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读书笔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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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读书笔记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读书笔记

官僚政治的朝代特色、官僚本身及文化、制度的本质挖掘

姓名吴俊

指导老师华翔

专业名称外交学

学号xxxxxxxxxx

时间2016年10月23日

本月阅读的是吴宗国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这本书是有很高的含金量的，对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了解与感悟是有很大帮助的，开始的时候读起来有很多的专业的词汇，读起来是有些吃力，但是随着不断深入，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断的惊喜，一种突然觉悟的欣喜。

另外这本书是由不同的学者写的，他们的笔锋都有着自己的特点，有的深入且高度凝练，有的简洁且深入生活及人物性格，对本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丰富。

总的来说，这本书始终围绕着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分析来展开的，在官僚政治的具体描述中有所取舍，并没有所有的构成因素进行阐述分析，主要是对于前后朝代的继承关系、制度变化与创新、突出的政治问题和特色的政治体制的深入分析，从前期的萌芽到后期的发展成熟以及变化淘汰都有很细致的描写，对于古代政治重要方面的整体把握是很大丰富作用。

另外在具体阐述时还有总结性的语言出现，上下承接、史论结合，论述逻辑思路非常清晰。

以及加入各朝的对比、制度沿革，能够让你快速领略古代官僚政治的起伏变化和发展趋势。

这便是我读这本主观的一些感受。

在读完整本书之后，首先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基本构成有了些了解，虽然书名是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但是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是在相互交叉影响发展的，所以本书是官僚政治制度、官僚机构以及运行机制和官僚本身统一的一个整体。

因此了解了基本构成是对官僚政治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

之后在本书思路的指引下有了些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整体发展变化趋势的认识,现在我对其做一简单的整理，叙述一下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发展的一些现象及本质问题。

在政治制度和官僚机构方面出现了这些现象：

政治体制发展愈加完善和成熟，官制机构更加精细更加繁杂，行政理性化大大提高，分工更加明确；由临时设立的管制，随着使职体制的发展，使职化的趋势下促进了新的常规机构的出现，丰富了行政机构，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彼消此长，两者之间的矛盾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成为常态，各朝遵守的规则，是由于统治者一直维护着乡社传统，用宗族、家族、血缘去自我团结维护基层社会，用社会的士族去控制基层平民，另外对于地方的高度控制，常常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再增设机构去控制地方，而增设机构往往演变成地方一级行政单位，还会出现重内轻外的现象，重京官轻地方官；唐宋以后体制重大变化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和决策立法的外廷化、制度化，国家对行政的监察也逐步加强，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古时代帝国官僚政治体制逐渐由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到以整个朝廷转变。

在官僚机构运行机制方面：

皇帝家务逐渐从国家政治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并且走向制度化；国家行政和决策开始在一起，最后逐渐分离，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各司其职，制度化合理化运行；在行政与决策的分离想象下，政治中心从行政走向决策；在制度方面的成熟完善下，机构的运行之间发展向以分权制衡为原则；在官僚机构和机制运行中可以发现国家对地方和编户的控制，对国家机器的运转以及实行中央集权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会发现在国家政治的运转当中，非理性政治和变态政治，往往是由于皇权次生以及官僚之间的主属性和附属性所造成的。

那么在最后看官僚本身：

在官僚主体首先就出现了文吏之争，再到文吏融合，最后官员的素质能力的综合性；在选官上，从方式、标准等方面经过不断变化，最终落在科举考试之上，在此变化当中，科考选官，官员升迁等不断制度化；传统文官等级制由汉代禄秩的“职位分等”类型，在魏晋以下转向了“品位分等”，文武官阶制度不断形成品位化；官僚组织体系总的趋势是日益强大，与它的官僚制度的完善有很大关系，但是与官僚在经济、政治、司法及社会有着特权是分不开的，是盛久不衰的根本驱动力；君主必须与官僚合作才能治理好国家，从开始的君臣共治天下，合作关系最后演变成明清的主奴关系；看官僚政治的在文化方面的支撑基础，是来源于学士群体的发达，这样才能维持官僚政治的构建。

这些便是我们在阅读之中总结出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发展的一些总的趋势与变化，以及一些本质问题。

