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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茅盾小说中的民族资本家形象
论茅盾小说中的民族资本家形象
摘要:
茅盾在现代文学阶段创造了一大批民族资本家形象,这些民族资本家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作为英雄出现的民族资本家形象,主要以吴荪甫为代表,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期盼;其次是转型中的民族资本家形象,主要以王伯申、唐子嘉、何耀先为代表,表现了作者对民族资本家的命运的深切关注;最后是抗战时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形象,主要以阮仲平、林永清为代表,表现了作者对一直存在的尖锐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的关注。
关键词:
茅盾;民族资本家;成长;挣扎;抗战
曹万生先生曾指出:
“中国资产阶级的现实处境和未来走向是茅盾小说创作的基本母题。
”[1]确实,在茅盾小说中,除了闪亮、生动的时代女性形象,最突出、鲜明的要数民族资本家形象,在三十年代以后的整个现代文学阶段,塑造民族资本家形象几乎成了茅盾的一种专利。
纵观茅盾的中长篇小说,自1931年的《子夜》开始,到1938年的《锻炼》,有七部较重要的作品涉及到民族资本家,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添上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群像系列。
一、以英雄形象出现的民族资本家
吴荪甫是茅盾塑造的第一个形象鲜明的民族资本家形象,也是一个以英雄出现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在他身上寄托着茅盾自己对民族工业的一种理解和希望。
吴荪甫是三十年代极为典型,又极有个性的民族资本家,他虽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地主家庭,却留过洋,是一个有着“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民族资本家。
受过西方思维模式、经济思想熏陶的吴荪甫,对于封建传统和种种行为习惯,有一种极明显的反感和挑战意味,这可以从他与吴老太爷之间所谓第二代“父与子的冲突”中略见一斑。
在“坚决拒绝了和儿子妥协”已有十年之久的吴老太爷的眼里,儿子过的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
“对父亲的生活和思想素抱反感”的儿子也向来不坚持要老太爷到上海来,这成了一个执拗的对垒。
然而1930年共产党红军的燎原之势,逼迫着吴孙甫将吴老太爷拖出“堡塞”,使其“不得不对新式企业家的‘子’妥协”,不料,刚置身于大上海的风云变幻之中,就骤然“风化”,暗合了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象征。
如果说对垒是一种反叛,对吴老太爷的丧事的处理,也是一种迥然不同于传统习惯的果断风格,“此刻是九点多,报馆里也许已经不肯接受论前广告,可是我们这报丧的告白非要明天见报不行,只好劳驾去办一次交涉。
底稿,竹斋在那里拟。
五家大报一起登!
”二小姐考虑,一则过于匆忙,二则顶会挑剔的舅父曾沧海来不及赶到,“觉得老太爷的大殓的时刻还是改在后天上午好些。
”吴荪甫沉吟了一会儿毅然拒绝,并且答曰“有什么话,都由我一人担当。
”他并不在意老舅父的感觉,不仅仅将“老太爷这样一件大事”一天功夫办完(用当差们的话说“这就是他的脾气”),而且将丧事演变成各路重要人物的聚合,“这小客厅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政治的、军事的、尤其是经济的各种消息在这里交织传递,构成了展开全书的一个总纲。
吴老太爷的“风化”虽然不是像范博文所说,“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那么简单,但对“风化”之事的处理,却显出具有资产阶级味道的吴荪甫与封建传统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双桥镇的农民暴动,使吴荪甫脸上出现了老太爷断气时也没有出现的忧愁:
工厂里工人的怠工也使其“脸上的紫疮,一个一个都冒出热气来。
”尽管这“一种铁青色的苦闷和失望”只是一刹间,然而这些事业在他心中的份量可以在对比中清晰呈现。
在吴荪甫的心里,他当初是可以办银行的。
确实,凭着他周游西欧的的经历和能力,凭着他的资本和精神,“办银行该不至于落在别人的后面,”然而他还是坚定不移的选择了办厂。
“我还是要办下去的!
