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监教育中心离社会一步之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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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监教育中心离社会一步之遥

出监教育中心:

离社会一步之遥

在这里，那些即将刑满释放的人员要学会坐地铁、办银行卡；要上满200课时的各类生活和就业课程；还可自由选择看电视是《离婚律师》还是《甄执》……

4月23日早上六点多，茹宏在位于亚运村的家附近坐上班车，前往位于大兴团河的单位上班。

通常早上八点，他到单位，在餐厅用个早餐。

然后，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晚上下班后再随班车行驶40多公里，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回到家中。

多年来，茹宏都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

茹宏是“在京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出监教育中心”）的一名监区长。

2003年，司法部颁布的“79号令”即《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中称：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贯穿于监狱工作的全过程，“监狱对即将服刑期满的罪犯，应当集中进行出监教育，时限为3个月”。

2004年2月，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决定设立出监教育中心，地点就设在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内，一大批干警被抽调来专门从事出监教育。

从事监区管理工作20多年的茹宏，也在2010年开始被安排到出监教育中心工作。

每天到了监区后，茹宏先对服刑人员宿舍进行例行检查，查卫生、查服刑人员的情绪状态。

检查的时候，服刑人员都靠着自己的床边站立正，行注目礼，这是基本的行为规范。

“要看每个犯人的表情，高不高兴，发现有情绪的及时谈话。

”茹宏介绍说，检查仔细到查看每个服刑人员的柜子，看是否有过期的食品，“有的服刑人员舍不得吃的鸡蛋放柜子里，时间久了变质后就不能再让吃了”。

采访当天，《方圆》记者到达监区的时候，茹宏正带领部分服刑人员在劳动区劳动。

与普通的监狱劳动场面有些类似，不同的是，少了一些狱警的身影，劳动区的气氛也缓和得多。

“劳动也是出监教育的一部分。

”茹宏介绍说，出监教育中心实行的是“半日教育改造，半日劳动改造”的模式。

上午出过工的服刑人员，午休过后，会参加下午的出监教育课。

记者了解到，每个到出监教育中心的服刑人员，在被释放前，都要上满200个课时，包括创业培训、心理课等十几门课。

而这些课程，正是出监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

学会坐地铁、办银行卡

2015年2月9日，即将被刑满释放的蔡刚在出监教育中心的出监教育特色改造多功能区进行了一项新的体验。

走入多功能区的大门，经过地面上画着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以及斑马线的走廊，他到了地铁模拟进站室。

蔡刚说，他在监狱里八年多了，早就听说北京现在地下交通十分便利，但具体是个什么样子一无所知。

看过地铁视频，进行了模拟练习，他才知道，现在进出地铁都要刷卡。

在多功能区的其他房间，记者还看到了模拟的公交站、政府办事大厅等相关场景。

记者发现，各个模拟场景与真实环境几乎一致，比如，在办事大厅里，服刑人员可以细致地了解出监后办理落户、申请低保、办理医保、办理失业保险、办理养老保险等各种业务。

在办理银行卡的情景演示模拟窗口，49岁的服刑人员张翔体验了如何办理银行卡。

他先在叫号窗口旁边的取号机前拿了号，然后坐在一旁耐心的等待窗口叫号。

“我进来之前，银行没有那么多人，没听说过排队领号，也没见过专门发号的机器。

”

张翔家住房山，但他已经26年没回家了。

20世纪80年代初，他因为流氓罪被判入狱，刑满释放后，又替朋友出头失手打死人后逃逸。

直到1999年，才被警方抓获，押回北京。

最终，张翔因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判无期徒刑，他不服判决并一直在申诉。

此后，他获得改判，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

由于张翔表现积极，经过15年的服刑改造，即将被释放。

张翔觉得自己跟外面的世界完全脱节了。

他不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更不会用电脑。

功能区建立了局域网开设了模拟上网课程，但张翔连开机也不会。

在电脑室，对着液晶显示屏一直发呆。

“出监教育就是希望让那些与社会脱节的服刑人员，在刑满释放后能顺利回归社会、适应社会。

”出监教育中心副主任朱光华告诉《方圆》记者，长时间待在监区的人，会形成一些条件反射，比如，在走廊里遇到干警，条件反射般迅速靠墙而立，双手下垂，直到干警走过后才恢复活动，而等到他们回归社会，他们这种“拘禁性人格”还可能会延续，甚至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比如，有的人回家后，仍然坚持开灯睡觉，被叫到名字会迅速答“到”。

朱光华说，出监教育环节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届临刑释人员的“拘禁性人格”进行缓解和调适。

“在我们的出监教育中心建立起一个‘小社会’，通过模拟实训，让届临刑释人员感受重获自由后必需的生活内容。

”

创业培训最受欢迎

朱光华介绍，出监教育中心以“减少监禁人格、培养守法公民”为目标，定位于常规收押改造阶段的“质检中心”，巩固、检验以往改造成果；定位于罪犯回归社会的“康复中心”，向后延伸，增强出监罪犯的就业谋生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定位于“回归服务中心”，向外延伸，通过无缝衔接，实现监狱与社会社区矫正和社会安置帮教的有效对接，通过环境构建人文化、回归指导模拟化，促进罪犯由“监狱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变。