那么现在我在就各个朝代的官僚政治制度的突出特色的发展及变化进行一些概括。

秦汉时期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候，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包括官僚帝国体制的奠基、文吏体制和律令秩序的建立、尊儒改制与儒吏分分合合、官僚阶级的士族化。

秦汉还逐步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务运行系统，并逐步形成一套严密的法律、法规作为政务运行的准则，也就是秦汉时期的官僚制的主要特点；充分利用文书档案和严格依照规章法典、理性行政是由严格受训的专业吏员承担、行政机器严格依照法律规章运转。

以及文法吏逐渐与儒生的融合，也是重要的时代走向。

东汉至魏晋时期，官僚政治制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特殊阶段，豪强大族及官僚利用原有的政治体制、选官制度、经济实力和特殊的文化优势，逐步取得了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大权，西晋时期门阀制度开始形成，在东晋到达高潮，出现了典型的门阀政治，以及出现了政务官员是由门阀把持，寒门的官员只能担任负责具体事务处理的事务官。

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对官僚政治的贡献更大，本朝大多是少数民族建立的而政权，重视军功和吏治，加之汉化逐步形成了一些创新与发展官僚制度，成为官僚政治复兴的动力和起点，并且为后世隋朝的制度发展有很大借鉴作用。

隋朝和唐初在政治制度的发展是一个过渡时期，对前代制度的扬弃，进行了制度的创新，在唐代逐渐形成成熟的中央政务职权的分化以及平衡相互牵制配合的有机的三省制，以及这个时期的使职体制的发展与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唐代的官僚政治制度不断在调整中发展。

宋朝最为突出的便是“祖宗之法”，处处体现着防弊的原则，但是并不是制度上毫无创新，宋朝政治制度是在不断调整之中。

由于使职体系的发展逐渐形成新的中央官僚机制，三司制的形成。

宋朝的政治风气，以及在制度设置上面，还体现着务实和理性的精神，制度设计更趋精致，运作程序也更加严密。

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官员的综合素质提高，综合型官员出现。

君臣关系上面也是非常合理的，君臣共治天下的观念成为共识。

在金元时代，由于外族对中原的统治，揉和了一些贵族政治的一些不成熟的草原旧制,不够细密，呈现简明的风格，并且也做出了一些创新，行省制度的逐渐形成及其它制度化的特殊历史原因，并且在过国家政治中还呈现出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保证了国家的稳定。

另外明朝的制度主要是在金元制度的基础上整理、改革而形成的，对明朝政治制度设置有很大影响。

那么在明朝时期，也有其特色的政治现象，丞相制的废除打破了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原有平衡，形成了新的关系。

在这些基础上明朝的设计了内阁为中心的辅政机构，皇帝直接掌管六部，其实也体现了明朝明显的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和决策立法的外廷化、制度化。

官僚集团的产生途径更加制度化和社会化，其构成更为平民化，官僚集团的膨胀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形成绅士阶层，而绅士阶层的崛起明代官僚政治的重要特色。

明朝的官僚士大夫自我意识和政治人格日渐成熟，在面对皇权的高压，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在抗争中表现出较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独立意识，维护着制度和道统。

明朝的宦官问题也是很凸显的，但在维护皇权的角度来讲，明朝对宦官的控制基本上十年成功的。

清朝时期，制度机构上的安排，军队处与内阁以及翰林院、通政司等构成清朝中枢机构一内一外两个部分。

清朝的政治制度的设置机构的设计，已经非常合理、精细化和制度化，中央在地方之间设置新的巡抚制度，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在清朝达到顶峰。

官僚集团基本完全死气沉沉，沦为为皇权服务的奴隶。

但是在清朝后期，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官僚政治制度已经僵化，加之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外部刺激下政治上开始了近代化，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出现了一些现代民主国家的制度和机构设计，但是在清朝的内外交困下走向覆灭。

以上便是我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整体把握，以及各朝代出现的特色政治和制度上创新变化的认识。

宰相权力的下移不是单纯的权力转移，而是财政、军事这两大部门事务增加，职掌扩大的结果。

他们在行政系统中越来越处于突出的地位，到宋朝终于独立出来，形成了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并存的体制。

行政系统权力扩大的而结果，宰相所需要决定的事情，只剩下军国大事、高级官吏的任免和新出现的重大事务，而这些都是需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宰相就显得多余。

