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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期中国最低工资制度与和谐社会建设
经济转型期中国最低工资制度与和谐社会建设
林玳玳林原袁伦渠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00044)
摘要:
政府通过最低工资制度把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提高到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之上,从而改善这些劳动者的收入状况。
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将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文讨论了经济转型期中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必要性,并对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基于此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转型;最低工资;和谐社会建设
TheMinimumWageandConstructionofHarmoniousSocietyinChina
duringEconomicTransition
LinDaidaiLinYuanYuanLunqu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BeijingJiaotongUniversity,Beijing100044,China)
Abstract:
Theminimumwageisintroducedbythegovernmenttoraisethewageoflow-skillworkersabovetheequilibriumwage,anditcanimprovetheincomeconditionoftheseworkers.TheminimumwagewillhelptoprotecttheinterestsoftheemployeesandpromotetheharmoniousdevelopmentofsocietyinChinaduringeconomictransitionwhenlaborsupplyexceedslabordemand.ThispaperstudiesthenecessityoftheminimumwageinChinaduringeconomictransition,andanalyzesthecurrentsituationofChina’sminimumwage.Finallysomesuggestionsaregiventopolicymakersonimprovingtheminimumwage.
Keywords:
EconomicTransition;MinimumWage;ConstructionofHarmonioussociety
一、经济转型期中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诞生于1993年,其初衷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
但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却招致了部分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张五常,2000;林行止,2002;薛兆丰,2004)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会使得底层工人找不到工作,并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收入。
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是否有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必要呢?
本文将围绕这个问题,从最低工资制度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最低工资制度与就业、最低工资制度与公平收入分配、最低工资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四个角度对经济转型期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一)最低工资制度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开始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配置,企业在工资决定中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了劳资双方的力量存在差距,雇主凭借着对资本的所有权决定着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规则。
在中国目前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底层低技能劳动者所获得的报酬有可能不足以维持其自身和所赡养家属基本生存的需要,政府有必要采取某种形式的保障政策对劳动者获取合理劳动报酬的权益给予保护。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通过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益给予保护,如美国、法国、日本、西班牙、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英国等。
也有一些国家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如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等国。
我国目前的集体谈判制度还很不完善,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保障劳动者报酬权益的作用。
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大于求导致了劳动者失业压力增加,劳资力量差距对比的进一步拉大,这决定了处于劳动力市场底层的劳动者无法采取联合的方式通过集体谈判保护自身权益。
经济转型期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决定了政府有必要采取最低工资立法的形式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二)最低工资制度与就业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中,当最低工资制度施行后,劳动力的价格被强制地提高到其均衡水平之上,此时必然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的降低和劳动力供给的提高,这将导致那些低技能工人就业可能性的降低。
但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几乎是不存在的,垄断力量和摩擦(matchingfrictions)的存在使劳动力市场偏离了完全竞争状态。
在存在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时,最低工资对企业的影响会有所不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有可能使垄断企业增加雇佣量(Stigler,GeorgeJ.1946)。
而在存在摩擦的劳动力市场中,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使企业提供给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相应提高,在一些情况下失业水平会有所降低(Burdett,Kenneth,andDaleT.Mortensen,1989)。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释放出来,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在此情况下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只会使低技能劳动者找不到工作,无法实现维护低收入工人权益的意图。
但是,事实上,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并非是无限供给,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在工资偏低的情况下,许多农民工不愿外出工作,因而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
这说明,只有提高工资,才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政府有必要通过最低工资立法等手段对企业进行引导。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买方垄断,而一旦买方垄断企业面对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则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就可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有助于降低买方垄断企业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剥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又不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三)最低工资制度与公平收入分配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迅速攀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343,1995年是0.389,2000年是0.417。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存在不同版本,但共识是已达到或超过0.45。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事实已经威胁到社会和谐,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之一就是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尤其是广大农民工的收入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
我国目前有数以亿记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大部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偏低。
广东是农民工流入的大省,据广东团省委2002年的调查显示,有53.3%的农民工的月收入在400-500元之间。
过去10年广东经济持续增长,外来青年民工对广东省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以上,但10年间广东农民工工资才增长了60多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工资是下降的。
由于农民工始终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层,施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并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有效提高这部分农民工的收入,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够公平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
(四)最低工资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有支付能力要求的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中对劳动者技能提高有重要作用的教育与培训投资,决定支付能力大小的收入水平是制约教育与培训投资的重要因素。
