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村社会和农民形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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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村社会和农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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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鲁迅小说中,有些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
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在人生海洋中的呻吟和挣扎,塑造了许多真实的农民形象甚至驰名世界的典型。
在这长长的农民形象的画廊中,有以精神胜利法著名的阿Q,有怀着恐惧死去的祥林嫂,有倔强泼辣的爱姑,有慷慨好客的六一公公,有背负着生活重担,忧郁的闰土……。
对他们的描写,鲁迅多是撷取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断片,或所谓“半生事迹”,或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年后的种种切切。
这样人们也就可以从他们身上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时代农民生活的历史,看到鲁迅对造成他们灾难的社会根源的探索。
【关键词】:
劳动人民辛亥革命中国农村工农大众广大人民宗教迷信革命党二十年鲁迅小说地主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杰出体现者,现代意识代表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
鲁迅小说中,有些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
这些作品塑造了许多真实的农民形象,甚至是世界闻名的典型,这些农民形象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在人生海洋中的呻吟和挣扎,有怀着恐惧死去的祥林嫂,有以精神胜利法著名的阿Q,有倔强活泼的爱姑;有背负着生活负担、忧郁的闰土……他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农民,默默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农民、这种情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鲁迅是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这种感情,贯穿在鲁迅描写他们形象的一个生活中的片段,或者半生事迹,或者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后的一切中。
鲁迅不仅描写了封建时代农民生活上的贫困,而且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揭示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揭示了造成他们困难的社会根源。
他意在“重造国民灵魂”,唤起作为民族即使的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
鲁迅塑造闰土、阿Q等典型的农民形象,是为了揭示国民的弱点,以引起人们疗治的注意,从而唤起民众起来斗争,振兴中华民族。
我们从鲁迅的小说中可以发现,他笔下的农民形象概括了中国传统农民身上的那种愚昧、守旧、麻木、狭隘的心理特点。
他们不争气、不觉醒,对压迫自己的恶势力逆来顺受,甚至失去痛苦的感觉,麻木到以残害同类为乐。
当然,鲁迅也未否定他们勤劳、质朴、憨厚、善良、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一面。
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命运是悲苦的。
在他们当中,有的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意识到革命,像闰土和祥林嫂等。
即便意识到需要通过革命来改变一下自己命运的阿Q也没有真正理解革命,反而深受其害。
具体说来,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最主要的一面即农民的弱点——愚昧、守旧、麻木、不仁、不争、不觉醒。
这就是鲁迅所要揭示的最宝贵的东西。
以上所说的都是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的共性(只不过各自的程度不同而已)。
我们知道,“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
因此,在他们的“共性”背后,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即他们不同的个性。
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他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本已十分可悲,但是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气。
其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
一、形象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阿Q。
文章中通过阿Q的形象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并由此反映了如不真正打碎农民的精神枷锁,中国的民主革命很难有光明的前景。
但阿Q形象的意义又远远不只是一个农民的代表,他具有更为深广的思想蕴涵。
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贫无立锥之地,只能靠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连一个姓名也没有,受尽了剥削和欺凌。
但是,他却不正视现实,不去反抗斗争,反倒无忧无虑,悠然自得,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
正是这种精神胜利法使得阿Q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使阿Q显得十分麻木、可笑。
他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只求得在精神上战胜对方;他最能自尊自大,毫无根据地炫耀自己的前世和将来,又最能在现实中毫不知耻地自轻自贱;他死要面子,讳疾忌医,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甚至以自己的弱点为荣;他还欺善怕恶,欺弱怕强。
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农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
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不觉“神往”革命,希望从此能够翻身。
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要女人,要房子,要钱等),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虽然,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已不是阿Q所独有,它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高度概括,是民族病态的集中体现。
“阿Q相”已成为民族劣根性的代名词。
精神胜利法深刻的阶级根源来自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意识,其历史根源则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屡次遭外族侵略的屈辱紧密相关,而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等弱点,又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易感染上精神胜利法。
鲁迅多次表明,塑造阿Q的形象,实为画出国民的灵魂,以拯救民族的命运,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旧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
阿Q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永远过去,但阿Q性格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却并未绝迹,这正是阿Q形象的思想魅力所在。
与此同时,鲁迅高度真实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为阿Q这一典型人物提供了典型环境。
尤其是,鲁迅深刻反映出辛亥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意识到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没有去启发和发动他们,终于被封建势力篡夺了胜利果实,而没有发生真正的变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Q最终被所谓革命政府诬指为抢匪,被绑上法场,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文章中的“大团圆”描写,其实是对阿Q的革命既不简单的肯定,也不简单的否定:
阿Q的向往革命是必然的,是由他的被压迫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阿Q革命的动机是模糊的,是出于一种激动而盲目的情绪,缺乏起码的革命觉悟;阿Q的革命目的是极端错误的,无非是杀人、夺物与传宗接代;阿Q的革命方式是荒唐可笑的他对革命的理解也只能停留在将辫子盘在头上,或去投靠革命党。
由此看出,鲁迅对阿Q的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
阿Q的“大团圆”的结尾也是革命党与封建势力妥协的必然结果,他既是阿Q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正是通过阿Q这一悲剧结局,鲁迅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这场革命由于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也在实际上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阿Q典型意义辛亥革命.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典型。
