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裁决撤销事由的解析及调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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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裁决撤销事由的解析及调整
引言
众所周知,仲裁已经成为国内外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途径。
有资料显示,全球500强企业涉及的纠纷中有80%是通过仲裁加以解决的。
在我国,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数量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加。
2016年仲裁受案数量已经超过20万件,而从10万件到20万件仅用了3年时间。
在许多领域,如房贷交易中,通过仲裁解决其争议已经成为标准格式条款。
但在国内仲裁案件大量增加的同时,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要求予以司法救济的案件数量也在大量增加。
这种情形与我国现时整体社会及制度环境有直接关联。
仲裁虽然是一种很好的纠纷解决替代方式,但受社会制度环境的制约,无论在仲裁员的素质、仲裁管理机制,还是人们对仲裁制度的认识等方面都差强人意,导致仲裁领域乱象横生。
因此,强化国家对仲裁的监督成为必然要求。
作为国家对仲裁制度运行的监督手段,司法介入是必须的,而其介入程度会因仲裁现实情形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仲裁裁决撤销制度的核心在于仲裁裁决撤销事由的各项规定,其范围取决于国家对仲裁干预的程度。
如何设置仲裁裁决撤销事由对于合理地实现仲裁制度的功能,保障仲裁裁决的正当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我国现行的仲裁制度,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均为事后被动监督,主要有以下三种路径(也是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三种途径):
(1)以要求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有效与否进行审查的方式监督;
(2)仲裁裁决作出之后,当事人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以对当事人请求进行审查的方式监督;(3)对方申请执行仲裁裁决之后,以对另一方当事人提起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的请求进行审查的方式监督。
在实践中,第二种方式是最主要的司法监督方式。
要求法院确认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只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发挥国家行使公权力手段解决民事纠纷的基本功能,虽然这也是一种司法监督,但对纠纷解决程序本身的监督作用是间接的。
不予执行的审查和判断尽管能够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但它是在仲裁裁决进入执行阶段之后产生。
在此阶段,当事人通常都已行使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这一救济手段。
由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与申请不予执行的事由是同一的,一旦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被驳回,申请不予执行一般也无法成立。
因此,在司法对仲裁进行监督方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程序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下称《仲裁法》)第58条规定,仲裁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存在可撤销事由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已确定的仲裁裁决。
该规定为存在瑕疵仲裁裁决的不利当事人提供了法定的救济途径。
在仲裁实践中,基于各种原因,仲裁裁决中遭受不利的一方当事人常常根据这一救济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请求,要求撤销已确定的仲裁裁决。
该方法已成为仲裁实践中仲裁不利方当事人最为常用的救济途径。
仲裁裁决的撤销请求本质上是国家对仲裁进行司法审查的一种监督机制。
我国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对于仲裁采取的是事后监督,而非少数国家(如英国)的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并重的方式。
以英国的事中监督方式为例,在仲裁过程中,如果就法律适用问题产生争议时,可以请求法院裁决中止仲裁程序,待法院对该问题裁决之后再行恢复仲裁程序。
事后监督则是仲裁庭作出终局裁决之后,法院通过仲裁当事人提起仲裁裁决撤销之诉的方式进行监督。
我国《仲裁法》赋予仲裁当事人仲裁裁决撤销之诉权的目的,一方面通过纠正仲裁中违法行为的方式,维护和保障仲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通过仲裁裁决撤销之诉的方式,实现司法对仲裁的监督,监督仲裁裁决的作出——在仲裁可能性(是否具有仲裁利益)、仲裁适格、仲裁庭是否中立公正、审理以及裁决程序等方面审查是否满足法律的基本要求,这是国家干预(参与)仲裁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我国仲裁制度起步较晚,《仲裁法》制定和实施的时间不长,受社会、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仲裁制度的建构,尤其是制度的实际运行在客观上还存在诸多不足,还不能充分满足日益增长的且要求更公平、更公正、更有效率解决纠纷的社会需求。
同时,我国仲裁制度自身也还存在很大的完善和充实的空间,在司法对仲裁裁决的监督机制方面也是如此。
一方面,作为司法监督的连接点,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仲裁裁决事由的设置方面存有较大的调整余地;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如何完善仲裁裁决撤销事由的设置仍存在不同的认识。
例如,有的人主张应当根据我国仲裁现实将仲裁裁决中的法律适用错误,甚至主要事实认定错误作为撤销事由。
