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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苏生物军备始末
20世纪美苏生物军备始末
1992年,法国、苏联、英国、加拿大和美国通过联合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其他签署国提交了“建立信任F表格”(联合国文件DDA/4—92/BWⅢ),承认以往拥有进攻性生物学研究和发展方案。
其中,美国和苏联的生物军备活动是5国的主体,是20世纪国际政治和军事的重要内容,却较少被揭示和解释。
一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开始关于生物战的讨论。
如1926年化学部队指挥官在报告中曾提到:
“如何在战争中有效地使用细菌目前还尚未可知,但是一直都在努力尝试”。
直到1940年以后,情报部门不断获得情报称:
德国和日本正在将生物战作为一种可行的战争模式,美国才开始正视生物战威胁。
1941年7月,美国作战部召开了一个科学研究与开发处、军医处、化学作战部和陆军情报处代表会议,讨论生物武器的威胁和美国制定有关计划的可能性问题。
会后作战部部长亨利•斯蒂姆逊(HenryStimson)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提交一份报告。
恰在此时,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
斯蒂姆逊认为美国不能再受《日内瓦议定书》的约束,因为它可能“涉及国内、政治和道义问题而妨碍我们的准备,降低我们的战争潜力,从而被我们的敌人视为国家软弱的表现”。
次年2月国家科学院一份完整的报告放在了斯蒂姆逊的办公桌上。
报告认为生物武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应当着手进行攻击和防御方面的准备。
1942年4月29日斯蒂姆逊把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和他自己的有关意见提交给了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口头上同意了斯蒂姆逊的建议,美国开始正式启动生物军备。
1942年12月4日,美国陆军总参谋长威廉·希利(WilliamD.Styer)将军命令化学战务署与战争研究局合作,对生物战剂的扩散传播方式进行研究,研发植物杀伤剂、炭疽炸弹。
1943年和1944年又陆续将炭疽、肉毒杆菌毒素、布鲁氏病菌、马鼻疽、类鼻疽、马铃薯疾病、水稻疾病及兔热菌项目移交给了化学战务署。
化学战务署成立了特别项目部,负责制定生物战防御及反击方案,生产必需的材料,搜集评估敌人活动的情报,与其他国内外有关生物战的各军队或地方机构合作。
陆军化学战务署特别项目部成为美国生物军备活动的具体组织者。
化学战务署将生物战基地选在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镇的迪特里克。
它与英国的波顿生物部、日本设在中国哈尔滨的平房设施和苏联的奥伯兰斯克一起,成为生物武器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研发基地。
迪特里克原来是一个机场,占地219公顷,1943年被陆军化学战务署占用,建设耗资12,721,700美元。
1945年时有工作人员2273人,下辖技术部和4个试验工厂。
技术部由动物研究处、生物研究处、新作物研究处、工程处、军火处、物理化学研究处和安全处组成。
1号工厂生产肉毒毒素,2号工厂生产炭疽孢子以及模拟炭疽病毒——球芽孢杆菌,3号工厂生产植物病原体,4号工厂生产引起布鲁氏菌病和鹦鹉热的战剂。
在实验设施方面,迪特里克建有3个生物云团实验室,每个室可以一次进入100只老鼠、豚鼠、家鼠或仓鼠,或1头大型动物进行试验,以测定毒剂攻击呼吸系统的杀伤性、传染性和稳定性。
迪特里克将18种病原体作为有价值的生物战剂进行研究:
炭疽病、肉毒毒素、稻胡麻斑病、布鲁氏病、球孢子菌病、鸡瘟、马鼻疽病、马铃薯晚疫病、兽类鼻疽疫、神经性脑炎、新堡病、瘟疫、鹦鹉热、稻瘟病、牛瘟病、蛤贝中毒、白绢病和野兔病。
其中,炭疽病毒和肉毒毒素在实验室里和试验工厂里处于优先地位。
合恩岛(HornIsland)和杜格维(Dugway)的野外试验场完成下一道工序,即实地试验。
在上述18种病原体研究中,只有少数由实验室走向了野外实验。
合恩岛位于密西西比河流域,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和比洛克西以南16千米处,面积1681公顷,主要由沙丘和灌木丛组成,试验只限于2种毒剂:
肉毒毒素和蓖麻毒素。
也进行昆虫研究和炭疽菌激化物的云团散播试验。
杜格维试验场的格拉尼特峰(GranitePeak)位于犹他州,是化学作战处的主要试验基地,承担野外试验的重点试验,即炭疽炸弹的试验。