他是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阿Q的性格十分丰富、复杂。
他有农民的优点:
“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他身上又有农民的弱点:
主观、保守、狭隘、愚蠢。
他还受封建思想的种种影响,严于“男女之大防”及排斥异端等等。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
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
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平。
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人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
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就想“投降革命党”,希望从此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的弱点。
所以,阿Q又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
同时,由于人类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病态心理,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弱点的形象概括。
另一方面,通过阿Q这一典型新形象与革命的关系,也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鲁迅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性。
阿Q虽然是一个贫苦农民,但他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盲目的“深恶痛绝之”,但是辛亥革命的风刚刚吹到未庄,赵太爷就威风扫地,连城里的举人老爷也悄悄地连夜把家私运到乡下来。
阿Q从他的阶级地位出发本能的感到,革命既然使统治者惊恐万状,那么革命对他肯定有利,于是,他就强烈地“神往”革命。
但是阿Q对革命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在他的心目中,革命就是把地主的财产转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闯进赵太爷、钱太爷的家里随意地占有他们的一切财物,还可以选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
另外,阿Q的革命还包含着农民式的狭隘报复,要把自己的仇人都杀头,取统治者而代之,当然,这是一种落后的农民革命观。
但如果革命党能正确引导,他们是会真正觉悟起来的。
但是,阿Q在对革命“神往”之后,还是那么糊涂。
直到临死之前,他那可悲可笑的精神胜利法和封建正统观念依然没有改变。
阿Q至死也没有觉醒。
阿Q的悲惨结局,既表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也显示出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应该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应该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然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却忽略了这些。
结果让封建势力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
小说真实地描写了这场“换汤不换药”的情景,“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
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很显然,这场革命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农民阶级的命运没有丝毫的改变。
阿Q想参加革命,而不得其门,反而成为革命党与封建势力妥协的牺牲品,被推上了断头台,落了个“大团圆”的下场。
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如阿Q“大团圆”的命运一样,落了个失败的结局。
因此,阿Q“大团圆”的结局,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作品正是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也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二.精神胜利法
阿Q的性格是复杂的,但其核心是“精神胜利法”,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
“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两章,集中刻画了阿Q的这一性格。
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尊自大。
阿Q是个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进了学,阿Q也不表示推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来比你阔得多。
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甚至瞧不起城里人。
当别人嘲笑他头上的癞头疮疤时,他以此为荣,还说:
“你还不配……”
第二,自轻自贱。
阿Q在未庄被闲人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而且要他自认为“人打畜生”时,他就说:
“打虫豸,好不好?
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而且他还自以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胜利了。
第三,自欺欺人。
阿Q在与人打架吃亏时,心里想: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
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好像被打的是“另一个”,他在精神上又一次转败为胜。
第四,欺软怕硬。
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须估量对手。
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与王胡打架输了,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
对抵抗力稍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
阿Q的如此种种的取胜法宝,如同麻醉剂,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了不觉悟。
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
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
“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
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
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
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
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
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
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
对于像阿Q这样的被压迫者,作者的讽刺是善意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而对统治者的讽刺却是无情的,是匕首,是投枪,他要把这些丑恶的灵魂挂在十字街头枭首示众。
在《阿Q正传》里,鲁迅不仅刻画了一个旧中国社会里的典型的农民形象,而且还揭露出了造成个人精神病态的社会,由此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而封建社会对人的吞噬,不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阿Q在临刑前的幻觉中看见饿狼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就暗示了这一点。
等阿Q死后,全未庄里的人都说阿Q坏,城里舆论则“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就连吴妈也正眼不瞧阿Q,“却只出神地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
这一幕幕凄惨隔绝而又充满恐惧的人生,构成了旧中国冷酷的生存现实。
小说通过对阿Q的形象和悲惨一生的描述,鞭挞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在实际上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这就是《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及其意义。
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是位机智勇敢、聪明伶俐的英俊少年。
中年闰土:
自卑、衰老、迷信,我们不知道阿Q童年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但闰土少年时代的生活风貌,却被写的生动具体,有生有色。
他是那么智慧、勇敢,心胸开朗,说起海边农村的事来,无论是田里看瓜、刺猹或海滩上捉跳鱼、拣贝壳,无不滔滔不绝,娓娓动听。
那个诗书门第的迅哥听了情不由已的惊叹道
像个木偶人.给我们的启示是;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
“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是一个跳动着活泼的生命。
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中年,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
“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
”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
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
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
那个手持钢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呵!