在发展中国家,需求方和制度性因素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的假设之一就是多数工人无法负担高额教育和专业培训成本,而不得不屈从于低技能职业。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技能的需求不断提升,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来说必然越来越低,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必然会越来越低,其人力资本形成变得更加困难。
工资收入是大量低收入群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资金来源,而最低工资制度是他们收入的保障。
但由于我国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最低工资只能勉强维持劳动者日常基本生活开销,少有投资在教育和培训方面,这就使得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本人及其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很难得到保障,自身素质无法得到提升。
正如前文所述,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很大一部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低工资使得很多农民工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遑论个人和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
这会导致这些农民工因为劳动力素质一直没有提升在无法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时而再次回到农村,而他们的子女也会因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走上父辈的老路。
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这部分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是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经济转型期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现状
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实施十余年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几经调整。
但总体来说,我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
本文将对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居民消费、人均GDP进行比较,以对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和增长情况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以北京为例对经济转型期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从而从另一个视角审视目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合理性。
同时,对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简单的述评。
(一)经济转型期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现状
1.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
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值是判断最低工资标准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目前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其最低工资标准大多为平均工资的40—60%,只有少部分国家最低工资与平均的工资的比值在40%以下。
本文选取1994—2004年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数据,对这一期间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增长率和两者的比值数据进行了分析。
从图1中可知,1994—2004十年间我国各省市最低工资的增长率均低于平均工资的增长率。
这就导致了与1994年的情况相比,2004年全部省市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图2所示。
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福建省,下降了37.9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小的是山东省,下降了2.65个百分点。
1994年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在50%以上的省市有22个,而2004年所有省市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值都下降到了50%以下。
1994年仅有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在40%以下,而2004年仅有8个省市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在40%以上,其余21个省市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均在40%以下,北京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甚至达到了22.04%,是各个省市之中最低的,上海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也依然较低,为25.33%。
显然,我国目前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值要大大低于国际通行水平。
图11994—2004年各省市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
注:
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数值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值计算。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整理
图21994、2004年各省市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重
注:
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数值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值计算。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整理
2.最低工资标准与居民消费
我国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重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因而最低工资标准应满足劳动者及其所赡养家属基本生活的需要。
本文首先对1994-2004年各省市城市居民消费物价的增长情况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如图3所示,十年间各省市最低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增长率,但高幅很小,平均高幅为5.5个百分点。
其中福建的高幅最低,最低工资年均增长率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年均增长率相比仅高出0.8个百分点。
这表明在1994—2004的十年间,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各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几乎没有得到增长,各省市按照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劳动报酬的低收入劳动者购买力几乎没有得到提高。
图31994—2004各省市最低工资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整理
反映居民消费情况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本文对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进行了比较。
通过计算,1994年,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的有山西、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河南、海南、陕西、青海九个省,其余各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均低于其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其中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四个省市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其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的幅度最大,均超过了100,分别为-169.08、-134.51、-129.92、-111.78。
而到了2004年,只有河北、山西、江苏、海南四个省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其余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均低于其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且差值进一步加大,差值在100以上的省增加为11个。
对各省市最低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的年均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可知,在1994-2004十年间,最低工资的年均增长率略高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的年均增长率的省市有13个,其余省市最低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均低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的年均增长率。
从中可以看出,在最低工资标准本就很低的情况下,一部分按照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相对于该地区的其他居民来说境况进一步恶化了。
3.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均GDP
本文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年增长率与人均GDP的年增长率进行比较,以判断各省市按照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是否分享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
如图4所示,1994-2004十年间各省市最低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均低于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
最低工资年均增长率低于人均GDP增长率5%以上的省市为福建、河南、湖南、甘肃和青海,其低幅分别为8.79%、7.96%、6.03%、5.38%和5.15%。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按照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未能及时分享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
