离伦理学的基础,幸福一直处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但不是关注的焦点。
现代经济学之父斯密认为幸福来自积极的生活和适度的财富,而不是来自懒惰、奢侈和过度的财富。
他还论证了人类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他认为在某一个极限点,高收入对一个人的幸福根本不起作用。
这一思想直到1971年Brickman和Campbell发表的一篇《享乐的相对主义和规划美好的社会》论文中才论到了“幸福悖论”问题。
他们认为更好的客观生活条件(收入或者财富)对于个人福利没有影响。
但是主流经济学陷入理性假说的“铁幕效应”的困境中没有对幸福研究感兴趣。
直到Easterlin(1974)和Scitovsky(1976)将经济研究直接地聚集于幸福才使幸福问题得到了研究。
这样,“幸福悖论”在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当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也获得了政府和公众越来越多的注意。
社会科学家首先找到了不同于人均GDP的用于测量生活标准的实验指标,引发了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运动。
经济学家从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获得灵感来源,研究能够有效地量化生活质量概念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法以达到某种社会可说明性。
Sen(2000)在生活质量分类上纳入一些新的指标,如民主、社会资本、健康、工作条件和基本能力,发展成为后来的“人类发展指数”。
心理学家Kahneman(1997)从事了“全国幸福感账户”的研究。
而最早将幸福概念运用于国家指标度量的不丹政府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开始改变人们对“幸福”的即有认识,使“国民幸福总值”成为了能与GDP并驾齐驱的概念。
(《政府管理新理念:
幸福管理》蒲德祥*)
5、西方对SWB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研究的描述阶段和理论建构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理论深化阶段。
而国内关于SWB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尚处于起始和探索阶段,对实证方面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探讨。
国内外关于SWB的影响因素研究大部分只针对个别的因素,而没有进行系统的考量,
6、在20世纪中期中,有关幸福的争论由哲学转移到心理学。
Dodge1930年提出幸福理论但并未超出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界定,Wilson1960年在博士论文中提出SWB个体差异的理论假设。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嘉哈(Jaha)的论文里,他认为在幸福的定义中应包含积极状态,没有心理疾病并不意味着心理健康,幸福同样重要。
以1967年WannerWilson撰写《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为标志,心理学中的幸福感研究开始纳入实证研究科学,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调查比较研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的兴趣和重点在于比较不同人口统计维度幸福感的差异,此阶段最重要的研究结论是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在解释主观福感变异方面作用是有限的。
Argyle(1999)对这一阶段有关研究进行了总结,估计人口学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变异的解释率为15%。
第二阶段主要是理论模型建构(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研究者依循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建立起不同的解释幸福感的理论,这些理论解释的重点是个人幸福感产生的心理机制。
主要的幸福感理论包括:
人格理论(personalitytheory)、目标理论(telicthe-ory)、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及判断理论(judgmenttheo-ry)。
上述理论可分为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模式(top-down/bottom-upmodels)两种思考模式,第一种思考幸福感来源的方法是由上而下(top-downmodels)的思考方法,支持这类思考模式的理论认为幸福是来自整体人格特质影响人对事物的反应方式,第二类思考方式认为幸福感是由短期、微小的生活目标达成或者是个人需求获得满足之后逐步累积而成。
这是一种由下而上(bottom-upmodels)的思考方法,二者最大的共通点皆认为个体的幸福感是透过生活经验的累积来满足自我需求所获至。
第三阶段侧重测量技术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建构并应用具有更高信度、效度的多种测量技术与方法,形成了以结构化问卷测量为主体并结合其它评估技术的多样化测量体系,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方法越加丰富,实验研究的方法更多地被用于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⑤。
第四阶段则走向社会指标应用(21世纪开始至现在)。
Diener(2000)在其《主观幸福感—快乐科学与社会指标》指出,关注与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是幸福感研究最终目标所在。
社会指标系统应该包括经济指标、生活质量指标和幸福感指标,幸福感应该成为社会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⑥。
7、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莱恩研究指出了一个事实1:
在1972~1994年间,感觉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在1960~2000年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3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则从40%下降到30%。
莱恩认为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
此时,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
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
8、布莱德博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表明,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
①之后,这一问题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
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内(within_nation)和国际间(between_nation)两个层面展开的。
从国家内层来看,对发达国家居民的研究大多证实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程度达到了显著水平,但相关系数并不高。
哈林等人发现,在国家内部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平均相关为。
迪涅等人对美国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为克拉克等对英国人的一项研究则显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迪涅等对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跟踪研究表明,尽管在最近
