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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
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
刘思谦
阴历八月十八日是母亲的生日,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却似乎从未为母亲庆贺过生日。
小时候不用说,长大成人之后也总是忘记。
到了自己也做了母亲有了孩子之后,三个孩子的生日我记得牢牢的,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想怎么给孩子过生日,可是却从来也没有把母亲的生日放在心上。
然而母亲记住我们姐妹四人的生日就像我们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一样,从来也没有忘记过。
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家庭生活最困难的那几年,也要想方设法煮几个鸡蛋给我们吃:
过生日的两个,不过生日的一个。
所以在我们姐妹的印象中,过生日也就是吃母亲给我们煮的鸡蛋的意思。
童年的欢乐、母爱的温馨,就这样水乳交融地和母亲煮的生日鸡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十二年了。
十二年来我有时候一年一次有时候两年一次,在母亲的忌日阳历八月九日把她的骨灰盒拿出来擦拭一下落在上面的灰尘,摆几碟母亲生前爱吃的食品,献一束金黄色的菊花,再将几杯白酒祭洒在母亲灵前,然后便凝视着母亲的遗像发一会儿呆。
十二年来女儿对母亲、对母亲与父亲的婚姻、对母亲一生八十八年的岁月有过许多的思念许多的困惑,可是却犹如一团乱麻堵在心口理不出头绪。
母亲这一生所经历过的一切,母亲的欢乐和痛苦,是女儿所难以理解更难以言说的。
今年是母亲的百年诞辰,她的一百岁生日很快就要到了。
母亲,请你原谅我这不孝的女儿直到如今才真正记起了你的生日,原谅女儿如今只能天地两隔抬头仰望母亲的英魂,向着母亲的在天之灵,祭献出女儿的忏悔女儿的理解女儿的思虑。
我相信,母亲正在天上静静地看着我,正在静静地倾听着女儿对于母亲、对于一个与世纪同龄的女人一家三代百年人生的回忆与思考。
上篇:
前五十年
母亲本是勤奋而仔细的人。
留在我记忆中的母亲的身影,除了在厨房为我们张罗一日三餐,便是伏案读书读报,还常常在一个颜色发黄、纸质粗劣的本子上写些什么。
可是母亲去世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竟没有找到一份足以表达她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完整的记叙和总结,也没有找到她的自传。
据四妹回忆,她见到过这个自传,写在一个黑色的笔记本上,可如今却遍寻不见。
在她留下的文字材料中,绝大多数都是她给我们姐妹四人写的信的底稿,还有一些零零星星地“文革”中交待某一段历史和给外调单位写的证明材料,写在一张一张的小纸片上,被母亲叠成一个一个小方块,装在一个手工制作的花花绿绿的针线包里,还有几封她认为重要的来往信件。
笔记本倒是有好几本,可都是些听报告的记录、她的发言提纲、演讲稿,以及妇联工作总结,还有下乡宣传某项政策的提要,有的前面还根据不同内容选录一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一份改善某某村住房状况的计划,是1958年她随省妇联同志到封丘县应举社参观人民公社时,看到这里农民还住在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母亲大概觉得这种状况与共产主义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太不相称了,便越俎代疱地替他们畅想起共产主义的住房蓝图了。
我真后悔这辈子竟没能和母亲作为女人作为朋友推心置腹地谈过一次话,从小到大,都是母亲主动向我们说,可我们总是心不在焉,总是嫌她罗嗦,嫌她一件事反来复去说好几遍,如今悔之已晚。
幸亏在她的好几包遗物中,有一份30来页的蜡版刻印稿,标题是《平凡又不平凡的历程——周筱沛同志生活纪实》,我想起这是省妇联老海同志80年代初根据母亲的回忆整理出来的,那一阵常见老海来找母亲访谈,一次谈一点,大约谈了十几次。
现在认真展读感到无比亲切,母亲曾经多次讲给我们听的她一生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复活了。
现在我就把这些文字资料与我的记忆相互鉴析、印证、钩沉和整理,写出与20世纪同龄、与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母亲八十八年的人生故事,旁及母亲的母亲我们的外婆和我们姐妹们与母亲血肉相连的百年人生。
先母周勤学,字筱沛,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在修武县周庄。
外祖父周沛三是晚清秀才,思想上拥护维新变法,是当地知名的开明士绅,1914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同年到北京民国政府内务部供职。
受当时新思潮影响,外公对三个女儿的教育并不守旧,而是让她们尽可能地受到当时所可能受到的旧学与新学并重的最好的教育。