图41994—2004各省市最低工资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二)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以北京为例
对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由此可以判别出各个因素对我国目前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程度,从而从另一个视角审视目前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合理性。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从而分析灰色系统主行为因子与相关行为因子的关系密切程度。
对于一个参考序列
被比较序列
,i=1,2,…,m,
则称:
(1)
为序列
和
在第k点的关联系数,
∈(0,1)为分辨系数,综合各点的关联系数,得两个序列的关联度为
=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样本有无规律都同样适用,而且计算量小,十分方便,更不会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的情况,灰色关联分析目前已在各类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参考国际惯例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1月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本文分别选取以下因素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灰色关联分析:
①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元),记为
;②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元),记为MS,以①②两个指标来反映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支出;
③职工月平均工资(元),记为AV;
④城市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记为CP,以此来反映物价上涨情况;
⑤失业率(%),记为UE,以此来反映失业就业状况;
⑥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人),记为EB,以此来反映职工赡养家属情况;
⑦社会劳动生产率(元/万人),记为LE;
⑧人均GDP(元/年),记为GP,以此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最低工资标准记为MW。
表1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指标(1995-2004)
年份
居民每月
消费性支出
(元)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元)
职工
月平均工资
(元)
消费物价指数(以1994年为100)
失业率
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
(人)
社会劳动
生产率
(元/人)
人均GDP
(元/人)
1995
418.31
155
678.67
117.3
2.9
1.9
20966.5
13085
1996
477.45
170
798.25
130.9
3
1.6
24472.9
15044
1997
544.32
190
918.25
137.8
3.1
1.7
27601.4
16735
1998
580.90
210
1023.75
148.6
3.1
1.7
32325.6
18478
1999
624.88
273
1148.17
149.5
0.6
1.4
35151.9
19846
2000
707.79
280
1310.50
154.8
0.8
1.4
40025.8
22460
2001
743.56
285
1596.25
159.6
1.2
1.4
45248.9
25523
2002
857.15
290
1821.00
156.7
1.4
1.4
47301.2
28449
2003
926.98
290
2109.33
157.0
1.4
1.4
52993
32061
2004
1016.70
290
2472.83
158.5
1.3
1.4
77826
37058
资料来源:
《北京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2005,《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调查结果》,北京劳动保障网,htm。
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参考序列,将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职工月平均工资、城市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失业率、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社会劳动生产率、人均GDP作为比较序列,计算求得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灰色关联度矩阵表,如表2所示。
表2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灰色关联度矩阵表
CS
MS
AV
CP
UE
EB
LE
GP
MW
0.9557
0.9521
0.8361
0.8541
0.7044
0.7176
0.8747
0.9215
由关联度矩阵可知
>
>
>
>
>
>
>
上述计算结果动态地反映出1994—2005期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的关联度排序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人均GDP、社会劳动生产率、城市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职工月平均工资、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失业率。
这反映出在我国目前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中,更多的考虑到的是满足劳动者基本生存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与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和失业率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
(三)最低工资制度执行现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1月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明确指出最低工资制度“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但最低工资制度在某些地区的执行过程中却被大打折扣。
一些企业以提供职工食宿为借口,使职工拿到手的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还有一些企业将加班费也算进最低工资,工人只有加班才能拿到高于最低工资的工资;更有一些企业随意克扣职工工资,职工所领到的工资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而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对企业的这种违法行为进行有力的监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担心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会降低资本投资者的利润,影响资本投资者的热情,于是某些地方政府经常会采取牺牲雇工利益的方式来实现其自身和企业方的利益。
在使得在这些违法企业工作的工人的处境类似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实行血汗工资制度的情景,这种境况的存在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一是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科学的测算,使最低工资标准能够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并使低收入劳动者能分享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
《最低工资规定》虽然提出了几项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指标,并列举了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作为推荐方法,但对于这两种方法的规定不够明确。
而各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测算和调整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时,也没有明示其决策所依据的方法、指标和数据。
正如上文分析所指出,我国各省市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值要大大低于国际通行水平。
我们应在实践中探索经济转型期最低工资标准的科学测算,使其在保障低收入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同时,避免严重失业现象的出现。
二是强化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参与,使劳动者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
我国目前所实施的最低工资制度属于政府主导型模式,虽然《最低工资规定》第八条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和调整方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研究拟订”,但在实践过程中广大劳动者的意见并没有被有效地吸纳。
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目前我国的工会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工会的弱势和企业方代表的强势使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主要是反映当地政府和企业主的意见,三方协商机制成为虚设,劳动者的意见被忽略了。
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应加大各种咨询机构和专家、学者尤其是底层直接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的劳动者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力度,并保持这些主体的相对独立性。
同时,要将最低工资制度的信息公开,使公众了解制定最低工资的背景、资料和理由、依据等,提高决策的透明度。
从而使最低工资标准更为公正、合理,执行过程中遇到更小的阻力。
三是强化对最低工资制度实施情况的监察,使最低工资制度得到切实的执行。
针对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监督不力、执法不严等问题,我们亟需建设一个严密的包括日常监察在内的监察体系,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
在各级劳动部门的领导下,构建各级工会及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法律监督网络,让个人、社会团体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参与这个监督网络的建设。
在这个网络中,劳动部门的工作重点在于行政管理和劳动监察,工会则利用各级基层组织,参与各级最低工资法律监督,而广大群众的社会督查可发挥疏而不漏的最后屏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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