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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悦悦事件的立法问题
佛山“小悦悦事件”引发讨论见死不救该不该立法规范(深阅读)
前不久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悦悦被车撞伤后,18人步行或骑车路过,都没有停下来施救,引起社会的反思。
对此,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门组织了3场座谈会,探讨如何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好心救人者反被诬,英雄“流血又流泪”,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也是一些人想做好事却又不敢的原因之一。
据悉,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国外也不止一次出现过好心助人反被告上法庭的案例。
对此,很多西方国家都制定了为好心人免责的相关法律条款。
不少专家认为,中国有必要制定类似的法律。
中国需要“好人免责法”吗
专家们认为,目前有必要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好心人免责”的规则,为救助人规避可能遭受的法律风险,从而促进社会善良风气的形成。
“目前我国没有一个为好心人免责的专门条款。
”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说,一个人救了人,反而可能要承担责任。
有了这样的事情,人们就会在利益权衡之下,选择不救人。
“现在呼唤中国的"好人免责法",就是要让好心人做好事,不管有没有过失,只要他不是故意的,就不用承担责任。
”
据了解,类似的“好心人免责条款”,在美国、加拿大等很多国家都有,被统称为“好撒玛利亚人法”。
“好撒玛利亚人法”一般规定,如果受救者认为施救者是肇事者,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指控他人者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则施救者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道德领域的事,法律怎么介入
见义勇为,守望相助,是受人类道德规范支配的行为,体现的是人的道德水准。
让法律掺和进来,是否对道德建设产生不良影响?
广东粤通律师事务所主任肖文齐表示:
“当道德已经无法有效地约束某种社会现象时,法律就有必要及时介入。
”
特别是好心救人所存在的法律风险,专家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加以规范。
“这在西方国家不乏先例。
”朱列玉介绍,在美国,就是通过一个著名的案例确定“好心人免责”的法律规则,保护善良的救助者2004年,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年轻女子发生车祸,被卡在车里动弹不得。
另外一位名叫丽莎的女子将其救出,亚历山德拉在车祸后瘫痪。
但2008年,亚历山德拉却把将她从车里拖出来的丽莎告上法庭,称丽莎救助疏忽导致她瘫痪,所以丽莎要为她的瘫痪负责。
2009年,加州议会以75∶0的投票比例通过“好心人免责条款”,宣布在类似丽莎这样的案例中,一个人因救助他人有所疏忽而导致其受到伤害时,救人者得以免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蔡镇顺认为,法院判决也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引导,法院判决应该弘扬社会正义与良知,推动国家的文明建设。
助人行为目前真的无法可依吗
但也有专家认为,即使在欠缺专门的“好心人免责条款”的情况下,救人反而倒霉的事情,也是不应该的。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理论部副主任谈方认为,“从搀扶老人反被诬等类型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不守法、有法不依,公平正义这个最后的屏障没有守住,让好人寒心。
”谈方说,谁主张谁举证,是法律上的基本原则,“如果你反告别人伤害你,你就应该举出相应的证据;你举不出来,就不应该支持”。
据悉,深圳市政府已将类似的《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列入201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深圳政府法制办研究所所长周成新告诉记者:
“现在正在调研起草阶段。
”周成新介绍了拟在该条例中呈现的三条规定:
一,当别人遇到危险或紧急情况时,除非有重大明显过错或明显故意,帮助别人的人对帮助的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
二,如果被救助人认为伤害是救助人造成的,必须提出足够充分的责任,也就是说举证责任在被救助人一方;否则不予支持。
三,如果被救助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反咬一口,并最终证实他诬赖救助人,则应受到一定惩罚。
周成新坦言,对于此条例,目前还有一些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应该单独立法;也有人认为应该成为一个条款,补充到原有的见义勇为保护条例。
另外还有人质疑,深圳是否有相关立法权。
“目前,还没有征求意见,人大也没有列入立法计划,估计今年内不大可能出台。
”
从“小悦悦事件”看他国立法如何避免见死不救保护见义勇为
10月13日,广东佛山的两岁女童小悦悦在7分钟内被两辆车先后3次碾轧,这期间竟有18名路人不闻不问,直到拾荒阿姨陈贤妹经过,将悦悦搬离街心。
4天后,武汉一名15岁学生扶起一位被电瓶车撞伤的中年妇女,却被伤者指认为肇事者。
一边是路人漠然离去,一边是好心人被诬陷,当今社会的公共道德良知再次被严厉拷问。
如何避免类似道德悲剧重演?