因此，明初取消宰相，表面上是宰相权力太大，而实际上是宰相事权下移，行政各部门权力扩大的必然结果。

唐宋以后，皇帝的权力越来越集中，相权日益削弱，最后乃至于被取消的秘密就在于此。

摘抄理由：

吴宗国先生在绪论当中谈的宰相问题，是非常有总结性的，也揭露了宰相权力变化以及最后宰相制被废的本质根源。

而后面在各个朝代的论述都比较零散，没有这么有概括性。

绪论这段很有价值，把宰相手中能把握的真正权力做以分析，在官僚政治制度的变化之中，行政系统权力的扩大，最终削弱了相权，宰相制不断萎缩而最终消失。

心得体会：

上面所论述的是唐宋以后的宰相制的变化，在唐宋之前，宰相的地位还是不可撼动的，宰相统帅六部，百官之首，掌握全国的政务以及部分决策权和兵权，权力仅次于皇帝。

在唐宋以后，三省六部，以及后期的中书门下制和三司制，宰相的相权开始不断向行政系统转移，其他的权力开始向其他机构转移，权力的相互制衡和事务处理的相互配合，慢慢成为宰相制衰落的重要因素。

再到明初朱元璋元朝时期宰相权力过大危及皇权，加之官僚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国家事务增多，行政各部门的权力扩大是必然的，重大事务则是皇帝亲自处理就不需要宰相的存在，并且不断加强君主权力，这些本质的原因，在胡惟庸这个借口下废除了影响中国一千多年古代政治的宰相制。

从这个宰相制的废除，我们不能简简单单从皇权对想权的压制作用以及对相权的被分割和削弱来看，应该落实整个政治体系各个因素的变化，国家政治制度以及机构运转的大方向趋势来认识这些权利的变化，进而认识宰相制渐变中的根本导向因素。

另外宰相制的废除，对明朝政治制度的有很大影响，还形成了一些制度的创新。

科举成为中高级官吏主要来源，对于官僚政治制度具有深远影响。

第一，官吏世代担任高官由少到无。

第二，上下交流的活跃。

第三增加了政府的活力。

事实上，隋唐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工作内容的扩大，在政务处理的过程中不仅是政策性加强了许多，而且事务性的和技术性的工作也大为加大。

从隋唐开始，历朝都是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得。

第一，职官制度上。

第二，官僚选用上，隋唐时主要强调才学。

随着科举逐步成为官吏的主要来源，对官吏实际从政经验，越来越引起重视。

第三，在具体运作上，程式化的加强，除了保证政务运行的效率和规范性，也便于各级官吏进行操作。

摘抄理由：

这一段还是一样对科举出现以后，在官僚构成和用人体制上以及科举对官僚集团产生的影响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但是这里主要讲到的是隋唐之后的制度化趋势的选官的用官的模式，所以我想把前朝的加以描绘。

以及把这些内容加以理解消化。

毕竟官僚的构成和来源是了解官僚本身最直接的因素，在对官僚的构成以及来源的理解之后才会更加深刻和理性的去分析官僚政治。

心得体会：

秦朝时期，主要的选官标准就是军功，而在用人对象上主要是文法吏。

西汉时期主要是以当朝的官位的高低和财产的多少为依据的，而后出现了辟举和察举以才德为标准选官。

东汉到晋逐步形成以门第为选官的标准，形成世族和寒门之分。

南北朝逐步用军功才学打破门第限制。

隋唐科举制成为国家纯粹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僚的考试制度，最后一直沿用至清末。

那么现在我们看科举的不断推广而产生的影响，官吏世代担任高官由少到无，隋唐之前四世三公、世家大族的例子是很常见的，而在科举制的不断发展之下，官僚的平民化加深，寒门也不断涌入政治高层，虽然当朝为官的子弟尤其文化优势以及经济教育条件的优势，但如果无心上进，是不能世代为高官，官吏世代担任高官的逐渐消失。

另外科举提供了各个阶层的上升渠道，以及后期明清的绅士阶级的崛起，在政治与社会方面上下层交流活跃。

区别与以往的世家大族文风以及政治观念大都趋同和受其长期从事政治活动的腐化，从寒门上来的中青年官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基层经验和较为新的观念和活力，为政府增加了活力。