各种课程是实现这个转变的关键环节。

距离33岁的沙亮被释放前一个月，《方圆》记者在出监教育中心见到了他。

2007年，在银行工作的沙亮因为伪造银行多客户的存折后提现一百多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0年。

2015年6月9日，沙亮因积极改造，在经过7年零8个月的监区生活后出狱。

坐在记者面前的沙亮显得很健谈，丝毫没有不自在的表现。

虽然留着服刑人员的标准头型，光头下难掩一张帅气的脸庞。

他说话的语速不快不慢，很有逻辑，时而引经据典，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给人的感觉确是个“喝了不少墨汁”的人。

见到记者前，他已经来出监教育中心两个多月了。

他告诉记者，与普通监区相比，出监教育中心的监区监管相对宽松，更自由一些。

按照监区的规定，他通常是半天劳动，半天上课。

他最喜欢的课程是创业培训课。

“培训课有一个环节是老师让每个小组做一份创立一家公司的计划书，可以自由选择创立任何企业，计划书具体到组织架构、海报设计等。

这个过程需要大家协同合作，特别有意思。

”沙亮说。

记者了解到，出监教育中心与光华慈善机构签订协议，免费开设创业课程，主要为服刑人员讲授怎么写计划书，怎么进行创业准备，课程结束后，服刑人员会领到一本结业证书，“出去后可以向培训公司申请低息贷款”。

这个课程很受欢迎。

在课后的小组讨论中，创业讨论也是最激烈的：

你的公司叫什么，我的叫什么，LOGO该怎么做，面向什么群体，提供什么服务。

在创业课程中，沙亮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培训课讲的多是理念性的内容，比如，员工之间的协作、财务管理等等，说得笼统不细化，有的人听不懂，有的人没有创业的打算，觉得听了也没用。

“我还比较喜欢《重塑美好的人生》这个课程，讲课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乐观，心态积极，非常励志。

”沙亮告诉记者，出监教育中心还开设了心理课等课程，通过参与互动，教会了他如何更好地与人沟通交流。

据记者了解，目前出监教育中心为届临刑释人员开设了社会保险、民生政策、安置帮教、文明礼仪、就业指导、户籍制度、阳光心态、交通安全、应急救护和现代生活等23门社会生活必备课程，大约200课时。

并且配以劳动意识的强化教育，增强服刑人员文明意识和法律意识，职业技术技能要求会二精一（即开展两门培训，至少精通一门技能），最大限度地向他们传授了再社会化基本知识和生活技能，解决了他们临释前茫然不知所措的问题。

朱光华告诉记者，在一些传统的课程设置上，出监教育中心不再采用简单的说教形式，也在引进新型教学方式。

以心理课为例，2012年开始，监区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将“颜色的力量”引入出监罪犯心理矫正工作。

《方圆》记者了解到，课程设置参考了对服刑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再根据服刑人员的年龄特征分类考虑。

比如，50岁以上的服刑人员的课程，少了一些创业培训课，更多的是康体健身以及法制课程。

“学完这200个课时，出去的时候就不会眼前一抹黑了。

”张灿告诉记者，他以前当过公务员，辞职经商后犯罪入狱，社会保险也已经中断好些年了，在普通监区时，他一度担心出狱后能否把保险续上。

“通过这里的学习使我明白了养老保险最低的缴费年限，如果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还可以申请延长缴费期限。

”

比普通监区更为人性化

43岁的高强以前是跑运输的，三年前酒后驾车撞死了路人，被判3年零6个月。

再过不久，他就可以回到北京顺义区的家中，与妻儿父母团聚。

高强是个不善言谈的人，说话有点结巴。

性格憨厚，与狱友的相处还算和谐。

普通监区的日子，让他感觉很压抑，有束缚感。

到了出监教育中心后，他觉得心情比在普通监区时好多了。

六点起床，轮班值日搞卫生，等待例行检查，早餐后便开始上午的劳动教育。

高强说，除了日常的出工和学习教育，其余的时间便是看电视。

比如，下午六点半开始播放北京新闻，七点准时新闻联播，还可以选择一些生活片，比如《离婚律师》、《老农民》、《甄执》等热播的片子。

4月23日，《方圆》记者随同干警进入服刑人员的生活区，公共活动区内的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香港电影，服刑人员有的正在观看，还有部分人在自己的宿舍里看书，三三两两的聊天。

高强告诉记者，这样的观看电视的场面也区别于普通监区。

在普通监区里，看电视的时间里，规定所有人必须在规定的区域内坐着看电视。

“在出监教育中心，你只要不进入划定的黄线范围内就可以自由走动。

”