是多么勇敢呵!
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地忍耐。
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
这些人是善良、讲道德、守规矩的人。
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
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在《故乡》中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
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
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
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
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
它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
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
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
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
闰土原型
凡读过鲁迅小说《故乡》的人,一定对在西瓜地里拿着钢叉刺向猹的那位少年英雄闰土留有深刻印象。
“‘闰土’虽是一个典型人物,但所取材,不少来自一个真实的‘闰土’”(周作人《鲁迅与“闰土”》)。
这个真实的“闰土”就是鲁迅少年时代的好友章闰水。
最佳答案“闰土”的原型是章闰水,他的家在绍兴城外六十里的道墟镇杜浦村(今浙江上虞县杜浦村),村子坐落在曹娥江边,当地的人叫做“海边”,江边有一片平坦的沙地,种着很多瓜果。
章家世世代代以农为生。
章闰水的父亲章福庆勤劳善良,有很好的竹编手艺,过年过节或农忙时,经常给人做“忙月”(即在忙碌的月份给人打工帮忙的意思),以此来补贴家用,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章闰水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贫苦的家庭。
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看瓜地,网鱼,晒稻谷,并向父亲学会了竹编手艺。
父亲在鲁迅家做忙月时,常常把他带了去。
章闰水和鲁迅年龄差不多,二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常在一块儿玩耍,并以“兄弟”相称,鲁迅总是亲热地叫他“闰水哥”。
闰水成了鲁迅最要好的少年朋友,还给鲁迅讲了很多关于农村的新鲜故事。
比如在雪地里捉鸟,下河去捞鱼,晚上在瓜地里看西瓜,这使少年的鲁迅对他产生了很深的敬意。
二人情同手足,关系十分亲密,以至于新年过后做完忙月,父亲要带着闰水回乡下时,鲁迅急得大哭,闰水也躲在厨房里不肯出门。
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青年时代。
鲁迅去南京读书后,寒假回故乡绍兴时,还邀了闰水一块儿去南门黾山游玩。
他们登上应天塔,绍兴古城尽收眼底,冷风吹来,顿觉神清气爽。
他们还去参观轩亭口、大善寺,两人边走边谈,极其亲热。
章闰水父亲死后,他就挑起了一家的生活重担。
这时的章闰水,脸上刻满了艰苦生活的印记。
中等个子,黑黑的脸,剃了光头,穿着草鞋或干脆赤脚,戴着一顶毡帽或笠帽,身上是土布做成的蓝黑色的大襟衣裳。
平时不爱多说话,整日挑土、摇船、做农活儿,手脚从不停歇,是一个勤快老实的庄稼汉。
章家只有六亩薄沙地,收获的粮食缴完租税后所剩不多。
尽管章闰水起早摸黑地干,还是养不活一家人。
1934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逼债的、收捐的又找上门来,没办法,他只好把地卖了,成了一贫如洗的穷苦农民,只能靠租种土地和出外打工为生。
由于贫困和积劳成疾,五十多岁后,章闰水背上生了一个恶疮,家里又没钱医治,致使伤口化脓,一直不能愈合,而且越来越严重,终于在五十七岁时亡故。
“豆腐西施”是人们给杨二嫂的美称,是因为她整天坐在豆腐店里卖豆腐,她的身材又长的比较好,脸上擦着白粉。
这是青年时期的杨二嫂。
作者对五十上下的杨二嫂也作了描述。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髌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伶仃的圆规。
”这是外貌变化,杨二嫂的性格也变的贪婪自私,语言变的尖酸刻薄,例如“那么,我对你说。
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吧。
我们小户人家,用的着。
”杨二嫂是封建社会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劳动妇女形象,她受着精神上的奴役和压迫,这种绳索给她精神上带来极其深的创痛。
鲁迅以最朴素和极经济的笔说明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劳动妇女,完全网在被剥夺,被践踏,被愚弄,被侮辱,被抛弃之中。
下面就他们的个性作个比较吧。
不妨把他们分成三类(每类人物的个性特点是相似的:
第一类是闰土和华老拴。
可以说,他们是旧中国最愚昧最麻木的且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形象。
从闰土二十年前后的情况和华老栓受愚弄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闰土完全成了封建思想毒害之下的“木偶人”,而华老栓把革命者夏瑜的“人血馒头”揣在手中,似乎揣抱着一个新生命似的,满以为“十世单传”有希望了,于是那时那刻他连走路也走得起劲了,仿佛于眼前出现了光明。