1945年美国开始生产炭疽炸弹。
F型炭疽炸弹原是英国的主要生物军备项目,但由于英国所负战争负担沉重,没有能力马上生产炭疽炸弹,转由美国生产。
美国对英国研制的F型炸弹进行改进,命名为SPD马克I型(SPDMarkI)。
5月迪特里克营的一个试点厂生产了第一批5000枚炭疽菌装填的炸弹。
丘吉尔决定向美国订购炭疽炸弹,第一批订货100万枚。
为完成订单,美国重新装备了印第安纳州维哥兵工厂,建设特别生产设施,如实验室、焚化炉、蒸汽动力装置、空气压缩装置、冷藏工厂、料浆加热器、催化剂楼、反应堆楼以及分离楼。
建铁路专线,3个6.4万升的地下储藏罐,46个弹药库和1座大型仓库,10个9万升的发酵罐,还有1.8万平方米场地用于起爆和燃烧炸药。
维哥工厂设计之初是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工厂,生产成吨的炭疽孢子并将其装入炭疽炸弹,目标是每月50万枚炸弹,但到战争结束前实际上只是试验工厂,并未规模化投产。
战争结束时生产也随之停止。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生物军备共花费了4亿美元。
1949年美国陆军化学兵(负责美国陆军的生物战工作)司令宣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我们已超过了我们敌人中的任何一个。
”战争研究局局长乔治·默克在1945年9月送交作战部部长的一份备忘录中对美国生物军备水平作了一个总结,罗列了8项主要成绩:
“病原体的试点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用做炸弹填料的炭疽菌和毒性布鲁氏菌的批量生产;1.8千克重的马克I型炸弹的标准化和生产;集束炸弹兼容装置和弹壳;新集束炸弹SS的研发和实地试验;农作物特别是水稻的感染媒介的试点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摧毁农作物和使叶子脱落但不伤及人的化学药品的开发和使用;A型和B型肉毒杆菌毒素免疫类毒素的开发。
”
战争结束后美国还秘密接受了日本生物武器研发成果。
日本战败,美国迅速派科学家去调查和获取日本的军事技术发明,包括生物武器研究成果。
这些科学家像美国政府递交了重要的考察报告。
化学战务署的默里·桑德斯(MurraySanders)上校的“桑德斯报告”记述日本在生物技术方面的进展;陆军兽医部兽医中校阿弗·汤普逊(ArvoThompsan)的“汤普逊报告”称:
日本对动物疾病包括炭疽热、鼻疽病及农作物破坏媒介作了研究,还研制了有效的防治鼠疫、伤寒、痢疾等疾病的疫苗和血清;特里克营诺尔伯特·费尔的“费尔报告”(NorbertFell)称:
“显然,在大规模生产、气象研究和使用弹药方面,我们遥遥领先于日本人……但有关人体试验的数据,如果我们把它与我们及盟国对动物所进行的试验数据加以比较,将会是有价值的,对病原体的研究及其他有关人类疾病的资料可能对我们研制真正的有效的炭疽热、鼠疫和鼻疽疫苗很有帮助。
”“由于对人体试验的顾忌,从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中是不可能得到这些资料的。
”1947年10日,美国再派希尔和维克特两位细菌学家赴日本评估石井四郎提供资料的价值,结果证实这些资料乃无价的研究成果,值得与之作赦免交易。
石井四郎等人因提供了日本生物计划而免于战时罪行起诉。
战后一段时间,美国继续奉行生物武器报复使用政策。
直到到195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当年的《陆战法》中,删去了1954年版“仅在敌军使用的前提下”的字样,并宣称:
“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
”标志着美国生物战政策从报复性向进攻性的转变。
美国之所以改变奉行了10年之久的生物战政策,有两个原因。
一是对苏联生物武器威胁的紧张感逐步升级。
当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于1954年2月20日在苏共20大上讲话说:
“未来战争,如果他们发动的话,其特点将是空中力量、各种火箭武器、各种大规模摧毁手段如原子武器、热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之后,美国更加认为来自苏联的生物威胁是确定的。
二是美国提升了对生物武器军事价值的估量,看到了生物武器非致死性、失能性的战场效用。
陆军参谋长莱曼·兰尼兹尔将军描述了这些武器(如Q热病、委内瑞拉马脑炎、一种新的非洲病毒等)是如何使用的:
它们能覆盖广大地区,使敌方遭受重大损失,但不摧毁建筑和财产。
生物武器可以适应更多的军事选择。
认为传播低致死率马耳他热菌的US炸弹之类生物武器,“是一种非常人道的武器。