母亲先入私塾读四书五经,接着便上了村里由曾外祖父、外祖父开办的半新半旧的小学堂。
1915年,母亲随外公赴北京就学,入丞相胡同小学,次年因曾祖母病重又随父返乡,转入开封女师附小,毕业后于1919年考入开封女师。
母亲的1919波澜壮阔,女儿我每当面对“1919”这个重要的数字时,不再是空空洞洞的“五四运动”“民主科学”这几个方块字。
它是母亲的有血有肉的1919,它浸透着母亲的青春热血母亲的勇气向我走来,我从中触摸到了母亲的呼吸和体温。
十八岁的母亲热情似火敢说敢为,十八岁的母亲在1919这个重要的历史年份里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可歌可泣的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人生故事:
天下兴亡与遵父命结婚
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出身书香门弟与周家的公子我的外公门当户对,婚后待奉公婆洒扫庭除夫妻恩爱无半点差错,却偏偏七年内连生五女(有两人自幼夭亡)没生一个男孩子。
1914年暑假,外公从上海公学学成荣归故里,在即将赴京赶往内务部任职前夕,由周家宗族各门族长们开祠堂议事,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名,用四百块银洋从外地买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做妾,由外公带往北京早生贵子(不久真的生了个儿子,即我们唯一的亲舅舅周育轮),留下外婆在周庄老家独守空房每日以泪洗面。
母亲告诉我说,她在这一年突然就长大了,她和母亲一起哭。
每天第一个把私塾先生让背的书背出来,拔脚便往外婆的屋子跑,她怕外婆上吊。
母亲还说你外婆知道我孝顺她,可还是动不动就打我,让我跪在房角不准我吃饭,有一次打得我半个月走不了路。
我开始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对我那么狠,后来才知道她是心里苦却拿我撒气。
后来我有了你们,我决定绝不打孩子,绝不把自己的苦转移到孩子身上,让孩子陪我受苦。
1919那一年,母亲由开封女师附小毕业考入开封女师。
开封女师是河南省女子学校的最高学府,关于妇女解放的新文化新思潮在河南的传播中心。
母亲对我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监湖女侠秋瑾女士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她都是在这里读到的。
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热潮波及开封,女师的学生们也打着小旗上街游行,上面写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八个大字。
母亲说到这里面带微笑眼睛放光,很为她和她的伙伴们创造性地改写了男性话语“匹夫有责”而兴奋不已。
然而,气壮山河的豪迈的“天下兴亡匹妇有责”,面对女人世世代代婚姻不能自主的命运却无能为力。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在她刚刚为“天下兴亡”而热情呐喊的话音未落,一道回乡完婚的父命把她召回周庄老家,十八岁的母亲坐上了修武县王丰村韩家的花轿,一夜之间成了没见过面的韩家大公子的媳妇。
关于母亲这次婚姻的缘起,曾在我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的“后记”中作过简略记叙,母亲在我们姐妹长大成人后多次讲过这件事。
那是极富戏剧性的“包办婚姻”,“包办”之简易快捷,只在周韩两家“世交”的一次酒过三巡的宴席上,只在周韩两位男性家长酒后的一句话上,就决定了当时尚在外婆腹中的母亲的婚姻大事。
时间我想应该是在1900年冬天的某个晚上。
记得母亲是这样说的:
当时恰巧周韩两家的媳妇都怀孕了,两位家长心情亢奋,酒后无戏言,一边喝酒一边商定,两家所生如为同性,则结拜兄弟或姐妹;如为异性则永结“秦晋之好”。
这便是我们后辈儿女只听过没见过的“指腹为婚”。
结果周家媳妇生了女儿韩家媳妇生了儿子,我的母亲就这样还没有生出就许配给韩家大公子了,母亲就这样遵父命坐上了韩家的花轿。
周韩两家家长也许是要一试再试手中握有的“父权”之威严,也许只为了赌气,周家的媳妇我的外婆继母亲之后又生了两个女儿。
母亲的两个妹妹即我的二姨三姨,也就这样继母亲之后成为父权制的赌注,接二连三地许配给了韩家连生三胎的“贵子”。
二姨周静学在母亲嫁过去之后三年与韩家二公子完婚,三姨周英学比母亲小十岁(1911年生),小学毕业后随我外公到北京求学,有幸与韩家三公子解除了婚约,逃脱了包办婚姻的覆辙。
后来三姨在上海、北京参加左翼话剧运动,与三姨父陶也先自由恋爱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即我的表兄弟陶宝中陶文中,使得外婆扬眉吐气,三姨还把她接到北平家中住了好几年,这是后话。
剪发和接发
母亲结婚后,一条粗黑的大辫子盘成了一个足有半斤重的发髻盘在脑后。
婚后的母亲以这个盘起来的发髻作为少妇的标志又回到开封女师上学读书。
有一天,她读到了《新青年》上一篇宣传妇女剪发的文章,觉得道理讲得很对,便与同宿舍的两名同学罗某高某商量。
母亲问她们:
“剪发好不好”?