如何保证好心人行善“零风险”?
其实,早在2005年至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陈文希和汪春兰就曾针对这种情况抛出提案,大意是:
尽快出台《见义勇为法》,制定《见死不救罪》。
实际上,美欧诸国早已制定类似法律,既有对见死不救者的惩罚,也有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
***见死(危)不救要被问罪
国外在“见死不救”这方面有着相关的法律,一些国家叫做“拒绝援助罪”。
但应该注意到,这项罪名的成立有着非常严格的前提,比如要充分界定救助者与被救人之间的关系,如是否为亲属或者恋人等;以及救助者是否会对被救人造成伤害等一系列前提下,才能立罪。
美国有专门的《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和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处于险境中的公众,此外还有配偶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救援责任的界定等。
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将此法律延伸到普通百姓,规定任何人必须对求助的陌生人予以协助,如果有能力进行救助而不救助,则构成可惩罚的违法行为。
比如,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报警电话,就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如果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以犯罪论处。
在佛蒙特州,见死不救者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
在欧洲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挪威、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法律也规定,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都具有营救危难的法律义务。
法国199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就有“怠于给予救助罪”,具体条文是:
“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
”
《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就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
***国外“见义勇为法”重在保护
美国有部法律,叫《仁慈的撒玛利亚人法》(goodSamaritanlaw),相当于“见义勇为法”,它不是为了奖励见义勇为者,而是为了保护见义勇为者免于受到恶意诉讼而制定的。
它保护见义勇为者对受难者的死亡、伤残、残疾不承担法律责任,只要见义勇为者行为理智,出于好意,遵循常识和使用合理的技能即可。
美国联邦和所有州的法律中都有其各自的“见义勇为法”,有的叫做《无偿施救者保护法》(volunteerprotectionlaw),主要目的都在于通过豁免见义勇为者在一些特定情形中的责任来鼓励社会的见义勇为行为,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被追究责任,从而勇于挺身而出。
这部《仁慈的撒玛利亚人法》的名称来自于《圣经》中耶稣所举的撒马利亚人无偿救助旁人的例子,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是法律人性化的体现。
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通过立法的形式来鼓励见义勇为在美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法律,但主要属于各省司法管辖内,例如安大略省2001年颁布的《见义勇为法》就有一条规定:
“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
”加拿大司法界人士称,制定该法是为了打消施救者担心的因施救不当而惹上官司的顾虑,以防止他们事后成为被告。
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意大利、日本、法国和西班牙,类似《仁慈的撒玛利亚人法》都在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良知而运作着,它要求公民有义务帮助遭遇困难的人,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
***监护人领域亟待立法
重新审视“小悦悦事件”,就在人们大呼“国人的良知去哪里了”的同时,一些人开始将视角转向受害女孩儿的父母,并质问“他们当时去哪儿了?
他们是否尽到了监护人的责任”?
这么追问或许会被扣上“冷血”的帽子,但让一个两岁的孩子在下着雨的傍晚独自跑上街道,父母没有给她足够的监护,却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中国的法律条款尚未对监护人的具体行为作出详细的规定,也没有规定多大年龄的孩子可以独处或独自外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要看看国外的有关法律。
加拿大安大略省规定:
“让16岁或以下的孩子独处时,监护人必须提供当时情况下适当的监管和看护。
”
美国纽约州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时时有人照看,以免发生由于孩子不懂事而导致的危险。
离开学校以后,家长自己不能照顾的话,必须托给别人照顾”。
如果孩子无人照顾的情况被发现并报警,不但孩子会被相关的社会福利机构带走,父母还会被起诉“危害孩子安全罪(endangerchildwelfare)”。
父母如果要想要回孩子,需要经历一系列持久的法庭官司。
如果法庭判定父母缺乏监管能力,那么孩子很可能就要不回来了。
2011年5月11日,一名刚刚移民到美国的老奶奶把自己大约3、4岁的孙子留在纽约州哥伦布公园,被公园管理人员发现,管理人员带着孩子沿公园附近寻找其奶奶20分钟未果,遂向警方求助,孩子家长险些因此被捕。
小悦悦事件引立法讨论律师质疑撞人司机不下车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伸手相助的陈贤妹阿姨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
/佛山日报记者张明术摄
情义并未走远行善需要保障
小悦悦虽然离我们去了。
但对小悦悦事件的反思没有停止。
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全民的思想、道德和法纪的再教育。
除了痛斥肇事司机、谴责冷漠路人,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弘扬见义勇为的精神,如何用制度保障?