”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这一观念,称令人致残的毒剂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想法”。
肯尼迪当选后不久,定义了一种基于“有限和灵活反应”的军事政策,对五角大楼有权制定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计划予以支持。
他要求在武器研制方面有所创新,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
美国修改生物武器政策后的20年,成为美国生物军备加速发展的“巅峰”时期。
此前美国已经进行了数年的生物战剂筛选、培养等实验室工作,开始大规模野外试验阶段。
披露于世的十几个主要项目投资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与超级大国整体军备水平相匹配。
如下:
1950—1954年的“圣乔计划”,对城市目标进行炭疽菌攻击模拟,在3个美国城市进行了近百次飞机布撒炭疽激化物试验。
1955—1957年的“白衣计划”,对2200名被试者进行野兔病、委内瑞拉马脑炎和皮肤型炭疽热人体感染试验。
1955—1958年的“大面积概念”验证,散播荧光硫化锌镉微粒或硫化锌铬试验,验证由飞机或军舰散播一条不是精确对准目标而是影响整个地区的病菌线的实际效果。
1956年的“X1002项目”,大规模感染和处理鸡蛋,大规模迅速生产病毒剂。
60年代的“112项目”,包括代号为“大汤姆”、“荫蔽的丛林”、“黄叶”、“魔剑”、“红云”等在内的近200次大小试验;动用了多种型号的飞机和舰船;以气雾扩散为主,兼有蚊子传播方式,散播了炭疽激化物、野兔病病菌、Q热菌、登革热、黄热病、B型葡萄状球菌肠霉素等多种生物激化物。
上述野外试验获得大量科学数据,为生物武器定型创造了条件。
1969年美军建立“标准”(经典)生物战剂,计有8种:
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Q热立体次体、炭疽菌、兔热菌、猪布氏菌、肉毒毒素和葡萄球菌肠毒素B。
美国“标准”战剂是实现武器化的战剂,即能够装填为航空炸弹、炮弹、导弹的生物战剂。
具有军事作用的生物战剂很多,但只有很少几种能够承受弹药爆炸产生的高压和高温。
难以武器化的生物战剂只能小规模人工布撒,用于军事破坏,而不能用于战场大规模袭击。
美国获得8种武器化生物战剂,成为生物武器超级大国。
仅生物导弹一项,就先后有6种型号的导弹以运载生物武器弹头,其中包括“潘兴”导弹、“狮子座”导弹和“中士”导弹。
在8种武器化生物战剂种,炭疽菌武器化试验次数最多,获得的数据也最全。
美国炭疽菌气雾分散已经达到实战要求,无论用炸弹还是喷雾器形成气雾,都能够达到美军战略和战术需要的指标。
遗留问题可能在数据的验证。
已完成的实验数据都是对露天的动物而非对人的实验数据,对人的感染效果只能留待战时检验。
正当美国生物军备处于高峰时,1969年11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发表讲话,声明美国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只限于“以防卫为目的的研究和开发”。
陆军部于1969年8月下令停止所有生物毒素和战剂的生产,停止装填任何播撒装置。
销毁针对人的生物武器储存和弹药的工作于1971年在松树崖兵工厂(派恩布拉夫X-201工厂)开始。
1971年5月到1972年5月,国防部销毁了存放在该工厂的生物剂。
随后,生物武器研发基地迪特里克堡改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攻性生物武器的商业和学术合同被取消,所有农作物疾病研究被转到农业部,有关生物侦查设备和防护服的研究被转到埃奇伍德兵工厂。
1972年4月,尼克松代表美国签署《禁止研发、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
1974年底,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该公约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日内瓦议定书》有禁止有毒武器的条款,美国拖延批准该议定书已经50年。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美国政府为什么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
主要的原因是美国降低了对生物武器军事价值的评价。
英国1959年已经结束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法国1960年成为核大国后,对生物战的兴趣也随之迅速降低。
在美国国内,反战的科学家怀疑生物武器的必要性,诺贝尔奖获得者哈弗大学生物学家马修·S·梅塞尔森提问:
政府已经有了核武器,为什么还要生物武器?
