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牛津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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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牛津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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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作者:
政右经左2009-03-1006:
55星期二晴
程美宝
在陈寅恪的生平中,最为人熟知的事迹之一,是陈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却因战争爆发而一再延期上任,战后又因眼疾不愈而不得不放弃该职位。
由于资料有限,以往人们的了解一直主要是依据陈寅恪及他人的回忆。
笔者1998年夏造访牛津大学期间,在图书馆及注册处职员协助下,阅读了1935年至1947年间牛津大学有关聘任汉学教授之档案文件,因而对牛津聘任陈寅恪一事之来龙去脉,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资料。
这批档案有牛津大学校方的正式文件和报告,也有包括陈寅恪本人在内的有关人士的来往书信,使我们可以用更接近当事人的眼光,考察陈寅恪个人对受聘一事的态度,以及牵涉其中的中外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角色。
笔者对陈寅恪生平知之甚浅,对中国和西方汉学研究的认识亦相当有限,这里仅就在牛津所阅档案,辅以其他参考资料,胪列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一事之前因后果,惟祈博学君子深究辨正是望。
受聘牛津之缘起
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为中文教授,与设在伦敦的一个名为"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iesChinaCommitteeinLondon,简称UCC)的机构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1935年5月,由于牛津大学原中文教授苏维廉(WilliamSoothill,1861-1935)去世,牛津大学正式宣布另觅人选填补中文教授之空缺[注解:
Acts,20May1935,Vol.161,p.xxxvii,见牛津大学档案CP/1,File1(以下凡牛津大学档案均只标注档案号。
又,本文所引牛津大学档案原文全部为英文,由笔者译成中文)。
],并在1936年3月就遴选中文教授事通过有关的大学规章中,列明遴选委员会的组成,除牛津大学有关方面人士外,特别留一席位由大学中国委员会指派代表出任[注解:
STATUTEApprovedbyCongregationonTuesday,3March1936,CP/1,File1.]。
大学中国委员会是英国政府为推动英国的中国研究,于1931年从庚子赔款中拨出20万英镑成立的,主要由英国汉学家和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士组成。
从1936年牛津大学颁布的遴选委员会组成看,尽管大学的代表可以从不同学科和学校行政的角度考虑,但最有资格从汉学的角度去考虑人选的,应该是大学中国委员会的成员。
至1938年,牛津大学就聘请中文教授一事采取更具体行动。
先是在1月决定中文教授的空缺应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填补,随后在5月委任了4名遴选委员,并按原议预留了一个席位由大学中国委员会指派。
在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的档案中,最早出现陈寅恪的名字的一份文件,是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颜慈(PercevalYetts,UCC成员之一)在1938年10月28日致牛津大学注册处的一封信,信云[注解:
文中所有整段的引文,皆出自牛津大学档案CP/1Chinese:
Professorshipof,不再一一注明。
]:
我已同大学中国委员会的秘书谈过,得悉他昨天方才收到中英文化协会主席杭立武的电报,转达陈(寅恪)教授申请剑桥教授职位事。
我们觉得电报应该发到下列地址:
ProfessorChenYinchieh
c/oHanLiwu
BoardTrust
Chungking,CHINA
"ChenYinchieh"的写法,是以往通讯中的写法,"BoardTrust"是注册的电报地址。
请容许我冒昧建议,电报的措辞应该确定无疑地表明他已经被选定并正被邀请出任该职位。
我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他申请剑桥职位已经落选,如果他以为这次也只是提出给予他一个候选人资格,他大概不会愿意再冒另一次落选的险。
我是否还可以建议,如果薪金少于剑桥提供的1000镑的话,电报应该清楚说明确实的数额,以免他以为也是1000镑。
当然,你会写明是"牛津",以免和剑桥之事混淆。
这封信使我们确切地知道,牛津大学在1938年10月28日之前,已经做出聘请陈寅恪出任中文教授的决定。
信中提到的中英文化协会是1933年由时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的杭立武在南京成立的一个"国际性文化友好组织"[注解:
《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王萍访问,官曼莉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18页。
]。
至于剑桥大学聘请中文教授之事,胡适于1938年7月30日在伦敦给傅斯年的信中已经提到"Cambridge大学中国教授Monle退休,寅恪电告Cambridge愿为候选,他们将暂缓决定,以待商榷。
Pelliot允为助力。
我已写一推荐信,昨交去。
大概不成问题。
"[注解:
胡颂平编著《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1639页。
引文中的Monle应为Moule。
]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有一份杭立武于同年10月4日给大学中国委员会秘书的信,谈及陈寅恪申请剑桥一事:
我在上月收到你于7月21日发到汉口给我有关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的信,很抱歉,我并不能够通过你向剑桥大学提供有关陈寅恪(ChenYinchieh)先生更详细的资料(他自己喜欢用的姓名的罗马拼音是"TchenYinkoh")。
我收到你的信后,立即发了一份电报给他(指陈寅恪--译注),请他提供你所需的资料。
不过,由于他任教的西南联合大学现正放假,他居处不定,直到10月2日之前,我们仍无法获取他的资料。
我当天已经发了一个电报给你,电文如下:
"陈寅恪年47健康良好能以英语授课打算在剑桥逗留5年被认为是最好的中国学者之一。
"(原文无断句--译注)
我希望这份电报能够及时到达你处,以供负责遴选教授的委员会考虑。
很抱歉在该电报我未能提供他的著作的详情。
附上一封胡适为其他目的提交的保密推荐信,以供剑桥委员会参考。
至于遴选委员希望了解有关T.K.Chu先生的资料,由于你未提供他的中文姓名给我,很抱歉我不能辨认出他是何人。
[注解:
杭立武致A.G.Morkill信,1938年10月4日,CP/1,File1。
]
这封由杭立武为陈寅恪申请剑桥事致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函件,出现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是异乎寻常的。
从杭立武的信可以看出,大学中国委员会在7月曾就剑桥大学聘请中文教授事,发信给中英文化协会,了解有关陈寅恪的情况。
但杭立武9月才收到此信,了解过陈的情况后,10月2日才向大学中国委员会发出一个非常简短的电报,并于10月4日发出了这封信件。
如果把该信和前引颜慈10月28日给牛津大学的信联系起来,可以推测,大学中国委员会把原来为剑桥大学了解的情况转到牛津,而牛津大学应该是在剑桥大学未聘请陈寅恪的情况下,根据大学中国委员会转来的这些材料和颜慈本人的介绍,很快就作出了聘请的决定。
1938年11月19日,颜慈致函牛津大学注册长,告知陈寅恪的通信地址[注解:
颜慈致牛津大学注册长信,1938年11月19日,CP/1,File1。
],让牛津大学直接与陈联络。
很显然,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陈寅恪为中文教授,除了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影响外,在中国方面,当时参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中国学者和官员亦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后来陈寅恪周章曲折而未能成行起了左右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笔者将留到下一节讨论。
在牛津的档案中,杭立武信后除附有胡适的信之外,还有一份是关于陈寅恪学术研究特点和学术水平的介绍,内容如下:
陈寅恪(ChenYinchieh)先生比较喜欢他的名字的罗马拼音作"TchenYinKoh"。
1.候选人之履历:
陈寅恪先生,江西义宁人,清末民初留学日本、英国、德国,1917年后,他继续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进修,1925年,他被聘任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和国立北京大学讲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自1929年以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
2.研究领域及方法:
陈先生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并在中国比较语言学研究各个方面都深有造诣。
近年来,他致力于汉、中国和六朝的历史(原文是thehistoryofHan,China,andSixDynasties--译者按),而他的著述表面上以微不足道的枝节为基础,但成果却相当深远,堪称真正的贡献。
他在西方比较语言学方面受过的训练是一流的。
他曾经学过梵文、藏文及蒙古文,并尤其精于藏文。
他不但能够同时使用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的方法和文献,并且善于利用。
3.其贡献之重点:
由于历史研究的领域甚为广泛,要达致最好的成果,必须具备深厚的知识和批判的态度。
在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真正的进展,是透过运用批判性的方法达致的,惟应用范围一般仍十分狭窄。
近来,研究领域已有所扩展,但方法一般仍欠严密。