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
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
”因为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办丝厂、办其他有关的或辅助的企业。
他相信“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
”因为它不仅在上海办厂,而且在家乡双桥镇也办了电厂、米厂、当铺、钱庄之类。
也因为有这样的鸿志,当发展受挫时(援引来自各个方面),他也能时常振作精神。
双桥农民暴动虽然对他是个打击,工人怠工也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他却极力化解淡出。
面对现实构筑着一个宏大的计划实现这计划目标的第一步,就是“联合实业界的同仁来办一个银行,做自己人的金融流通机关。
”借“益中信托公司”的成立,来解决资金来源和周转问题。
办厂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厂家一时周转不过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却非常的困难,条件也极为苛刻,这是1930年前后民族资本家们在经营自己的企业时遇到的很头疼的一件事。
基于这一点,“益中信托公司”目标极为明确,“一定要把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几项极有希望的企业。
”故而,那些较少实力的几个小企业家就被有财力、手腕、魄力的吴荪甫及其同志舍弃了,并且还计划着要“救济”他们,将他们的厂并归到自己的名下。
“足智多谋而又有决断”的吴荪甫以调动起自己的全部实力要大干一场。
他的心中涌起无限的豪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宏图大志就要在他的手中实现。
而要实现这宏大的理想,他必须扫清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对他而言,吞并其他弱小的企业,剥削工人和瓦解、镇压工人的罢工,就成了一件十分必要、自然的事。
以吴荪甫及“同志”的观点来看,“一种企业放在不会经营的冤大头手里,真是可惜可叹”,而一旦到了会经营的人手里则会焕发出真正的生机,他们正是这样会经营的人。
何况这些小企业“到底是中国人的工业,现在他们维持不下去,难免要弄到关门大吉,那也是中国工业的损失,如果他们竟盘给外国人,那么外国工业在中国的势力便增加一分,对于中国工业更加不利了”。
在这些言语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资本家之间的血淋淋的相互争斗,一方面也应看到面对强大的外国经济的侵略,吴荪甫试图集中、扩大民族工业的力量,来与外国工业抗衡,达到发展民族工业的目的。
这是企业家努力发展自己民族工业的一份极强的事业心,和作为一名中国人面对外国经济入侵的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同时这也是资产阶级反战经济的一种形式和趋势,在外国资本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吞并、积累和垄断的过程,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无法适应这一切,要想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似乎也必须走这一条路。
这让我想起秦始皇,我们一方面在谴责他战争的残暴,一方面却不能不承认他统一中国的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吴荪甫还面临着与自己工厂的工人群众的斗争。
国际金融市场的萧条冲击着中国市场,必然影响着工厂的生产和销售,威胁着民族资本家的利益。
民族资本家便转嫁危机,加紧对工人的剥削,延长工作时间和克扣工资,引起工人强烈不满,工人便怠工乃至罢工,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态势。
“这一回工人很齐心”,“工人们就像鬼迷了一般!
”“我知道这个鬼!
生活程度高,他们吃不饱!
可是我还知道另一个鬼,比这更大更厉害的鬼:
世界产业凋敝,工厂跌价!
”不能说他不了解工人的现状,不了解国内外实际的形势,可惜他自己也深陷其中,无法游刃有余。
但面对这些鬼,有着过人胆魄的吴荪甫还要拼一下。
他“一向注意周密而且量才器使”,这时用上了沉着冷静、精明能干的屠维岳,利用黄色工会,离间工人,加之立三路线的偏激和幼稚带来的盲目冲动,吴荪甫又暂时躲过了一道难关,虽然是表面的平静,但无疑是一大鼓舞。
他要集中兵力大干一场,收获他想得到的一切!