50年来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有了迅猛的增长,但是主观幸福感水平却相当稳定。
④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则对这种结论提出了挑战。
维恩霍温发现,在较为贫穷的国家,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较强,这一结论也被哈约等人对东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所验证。
9、1967年WannerWislson撰写的第一篇幸福感研究综述《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标志着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的开始。
1969年Bradburn建构了情感平衡理论,提出幸福感由两个成分———积极和消极情感所构成,认为幸福是人们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相比较而得到的整体判断。
要想获得幸福,在减少消极情感的同时还必须增加积极情感。
此后,Andrews和Wihthey又提出主观幸福感应同时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即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和认知水平。
1984年Diener据此将主观幸福感划分为三个层次和四个领域,并认为其有三个特点:
主观性、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
在有关幸福感的一系列研究中主要涉及主观幸福感的成分和测量以及对幸福感的预测(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这两个领域。
10、1996年,《美国工商人口》杂志发表了由它们构建的幸福指数,每个月公布一次,以全面衡量国民的幸福状况。
这是一个包括收入和就业机会、生产力和技术、休闲、消费者态度、社会和物质环境五大领域的复合指标。
2006年7月,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公布了幸福星球指数(HPI)。
该指数是由“新经济基金”与英国“地球之友”共同组织的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的一次幸福指数大排名,目的是探讨能否花费最少的资源让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它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研究人类幸福生活的代价———生态资源的消耗。
11、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相对福利学说,对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将收入水平等客观指标作为福利标准的作法提出了质疑,强调相对收入对幸福的意义。
12、美国学者伊斯特林对有关幸福感的数据进行的直接考察发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所观测到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相应的提高(Easterlin,1974)。
这个发现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或者说是“幸福—收入之谜”。
这种状况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问题。
例如,1973—2004年之间五个主要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的人均实际收入有很大程度的增加,而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明显的提高(Clarket.al,2008)。
从1958年到1991年,日本的人均GDP增长了6倍,而平均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明显改变(FreyandStutzer,2002)。
不过,在一些经济转型的国家或地区中却发现了生活满意度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持续提高的现象。
例如,在原东德地区,1991—2002年期间人均实际收入有显著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有相当程度的提高(Clarket.al,2008)。
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
国外的经验不能直接用于我国的实践,必须对我国的情况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满
13、.提出幸福指数概念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主萨谬尔森,他得出了幸福方程公式:
幸福=效用/欲望。
但是,这个公式并没有实质上的价值,存在巨大缺陷。
这个方程式,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70年代,南亚小国不丹国王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fl)概念,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将环保和传统文化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
它是世界上唯一用GMJ(国民幸福总值)代替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
1990年末,美国宾州大学马丁·塞利曼创建积极心理学,设计了幸福方程式,总幸福指数二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
而动静闹得最大的则是英国,2002年,首相布莱尔就邀请了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亚德给战略智囊作“幸福政治”讲座,并尝试建立一种与GD尸数据类似的统计体系。
同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月一尼尔·卡内和经济学家教授艾伦·克鲁格也致力提出建立“国民幸福指数”。
卡内曼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他的研究把对幸福学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近年来,发达国家都开始了进行国民幸福指数研究,进而创设了不用模式的国民幸福指数。
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称之“幸福指数”,英国则称之“国民发展指数”(MDP),I习本则称之“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NC)。
14、.人与客观世界相协调的发展观———综合发展观。
即增长不等于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率先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对幸福的研究开始纳入体系。
15、虽然不丹刚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近十年来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研究机构和著名学者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
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近期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
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认为,日本经济近十年来出现的深刻变化是难以用传统经济指标衡量的,认为日本也应该采用国民幸福总值(GNH)。
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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