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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第一人才翁文灏
“当代第一人才”翁文灏
1920年12月16日,甘肃六盘¨J地区。
山崩地裂,黑水上涌,房屋坍塌,人畜倒毙。
一场里氏8.5级的特大地震将方圆数百里的几个县城夷为平地。
遇难同胞多达23万余人。
山遥路远,救援迟迟不到;伤亡惨重,灾民呼天抢地。
四个多月后,一些西装革履的政府人士出现在灾区。
他们来自北京,在路上颠簸了三个多月,坐过火车,也乘过骡马。
他们克服饮食恶劣、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的困难,坚持走完全程,将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了下来。
后来,著名地质学家李善邦(1902~1980年)这样评价此次行程:
“这是我国地质学家第一次科学地进行地震调查,与历史上大地震发生后,朝廷派钦差大臣到现场抚慰,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行人马的领路人,就是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
甘肃之行——开拓地震学研究
翁文灏(1889—1971年)生于浙江鄞县(今属宁波)的一个官宦人家。
13岁考中秀才,17岁考进上海震旦书院,两年后通过浙江省官费留学考试,到比利时鲁汶大学深造地质学。
1912年,他的《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一文,以独创思维和丰富取材,填补了比利时地质学岩浆岩研究空白,他也被破格授予博上学位。
于是,翁文灏带着中国近代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的殊荣衣锦还乡。
甘肃大地震发生之际,他正在丁文江等人创办的地质调查所供职。
甘肃之行,不是翁文灏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
早在1917年初,安徽霍山连续发生两次地震时,他就组织印制调查表寄往灾区搜集震情信息,还派人深入极震区做现场调查。
综合各方面搜集的材料,地质调查所绘制出两次地震的等震线图,标出了烈度和断层。
这两幅图成为中国地质学家首次绘制的等震线图。
甘肃之行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首次由政府组织、历时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地震现场科学调查,而且是翁文灏首次带队亲临震区一线调查。
调查团一共6人,分别来自北洋政府农商部、内务部、教育部。
他们白天分成三组分头调查,晚上就在帐篷的行军床上整理白天所获的资料。
调查持续了整整四个月,走遍了静宁、会宁、固原、海原、平凉、天水等各个受灾州县。
在分析比较各种文字和图片材料后,翁文灏提交了两份报告一《调查甘肃地震意见书》和《为条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
他认为,甘肃大地震之所以死亡人数众多,主要是由震区特殊的地质构造和民居造成的。
这里是黄土高原西端,黄土厚重,土质疏松。
民居多为土窑、土屋,“蜂聚山腰”。
一有震感,房屋极易倒塌。
只有“改良建筑实为减轻震灾之唯一方法”。
他建议民居的选址应远离高山深谷,以平原为宜;民居应以木柱木梁贯连构架,并按照城镇街区样式,使房屋之间彼此依靠,增强抗震能力;宣传窑居的危险,促进窑居者量力改良。
他发现,甘肃震区“率皆童山,土质无所附粘,干而愈松。
倘能广植森林,则绿荫遍护,润及土壤,根柢盘旋,亦能阻其碎散”。
故而,他把植树造林视为减轻震害的首要对策。
这两份调查报告得到了当局的重视。
1922年11月,因“办理震灾异常出力”,翁文灏被北洋政府授予“二等嘉禾章”。
甘肃之行原本只是一次政府交办的任务,但它意外地开启了翁文灏探寻地震科学规律的研究之路。
由甘肃大地震切入,翁文灏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搜罗到夏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有可靠记载的地震3500多次,并断定地震分布区与当地地质构造有必然联系。
因此,他提出了全国有16个地震带的观点。
随后,他又分析了历史上甘肃地震的发生频率,对1920年甘肃大地震的余震进行了分类研究。
他深感甘肃地震之频、震级之大、烈度之高、死人之多,都是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
因此,研究甘肃地震具有世界意义。
然而,搞清甘肃地震的真正成因,仍是一个世界难题。
渐渐地,翁文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地震研究体系。
1924年,他出版了一本科普著作《地震》,明确提出地震导致房屋倒塌的六种情况,以及防震减灾的七条建议。
1930年9月,位于北京郊区的鹫峰地震台在翁文灏的一手操办下投入使用,这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自己建造、自我管理的测震台,而且成为翁文灏培养地震观测人才的基地。
近代中国的地震科学,在他的努力下初具规模。
中苏石油谈判——推动西北开发的创举
甘肃之行给翁文灏带来的,不只是地震研究的兴趣,还有对西北矿产的探索。
早在1919年,他在《中国矿产志略》中指出,“侏罗纪之后,中国陆地业已巩固,所有内湖、浅海亦复蒸发、干涸,而膏、盐、油矿亦于是焉成”,并做出判断:
陕西含油的侏罗纪地层从渭北向西延伸,过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
他梦想着通过实地考察来验证这一大胆判断。
1921年8月,甘肃地震现场调查告一段落,翁文灏立即派谢家荣西出嘉峪关,专程调查玉门地区的石油地质。
几个月后,谢家荣提交的《甘肃玉门石油报告》用事实印证了翁文灏大胆判断的科学性。