回答是生物武器更便宜。
梅塞尔森就此考虑了好几天,他得出的推理是,对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使战争非常昂贵。
只有富国才能玩得起昂贵战争这个游戏。
如果一种廉价武器具有了毁灭性力量,将扯平战场上的高低之差。
这一推理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对随后美国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政策的改变发挥了很大作用。
美国可以依靠核武器来实现对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威慑与报复,而不必发展它们。
其次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美国没有感到明显的生物武器威胁。
直到70年代,苏联的生物军备水平落后于美国。
当时中央情报局面对是否有其他国家也在开发生物武器的质询时,回答是否定的。
其三,环境保护的压力也是原因之一。
1969年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环境保护法》,要求生物武器项目符合环境安全标准。
生物武器研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环境污染使它举步维艰。
尽管美国政府自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停止了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但至今仍有媒体透漏其生物武器甚至基因武器研制秘密。
世界人民将继续关注美国生物军备的走向。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由于没有化学军备,在可怕的化学战中成为损失最惨重的国家。
战后苏联开始重视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1925年8月15日,苏联建立军事化学处(MCA),1928年该处开始兼管生物武器研制计划。
这是苏联生物军备的起始点。
军事化学处处长雅可夫•费什曼提出了苏联第一个生物武器发展报告,他由此被称为苏联生物武器之父。
报告列出了已有的炭疽和肉毒杆菌毒素实验结果,分析了生物武器的潜在军事价值,提出了生物战防御问题。
最后,雅可夫•费什曼总结道:
“应尽快投入更多的精力准备生物战。
”军事化学处实验室优先发展的生物武器是炭疽、布鲁氏菌、脑炎、鼻疽、鼠疫、肺结核以及兔热菌。
在苏联偏远地区进行生物武器的露天实地试验。
在莫斯科北部的一个实验场,测试用投送化学武器的方法投送生物武器。
1936年,曾在阿拉尔海的沃兹罗茨德尼耶岛进行大规模生物武器实验,用飞机携带病菌容器投掷。
病菌包括霍乱、麻风病、鼠疫、兔热菌等。
经过十年的发展,1938年2月22日,伏罗希洛夫宣布,尽管苏联打算支持禁用生物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若敌军对我方施用此法,本人特此宣布——我方已有完全准备——可在侵略者家乡以相同的方法反制。
”伏罗希洛夫的强势讲话,建立在苏联已有的生物军备规模之上。
与英法生物军备规模相比,苏联生物军备无论在机构设置、人员聘用和研究项目数量各方面,都以规模见长。
军事化学处负责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研制,化学防御研究所生物战实验室负责生物战防御研究,卫生部负责预防和灭菌。
卫生部下设的35个研究所负责流行病学、滤过性微生物学、免疫学、微生物学、遗传学、血清、疫苗以及病毒的研究与准备。
如此庞大的、军方和民事组织共同参与的生物军备组织体系,是西方各国难以构建的。
1937年后苏联“肃反”运动波及军队,一直极力主张发展化学和生物武器能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因叛国罪被处死。
费什曼也遭逮捕和流放,其罪名居然是帮助日本和德国间谍从事破坏,散布猪瘟,用炭疽菌毒杀红军骑兵马群,在军队供应的食物中放毒等。
苏联生物武器计划为此大受挫折。
生物军备停滞的另一个原因,是斯大林支持农业经济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
李森科的理论拒斥现代遗传学,认为环境可以改变遗传特征。
与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科学家异曲同工,李森科的影响导致生物科学研究在几十年中大倒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进入“冷战”,军备竞赛迅速升级,生物武器竞赛也在加剧。
