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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情感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情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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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情感”研究-新闻学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情感”研究
唐晓芬
【摘要】本文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性主义框架、建构主义框架和情感研究框架出发,梳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与情感相关的几条学术线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敌意”态度研究、民族主义及其相关情感、大众情感动力与国际关系政策制定,认为:
即使在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框架下,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而新近兴起的情感研究框架则从大众情感的研究立场出发,关注大众情感动力,聚焦大众情绪过程、情绪转化等议题,为国际关系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研究理性主义建构主义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任何领导人都不能忽视强烈情绪发挥的重要作用。
郝拓德(ToddHall)和安德鲁·罗斯(AndrewA.G.Ross)认为研究“情感”有助于解读现有分析框架回避的“社会过程”问题。
在现有的两种主流的分析框架中,“理性主义”框架致力于寻找因果解释,“建构主义”强调“身份、意识形态与文化模式研究”。
①情感研究框架作为新兴的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强调从大众情感的研究立场出发,关注大众情感动力,聚焦大众情绪过程、情绪转化等议题。
本文梳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与情感相关的几条学术线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敌意”态度研究、民族主义及其相关情感、大众情感动力与国际关系政策制定,认为:
即使在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框架下,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而新近兴起的情感研究框架为国际关系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敌意”(hostilities)态度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对欧洲人的集体意识影响深远。
欧洲公众开始意识到,剥去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巧言令色的辞藻,这场战争实质上是一场大型的家族世仇,欧洲的帝王们——其中有很多人都是血亲——终于有了机会,在他们的忠顺臣民的尸体之上,清算他们的宿怨和私人仇隙。
②
有的学者从宣传的角度研究欧洲的帝王们是如何驯服臣民,向他们推销战争观念的。
其中,以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D.Lasswell)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拉斯维尔在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意识到了“敌意”的力量,提出宣传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激发对敌人的仇恨”,即“宣传要毫不含糊地告诉公众应该恨谁”③。
也有的学者基于对战争历史的认知,认为“过低或过高估计敌意都曾经导致战争”(罗伯特·杰维斯)④。
因此,如何准确测量国际关系中的“敌意”态度,成为部分学者的研究目标。
罗伯特·C·诺斯(RobertC.North)和他的合作者们通过测量“1914年欧洲危机(the1914Crisis)”参与者的语言表达中包含的“敌意”强度,认为当时参战各国决策者对欧洲形势的误判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误解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⑤此后,罗伯特·诺斯的合作者之一迪纳·A·津尼斯(DinaAZinnes)修正了此前采用Q分类法(Q-sort方法,从心理学中引入),采用配对比较法(PairedComparisonMethod)测量政治文献中的“敌意”强度。
该方法弥补了Q分类法中将数据按5、7或9个等级强制呈现“准正态分布”的缺陷,可以在不牺牲信度的前提下,对Q分类法不适用的内容进行分析。
⑥
罗伯特·诺斯等人的“敌意”态度测量研究,是基于传统的认知心理学层面展开的。
这类研究的关注焦点在于“从个体层面分析情感,比如重要领导人的情感、情绪与国际冲突爆发之间的关系”。
⑦
此类研究基本上不脱离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性主义”框架,其研究目的在于为国际关系中的紧张甚至冲突状态寻找因果解释。
这一研究框架在今天依然是国际冲突研究的主流框架之一,如斯坦顿·皮尔(StantonPeele)对阿富汗战争的研究,就指出阿富汗战争的走向与当政者的心理认知有关。
⑧
二、建构主义框架:
民族主义及相关情感
民族主义被认为是支配现代历史的主导力量。
⑨民族主义学者经常提及与民族身份相联系的强烈情感⑩,情感成为构建个人与群体关系的重要因素。
⑾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不是自上而下发生的,不是由那些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世界的人创造出来的。
民族主义的发生其实是一个依恋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是情感的东西。
⑿
也正因为此,民族认同并不是或不等同政治认同。
民族认同有多种层面,历史、语言、宗教、文化和血缘都是非常强大的感情联系纽带。
而这些纽带恰恰是超越政治的。
⒀
民族主义情感可以归类到赫尔德所谓的归属感的层面。
作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源头之一,赫尔德认为归属感在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价值:
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与行动自由,同样也需要归属某个群体。
⒁
以爱国主义为例,爱国主义者认为自己与祖国之间存在情感上的密切联系。
因此,对国家或民族的“忠诚”成为爱国主义者的重要情感体现。
有学者专门研究了“荣誉”和“民族自豪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作用。
⒂这种“荣誉”和“自豪感”的战争动员作用在战争爆发前夕尤为明显。
在当时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群众为战争欣喜若狂,踊跃报名。
由于对战争抱持过分乐观的态度,各国士兵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胜出,因而很多预备役士兵为自己能否赶在战争结束之前上前线打仗而忧心不已。