这些认识一方面与我国的社会现实有关,另一方面也涉及仲裁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同时,人们对于现行法中某些仲裁裁决事由应当如何理解也存在不同的认识。
例如,如何理解“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仲裁法》第58条第1款第5项);如何理解诸如《仲裁法》第58条第1款第3项关于“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规定中的“法定程序”;如何理解仲裁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社会公共利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中的公序良俗是什么关系;如何看待法律适用错误的救济问题;等等,这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研究和阐释的问题。
本文主要就理论和实践中一些有争议或不明确的问题阐述笔者的理解和认识,以期推动对仲裁制度的深入研究。
一、现行《仲裁法》中仲裁裁决撤销事由解析
所谓仲裁裁决撤销事由,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可以撤销确定仲裁裁决的理由。
由于仲裁裁决确定之后具有与确定(生效)判决相同的效力,不仅具有与判决相同的形式上的约束力——仲裁机构(包括作出裁决的仲裁机构)不得自行撤销仲裁裁决,而且具有与确定(生效)判决相同的实质上的约束力——既判力、形成力和执行力,因此,作为司法救济途径,只能在具备法定撤销事由时,才能通过一定程序由法院予以撤销。
现行《仲裁法》第58条对仲裁裁决撤销事由、基本审查方式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该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1)没有仲裁协议的;
(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4)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5)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该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
该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
(一)关于无权仲裁
无权仲裁是仲裁裁决撤销的事由之一。
《仲裁法》第58条第1款第1项和第2项的规定都涉及无权仲裁的问题。
《仲裁法》将没有仲裁协议作为撤销事由,其原因在于,当事人之间一旦就纠纷解决方式选择仲裁途径,就排除了司法解决途径,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就此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的,不予受理。
仲裁的前提和基础是当事人之间就特定争议交第三方裁决的合意。
没有关于争议解决的合意,也就丧失了仲裁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仲裁协议即意味着不能排除司法主管,当事人可以直接选择民事诉讼方式,即便对方已经申请仲裁解决纠纷。
一旦双方之间有了仲裁协议,当事人双方就必须受该协议的约束,只能选择仲裁程序解决纠纷。
有一点需要注意,双方之间虽然没有协议,但一旦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而另一方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双方当事人认可仲裁,仲裁机构对该纠纷拥有裁决权。
在仲裁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再就仲裁权问题提出异议,无论向仲裁委员会,还是向人民法院。
实践中经常遭遇的问题是,虽然双方之间存在仲裁协议,但实际上双方之间存在若干法律关系,而仲裁协议仅仅是针对其中特定的法律关系发生争议时的解决方式作出约定。
此种情形下,如果其他法律关系发生纠纷时,该仲裁协议不能约束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均可选择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该法律关系的争议。
双方之间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仲裁协议,往往需要结合双方之间具体的合同条款和内容进行分析予以确定。
对无权仲裁的判断还必须结合仲裁法关于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尽管仲裁裁决撤销事由的法律条文对此并无规定,因为仲裁协议无效与没有仲裁协议两者的法律效果相同。
仲裁无效的情形由《仲裁法》第17条和第18条予以专门规定。
因此,仲裁裁决撤销事由中也就包含了关于仲裁无效的具体情形。
第18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
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约定是否明确是实践中常常引起争议的问题。
仲裁事项是否明确应当结合双方签订合同的具体内容而定,如果不明确则以仲裁协议无效对待,此举表明立法者持有司法解决优位的立场。
在对待仲裁委员会是否确定的问题上,也存在司法政策导向的问题,因为明确与否的界定也是相对的。
例如,双方约定为由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纠纷,如果当地有两个仲裁委员会时,该协议中的仲裁委员会是否确定则存有疑问:
如果从限制性司法政策的角度而言,应当视为不明确;如果从宽松性司法政策而言则应该认为是确定的。
这涉及仲裁解决与司法解决的关系问题。
(二)关于仲裁裁决违反法定程序
在申请撤销生效仲裁裁决的案件中,仲裁裁决违反法定程序是撤裁理由中最为常见的。
何谓法定程序具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从而容易被仲裁裁决不利一方当事人所利用,但同时也被抗辩一方当事人所质疑。
笔者认为“法定程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1)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撤销事由,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仲裁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权利。
一方面,法定程序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法定程序的理解需要联系具体规定予以考虑;另一方面,并非只要违反法定程序,就一定要撤销仲裁裁决。
这与违反法定程序的程度有关,因此需要从司法政策上予以考量,而考量的基准就是当事人辩论权是否得到有效的程序保障,如没有送达、没有给予当事人出庭机会等。