尽管吴荪甫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然而非常可惜,他碰上了赵伯韬,“公债场上的一位魔王”,他“神通广大,最会放空气,又和军政界有联络”。
面对困境,在暴利的诱惑下,“富于冒险精神、硬干的胆识”的吴荪甫与他们联手,花钱叫别人打败仗,玩起多头、空头的游戏。
却没有料到是老赵的诱饵,等意识到这是“赵伯韬弄得玄虚”时,已无法退出,因为“到公债市场去混一下,原不一定危险,可是跟老赵共事,那危险性就很大了。
”吴荪甫的这一想法没有错,他已经成了“在美国的经验和金钱做后台老板的”赵伯韬“金融资本支配工业资本”的大计划对象中的一部分,遭遇着被吞并的危险。
同时,刚毅果断的吴荪甫也不愿低头,不愿意用老赵推荐的蒋派人物做益中信托公司的总经理,显然他们“中间的纠纷不是单纯的商业性质”。
为此老赵露出了真实的面貌,“吴荪甫会打算,就可惜还有我赵伯韬要故意同他开玩笑,等他爬到半路就扯住他的腿!
”表面的联合解体,并为吴荪甫设置了一道道的难关,于是出现了“吴荪甫扼住了朱吟秋的咽喉,赵伯韬又从后面抓住了吴荪甫的头发”这样的一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争斗图。
斗法在二人中间展开,面对“不是投降老赵,就是益中公司破产”的选择,经过犹豫和磋商,决定压上工厂,积蓄力量,与赵伯涛在公债市场决一死战。
公债市场虽不是吴荪甫之所长,而且他以往还不喜欢涉足,但此刻他已经别无选择。
将吴荪甫逼入公债市场,虽然是赵伯韬的期盼(这是他最擅长施展拳脚的地方),但是面对他也佩服的对手却也不敢大意,不仅借助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同是借助蒋介石的政治势力,操控金融市场,为吴荪甫设置障碍,并从精神上瓦解了吴荪甫阵线内部的力量,使得杜竹斋不仅没有在关键时刻投入兵力,而且反戈一击,在老赵也有点玩不转的时候,置他们于死地。
脚下的“地雷”全部爆炸,“众叛亲离”,从不慌乱的吴荪甫在强大的压力下也支撑不住自己,“倒在沙发里,直瞪了眼睛,只是喘气”,甚至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吴荪甫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惨遭失败,发展民族工业成了一枕黄粱。
这是吴荪甫的悲剧,也是有事业心的民族资本家的悲剧,更是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悲剧,同时也昭示着中国更加殖民地化的现实。
二、挣扎中的民族资本家形象
《子夜》发表以后,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轰动,也使茅盾对经济、以及民族资本家问题更加关注。
1932年至1937年间写成的中篇《多角关系》中出现了民族资本家唐子嘉的形象。
也正如人们所说:
“这个中篇小说可以说是《子夜》的续篇。
”
唐子嘉在上海的华光丝织厂已经关闭三个多月,无法给工人发工资;建成的市房也一年半载没人租,年关时节来到家乡小镇躲避,希望能够通过家乡的田租、房租来缓解年关之急,这很有点像当年的吴荪甫一样,希望借助于家乡的一些小厂来聚集钱财,支持上海工厂的发展。
谁知道“他在上海碰到的那种钉子竟然也在‘这里’再次碰到”。
这正是一幅受到国际市场冲击后的萧条景象,不仅是当时曾经繁华一时的上海,即便是小乡镇也受到影响。
不仅如此,作品中还展现了大大小小的店主或一些在全人相互的积压、缩窄、躲避,失去常态的言行,到处是年关时的混乱,同时也展现了工人与农民的苦难以及反抗。
如果说唐子嘉是吴荪甫的续写,那么在唐子嘉的现实里已对民族工业没有信心,在吴荪甫那里被称为“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的丝织业,在唐子嘉的手里变了质,变成了“花纹特别亮晃晃地耀眼睛的”“人造丝”。
唐子嘉有吴荪甫的果断,甚至于更狡诈,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颓唐和生活的糜烂,他之所以离开上海是逃避,逃离家乡也是一种回避,缺少了吴荪甫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才智。
民族工业在这样的资本家手里已经没有了出路,他也已经丧失了一个优秀民族资本家的本质。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资本家的前途处在最黑暗的“子夜”时分。
对于吴荪甫,我们似乎可以较清晰地说起失败的原因,感受的到他的雄心、才能、喜悦、自信、愤怒、专横,甚至于苍凉,油然而生一种对其生不逢时、英雄末路的同情,而对唐子嘉,更多的只有厌恶。
我似乎没有办法联想,唐子嘉就是失败后意志消沉,斗志消散的吴荪甫,但是我却真切地感觉到作者字里行间的一种失落和失望,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
是对民族工业前途的失望?