当然,与民族主义相连结的情感也可能瞬间从正面情感转化为负面情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同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安德森的这位同事是阿根廷裔,在智利长大,参加了“海外阿根廷”网络小组的讨论,该小组是由居住在阿根廷境外(如欧洲、美国和亚洲等地区)的阿根廷裔族群聚集而成的网络社区。
在这个网络社区的讨论中,大家普遍在诉说他们的思念——阿根廷的肉、阿根廷的探戈、阿根廷的足球,全都是世界上最棒的,也是他们如果身处阿根廷会拥有的东西。
安德森的这位同事在加入小组两周后,故意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用智利西班牙语,而不是阿根廷常用的西班牙语发言。
此举在“海外阿根廷”网络社区引起了暴动,其他小组成员写道:
有奸细、有人用了智利西班牙语、智利人渗透了我们小组、找出他、惩罚他。
⒃
上述实验表明,从乡愁的脉脉温情到“人肉”奸细的网络暴动,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导火索。
在这个实验中,导火索是一个被故意写错的动词词语。
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是其他可大可小的事件。
但是背后支撑的,却是同样的民族主义根基。
民族主义的研究大多可以被纳入建构主义框架。
建构主义从根本上挑战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并将规范认同视为其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⒄,强调“身份、意识形态与文化模式研究”。
⒅
三、情感研究框架:
大众情感动力与国际关系政策制定
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假设:
政策制定者根据政治目标,对公众情感进行引导与操纵。
⒆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至少在短期内,“大众情感”也能够约束、影响或者复杂化领导人的外交政策选择。
⒇
大众情感经常以公共舆论或民意的形式出现,并成为影响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日本为例,日本政府高层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强调“舆论基础”和“民意支持”,日本内阁政府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有关外交政策的民众舆论调查”(21)。
郝拓德和安德鲁·罗斯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类型分类为“基调情感现象(backgroundaffectivephenomena)”和“状态情感现象(acuteaffectivephenomena)”两种。
基调情感现象是长期的情感性情,它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往往不容易被察觉;状态情感现象是暂时集中的、对所处情境的一种应急反应,包括恐惧、愤怒、焦虑和恐慌等,往往更容易被察觉到。
(22)
状态情感现象有时会对国际关系政策造成影响。
有学者专门分析了“9·11”事件在美国本土民众中引发的“道德愤慨”、“同情”与“心灵创伤”等情感现象。
而正是在上述情感的驱动下,80%的美国民众支持布什政府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反对恐怖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也就成为美国公众舆论顺水推舟的产物。
情感研究框架作为新兴的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强调从大众情感的研究立场出发,关注大众情感动力,聚焦大众情绪过程、情绪转化等议题,为国际关系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
【本文系2013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微博中的负面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YETP0618】
参考文献
①⑩⑾⒅⒇(22)郝拓德、安德鲁·罗斯,《情感转向:
情感的类型及其国际关系影响》[J]《.外交评论》,2011(4):
40-56
②斯科特·安德森著,陆大鹏译:
《阿拉伯的劳伦斯:
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79
③Lasswell,H.D.(1927).Propagandatechniqueintheworldwar.Cambridge,Mass,MITPress.
④Jervis,R.(1988).“Warandmisperception.”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History:
675-700
⑤North,R.C.,etal.(1963).Contentanalysis:
Ahandbookwithapplicationsforthestudyofinternationalcrisis.Evanston,I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North,R.C.(1967).“PerceptionandActionin1914Crisis.”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21
(1):
103-122.
⑥North,R.C.(1967).“PerceptionandActionin1914Crisis.”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21
(1):
103-122
⑦McDermott,R.(2004).“TheFeelingofRationality.”PerspectivesonPolitics2(4):
691-706.
⑧Peele,S.(2010).“Afghanistan:
ThePsychologyofFailureasJustificationforContinuingFutility.”Retrieved11/17/20119:
02amESTfrom
⑨⒀徐迅:
《民族主义》[M].东方出版社,2015:
36-37、104
⑿⒃李纯一、祁涛,《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风靡世界的民族主义研究本是我写给懵懂英国人看的》,Retrieved2014-04-1009:
00:
01,from
⒁以赛亚·伯林著,马寅卯、郑想译: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M].译林出版社,2014
⒂Ross,A.A.G.andT.Hall(2010).GraspingtheElphant:
Emotions,theGreatWar,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Conference.NewOrleans.
⒄柳思思,《公众情感引导机制研究——塔利班与美国对阿富汗的公众情感引导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2):
58-76、157
⒆Ballentine,K.andJ.Snyder(1996).”NationalismandtheMarketplaceofIdeas.”InternationalSecurity21
(2):
5-40
(21)林晓光,《日本对华舆情变动的深层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0):
51-58
(作者: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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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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