在美国由报复使用生物武器政策转向进攻性生物武器政策的同时,苏联也公开进行生物武器威慑。
1956年2月,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在苏共20大会议上说:
“未来战争是在规模、形式和目的等都不同于以前的战争。
将要使用的武器有导弹、原子弹、热核武器和化学、生物武器,苏联武装部队要使用这些武器。
”
苏联生物军备活动在战剂研究、气溶胶施放、战剂工业化生产各方面全面展开。
战剂研究包括炭疽、土拉热、布病、鼠疫、森林脑炎、斑疹伤寒、Q热的研究。
在众多的天然毒素中重点选择了肉毒毒素进行研究,并通过动物试验进行了治疗效果的研究,对肉毒毒素的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免疫学作了试验。
为了有效地试验上述战剂和解决防护方法,苏联建立了特殊的气溶胶实验室,测定了人群经气溶胶感染后炭疽、布鲁氏菌、土拉热和鼠疫活疫苗的免疫效果。
60年代中期曾试验性地进行了生物战剂的工业化生产,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扎戈尔斯克建立了试验基地和相应的辅助设施,包括培养基制备车间、细菌浓缩车间以及其他技术保障机构和储存设备等,但在这些设施内从未进行过生物武器的研制和储存,仅在必要时可根据政府指示进行战剂生产。
20世纪70和80年代是苏联生物军备发展最快的时期,使苏联在20年时间里迅速超越英、法、美各国而成为唯一的生物强权。
其成因是,1972年各国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英、法、美等国停止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苏联则仍在秘密进行生物武器研究。
第2个因素是,苏联政府在70年代初决定加速发展生物科学研究,加强较弱的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基因工程,并将其成果应用于发展国民经济。
这一生物科学发展的背景对生物武器研发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苏联生物军备的优势主要是洲际弹道导弹生物弹头和生物工程型战剂。
生物弹头是弹道导弹技术与生物战剂技术的结合,利用多弹头弹道导弹携带装有生物战剂的子母弹。
苏联作战理论认为生物战剂是战略武器,因此而重视洲际导弹生物弹头。
苏联至少有4种洲际弹道导弹——SS-11、SS-13、SS-17和SS-18——装配有生物弹头,“在北极圈附近的苏联发射基地,大多数装有天花病毒的导弹都架在发射井上,随时可以执行任务……最先进入苏联天花弹头发射目标区的是纽约、芝加哥、西雅图和波士顿这些全美最繁华的都市。
”
生物工程型战剂是经过基因改造的战剂,以对抗生素和疫苗产生抗药性,寻求更大的杀伤性。
苏联在这一方向的进步,最令西方恐惧。
50-70年代是生物革命的年代。
尽管当时苏联在基因密码、遗传学和生物工程领域落后于西方,却最先看到了基因研究对生物战争的作用。
1972年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欧契尼克夫(YuryOvchinnikov)要求国防部支持一项基因研究计划,致力于为生物战争发展新战剂。
他曾给勃列日涅夫及其助手讲授遗传学,向他们灌输生物工程性战剂的概念。
勃列日涅夫接受了他的思想,于1973年批准实行“酵素计划”(也称“生物配制计划”),“以现有生物武器现代化为任务,企图改变病原基因,以期对抗生素与疫苗产生抗药性,进一步成为可使用于洲际战争中的有力武器。
”多项研究随之展开,如:
将髓素毒基因插入假结核耶尔森氏菌;将髓素毒基因转移至鼠疫耶尔森氏菌,制造毒素-鼠疫武器;研究将最致命的天然毒素——肉毒杆菌基因——注射进细菌的可行性;对5种抗生素有抗药性的基因改造炭疽杆菌菌种等。
这些项目使苏联的生物战剂水平跃居世界第一。
到了90年代,处于巅峰状态的苏联生物军备急转直下,到世纪末噶然终止,呈现出戏剧性过程。
这期间发生了几件与生物军备相关的重大事情。
首先是几起生物毒剂泄露事故震惊世界。
最严重的一起是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热事件。
苏联日后宣称共有96人患病,近5000人受到侵害。
美、英、法等国媒体纷纷报道,怀疑是苏联生物武器导致了这场灾难。
13年后,1992年5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公开宣布军方对此次炭疽热瘟疫负有责任。