吴荪甫是作者试图塑造的一个现代工业的理想领导者,有理想有头脑,有经验,有才能,懂得经营也懂得用人,然而清醒的现实主义又使作者不得不面对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失败乃是必然的,那么唐子嘉就是吴荪甫吗?
实际上,《多角关系》还没有给我们一个黎明,民族工业还处在黑暗的子夜挣扎,渴盼生存。
我想,作者或者是一个不轻易许给别人希望的人,又或者是作者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直到1938年4月发表的《第一阶段的故事》中,我们才看到一个新的民族资本家形象——何耀先。
这部小说着重反映了上海八一三战争发生到结束的历史过程。
据作者的自述:
这部小说“原想命题为《何去何从》,因为抗战开始之后这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不但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投身抗日,走向革命,还是继续在生活的浊流中沉沦”。
[2]小说中人物颇多,作者为何耀先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在他身上保留了当年吴荪甫身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强的信念。
让他在实际社会和生活中慢慢接近、接受群众,这是一种变化,一种发展,是抗战初期同仇敌忾的形势下民族资本家对自己道路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还表现在后来《走上岗位》中的阮仲平、《锻炼》中的严仲平身上。
在这些人物的言行中,黎明的色彩经过子夜已经渐渐的到来。
振兴民族工业的热情在现实中受挫,便转化为爱国的热情,他们在抗战的洪流中选择了亮色,选择了对民族抗战的支持。
尽管这种选择可能过于生硬,甚至有些牵强,但是在那样形势发生着急剧变化的时代,已经容不得你有过多的犹豫和观望。
据载,当时不少民族资本家将自己的产业迁移内地,支持抗日,有的则选择了“投旗保产”,表面上转化为别国资产,而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由此保住了民族工业的基础。
作者在《第一阶段的故事》中,为我们的民族资本家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以后,却荡开笔去,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历史,将时间的视野定格在五四前夕,追溯到民族资本家的起点,写出了《霜叶红似二月花》。
如果说茅盾笔下民族资本家的起点人物吴荪甫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和悲剧意义,那么作者似乎是想通过这样的探究来思考吴荪甫及其“同志”失败原因中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致命伤。
在《霜叶红似二月花》中作者为我们刻画了一道历史的轨迹。
出现在《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是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工业,出现了在茅盾作品中出现了多次的带着时代印记和水乡特色的“小火轮”,就是这个曾经引起老通宝诅咒的小火轮,曾是中国早期民族工业中最出色的,为中国传统的运输业带来了生机。
但是,他刚刚进入,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作者围绕小火轮的问题引出了王伯申——赵守义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斗争,用改良派地主钱良材与他们的对立,来表现新旧思想的冲突。
王伯申不仅在农村发展自己的运输业,而且还试图动用“善堂”里的存款来创建“贫民习艺所”,他已经不仅是“县里数一数二的绅缙”,而且是一个民族工业资本家的雏形。
在他的身上,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的特点表现得极为明显。
王伯申创办自己的轮船公司,为这个位于繁华上海附近的小县城带来了生机。
“本县的市面,到底是靠轮船振兴起来的。
现在哪一样新货不是我们的船给运来的?
上海市面上一种新巧的东西才出来一个礼拜,我们县里也就有了,要没有我们公司的船开班,怎么有这么快?