“好”。
“剪发对不对”?
“对”。
母亲说:
“那我们为什么不剪呢?
孙中山先生说知易行难,知行应该合一。
知道对的事好的事就该去做才是”。
罗某高某说:
“那我们就剪了吧”!
三个人立即行动,拿起剪刀你给我剪我给你剪,咔察几下就把三个发髻剪掉了。
这下子轰动了全校,同学和老师们纷纷来看这三个剪发的摩登女郎,她们走到哪里哪里便尾随一大群人,讽刺挖苦,扔石子吐唾沫。
母亲说,“好像看耍猴的一样”,吓得她们赶紧往宿舍跑,关紧大门不敢出去。
消息传到家里,家里传来命令:
“不留起头不许回家”。
可头发已经剪了不是一下子能长起来的,三个女师学生拣起剪下来的头发用头绳扎成发束一束一束往头上接,接成了一个更见不得人的怪模样。
暑假回家,母亲不敢就这样回婆家去。
她先到娘家敲门,外婆不给她开门,还是那个只比她大两岁的姨妈偷着给她打开了大门。
外婆气得说不出话,先给她找了顶帽子带上去见公婆,后来又找来一些剪掉的头发为她精心制作了一个假发髻扣在剪短了的头发上,总算勉强渡过了这超前的“剪发革命”。
母亲说,“革命革命,光是革掉一条辫子一个发髻就如此之难,真正是难于上青天啊”!
剪掉的发髻又回到了母亲头上,革旧与复旧就这样于转瞬之间在母亲的头上打了一个来回。
后来,当母亲进入晚年,大约是1919年的六十年之后罢,母亲又一次对我提起这件往事,这次又增加了一件我过去没听她说过的她的二舅的事:
二舅聪明过人,二十来岁时被选中为“拔贡”,家里竖起几丈高的旗竿准备大大庆贺一番,不料这位新科“拔贡老爷”在开封丰乐园的戏台子上慷慨陈词,大讲反对满清腐败统治的道理,赢得台下一片叫好喝彩。
突然台下枪声响起,人群四散,她的二舅从后台跳下来跳墙逃跑,直奔黄河边坐小船过河辗转回到修武老家,不久便惊吓劳累吐血而亡,“拔贡”尚未到京应试便去世了。
说到这里,母亲对我说,你外公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他说:
“思想可维新,行为必守旧”。
这可能是你外公一生经验的总结吧。
母亲,你在晚年想起了外公这句话,你同意吗?
该不会是后悔没有按照外公的经验立身行事吧?
你的青年时代恰逢晚清到民初这新旧交替的时代,革旧与复旧的斗争画着一个又一个螺旋在你面前运行,你选择了新,你张开双臂让“五四”新文化新思潮如春风拂面唤醒了你年轻的心。
你以满腔热情投入新思想的潮流,根本想不到要患得患失费尽心机把思想和行为割裂开来,你的思想超前行为也超前,你追求真知追求真理,你按照你所认定的真知真理去说去做,你知必行行必果,思想和行为均无愧于那个伟大的时代。
如果说十八岁那年你不得不坐进韩家的花轿是守旧,那是因为十八岁的你还不能不守这个旧。
可是后来三十岁的你与父亲刘潇然相识相爱,你最终还不是不守这个旧而勇敢地选择了新吗?