见危不救的行为,该不该入刑?
昨日,省市的大讨论继续展开,立法与机制保障见义勇为再次成为焦点。
见危不救,该不该立法惩处?
省社工委组织法律工整理座谈,探讨法律保障作用
昨日上午,省社工委以“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为主题召开第三场座谈会,邀请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的工整理代表,就“严格执法,维护公平正义”展开讨论。
与会者认为,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应该让法律保障好人有好报,也应以人为本,唤醒人性。
●观点PK
见危不救,该不该立法惩处?
小悦悦事件中,路人的冷漠刺痛了大家的心。
除了谴责路人冷漠,大力表彰陈贤妹见义勇为的美德,法律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去维护正义呢?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
当道德规范已经无法有效调整某种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又亟待解决时,法律就有必要及时介入。
“小悦悦事件”传递出,见危不救已经对社会造成危害,为了鼓励见义勇为,惩治见危不救,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对见危不救的行为,尤其是对社会特殊人群(比如公务人员、先进人士、医生等),做出明确的“惩恶”规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蔡镇顺教授对此持反对意见。
“我不赞成对普通公众规定见死不救罪。
公众的救助属于道德范畴,不是法律问题。
”蔡镇顺认为,道德滑坡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实际上即使立法也无法执行,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军也认为,小悦悦事件中是一个道德范畴问题,可以通过舆论谴责、社会倡导解决,而且已经有道德规范,如果立了法,如何定罪量刑?
因此,对法律和道德需要进行必要的区分,该法律管的归法律,该道德约束的,还是交给道德来解决。
依靠法律,还是唤醒人性?
既然对见危不救进行立法惩处不可行,那么,法律在类似事件中究竟该发挥什么作用?
朱列玉就认为,可以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好心人免责”,让“好人能够有好报”,免除善良救助者的后顾之忧。
发挥法律的指引功能,地方政府应设立专门的见义勇为经费,给予见义勇为者物质、精神上的双重奖励,在医疗、就业、子女教育、证照办理以及税费方面给予优待,鼓励民众见义勇为。
在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朱占同看来,改变当前这种局面,法律保障必不可少。
对于见义勇为者的诉讼案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证据规则要对见义勇为的人有利。
而对于肇事司机的惩处、对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法律的作用都十分重要。
“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法律也不是万能的。
法律和道德要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振洪认为,“见死不救”情况的出现,实际上是社会诚信的缺失,有赖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重建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
教育要提到人性的高度,从教育上唤醒人性。
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人大代表吴青也认为,小悦悦事件是极端事件,不能说明社会冷漠,大部分人是好心人,应该以好人好事激发民众的光明之心。
特别是在文化建设方面要加强,让文化唤醒良知,温暖人心。
●建议
用经济杠杆鼓励见义勇为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而利用经济杠杆来鼓励见义勇为行为,也是促进社会善良风气形成的良策。
朱列玉举例说,孔子的学生子路看到一个小孩掉进河里,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把他救起,这个小孩的父亲为表示感谢,用一头牛作为谢礼,子路高兴地接受了,当时一头牛的价格相当昂贵,大家认为子路太贪心,这让子路很苦恼。
孔子听说此事后,对这个子路说,你做得对,因为你的行为向社会宣告,只要冒着危险救了人,无论多大的奖赏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样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去救人。
孔子教育学生的经典故事,很清晰明了地表达了经济杠杆对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
通过立法形式,明确以经济利益的形式鼓励社会民众见义勇为,也将有助于社会善良风气的形成。
把见义勇为列入法律
“现在道德滑坡的问题出在哪里,是法律的问题。
”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永平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唤醒道德。
第一,修改广东省见义勇为条例。
目前这个法律法规的见义勇为概念是与犯罪行为做斗争。
修改中对危险的人的控制和保护义务也应该包括在内。
建议增加几个行为,一是他人遇险的时候应该报告,二是保护现场,三是减少危险等行为。
要对见义勇为行为给予国家立法保护。
第二,建议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提交议案,把见义勇为的行为列入法律,把见死不救纳入法律的规范。
要惩罚诬陷和讹诈救助人的行为。
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主任詹礼愿希望建立“社会救援基金”,为见义勇为者提供经济保障,使其无后顾之忧。
社会救援基金包括垫付见义勇为救援对象的抢救费用;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基金;见义勇为者自身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救助、补偿或抚恤费用。
让社会力量参与救助?