”确实,快捷的轮船沟通了城市与乡镇,为闭塞的农村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激荡和改变着这里的一切。
然而,立与破从来都是相对的,在这过程中,这一民族工业的象征物也与传统的农民和封建的地主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江南多雨的季节再加上发大水,农民辛勤耕种的土地受到严重威胁,大家都在竭尽全力建埂排水,而此刻,王伯申的轮船在行进过程中因为巨大的冲击不仅一次次将农民的防水堤冲垮,而且还借口因为“河道浅,桥又低”,造成“公司里几乎要天天赔贴一些修理费”,准备“涨价”,王伯申的精明可见一斑。
至于他的另一个试图创办的企业——“贫民习艺所”,则更有现代气息,它既是一种“弄几部机器找人来做工”的工厂,“也是慈善事业的一种。
”至少在年轻一代人,如恂如的眼里,这是“一桩社会事业。
”
王伯申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他有理想有业绩,但少经验少阅历,缺少足够的果断和魄力,缺少先进的思想和管理,还割不断与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在中国,资产阶级是从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不可能一开始转化就行成为一个阶段,他有一段逐渐脱离它前身,达到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过程。
”这些早期的雏形们,是一种过渡,在民族工业的发展中的进行着尝试和开拓,尽管有时甚至很难区分他们身上保守的成分多还是进步的成分多。
但是从洋人的把握到早期的买办再到中国人自己的切入,是一种可喜的进步,无论这种切入是主动还是被迫,是成功还是失败,他都为民族工业脱离传统封建经济的发展轨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茅盾完成了从《子夜》到《霜叶红似二月花》的追溯和思考以后,似乎更坚定了对中国民族资本家未来的探索。
所以接着就将目光聚集在了抗日战争烽火中的民族资本家身上。
有人认为,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茅盾对抗战文学题材的一种迎合,我不想否认曾经是左翼文学代表的茅盾,在大氛围里没有这种屈从的倾向和可能,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其探索的一个延续。
早期萌芽状态的民族资本主义家拖着封建主义的尾巴,等到民族工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民族资本家雄心勃勃时,却又遭到外国经济的垄断,当一切以战争侵略出现,当经济的发展笼罩在战火和硝烟之中,民族资本将何去何从?
《走上岗位》、《锻炼》、《清明前后》就是这种探索的结果。
三、抗战时期的民族资本家形象
茅盾自己曾经说:
“《走上岗位》是我在1943年的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品,对他,我是不满意的。
后来,1948年我在香港,就把它否定了,采用了《走上岗位》的部分任务和故事,另起炉灶,写成了《锻炼》。
”[3]
《走上岗位》描写了在这一场战争中,民族资本家阮仲平迁厂支持抗战的故事,并围绕起一讲的社会关系作了一些横向的开拓和发展,但是因为发表在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创办的《文艺先锋》上,故而“忌讳特多”,其人物性格的刻画力度不够,矛盾冲突的展开也显局促,因此作者深感不满,对这份不满意的弥补就是《锻炼》。
他有着前者难以比拟的高度,在横向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上,都有一定的进展,已不仅仅局限在民族资本家以工厂内迁来支持抗战而引起的一系列矛盾上,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相互交织,以整个八一三时期的社会生活作为大背景,来展现战争在中国各阶层的人中间产生的不同的反响,迁厂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文本保持了茅盾作品视野开阔、关注热点的特色,表现了一直存在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日趋激化民族矛盾,生活在这些矛盾中的人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严仲平就是一例。
战争爆发,工厂内迁对支持抗日、保存民族工业的实力是有好处的,然而,在拆迁、运输和重新开工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的麻烦和耗损,甚至是危险,身为资本家不会不考虑到经济利益,何况因为有其哥哥严伯谦的关系,他完全可以把机器拆卸后迁到租界堆栈,减轻损失。