另外在选官的途径，标准和具体运作上都体现了制度化的特征，由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官僚的要求也在变化整体是向综合型课考，程式化和规范性加强以保证政务运行效率。

这些是究于官僚本身的标签特性做以分析的，这对各朝的制度创新、机构和机构运行的深入体会有很大帮助的。

以后也需在事物的来源上去分析，加之相关主要因素去加以了解，比如国家政治制度对官僚本身也是很大影响力的，因此对事物有完整了解。

外戚政治构成汉代政治的重大特色。

汉初去古未远，“家天下”色彩仍很浓厚，还有一些母系氏族遗俗的残留物，例如皇室子女往往系以母姓，皇室视外戚如宗室而不称异性，太后及长公主在宫廷中拥有发言权。

进而，变衍生出了外家帝舅的贵重之局。

摘抄理由：

以往认为汉代的外戚是依附于皇权而产生，是专制本身滋生出来的，是皇权的次生品。

对于其他的观念并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但是在读到这里，想到汉代的外戚是最明显的，虽然皇权是比较强大，但是其他朝代并没有出现那么严重的状况，这肯定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所联系，而闫步克这里的观点很有启发。

心得体会：

文中说的很正确，汉初毕竟离先秦不是很远，一些母系氏族的和“家天下”的观念，对其汉初的外戚提供了一些思想的支持，由母系而延伸出来的外戚力量对汉代政治影响巨大。

当时汉代皇帝对宗族参政比较敏感且有诸多限制，这样一来外戚更有了做大的方便途径，以致在最后王莽以外戚身份夺去了刘姓王朝。

我们回到当时背景，去古未远和母系遗俗以及家族色彩浓厚为外戚提供了生长的条件，当时的“家”的因素在汉廷的权力争斗中起了很大作用，王子的往往依靠母亲家族的势力来提高自己的实力，而反过来又成为舅家利用的机会，加之汉代后期幼主上位较多，大多成为外戚所利用进而影响朝纲。

另外在我思考之下，发现当时还是家事即国事的观念，皇族家事还没有从国事中分离在出来，所以外戚也不被视为异姓，所以在对国家事务操控上是很便利的。

所以纵观汉代的吕氏、窦氏、薄氏以及后来王氏等在国家政治中权倾一时，但是也会随着母姓的更替外戚也有所变化，所以最终落在外戚是附着在君主上存在的。

在这点上更加丰富了思考问题的方式，本质原因以及时代原因来更好理解汉代外戚问题。

三公府之外，尚书组织又发展成政务系统，意义深远重大。

尚书、丞、郎的任命都由大臣提名，吏部任命，也不是令、仆所能自决的。

所以尚书省的长官与僚属关系，具有更多理性行政色彩，个人依附关系大大淡化了。

尚书组织之所以颇具发展潜力，一是君主专制集权意图的促成，二是行政合理化需要的推动。

东汉以来事权日益向尚书台集中，而三公府诸曹掾属，则逐渐闲散化了。

汉代有三公分部九卿制度，但其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汉以后诸卿，则转而与尚书各个部门逐渐确立了承接关系。

尚书台最终变成了政务中心，在隋唐之际发展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制，并沿用到了明清时代。

摘抄理由：

这一部分着重讲了中央行政的合理化，尚书组织的不断发展，发展成为政务系统，最终转变为政务中心。

也对这一变化的过程进行了简单而富有总结性的描述，从它的尚书等下面机构的任命、皇帝对其的重视程度、事权在尚书组织的集中和行政合理化的推动等方面看起尚书组织的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并且这种制度的活力一直沿展至明清。

其中发展转变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

心得体会：

在秦朝建立的三公九卿制，汉朝也对其继承，三公本是政务中心，把握着中央的大多议事及部分决策权。

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要求，皇权日益集中的要求，那么在处于宫中的尚书令等组织官员就更容易被皇帝控制，进而来控制朝政。

第二个就是国家机构的不断扩大，社会的发展，政治事务增多，这就迫切要求尚书组织的扩大，事权不断向其流动。

第三，在理性行政的驱动下，以往汉代那种门生、故吏的现象大为减少，个人依附关系大大淡化，尚书省长官和其部下是平等的幕僚关系，都为皇帝办事，三公府对其尚书组织的牵制也少了。