佛山传媒集团举行专题研讨会
购买专业服务共保救助
昨日上午,“‘守住底线给爱力量’社会力量参与‘好心人’救助专题研讨会”在佛山传媒集团举行。
研讨会邀请了社会学家、法律人事、人大代表和社会组织代表等专业人士,一起探讨调动民间力量支持的可行性。
在小悦悦事件的沉痛教训面前,“情义佛山”如何坐言起行?
与会者在讨论中表示,“情义”二字于佛山并不陌生,更未走远,10月19日发生在顺德容桂海尾新市场的小杰被撞伤、肇事司机及周围群众积极施救的事件,三水老人冒生命危险救助触电女生等实例,都是明证。
观点1
政府购买专业社会服务
“事实上许多市民对社会救助是万丈豪情,却缺乏专业技能。
在救助过程中,社会团体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佛科院社会学教授张喜平认为,政府和社会机构应合作保障社会救助。
政府可通过购买专业的社会服务,来保障社会救助。
广东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小菁直言,救助机构应当灵活,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可以通过向社会购买专业服务,丰富救助的服务内容,并借助媒体将日常的救助技能向社会推广普及。
佛山12355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队长邓赞明也认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进行救助是当前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他介绍,过去的救助服务一直以政府为主,民间组织为辅,各自开展工作,很少了解,从而导致两者服务的延续性、恒久性难以保障。
政府购买服务的优越性体现在,一方面有监督机制,政府可以监督中标机构,并提供专业性知识。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服务评估机制的形成,帮谁、怎么帮、给多少钱……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进行参考。
观点2
见义勇为应享豁免权
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蔺存宝直言,小悦悦事件反映出公众在法律认识上有误区,害怕给自己找麻烦,其实不然。
他说,法律的作用在于事前预防,事后救济。
公众如何做到既救人,又能自我保护?
在这方面,法律的参与很重要。
他坦言,作为律师很愿意参与法律援助,但缺少参与的渠道。
“要降低见义勇为的风险,要大力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
”市政协委员、市委党校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建丽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援助,确保义士出现麻烦后,有法可依,不会造成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失,其二要提高对漠视、反污蔑的成本,最好能够从法律层面上严惩这些人。
”
市法律援助处律师谢斌认为,欠缺专业知识、技能,救援者在施救中有可能会再次伤害伤者,加重伤情。
对此,他建议见义勇为者应当拥有法律豁免权,免于因这样的伤害而被起诉。
观点3
救助体系要更加完善
广州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认为,救助体系要更加完善,见义勇为免责条款更加细致,赏罚分明,才能扩大民众对救助行为的动力;救助程序也要细化,比如救助者打了110或120到了现场会不会不交押金就不救呢?
他认为,救助资金的管理、运行、预防流失也是问题。
彭澎表示,应大力发展社会力量,“NGO(非政府组织)不一定是政府的对立面,也有可能是政府的左膀右臂。
”
社会上有人提议建立小悦悦纪念碑,但彭澎直言:
“还不如建立小悦悦基金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佛山日报记者杨丽东见习记者黎志惠、张少鹏)
相关律师提出十大疑问
撞人司机为何不下车?
佛山日报讯记者朱伟良报道: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宣告小悦悦离世后,小悦悦家人一直未有现身。
在医院外,小悦悦父亲的代理律师罗德旭向媒体出示了代理本案件的意见,里面提出十点质疑。
罗德旭律师表示,自己通过媒体报道得知小悦悦离世的消息,感到悲伤。
他说,自己为小悦悦父母提供法律帮助,双方有通电话了解。
但在小悦悦离世后,未能了解到父母二人。
他现场再次拨打电话,显示未能接通。
他认为,鉴于该案存在一些法律上的特殊,是故意还是过失,定义为故意杀人还是交通肇事,如果故意杀人如何量刑,如果交通肇事是三年以下,还是三年到七年,还是七年以上,都与案件存在关联。
所以他提出相关意见,并称相信办案机关的能力。
罗律师向媒体记者出示关于小悦悦案件的十点疑问以及建议。
他表示,作为小悦悦案的代理律师,相信小悦悦一定希望凶手得到严惩,但同时也不要冤枉任何人,这也是法律精神所在。
十大疑问
1、碾压过程司机有无打电话?
电话记录如何?
2、如果打电话,通话对方是谁?
说话过程说了什么?
通话对方的调查情况怎样?
3、司机在撞倒小悦悦前,是否看到小悦悦,可否通过技术手段放大其脸部方面和视觉方向。
4、第一名司机撞倒小悦悦后在做什么?