“这里很人性化，但又不会让人太松懈。

”沙亮告诉记者，来出监教育中心之前，他曾经想象过这里的状态，觉得待在这里的服刑人员都是即将走出社会的人，应该大都比较懒散，卫生肯定也没人管。

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是一个宽松的环境，但生活方方面面也很规范。

“牙刷该放在哪儿，都是一致的，连放杯子的塑料垫的颜色都一样，生活的细节全部是设计好的。

与在普通监区的强制约束不一样，这里的规范是大家自发的。

”

刚进入出监教育中心时，对于这里的宽松环境，沙亮还有些不适应。

“这里鼓励服刑人员自律，为将来回归社会做准备。

比如以前休息时间看电视，大家必须统一坐着看一个台。

偶尔看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节目，就会像个孩子一样窃喜半天。

这里可以自由选择看或者不看，大家可以投票决定看哪个台，也可以选择回监舍看书、下棋，只要不干扰别人就行。

”

“这里与外界的距离一步之遥，越临回家就会越容易想起进监狱之前的事情，想着自己出去了能干什么。

”沙亮觉得，狱中经历会影响自己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创业是最好的选择。

他想到养狗。

来到出监教育中心后，认识了同班的一个狱友，狱友家里有一片闲置的山，他们合计一起养狗，连下游产业链也想好了，比如开个饭馆、茶馆。

高强说，尽管马上要回归社会了，但还没想好自己出去后要干什么。

现在他最大的愿望是，等出去了，好好孝敬一下父母，弥补这么多年的服刑带来的亏欠。

管理遇上“出监综合征”

宽松的监区环境，也充斥着一些不和谐因素。

朱光华告诉《方圆》记者，相对普通监狱管理，出监教育更难管理。

“一些服刑人员认为出监教育监区约束相对松，便大胆提出各种要求，比如要求抽烟，还有人提出非法要求，称要穿便服，游北京，不叠被子，上完厕所不收拾，甚至顶撞干警。

”茹宏说。

朱光华说，在普通监狱，为了争取奖励，获得减刑机会，服刑人员大都努力表现，挣分争取评奖。

到了出监教育环节，没有了这些激励手段，约束也相对少了，有些服刑人员便开始松懈。

比如以前对办案单位或者监狱某个干警的不满，服刑态度不积极等问题，会在出监教育环节的三到四个月时间里暴露出来，通常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等。

他们称这种现象叫“出监综合征”。

茹宏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典型“出监综合征”服刑人员的故事。

服刑人员叫王乐，进行完几个月的出监教育，即将刑满释放时，他提出“能不能晚放三个月，等过了冬天再出去”。

王乐的理由是家中无亲人接应，自己家的房子没暖气，适逢冬天，难熬日子。

“我们跟当地司法局走访了他的村子，发现他住的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他还有亲哥哥可以接应他。

”茹宏说，执法仪记录了走访的整个过程，反馈给王乐，事后得知，并非王乐不想出去，而是因为对自己被判入狱的罪名始终不认，有意在即将出狱前制造难题。

“他想赚点便宜，让监区或司法局给解决点经济问题。

”

提起工作中的难题，朱光华暗自叫苦。

干警人员有限，工作量大，要在三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掌握所有服刑人员的犯罪情况，与原监区进行沟通，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评估、社会适应能力评估、再犯风险评估等多项工作。

还要实现一些社会对接工作，比如跟各个区县签订协议，每月让不同区县的民政局、社保局、银行等部门进大墙，给服刑人员一对一答疑。

许多个别困难问题有待地方政府协助解决，但一些问题地方政府也难以协调，如家属不接纳服刑人员回家的问题，还得帮助做家属工作。

出监教育十年已成体系

“出监教育中心成立十年，几乎是从零开始摸索前进，随着不断改革和经验积累，出监教育如今已经形成规模。

”朱光华介绍说，在该出监教育中心成立之前，出监教育环节都在各自监狱内进行，教育模式单一且不统一，没有专业教师和设施，效果不好。

如今，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在“在京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中心”进行，而女子监狱的出监教育仍旧在本监狱进行。

《方圆》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届满刑释人员更好地回归社会，近年来，出监教育中心特别在“无缝衔接”问题上下了工夫。

至今为止，“在京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中心”与全市16个区县司法局签署协作协议，已经帮助16名“三无”刑释人员解决了回归难的问题。

“我们还与怀柔区司法局建立了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基地，为40余名怀柔籍无就业途径的刑释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

”朱光华告诉记者，每年出监教育中心与社会专门机构还会举办一次招聘会，邀请北京市20多家企业进大墙。

“意向签约率在40%左右，不过有的服刑人员出去之后，看不上这些工作，或者希望隐姓埋名生活，转而找了别的工作或者自己创业。

”

据了解，“在京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中心”是目前北京唯一一家出监教育中心。

10余年来已有4600余名临近刑满释放的服刑人员，在这里通过出监教育提前“接触社会”。

“出监教育的路还应该更宽，除了我们，更需要社会多个部门的衔接。

”在茹宏看来，目前的出监教育还有更大的增进空间，比如仍旧缺乏规范化管理，社会衔接方面存在缺位等等。

（文中服刑人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