然而他和闰土一样,头脑麻木得很,完全失去了痛苦的感觉,最终默默地被恶势力吞没了。
第二类是祥林嫂和爱姑。
她们虽然也具有农民很浓厚的劣根性和弱点,但是她们具有很强烈的反抗性。
这是闰土和华老栓所不及的。
《祝福》中的祥林嫂在被人抢捆时的“挣扎”、“以头向墙壁撞去”、“在鲁镇的祝福声中死去”等等无不说明她具有很强烈的反抗意识。
但是她的这种反抗不等于革命。
她根本意识不到革命,也不懂革命。
在《离婚》中,爱姑的几段对话,既泼辣又有声有色。
她与封建宗法势力的代表慰老爷坚持斗争了三年,她不甘屈服,不把父权放在眼里……他的所有这些举动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辛亥革命时代她所属的劳动农民妇女敢于向封建礼教及其邪恶势力顶撞一下的性格,但是他跟祥林嫂一样,最终没有逃脱被封建思想及其恶势力所迫害的悲惨命运。
然而,相比之下,祥林嫂和爱姑亦有不同之处:
祥林嫂不及爱姑的反抗性强,但她的痛苦比爱姑更深,她的遭遇比爱姑更悲惨。
第三类就是阿Q了。
阿Q是旧中国的一个流浪雇农的典型形象,是个矛盾统一的复合体。
在前面已提到了他在思想上已意识到要革命来改变自己不幸命运的可贵愿望。
这是前两类人物所没有的性格特点。
但阿Q并未真正理解革命。
因为他卑微的社会地位,最终使他无力反抗而解放自己。
为了苟活,他只好在失败的痛苦中求得一种荒唐的精神安慰,积久成习,便形成了那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前两类农民也或多或少具有这个特点,只不过他们的这种特点十分微弱而已。
而且我们也不能否认阿Q的“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他所属阶级的烙印。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因为阿Q具有这个鲜明的性格特点就说阿Q不是农民的本来的形象了。
认识这点之余,我们还要看到,作为流浪雇农的阿Q,还具有游手好闲、狡猾刁蛮、无理取闹的性格。
他自轻自贱而又自尊自大;懦弱自卑而又蛮横霸道;安于现状而又不满现状;向往革命而又排斥异端。
不管怎么说,他的命运还是死,他最终成了封建势力和假洋鬼子的牺牲品。
以上谈了那么多,都为的是向我们展示出鲁迅笔下农民形象的最致命的劣根性和弱点——封建国民的灵魂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但是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还有另一方面的特点,那就是勤劳、质朴、憨厚、善良。
这一点可以在鲁迅笔下的每一个农民的身上可以看到的。
闰土向“我”要什么桌椅、草木灰之类的,就显示了他务实的性格。
祥林搜作为一个帮工,“手脚还伶俐”,她的几次转让,随时随地,她都没有失去勤劳淳朴的本色。
而阿Q更不例外。
他的“精神胜利法”始终离不开当时“农民式”的质朴、勤劳、憨厚的阶级特征。
他在未庄时,靠以做短工谋生。
别人叫割麦便割麦,叫舂米便舂米,叫乘船便乘船,还博得个“真能做”的赞誉。
由此可见,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并没有陷入被扭曲、被否定、被丑化的局面。
可以说,这也是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具有无穷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
总之,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具体分析,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也许给我们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讲清楚,鲁迅塑造这些农民形象的目的仍在于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和弱点,以引起人们疗治的注意,从而唤醒民众起来斗争,最终达到社会改革、振兴中华民族的目的。
而对于农民这个在精神上在肉体上受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毒害最深重的弱者,鲁迅这位文学大师,在刻画、揭示、剖析的塑造过程中,既掌握了广度,又把握了深度,尤其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恰如其分。
鲁迅就这样以他文学的形式在我们面前揭示了一个作为民主革命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农民问题(这比毛泽东同志还早提出来)。
可以说,这是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最耀眼的光芒。
而从鲁迅对中国农民的态度来看,集中起来就是八个字: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也就是说,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简单地概括,就集中在这“不幸”和“不争”上面。
1胡长青;论辛亥革命前后的程德全[D];扬州大学;2001年
2蔡晓荣;江西士绅与晚清社会剧变[D];江西师范大学;2002年
3周晓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汉族民歌分析[D];江西师范大学;2002年
4黄蓉;辛亥革命前后的范鸿仙[D];扬州大学;2003年
5戴峰;晚清驻外使节与辛亥革命[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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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 小说 中的 农村 社会 农民 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