为什么不下车?
5、短暂停下时,根据司机位置和倒后镜角度,可否看到躺在地的小悦悦。
建议通过技术手段还原。
6、根据当时雨势声响,还原现场,司机车内能否听到哭喊声。
7、第一名司机既然承认压到物体,为何继续驶离时不留意后方路面,倒后镜定能看到。
8、为什么行驶时看到小悦悦不停下,推断其主观心态。
9、现场调查了解,第一辆车驶离现场路口曾有停留,为什么?
当时他在干什么?
10、据调查了解,第一辆车驶离没有按常规路线到其商铺,而是朝不同方向走了。
小悦悦事件引发热议专家建议建纪念碑警醒国人
2岁的小悦悦先后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见死不救;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小悦悦于今天零时32分离世。
人们震惊、愤怒、悲痛和失望,继而谴责、质问见死不救者。
一波谴责浪潮过后,人们开始反思:
换了自己是那18个人里的一个,会不会、敢不敢援手去救人?
如何才能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建言献策,希望完善相关法律保障,重塑公民道德规范,让愿救人的敢去救,让想讹人的不能讹。
引人瞩目的是,“小悦悦事件”再次触发“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入法”的热议。
有人提出建纪念碑警醒国人
“冷漠的佛山”“佛山的耻辱”……“小悦悦事件”后,佛山以及佛山人都备受指责,有舆论和网民更指佛山是“全国最冷血城市”。
“佛山人没有这么差劲。
”佛山市委副书记刘悦伦坦承,“小悦悦事件”的确给佛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抹了黑,但这是一个偶然事件,(18个路人)当然也反映出市民的素质问题和爱心的缺失,道德水平较低,但不能代表整个佛山人民的文明水平和思想境界。
“这些言辞有些偏激。
”在佛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红兵看来,“小悦悦事件”只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整个佛山,佛山的整体形象是积极向上的。
佛山下一步将组织一些社会学家座谈,对此事件开展讨论和思考,看整个社会到底要弘扬什么?
用怎样的方式来引导这个社会?
小悦悦被碾压后,18个路人见死不救,已不能用冷漠来形容,可以说是冷血和人性的泯灭。
有大学教授、社会学者共同提出,应在事发地修建“小悦悦事件”纪念碑,警醒国人,告诫子孙后代要“知耻而后勇”。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好人网创办者谈方说,修建“小悦悦事件”纪念碑,就是要呼唤每个人担当自己的责任,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情。
谴责见死不救倡导见义勇为
靠责骂是骂不出道德的。
一波又一波的情绪发泄后,人们认识到,以“小悦悦事件”为切入口,开展全民族大讨论、大反思,唤醒国人良知,重建公序良俗,才能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近日来,有关大讨论陆续举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问题专家、教师、医生、社工和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加。
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何引导见义勇为、扶助弱小的风尚?
如何唤起社会良知?
如何倡导社会主义道德?
如何强化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如何发挥主流媒体和网站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正面引导作用?
广东省政法委牵头组织了以“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为题的大讨论。
广东省社工委组织连续三天的大讨论,话题有点沉重。
“小悦悦事件”折射出哪些深层次社会问题?
我们的社会怎么可以发生这种情感和人性本能被扭曲的事?
人情如此冷漠症结在哪里?
如何加强社会建设,让社会正气成为社会主导价值与力量?
广东省政法委官方微博发出信息,“请停止冷漠,广东将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问计于民,您在这里的建议将可能成为广东政策法规!
”据悉,这些征集的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将会成为广东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
有部分网民认为,政法委应该考虑如何引导公众向善,而不是引导公众搞批判,但还是有不少热心网友纷纷附言,表达心声,提出建议。
父母应该承担监护缺失责任
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
2009年,湖北荆州3名大学生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溺亡,网上盛传渔民“见死不救”,再次引发社会对见死不救立法的讨论。
经过“小悦悦事件”,立法惩罚见死不救又一次被提起。
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朱永平律师认为,“见死不救”应纳入《治安处罚法》。
“如果能用法律指引道德,说不定我们的道德不会倒退这么厉害。
”据悉,广东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将对“见死不救”的行为进行可行性讨论,推动立法。
网友“不败的丁叮”说:
“早几年俺就曾大声疾呼要弘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现在社会风气已经沦落到见死不救!
立法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要惩罚见死不救者。
”
更多的人则是对立法惩罚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
法律的问题,不能用道德解决,再说法律该怎么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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