(2)法定程序是仲裁裁决的必经程序。
这些程序包括从申请到审理、裁决的各个环节,具体规则体现于《仲裁法》以及各仲裁机构制定的仲裁规则之中。
《仲裁法》第四章较为具体地规定了仲裁程序,既包括申请、审理和裁决的过程,也包括组织与证据运用。
例如《仲裁法》第45条规定的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如果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没有开庭时出示,则应当视为违反法定程序。
在《仲裁法》中关于证据的部分有的是选择性的,例如关于证据的质证,《仲裁法》使用的是“可以”一词,意味着并非必须的。
因此,如果在开庭审理时当事人双方没有质证,则不能认定其违反了法定程序。
这一点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所不同,民事诉讼法关于质证的程序是必经程序。
(3)所谓法定,不仅是指《仲裁法》、仲裁机构制定的仲裁规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中可以适用于仲裁的相关规定,还应当包括当事人双方之间关于仲裁程序的契约或合意。
当事人之间关于仲裁程序的合意也应当纳入“法定”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为何要将当事人的合意纳入法定的范畴,是由于仲裁是当事人自由度很高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因此,更应尊重当事人之间关于仲裁解决程序的合意。
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只要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当事人有关个案仲裁程序的合意就是仲裁规则,其合意确定的程序就与法定程序相当。
意思自治是仲裁制度的基础,是仲裁权产生、行使的基础和基本原则。
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体现和实现的契约就是法律。
德国《民事诉讼法》亦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关于仲裁程序的合约具有与法律规定相当的效力。
违反仲裁程序者,可申请法院予以撤销其裁决(《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59条第2项)。
当事人通过仲裁合意可以更多地根据具体情形考虑程序保障,以维护其正当权益,因为有些程序保障事项不宜在仲裁法或一般仲裁规则予以规定。
例如,关于仲裁裁决书是否应当附裁决理由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交由当事人合意就比较容易处理了,当事人双方可以合意约定仲裁裁决书必须附有理由,如果没有附理由则构成违反程序可予以撤销。
在仲裁中,当事人的合意或契约方面比较多的是双方之间关于证据效力和证据可采性的契约。
比如,双方约定只有书证才能是证明争议事实的证据形式。
如果仲裁裁决违反了该证据契约,也应视为违反法定程序。
再如,关于质证,《仲裁法》没有规定质证为必经程序,没有质证也不能视为违反法定程序,但如果双方有关于质证为仲裁必经程序的合意,而仲裁审理中没有经过质证时,则应当视为违反法定程序。
遗憾的是,从我国的仲裁实践情形来看,人们并不重视关于仲裁程序的合意。
人们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通过合意在某种程度上(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自己确定仲裁规则。
(三)关于证据违法
《仲裁法》将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
这部分事由涉及仲裁裁决的事实认定和证据运用问题。
之所以将伪造证据单列作为撤销事由,主要是基于两点:
第一,伪造证据的行为本身是违法行为;第二,因为裁决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则很清楚地表明仲裁的事实认定缺乏事实基础是不正确的。
从这一事由的规定来看,我国仲裁法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法院对事实认定这样的实体问题予以介入。
(四)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按照多数国家仲裁法的原则或惯例,法院不对仲裁的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和监督,仅对形式或程序性事项进行审查和监督,但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审查是其例外,因为社会公共利益往往被视为社会秩序的底线或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
我国《仲裁法》第58条第3款将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独立于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事由之外的特殊事由。
这一规定的本意在于,即使没有当事人主张,如果法院在审理中发现仲裁裁决有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可以直接以此为由撤销该仲裁裁决。
这里涉及仲裁法中当事人主张原则的问题。
在民事诉讼中,基于当事人主义,根据辩论原则(注意不是辩论权原则),只有当事人主张的事项才能成为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
在仲裁裁决撤销之诉中也是如此。
因此,仲裁法才特别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这一事项不受当事人主张的限制,因为社会公共利益超越了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属于当事人能自由处分的范畴。
但应当注意的是,由于撤销请求的提起应遵循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因此,法院对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事由的职权发现也只能在撤销请求提起之后。
实践中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事由多由当事人主张,几乎不存在当事人没有主张而法院在审理中发现的情形。
这是因为当事人一旦试图撤销对己不利的仲裁裁决就会穷尽所有能够成立的撤销事由,除非当事人自己没有意识到。
在我国仲裁实践中,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撤销仲裁裁决案例几乎没有(限于检索的情形)。
一方面,这可能与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抽象性有关。