其后,翁文灏在多次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中国矿业纪要》、《开发西北矿业计划》、《煤铁石油调查研究计划》等报告,确认玉门及新疆地区的石油工业价值和开采石油的可行性,呼吁对这一地区的石油矿产进行调查,尽快引进国内企业投资开采。
然而,在抗战爆发以前,应者寥寥。
抗战的爆发和扩大,使国内能源需求大幅增长。
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开发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8年,面对中国石油产品全部依赖进口的严峻现实,履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再次提出,必须“有一部分自己供给的能力”,实现“战时足以自存,平时更能发展”。
他关注的目光不仅停留在玉门油田,更落在了新疆独山子油矿。
然而,开发新疆石油的难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新疆军阀盛世才与国民政府一直是貌合神离,表面归顺,实则独立。
盛世才更是大打苏联牌,利用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统一”对抗。
1936年,盛世才与苏联合作成立了独山子炼油厂,中方管行政,苏方管技术。
不过,这个合作没有文本协议,只有口头承诺。
即便如此,国民政府插手新疆石油,谈何容易?
但情况很快就有了转机。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战争之初陷入困境。
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反苏亲蒋。
独山子油田成了他取悦于蒋介石的见面礼。
盛世才的如意算盘是,请蒋介石出面接管独山子油田,要么引发蒋苏交恶,要么由蒋赶走苏联势力,无论如何,他都可以渔翁得利;而蒋介石也希望借盛世才反苏之机清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将新疆完全统一到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达到“收复新疆主权”的目的。
带着这样的使命,翁文灏以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率团前去接洽。
翁文灏仔细了解新疆石油的勘探开发情况,认真审核苏联政府向盛世才提出的合办独山子油矿的协议草案,明确提出了多项谈判要点,尤其强调中方股东必须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而非新疆省政府。
合办独山子油矿外股不得超过
49%,合办期限不得超过10年。
此外,在赴新疆的几次实地考察中,翁文灏记录了该油田的地质状况、油井分布、原油生产、炼油、销售、职员成分等内容,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史料;弄清了该炼油厂现有资产估价,为双方谈判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2年10月起,中苏双方先后举行了四轮会谈。
翁文灏是中方谈判的主要发言人,多次据理力争。
然而,中苏双方在股份比例、领导权归属、用地计价与否、适用法律等四个方面存在严重分歧。
谈判最终破裂。
1943年5月17日,苏联方面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准备将独山子油矿设备拆运回国,终止独山子油田合办事宜。
翁文灏明白,一旦苏联在拆除油井套管时不填水泥,将导致地下水涌入油层,破坏油田。
翁文灏一面表达了对苏方的决定“殊深诧异”,一面寻求外交途径请苏联政府允许中方赎买独山子油矿设备,以支持中国抗战。
经过翁文灏的奔走斡旋,苏联方面同意以201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独山子苏方设备,后来因急于抽身,售价降至170万美元。
1944年3月,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决定,独山子油田由全国唯一的石油生产管理机构——甘肃油矿局接办,成立新疆乌苏油矿,并恢复生产,自主经营,成为西北开发的突出成就。
“入中枢”,“救国家”——官场“好人”的仕途沉浮
1932年11月,南京三元巷2号,一幢没有挂牌、毫不起眼的小楼。
翁文灏西装革履,拎着皮包,不声不响,疾步走进。
从这天起,他不再是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而是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担任秘书长。
他的顶头上司,就是蒋介石。
这个机构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其工作内容和人事任免一律保密,其经费不从财政部支取,而是来自蒋介石本人的秘密经费。
委员不用坐班,不用开会,每月还奉送200元研究费。
几十名专家学者投身其中,不乏“海归”、“名士”、金融家、实业家、科学家和大知识分子,包括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蒋廷黻、丁文江、陶孟和等。
显然,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智囊机构,是蒋介石团结和笼络党外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的重要工具。
三年后,国防设计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一跃成为全国工业主管机关。
翁文灏担任资源委员会主任。
到1948年初,资源委员会经办了电力、煤炭、石油、钢铁、金属矿、电工、化工等工业门类,附属单位多达387家,员工22万多人,遍布全国。
翁文灏的权力看起来够大。
不过,就在资源委员会成立的最初几年,翁文灏似乎被架空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与翁文灏一样,江苏人钱昌照早年也留学欧洲。