欧洲正统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只是在最近的历史著述中才开始感觉得到。
陈先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先行者。
以下是一些能够突显其贡献的重点:
a.陈先生能够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实的真正意义,利用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论证意义极为重大的事件。
以前的中国历史学家,要么就是对细微的事实感兴趣,故他们的成绩不免支离破碎,要么就是对通史有兴趣,因此过于理论化和太具想像力。
陈先生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展示出各种细微事实的联系,以解决大的历史问题。
他的著作诸如《唐太宗的祖先》第一至第四,(这里估计是指《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等四篇论文--译者按)《约公元126-536年间道教与沿海省份》(这应该是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译者按)是目前历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他的方法和他的观点,都可以作为其他研究者的楷模。
b.陈先生是目前中国惟一可以利用藏、蒙、满文的原始文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他的成就,正如在他的《蒙古源流研究》等著作中展现出来的那样,是西方汉学家难以超越的。
c.陈先生比较梵文、藏文和汉文的佛教文本,例如他对不同的佛教文本所做的笔记,于准确性方面在中国无人能超越(虽然这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历史研究,但这在历史研究中是非常根本的基础)。
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研究必须以文本批判开始,如此,所引用的材料才属可信,并能得到合理的诠释。
陈先生是中国可以这样做的最前沿的学者。
他的见识,他对于细节的关注及其严谨的态度为将来的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的成就也结合了西方和中国学者的优点。
4.学者的评价:
中国学者和外国的汉学家对于陈先生的著述评价甚高。
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笔者一时不能判断上文出自何人,但从文中有关陈寅恪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贡献以及伯希和等中外学者对陈的评价等内容来看,应该是由对陈寅恪的学问有较全面了解的人提供的。
相形之下,胡适的信倒比较简单和含糊:
陈寅恪教授〔原文是"ProfessorYingch'iuhChen(陈寅恪)"〕年约47,江西义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在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乃著名的旧体诗人,兄长之一陈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赋的画家。
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师,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懂得藏文。
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钢和泰(BaronA.vonStaelHolstein)合作。
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
他已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论,包括他对中国佛教、道教、唐代文学、唐皇室的种族源流等方面的历史的研究。
他的研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
他惟一的英文著作是他关于韩愈及其时代的小说(这里指的是《论韩愈与唐代小说》--译者按)的研究,该文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The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
1937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研究奖。
在任职国立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的同时,他已担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达10年之久,该所是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之一。
(签署)胡适(此处并无亲笔签名--译者按)
其实,在上述各方为牛津聘请陈寅恪事多次电函往来时,陈本人对于到牛津大学任教并不见得有多大兴趣,他次年赴香港前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便表明了这一点[注解:
陈寅恪1939年6月1日致梅贻琦函,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3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201页。
]。
他对去牛津任职事一度犹豫的态度,在颜慈1938年12月26日写给牛津大学注册长DouglasVeale的信中也得到证实:
中国大使发出一封信函,谓陈教授已改变初衷,愿意接受大学之聘任,我为能将此信之摘录送交与你而松一口气。
如此一来,亦必省却了遴选委员不少忧虑。
我估计,遴选委员毋需再次开会。
四日前我在雪中摔伤了腿,因此有数周不能参加会议。
你会从大使的信函得悉,他将愿意代你与陈教授联络。
[注解:
颜慈致Veale信,1938年12月26日,CP/1,File1。
]
在陈寅恪致梅贻琦信中提到的郭复初,即颜慈信中提到的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陈寅恪之应聘牛津,很大程度上是郭泰祺劝说的结果。
至1939年中,陈寅恪本人和牛津方面都为陈赴英做好准备,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亦同意拨款100镑作为陈寅恪旅费之用[注解:
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秘书致注册长信,1939年5月2日,CP/1,File1。
],陈寅恪则于1939年6月动身离开昆明。
两度赴英受阻
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陈寅恪接受牛津大学的聘任之后,先后两次赴香港,准备动身前往英国。
第一次是1939年夏由昆明到达香港,正准备转乘轮船赴英就任的时候,却适逢欧战爆发不能成行,只好于9月返回昆明。
次年夏天,陈再次赴港,"待赴英时机。
既难成行,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注解:
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8-119、126-127页。
]人们一般把陈寅恪不能成行的原因,简单归咎于欧洲战争的爆发造成交通中断。
不过,尽管陈寅恪第一次不能成行的直接原因确实是欧战爆发,然而,从事隔一年,欧洲战火未息,陈仍再次决意起行这一事实看,欧战似乎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尤其第二次滞留香港的原因,更似乎另有蹊跷。
牛津大学的档案显示,陈寅恪第一次在香港因战争受阻不能按时上任,曾于1939年9月5日致函牛津大学注册长,原函未见,但这封信的原文在档案的其他文件中被引用,内容如下:
我原来打算在8月底乘船赴欧洲,并且万事俱备,由于局势紧张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数天。
如今欧战已经爆发,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故此,我决定推延1939年至1940年学年度赴英之事。
我将返回云南,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注解:
NoteonNegotiationswithUniversitiesChinaCommittee1932-41,CP/1,File2.]。
牛津大学马上作出相应的决定,1939年9月,在陈寅恪先生回到昆明的同时,大学的监察委员会已向大学当局提出建议,允许陈寅恪延迟至1940年度第一个学期初就任[注解:
eportfromtheVisitatorialBoard(FortheHebdomadalCouncilonly),CP/1,File1.]。
此建议随即为大学当局通过。
陈寅恪在1940年再次动身赴港,显然是根据牛津大学这一决定,准备在1940年度第一学期到牛津上任。
在牛津大学有关的档案里,有一封相信是陈寅恪在1940年5月从昆明发给牛津大学的亲笔信件,内容如下:
我谨通知你我计划在9月初自香港乘船前往英国,可望于9月抵达牛津,恳请代为安排下榻学院事宜。
可见陈寅恪此行并非如今人一般所说,是到港探亲,等待机会赴英,而是已有很明确的赴英行程安排。
但是陈寅恪抵达香港后,却没有按照原计划成行。
他在1940年8月24日致梅贻琦函中很清楚地讲到了改变行程的原由,信云:
月涵吾兄先生左右:
别来不觉月余,想起居佳胜。
弟到港即接郭大使自英来电,因时局关系欲弟再缓一年赴英,当即托英庚款会代复照办[注解:
陈寅恪1940年8月24日致梅贻琦函,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前引书,203页。
]。
据此,陈寅恪1940年滞留香港乃根据郭泰祺的意思"照办",但牛津大学的档案却显示,当时牛津方面从郭泰祺那里所得到的信息,是陈寅恪本人希望再推迟一年上任。
郭泰祺在1940年7月8日亲笔签名致牛津大学注册长DouglasVeale的信函中写道:
有关我6月17日的信函,我今天接获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的电报如下:
"请告知牛津大学陈寅恪推迟到明年上任之意愿--杭立武"
请就上述之请求发信往昆明答复陈教授。
郭泰祺提到的"6月17日"的信函,在档案中未见,但档案里有一份材料,乃摘录自牛津大学周议事会6月17日发出的定期通告,其中有云:
注册长接到指示,答复中国大使刚提出的查询,假若陈教授希望再次推延其上任的日期(见Vol.174,p.23),周议事会将提出一个议案,予他再度休假一年[注解:
Acts,17June1940,Vol.176,p.xxx,CP/1,File1.]。
这个议案后来在1940年10月获得通过,据此,陈寅恪应在1941年第一学期到任[注解:
Acts,14Oct.1940,Vol.177,p.ix,CP/1,File1.]。
根据以上几段资料,可以做以下的判断:
从1940年5月陈寅恪致牛津大学函,知道陈此次去香港,是决定前往牛津上任,而不是去香港等候时机。