实践中,限于司法缺乏能动性的原因,这一概念的内涵难以通过判例加以具体化;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其内涵,也容易出现社会公共利益扩大化趋向,形成司法的不当干预,尤其在容易将社会公共利益一般化为国企利益的场合中。
国外(例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等)仲裁法以及《联合国贸易委员会商事仲裁示范法》(UNCITRALModelLawonInternationalCommercialArbitration,下称《示范法》)均将社会公共利益纳入“公序良俗”或“公共政策”(一般为英美法系国家所使用)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之中。
从完善仲裁法的角度考虑,笔者也建议以公序良俗这一概念替代社会公共利益。
一方面公序良俗的内涵外延更为广泛,是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难以囊括的。
例如,公序良俗中的良俗包括一个国家的基本道德规范。
这也是社会的底线问题,国家应当介入进行监督。
在理论上,公序良俗既包括实体性内容(实体性公序良俗),也包含程序性内容(程序性公序良俗)。
通常而言,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典型的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如法律上明确禁止交易的行为。
在日本,关于赌博债务的履行、违反进出口商品限制规制法的行为都属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在德国,实体性公序良俗包括违反重要的国家和经济政策上的利益,例如价格规定、卡特尔规定和相关的欧洲法、违反文化遗产保护和武器管制等;程序性公序良俗方面,例如违反法定听审权、违反裁判中立原则、无视国家法治原则等违反表达基本正义理念的法律规范。
在日本判例中,公序良俗也被理解为不仅包含实体内容,也包含程序内容;在具体认识方面,例如,将有争议的事实认定为没有争议的事实,并以此作为仲裁裁决的事实基础,也被理解为违反公序良俗。
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中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公共秩序)这一概念在其含义上也包含了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
我国新制定的《民法总则》已经明确规定和适用“公序良俗”这一概念,其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仲裁法作为规范民商事争议的程序法,也应当与《民法总则》的表述保持一致。
我国学者就公序良俗的实体方面已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
但人们受民法规范等实体法认知的限制,对公序良俗的程序方面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由此导致公序良俗的程序意义在仲裁实践中完全被忽视,也就自然谈不上公序良俗程序含义的具体化。
另一方面,由于公序良俗含义的漂移性,在我国传统意识的背景下很容易将公序良俗理解为一般道德或将公序良俗道德化。
公序良俗中的公序,即社会一般利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良俗,即一般道德观念或良好道德风尚,包括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社会良好风尚。
从我国民法实践来看,将公序良俗道德化的现象十分突出,似乎也只有在涉及道德问题时才有其适用的价值。
由于人们对道德规范具有一般的认知性,尽管公序良俗包含了社会公共利益,但实践情形却表明几乎没有以此为判断标准予以适用的情形。
虽然公序良俗存在着不确定性或漂移性,但这正是公序良俗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补充本身应具有的特性。
概念的不确定性使得概念同时具有了弹性和灵活性,也就使得司法者可以根据时代的发展应时地赋予其相应的含义。
尽管这种不确定性会给具体适用造成一定困难,但人们可以通过理论解释和判例等控制方法予以消解。
应当承认,在公序良俗解释的统一性或适用的有效控制上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积累。
因此,法院在认定仲裁裁决违反公共良俗时应当予以谨慎对待,避免滥用导致对仲裁的不当干预,影响仲裁功能的发挥。
(五)关于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按照《仲裁法》第58条第1款第5项的规定,“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作为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之一。
从法条规定的表述来看,因为有“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这样的修辞,因此通常不容易引起人们对这种事由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质疑。
但我们去掉“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这样的修辞之后,就容易发现其欠缺合理性和正当性了。
去掉“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这样的修辞,整个撤销事由的表述就变为“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证据”的情形。
法条中的“隐瞒”一词也表达了对当事人这一特定行为持否定意见的一种修辞态度。
实际上,所谓“隐瞒”就是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自己所掌握或知晓的证据这一行为的贬义表达。
在仲裁中,当事人之所以没有提出自己知晓或掌握的证据,原因自然是当事人认为该证据对己方不利。
如果要求当事人不能“隐瞒”证据,就是要求当事人必须提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即使是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这种要求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站在了追求真实、实事求是的价值高度,但其实这种要求是违背诉讼和仲裁法理的。
按照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要求,事实主张和证据应当由当事人提出,没有提出的事实主张和证据,法院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
要求当事人必须提出证据显然违反了当事人主张自由的原则,与辩论原则的基本法理相悖。