只不过,翁学地质,钱学经济。
满腹经纶的钱昌照回国之后,由于攀上蒋介石亲信黄郛的小姨子沈性元为妻,很快就得到蒋的赏识,并成为后者的秘书。
1932年起,钱昌照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位居翁文灏之下。
一开始,翁文灏对当官是不感兴趣的,他更喜欢待在北平做地质研究,连南京都懒得去。
这种状态使钱昌照得以大权独揽。
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初的具体工作都是钱张罗的,大部分官员也都是钱提拔的。
等到抗战爆发,翁文灏打算真正抓工作时才忽然发觉自己不过是个光杆司令,没有实权。
一个是蒋介石委任的一把手,一个是资源委员会的实际操办者,翁和钱互不服气。
翁钱之间的领导权之争,令他们的下属无所适从,因为二人的办事风格差异很大。
翁不苟言笑,做事严谨,“书生气十足”,甚至每天早上都会给迟到的下属桌子上留个字条:
“翁文灏到,八点正”。
而钱昌照办事更有气魄,更不拘小节。
表面上的资源委员会领导权之争,背后却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背景。
尽管钱昌照当过蒋介石的秘书,但他跟宋子文的关系出奇地好,甚至在重庆的时候,钱昌照办公室对面就是宋公馆怡园。
每天早上钱都会到宋家用早餐,顺便交流沟通。
宋直接把钱称作“CC”,钱也称宋为“TV,”(其英译名缩写)。
怀着工业救国理想回国从政的钱昌照,打心眼里就想依靠一个掌管全国财权的大人物,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只有孔祥熙和宋子文。
钱昌照觉得孔祥熙太“土”,宋子文“洋气”一些,自然选择依靠后者。
翁文灏则是把蒋介石看作不同于北洋军阀的“革命领袖”,加之蒋曾派人抢救遭车祸受伤的翁文灏,使后者决意知恩图报。
同时,蒋也需要一个操守好又懂行的名士入仕,不仅点缀官场,更要制衡让他越发不放心的钱昌照。
管好资源委员会这个肥缺,翁文灏成了他的最佳人选。
正因如此,钱需要依赖翁取得蒋的信任,翁需要钱的帮助来笼络资源委员会的官员。
双方的相互指责仅限于书信往来,见了面依旧谈笑风生。
在资源委员会的十几年,翁文灏和钱昌照一直共事,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工业救国。
他们有共同的途径,那就是建立“好人政府”,即由开明的领导者和杰出的官僚精英共事的机构。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讲,他们认为社会进步取决于社会精英,即“好人”。
翁文灏自诩为“好人”,钱昌照也被视为“好人”。
同样是秉承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民生主义思想,相比于钱昌照搞全盘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思路,翁文灏“以农立国、以工建国、平衡发展、折中取法”的经济主张更贴近当时国情,在抗战期间也得到了一定推广。
资源委员会下属工业企业从战前的16家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25家,完善了中国的工业布局,培养了大批工业技术人才,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经济工作。
他主张“要防止大官想当大资本家,要防止大资本家想当官”,期待公私企业都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规范的公司取代衙门化的管理。
然而,资源委员会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还是有颇多争议的。
特别是摧毁私人资本,壮大官僚资本的做法,很值得商榷。
毕竟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有28%的下属企业亏损,还有25%的企业盈利低于5%。
这样的结果至少说明,翁文灏的“好人政府”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1947年,钱昌照辞职并于次年出国考察,而翁文灏的仕途并没有终结。
次年6月,“向无贪污之名”、没有派系背景、行政经验丰富的翁文灏乱中取胜,被蒋介石提名为行政院长,其“好人政府”的政治实践达到顶点。
不过,这种牺牲民主政治,维护独裁统治的做法,使所谓的“好人政府”难以名副其实。
面对内战失利、物价飙涨、金融崩盘的严峻形势,翁文灏束手无策。
他主持了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企图稳定金融经济秩序。
然而,没有信用基础的金圆券迅速贬值,比法币更甚。
11月,翁文灏被迫辞职,他的所谓“好人政府”彻底破产。
翁文灏曾经名列新华社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之中,晃荡两年之后回到新中国,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他的心思依旧在地质上,直至去世。
他对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以“燕山运动”命名的地壳运动学说的创立、《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华民国分省新图》的编纂等工作都有巨大贡献。
近代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曾说过:
“有人告诉你,社会是万恶的,世上没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为翁先生就是一极好的反证。
”的确,对于中国近代的地质研究和石油勘探而言,翁文灏的确是“好人”,是“当代第一人才”。
这是他留给今人最好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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