1931年暑假你和父亲同去日本,你们合照了好几张照片,你那重新接上的发髻已经不见了踪影,你短发齐耳青春焕发神采奕奕,笑得那么甜。
如果不是这样,母亲,如果你那时就听信了外公的信条,你充其量也不过是韩家的一个盘着发髻的恪守妇道的好媳妇,你还是无法不重复外婆那样的世世代代“守旧”的命运,不得不默默吞咽下一夫多妻制的苦水,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去为那庞然大物的“旧”殉葬。
如果是那样,你的精神生命时间的钟摆将终止在1919年,不言而喻也就不会有我和我的三个妹妹了。
母亲,革旧与复旧的轮迥原是造化的把戏,问题在于如何识别何谓新何谓旧,如何在新与旧的变革中把握好自己。
你后来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改革之难,难到了连搬动一个火炉也要流血,而且流了血也不见得就能搬得动。
鲁迅没有往下说。
第一,鲁迅不会赞成因为难就不搬这个火炉。
第二,鲁迅在思考可不可以不流血或尽可能少流血而搬开这个火炉呢?
鲁迅是不赞成无谓的流血无谓的牺牲的。
鲁迅的不赞成是基于他珍惜生命珍惜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道情怀。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
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不就等于改革。
因此,他寄希望于青年的,不是外公所说的“守旧”而是寻找“别种方法的战斗”。
母亲带着那个又绑上的发髻回到开封女师继续上学读书。
1921年,女师又起学潮,母亲又是学潮的活跃分子和带头人之一。
这一年,河南教育厅长李步青张榜开除开封女师三十名学生,母亲名列榜首,只得又回到修武婆家暂住。
几十年后,我的同母异父姐姐周毅(即母亲与韩家大公子生的长女韩卫平)在韩家找到了母亲这一年在家闲居时写的一首《咏雪》,请徐州一位书法家写成一横幅,裱好之后带到郑州送给母亲,母亲把它挂在了自己干休所寓所的客厅:
雪如削玉随风落,冰柱垂垂依檐着;披裘未暖更围炉,怕启双扉下重幕。
隔墙忽闻泣哀声,谁怜冻饥无栖托,唯望一朝赤日来,万民同享融融乐。
这首诗后来发表在1928年北京的《益世报》上。
诗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尽欢颜”的人道情怀,正是母亲后来在思想上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政治上靠近共产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致力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基础。
就母亲当时的心境来看,也可以说明她尽管因参加学潮而被开除了学籍受到娘家、婆家的责惫,可母亲并没有消沉,她不愿意“守旧”,她还要出去、还要上学。
我从老海同志整理的这份材料上得知,可能是外公还在北京供职之便,母亲又到了北京。
她先在女师大附中读完了中学课程,又于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历史系预科,1925年转入正科,开始了她艰难困苦一波三折的大学时代。
一幅在心中存放了六十年的挽联
母亲的大学时代正赶上了中国命运的“多事之秋”(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破裂、军阀混战、内忧外侮等等)。
母亲“多事之秋”的大学生活惊涛骇浪险象丛生,可母亲激越慷慨壮志如虹。
她亲历和目睹了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
这两件事母亲给我们讲过多遍,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个事件的背景和细节越来越模糊,有时候还互相错位,讲着讲着把发生在两个年份的事件变成一件事了,但是有两个场景和细节却越来越清晰。
一个是惨案第二天女师大同学们从四十多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中找到刘和珍、杨德群的尸体,同学们悲痛欲绝。
一个是三月二十五日女师大为刘和珍、杨德群召开的追悼会。
经过半个多世纪时间的淘洗,对鲁迅先生所说的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母亲忘记了很多,却忘不掉这最黑暗最残忍的屠杀,忘不掉这令她们目瞪口呆心痛如焚的“血写的事实”。
母亲说:
第二天各校校长带领学生到铁狮子胡同找人,一进胡同口,看见四十多具尸体排了一长排,有的女学生被扒光了衣服,有的只剩下一条短裤,鲜血从枪眼里流出来,身子下面汪着一滩滩凝固的鲜血。
我们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从中辨认女师大同学,找到了刘和珍和杨德群。
刘和珍是学生会主席,同学们都认识她。
杨德群是国文系预科的,我也认识,可现在都变得面目全非不敢相认。
刘和珍眼睛睁的很大,胸部有一个大孔,背上有四五个枪眼,头上还有紫色的棒伤。
杨德群的枪伤在背部,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头上还有好几个肿胀的血块,是用棍子打的。
我们把她们抬出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抬出铁狮子胡同,那天刮着黄风,天上飘着小雪,我们的哭声震天动地……最近在北京书店购得《女界旧踪》一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旧版),在《永远的刘和珍》一文中看到了刘和珍、杨德群的遗照,还有一张刘和珍遗体照,整个头部和双手都用白布包扎,那颗“从背部入,斜穿心肺”(鲁迅语)的罪恶的子弹留下的鲜血淋漓的创伤,也被一袭宽大的白色布袍盖住了,但面部五官轮廓清晰可见,仍是浓眉秀目,高挺的鼻梁下面,憨厚的双唇微张,含着她那没能说出的最后的话。
三月二十五日在大礼堂召开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又是一片哭声。
两个薄薄的木板棺材旁边,有她们的遗像,还有老师同学们送的挽联,有一付挽联是冯玉祥的部下送的:
亡国与女子何干?