仲裁应当是较民事诉讼更具有当事人主义取向的纠纷解决程序,自然应当更能够体现当事人主张自由,更坚持处分原则。
但现行《仲裁法》关于撤销事由的规定却有与其精神和原则相悖之嫌。
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在于我们受传统的事实探知绝对化的影响,将揭示案件事实作为公正解决纠纷的唯一价值,而没有考虑民事纠纷性质的特殊性,没有考虑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处分自由,没有顾忌民事纠纷解决的程序正义,简单地将实质真实推向了绝对化境地。
这一事由设置体现的是一种民事纠纷解决中的职权干预主义,这也是我国传统诉讼体制的一个基本特点,深层原因是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本位、法制道德混同等诸多因素型塑的社会观念所致。
与民事诉讼程序相比,仲裁程序是一种更具有当事人对抗特点的纠纷解决程序。
在解决民事争议的仲裁程序中,仲裁庭的职责就是根据当事人双方自愿提出的证据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法规对纠纷进行裁决。
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是依赖于仲裁当事人利益对抗机制和不能证明主张的风险机制来加以揭示的。
由于双方利益、立场的对立,只要条件允许,双方当事人都将尽力提出对自己有利、对对方不利的证据证明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主张。
虽然有时由于当事人不会提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而对方当事人又不掌握这些证据,可能会使得案件事实无法得到充分的揭示,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强制要求对方提出对己不利的证据。
要求对方提出对己不利的证据不过是一种道德要求而已。
为了促使裁决更趋近于案件真实,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符合程序正义的方法和手段,而非简单地强制当事人提出于自己不利的证据。
例如,可以根据实体法(如公司法)的规定,要求对方提供自己有权阅览的由对方持有的书证;也可以考虑像民事诉讼法那样设置或适用文书(书证)提出命令制度。
只要属于对方在仲裁程序中已经主张的书证,或者因为双方共同利益而形成的文书(书证),都可以要求持有该文书的对方当事人提出。
这种方法将更符合证据提出的正当性要求。
(六)关于《仲裁法》第58条第1款与第3款规定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在适用《仲裁法》第58条时,人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仲裁法》第58条第1款与该条第3款是什么关系?
第1款和第3款不都是关于仲裁裁决撤销事由的规定吗?
为什么要分款加以规定呢?
笔者理解如此规定,有两个原因或理由。
(1)第1款关于仲裁裁决撤销的事由是针对仲裁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
也就是说,属于当事人主张事由,采取的是当事人主义,而非法院依职权探知事由。
当事人没有主张的,视为该事由的事实不存在,法院没有主动审查的职责。
《仲裁法》第3款的规定是针对法院的职权行为。
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撤销仲裁裁决的诉讼中发现存在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法院可以依职权作出撤销仲裁裁决的判决。
(2)尽管第1款和第3款都涉及撤销事由,但两种撤销事由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这一事由不同于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其他事由,既然是社会公共利益,说明其在利益上超越了当事人个人与仲裁裁决结果的关联。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一事由成为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项,不受当事人主张的限制。
二、仲裁裁决撤销事由的扩充——应当将“当事人不能防御”作为撤销仲裁的法定事由
仲裁裁决撤销事由的设置,一方面要有助于通过司法监督保障仲裁裁决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发挥仲裁制度作为纠纷解决替代机制的功能,两者平衡的结果使得仲裁裁决事由的设置更多地需要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考虑。
尽管我国现行《仲裁法》对此有所作为,其撤销事由的设置也基本考虑了这一点,但在具体事由设置方面还存在不足。
无论是仲裁还是诉讼,其基本特点和基本要求就是在当事人处于平等地位时的居中裁判。
当事人的平等、充分行使程序权利以及裁判者的中立地位成为裁决结果正当化最重要的前提,也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仲裁中,当事人的平等集中体现在当一方当事人实施攻击时,另一方当事人有充分防御的权利和机会。
仲裁的启动意味着一方当事人主动地实施了攻击,另一方即处于被动和受攻击的地位。
因此,如果不能给予对方当事人防御的权利和机会,就无法保证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地位,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仲裁裁决也就没有了结果的正当性。
因此,在仲裁程序中是否给予当事人防御的权利和机会是其仲裁裁决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重要根据。
但从我国现行《仲裁法》关于仲裁裁决事由的规定来看,恰恰缺失对这一事由的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为了弥补这一缺失,笔者建议应当将“当事人不能进行防御”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之一。
“不能进行防御”这一仲裁裁决事由是现行《仲裁法》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这一事由所不能完全替代的。
法定程序虽然体现了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但法定程序是一种明确的程序规定,不能进行防御是从程序权利实际没有能够实现的状态来考虑的。
例如,仲裁庭没有给予仲裁当事人充分陈述理由的机会,如果仅仅从法定程序角度是难以判断是否违反法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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