在这样的情势下,动摇犹豫较之《走上岗位》中阮仲平的坚定不移显得真实可信。
也因此引起了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加上来自弟弟严季真的劝阻,工程师周为新的抵制,这一切唤起了严仲平自身蕴藏的民族气节,几股力量的交织作用,工厂内迁得以完成。
严仲平也完成了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的重要抉择,这是他个人抉择,也是历史的期待。
如果说严仲平的工厂内迁,还有着诸多的内心矛盾,曾犹豫彷徨、摇摆不定,需要强大的外部力量推他一把,那么《清明前后》中“更新机器厂”的厂主林永清则是在极清醒、主动的状态下将工厂从上海迁到汉口,又随着形势的发展迁到重庆,“在三十年以后工业下坡路的困难境地中支撑二三年久”,可以说很有成就。
他曾经留学美国,回国后几经周折,终于“择定了自己的终身事业”,他“精明强干”,“说话有时很有煽动力”,“他也很善于交际,善于应付。
”就是这样一位“办起事来,比那头等机器的新式机床还要准确,还要快些”的爱国资本家,却被迫面临一个极痛苦也极危险的选择:
拒绝诱惑保持自己的初衷或屈服于诱惑。
当年不能毁灭的精神,今日面对“统制和官制”、“飞涨的物价”、“高利贷”趋于崩溃。
于是用借来准备购买一批锰铁和煤焦的资金,去购买黄金以期提价后一本万利;黄金梦一破灭,又准备与金澹庵合伙来一个“办工业其名而贸易其实”的投机,也因为双方分歧较大而不成。
这是形式的逼迫,犹如忠厚老实的李维勤也会挪用公款做起黄金梦。
一连串的白日梦是林永清的软弱和无奈,甚至有点刚愎自用,那么在与金谈判,对自身尊严与工厂利益的捍卫则是一种不愿真正与官僚资本家勾结的气节。
这一过程同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的联合、分裂很相像,只是在新的形势下,民族资本家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在抗日的烽火中,国民党四大家族对经济的垄断,使那些“乘抗战风云而腾达”的人极为得意,而真正勤恳与民族工业的人,却处处受到挤压、牵制、愚弄,狼狈不堪。
林永清从幻想到认清现实,从软弱到控诉的过程,强烈地体现出“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的主题,这让我想起吴荪甫当年对一个真正的国家、一个好政府的期盼。
确实,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政治的安定和民主作为前提,就很难一帆风顺。
虽然这部被有人称为“小说化的戏剧”,因为是茅盾的第一次的尝试,存在着种种的不足,但是凭着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倾诉的热情和控诉的勇气,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公演,更是反映强烈。
这不仅是因为剧种所涉及的事件是真实的,切合了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让林永清说出了许多人想说的话,也传达了当时广大人民对民主自由需求的呼声。
重庆著名企业家吴梅羹就说:
“我们工业界的人看过《清明前后》,很多人都被感动得流泪。
这是因为我们工业界的困难在戏里面讲了出来,全部都是真实的。
”[4]这也不能不说是文学功效的表现之一。
尤其可贵的是,因为茅盾一贯倾力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注意对人物的塑造,因此作品中的几个人物,无论是林永清,还是“刚强与决断”但有些性急,不太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赵自芳;秉性忠厚、能吃苦,却不幸落入圈套的李维勤;随着需要变来变去,变成一条狗也开心的余为民;道貌岸然、老谋深算的金澹庵等等,都细腻传神。
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弥补了作者因为对戏剧创作的陌生而带来的一些欠缺。
《清明前后》是在抗战胜利的捷报声中完成的,为这一特定的时期的民族资本家书写了闪亮的一笔。
至此,茅盾以一个较长也相对完整的时间跨度完成了对民族资本家的成长描述。
在历史发展中,中国民族资本家经历了一个雏形挣扎期、成长挣扎期。
随着国民党的统治,抗日战争的爆发,又有了黑暗中的沉沦和光明里的追求,王伯申、吴荪甫、唐子嘉、何耀先、严仲平、林永清就是他们的代表。
这些民族资本家们在风风雨雨中挣扎,既书写着他们自己的奋斗史,又书写着中华民族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民族工业的艰难发展史,同时还传递着作者对发展民族工业的热望,以及对客观现实中民族工业发展状况的清醒认识。
作者也借此完成了“大规模的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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