而后演变三公府日益萎缩，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常常用来安抚功臣，作为一种荣誉，并没有实权，最后被废除（废除时间各有说法）。

总的来看尚书组织的发展符合了当时君主集权和行政合理化的要求，而当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就是这样一个潮流，所以它一直沿用至明清。

官僚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文书档案和严格依照规章法典，严格依照法律规章运转是官僚制的又一突出特征。

秦律篇章之多，律条之细，充分显示了行政所达到的法制化程度，秦汉行政严格遵循法律精神，往往为后世难以企及。

吏民对王朝法律的了解是法制贯彻的基础，秦汉王朝都非常重视普法工作。

对文书和档案的利用程度，代表了官僚制度的发展水平，行政的书面化可以大大提高精密性、规范性和可靠性。

摘抄理由：

这一段的摘抄并不是一段完整的段落，是我在秦汉时期官僚制的重要特点下，分段摘下我所想论述的集中点，后面也没有合适的总结性语言。

从摘抄的主体看，主要论述的是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行政的法制化、理性化、制度化和书面化，对官僚制发展水平要所能达到的客观要求，所以对于文本的指导，我想简单的把秦汉的时期的官僚制度的特点做以分析。

心得体会：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治国，对法律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厉行法制，想借以法律的手段，建立一个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国家，把所有人民纳入自己的统治，同时也非常注重行政的效率，追求行政完全的理性化。

汉朝在这方面也是继承了秦的风格，也是注重法制的，比如众多出名的酷吏出现，行政按照法律规章制度运转，重用文法吏，但后期的汉代后期的儒吏之争也是非常明显的，提倡君子治国，但这里先把这些因素做以别论。

首先看秦朝的所用的法家基本精神就是理性行政，正所谓商君之遗，心于进取，而在汉朝时也是秦俗盛行。

对于当时的行政效率的要求，对文吏的任用也是理所应当的，文吏的行政能力是非常强的，国家政治主要由严格受训的专业吏员担任，充分利用文书档案和严格依照规章法典来运转国家机器。

另外秦汉时期对于普法工作也是做得很到位的，有利于法制的贯彻，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秦汉是以文吏治天下的，以及对于官僚制度的制度化，精细化的发展，在行政上的理性化，是非常接近现代理性官僚体制的。

当然我们在另外一个方向去看，这种官僚制度是非常早熟的，它也有很多不合理和粗糙的地方，如此的严苛的绝对统治，极权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是达不到的，没有完全控制社会的技术基础，平民化的进程特别快，这样的最终结果，社会是分离的，国家可以用极权来组织社会，或者就是倒向无政府主义，所以当时秦朝乍亡。

汉朝在平民化的进程中，以及理性行政的指引下，这种早熟政治社会趋势蔓延对统治者没有利处的，因此出现了儒家的用道义去融合官僚之中，以保持社会平稳发展，所以政治发展还得迎合时代的步伐。

王朝以学士为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儒学为其正统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政治特点，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

缘此，忽略了帝国政治的文化方面，就经常无法透彻理解传统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有冲突与变迁。

这样一个特点的形成，秦汉时代堪称其奠基阶段。

两汉儒生与文吏间充满矛盾冲突，但又在日益接近、彼此交融，最终是“吏服训雅，儒通文法”。

由此形成的亦儒亦吏、非儒非吏、学者兼备为官僚的政治角色，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最基本的特征。

摘抄理由：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奠基时代就是秦汉，而当时的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及它的文化基础是需要去深刻认识的，这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基本定型之前的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

秦与汉初的文法吏是治天下的主体，而后加上儒家的崛起，出现两者的斗争，以及最后最后走向融合，儒生吸收文吏的思想，吏员再学习经术，而最后在尊儒之后，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也就构成了这一中国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