事故是生产炭疽菌的军工厂“19号大院”操作失误,引起炭疽烟尘外泄所致。
随后发生的是生物武器专家的叛逃。
先后有生物武器计划科学家弗拉吉米尔·帕塞奇尼克、高级生物学家弗拉基米尔·帕谢奇尼克(VladimirPasechnik)和前苏联“生物配制”计划副主任、“生备所”副所长肯·阿里贝叛逃到英国或美国,让世界看到苏联生物军备活动的规模和进攻性意图。
生物毒剂泄露和生物武器专家叛逃之后,美国和英国对苏联施加压力,要求其承认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
戈尔巴乔夫被迫答应美、英可在苏联境内任选4个地点进行自由视察。
美、英选择分别位于圣彼得堡、奥伯兰斯克、契诃夫、科尔特佐夫的4个研究所。
作为交换,苏联代表团视察了美国迪特里克堡、杜格维试验场、派恩布拉夫兵工厂和宾夕法尼亚州克利尔沃特的萨尔克研究所。
于是从1991年开始,苏联和英、美专家参加的互换实地调查,使苏联生物计划的科学和工业水平有了更多的曝光。
1989年苏联解体。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放弃了超级军事强国的主张。
1992年4月,叶利钦颁布了俄联邦总统命令,在俄境内停止进行违反“生物武器协定”的工作,生物武器计划宣告终结。
同月,沃兹罗茨德尼耶岛的实验设施关闭,设备开始转向和平用途。
7月,俄罗斯通过联合国向其他条约签署国提交了“建立信任F表格”,该文件简述了苏联和俄罗斯自1946年到1992年3月所进行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研制活动。
1992年后,生物武器研制设施陆续被拆除或者转为民用,生物战剂被销毁。
科研和工程人员逐步转向民用研究或出国,有几千人到美国和欧洲的有关研究室工作。
但由于经费缺乏,安全措施老旧,苏联遗留下来的生物军备设施销毁工作进展缓慢。
三
从以上将近一个世纪的美苏生物军备活动中,可以得到一些基本认识:
美苏不是最早开始生物武器计划的国家,但在二战后成为超级生物军备,与两个超级大国全方位的军备水平相匹配。
在美苏之间,美国生物军备水平一直领先于苏联,到70年代后,由于美国宣布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苏联则继续秘密研发,又逢生物科学基因工程的进步,遂在赶超美国成为最强大生物军备国家。
美苏具有不同的生物军备模式。
美国模式是由民间研发移交军队,苏联模式是主要依靠军方自设的生物战机构。
美国模式可以在短期内调动全社会力量,但民间力量很难长时间倾力生物武器。
苏联模式则可以在较长时间内持久深入,到20世纪70—80年代终于赶超美国。
美国生物军备的优势在于战剂武器化。
生物军备有几个依次发展环节:
病原体科学发现和发明环节,生物战剂武器化技术环节和生产储备的工业化环节。
美国在生物战剂武器化技术环节有优势,早在二战时期就制造出炭疽炸弹。
战后进行大规模野外试验,定型了多种武器化生物战剂。
以庞大的战略空军为基础,在生物战剂列入空军弹药方面具有优势。
苏联生物军备的优势在于研发规模和生物工程型战剂。
70年代后,苏联成为最强大生物武器国家,有4方面认定标准。
首先,苏联拥有最大、最高效的生物军备组织。
有完备的领导协调、科研、试验、生产和储备机构群,有庞大的科研队伍,有大量的专业和基础设施。
与此相比,西方国家军方所属的生物战机构较少,民间参与程度有限。
其次,拥有最庞大的武库,战剂种类多,产量和储量最大。
而西方国家中,生物军备活动进入建立生物武库阶段的只有美国,其生物战剂种类、产量和储备量都不如苏联。
其三,利用生物科学和基因工程突破性进步研制生物武器的水平最高,多种基因改造战剂达到科学技术高峰。
最后,有庞大的常规军备为基础,尤其是与其强大的洲际导弹力量相结合,对美国构成严重的战略性生物威胁。
美苏生物军备是铁幕内的活动,至今这一段历史还只存在于专门研究者的笔下,仅靠他们向公众透漏滴内容。
之所以如此,其一是美俄军方向社会隐瞒了这一段历史;其二是这一阶段生物军备对战争影响较小,投入实战的生物武器很少,作战效果也不确定,战后研制的生物武器都没有经过实战检验,甚至有人认为:
“在军事史上生物武器是一种失败的发明。
”连主管美国生物军备的陆军化学战务署主任波特将军都说:
“整个计划是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游戏,其结果不是热门的”,一个无谓的游戏很容易淹没在历史里;其三也许更重要:
这一段历史并不含有光荣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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