就在陈寅恪动身赴港的时候,1940年6月17日,郭泰祺致函牛津大学,虽然原函未见,但同日牛津大学周议事会发出的通告中提到,郭泰祺刚刚向牛津大学查询陈寅恪再次延迟上任日期事,由此可以知道郭泰祺在陈寅恪已经动身的时候,曾向牛津大学查询陈寅恪是否可以推延上任。
牛津大学当局接到郭信之后,指示注册长答复郭泰祺,如果陈寅恪希望再次推延上任日期,牛津大学可以准予再延迟一年,可见陈寅恪1940年再次推迟到牛津上任是郭泰祺提出来的。
在1940年,从牛津大学的角度去看,关于陈寅恪何时上任,战争似乎不是一个直接被考虑的因素。
同年7月8日,郭泰祺又致信牛津大学注册长,转达杭立武的电报,并请牛津直接答复陈,杭的电文原文是"PleaseinformOxfordTschenyinkohswishpostponementanotheryear-Hanlihwu",由于这是一份电报,用了省略的句子,不同的读者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会有些微妙的差别,但杭立武用上"Tschenyinkohswish"的说法,则很显然让牛津大学觉得他们正在转达陈寅恪的意愿。
而当时郭提出要牛津大学直接致函到昆明答复陈寅恪,表明郭当时还不知道陈寅恪动身的安排。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陈动身的准确日期,但从陈一到香港就收到郭电报看,陈动身日期很有可能是在7月8日以后,即使在7月8日之前,也不会早多少天。
从陈寅恪8月24日致梅贻琦信看,正当郭、杭向牛津大学转达陈寅恪欲再缓一年的"意愿"的同时,或者甚至是在稍后一点的时间,陈却离开昆明到香港,准备去英国。
而陈到达香港的时候,郭泰祺致电表示希望他"再缓一年赴英"。
可见,郭在7月8日还希望牛津大学直接复信陈,以便在陈未离开昆明时搁置赴英行程,但随后得悉陈已到香港,便直接致电陈提出要他推迟行程。
从这些片断的资料看来,陈寅恪1940年未能赴英上任,牛津大学所得到的消息,是陈寅恪本人的意愿[注解:
在159页注⑤所引的文件中提到:
"1940年夏天,陈寅恪教授再次要求允许他再推迟一年就任他的教授职位",CP/1,File2。
],但陈寅恪得到的信息,则是郭泰祺的指示。
从日程来看,在陈寅恪得到这样的信息甚至还没有离开昆明之前,郭、杭二人已经为陈寅恪推迟上任同牛津大学交涉,而这个时候,陈本人显然毫不知情,还按原计划离开昆明到了香港。
可见,陈寅恪1940年再度赴英未果,很可能是郭、杭二人的刻意安排。
这一历史的真相和具体的细节如何,郭、杭二人当时有何特别考虑,在没有掌握更多资料的时候,难以做进一步的揣测。
不过,了解一些郭、杭二人相关的资料,也许对进一步考虑这一看似偶然事件的意义有一定帮助。
身为驻英大使的郭泰祺,在此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他的大使身份外,似乎还由于他和牛津有着一些特殊的关系。
正如陈寅恪在致梅贻琦函中已经点破的,郭泰祺以中英合作为理由力劝他接受牛津聘请,但所谓中英合作,实际上"即大使馆与牛津之关系"[注解:
陈寅恪1939年6月1日致梅贻琦函,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前引书,201页。
]。
据《郭泰祺先生行述》载:
当公(郭泰祺--引者)在使英任内时,与英国朝野均能深相结纳,博得对方之尊重,如保守党之丘吉尔、艾登及巴特勒,工党之阿特里、贝文及斯塔福克利浦斯爵士,及各著名之大学校长教授,新闻界之有力人物,无论左派右派,均有相当之友谊,英国牛津大学曾赠以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注解:
《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8册,台北,1993年,333页。
]
郭泰祺是在1938年夏获得牛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注解:
WhosWhoinChina,Supplementto5thedition,Shanghai:
TheChinaWeeklyReview,1940,p.26.],就在郭获得这一荣誉不久,牛津大学决定聘任陈寅恪,郭显然在中间起了推动的作用。
当时,正是郭泰祺积极与英国朝野建立良好关系的时候,郭为陈事所做的努力,从郭泰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他在英国外交活动的重要一环。
至于杭立武,则曾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也是中英文化协会的创办人,抗战期间,又被蒋介石委派为蒋与英国驻华大使及丘吉尔驻华私人代表的联络员。
1940年7月,英国曾应日本要求,将滇缅公路封闭,禁止军事资源运达中国,中英外交正处于一个相当敏感的时刻,郭代表中国政府向英提出书面抗议,并做外交交涉[注解:
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10册,台北,1996年,4505-4509页。
];杭立武则代表蒋介石和丘吉尔交涉,争得滇缅公路重开[注解:
《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王萍访问,官曼莉记录),19页。
]。
可见,郭、杭二人均与英国政界、学界和文化界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在陈寅恪和牛津大学之间所扮演的恐怕也不仅仅是一个转信人和传话人的角色,在陈寅恪滞留香港不能赴英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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