心得体会：

按照现代官僚制度的理论来看，。

理性行政对应的官僚，是严格依照法律工作的受训专业人员，秦汉的文吏就很接近这种定义。

而到了文帝之时就有所改变，下昭举贤良，这就可以看出文帝以有所赞同儒家的观点，以及贾谊也主张恢复儒学，恢复礼制，儒生群体就开始崛起，到了汉武帝时期，直接尊儒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兴办太学，尽管武帝并没有真正重用儒生，而是利用儒家之礼来满足自己的虚荣，这对儒家进军政治阶层是一个大好时机，这是这样帝国官僚的成分来源不断被儒生更新和换血，秦朝那种君主绝对专制、文吏忠实的执行的政治形态，到了汉代，由于儒生群体进入政权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然而也开启了两者的激烈斗争，在西汉中后期儒生逐渐赢得了优势，对于社会的整合起到了很重要的的作用，儒家的“礼”发挥了很大的整合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以及太学生的参政议政，天人三策以及谶纬之学，儒学愈来神道化，神秘色彩浓厚，儒生缺乏行政能力，对西汉君主执政确是是一种麻烦，国家政治很难走上正常的轨道，随着西汉社会的危机加深，王莽走上了政治舞台替代了西汉王朝。

而王莽则是响应时代的号召，直接彻底的儒家化，进行变法改制，并且赢得社会认同，政治到达稳定的状态，但是他完全抛弃了秦汉法制及其理性行政的精神，他的失败势所必然。

法家和文吏造就的深厚的理性行政传统，它体现于文法律令之中，已成为帝国体制的基石。

他的失败，东汉帝王的吏化方针，文法吏再度活跃起来，恢复了一度遗弃的理性行政精神，王朝的政治的整体方针是“经术”和“吏化”并用，儒学的吏化也就清洗掉了神秘色彩以及谶纬之学的非理性的因素，承认吏法对国家的治理的重要性。

秦政和王莽新政，在文法和儒术是相互排斥而偏枯了一方，东汉政治则让他们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两者相互吸收，王道与霸道相互调试，文吏儒生化和儒生学习吏法，由儒吏合流而迎来了士大夫政治的初步定型。

这么看来也就是秦汉官僚来源主要先经历文法吏在走向儒家文学之士，再到儒吏结合的亦儒亦吏，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特色形态，也为以后官僚政治做出了奠基。

另外我想补充一点，我对王莽改制失败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它完全抛弃了理性行政，用道统来维护统治显然是违背社会潮流的，违背国家专制统治所需要的理性的官僚体系。

早期社会的发展状况，造成的专制官僚的不成熟性。

秦汉仍处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前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水平依然有限，原生性的社会关系—如宗族关系、依附关系以及种种私人化的非法理性关系—依然大量残留或渗透于组织当中，而在当时政治体制还没有发展出足以抑制这些因素的成熟机制，像唐宋时期的科举时代那样。

所谓的“封建化”进程和豪强大族的抬头，则在侵蚀消解着帝国对地方和编户的控制能力。

总的来看，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法理秩序的维持变得艰难了，随机的政治斗争和私人性、依附性以至“封建”性因素，频繁冲击着正常行政，侵蚀着官僚机器，而使制度流于空文或发生扭曲。

摘抄理由：

这里从根本上阐述了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阶级严重侵害者官僚政治制度，破坏了原有的运行模式，此时得皇权都受到削弱，皇权衰弱。

可谓当时非理性的因素对官僚政治的影响大，出现一些时代特有的现象，政府实力大大削弱，行政效率低下，所以我想顺着这一思路对这个变态的扭曲的时代做以分析，去探索门阀的形成和官僚组织发展所遇到的阻碍，以及如何破除这些非理性因素重新回到官僚政治的正轨。

以及门阀形成的实质。

心得体会：

首先我们从士族形成的条件看,由于经学大家的产生，且在朝担任高官，师传和家传形成文化优势，加之与地方豪右的结合，士与族的结合，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在社会中成为名族，并且参与政治，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以及阶级特权，逐步形成大的门阀家族。

从他们的发展来看依附性的逐步强化和士族地主对依附农的占有，来看其“封建化”的特性，官族、学门、豪右相互结合，由于宗法关系并未消失，宗族自我维护观念很浓厚，他们相互依附，又因为土地兼并的严重，士族形成自己的庄园，有着很完善的经济政治系统，拥有大量的部曲、依附农、门生，动辄上万人，社会力量非常大，依附人口政府无法控制，经济来源也被切断，致使君主基本无法与之作斗争，况且君主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