为甚不躲在教室里,读风花雪月诗词,偏跑到傻子堆里饮弹身亡,反被聪明小姐暗中窃笑。
世界竟黑暗至此,还不准备手枪炸弹,把黑暗势力消灭,若再让贼辈横行屠刀在手,则恐府门喋血来日尤多。
这幅挽联对仗工整音韵铿锵。
上联以反讽手法还击了所谓“送死”“自蹈死地”的论调,但又切合刘和珍、杨德群的女大学生身份,直接了当地毫不含糊地切入了“五四”一代知识女性两种对立的人生道路人生态度的选择,以刘和珍、杨德群悲壮惨烈的死衬托了包括母亲在内的这一代女大学生生命价值取向的崇高感,讽刺了为她们所鄙薄的风花雪月派。
这是一种反讽式认同与肯定。
下联则更加直接了当地毫不含糊的把女学生们这种生命价值的崇高感导向了激进的武力反抗情绪,导向了用枪炮子弹炸出一片新天地的激进的社会革命主张,尽管这只不过是一种因屠杀而激起的反抗情绪的想象式满足。
这幅挽联母亲给我背诵过多遍,这次又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老海同志整理的材料中。
半个多世纪以来母亲显然在心中背诵了不知多少遍,已经让它的每一个字都长在了她的血液里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了。
现在我完全理解了当年在那么多情真意切的挽联中,母亲何以会独独记住了这一幅而且记了一辈子。
母亲的气质里有一股被压抑的勃勃英气,这幅挽联与母亲气质中的这股英气达成了终生的感应和共鸣。
在年轻的风华正茂的母亲身上,强烈的正义感、扶助弱小的道义冲动、被压抑的女性的平等要求、义无返顾的热情勇敢等等品质,决定了母亲与当年及后来的激进的社会革命思想一拍即合,决定了她为革命愿抛满腔热血的豪情。
她受秋谨影响很深,我总觉得她的气质与秋谨相通,有一张母亲青年时代的照片,横眉怒目,很有一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感觉。
作为鲁迅的学生,在女师大事件中毅然前往宗帽胡同听鲁迅的课的母亲,肯定读过了鲁迅写于当年的《死地》、《空谈》、《无花的蔷薇》、《纪念刘和珍君》等杂文。
鲁迅反对许褚式的赤膊上阵,反对“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反对“用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认为这对于每一个只有一次的生命来说,是极大的浪费。
鲁迅说,“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更不用说因此而挺而走险用炸弹手枪轰毁黑暗势力的暴力革命了。
母亲把这类虽慷慨激昂却空洞无物的革命词藻在心里存放了六十年,直到晚年还能背诵得一字不差。
如今女儿面对这幅挽联深长思之,感慨良多。
而且,它的作者是冯玉祥国民军的一介武夫,尽管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军阀混战时站在了进步力量的一边,反对亲日派军阀段祺瑞。
女儿我由此而认识了母亲思想的激进性格的热烈,而对于这位“冯玉祥部下”的国民军军官所表达的激进思想却持保留态度。
我服膺于鲁迅的清醒和理智,但我无力也无颜批评母亲的激进。
鲁迅是当时少有的清醒的思想者,他的清醒也是一种超前。
鲁迅的超前是以自己清醒的独立的思考,超前于如滔滔巨浪裹胁了一代知识者的空洞激进的革命词藻,也正因为此,鲁迅是更加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孤独的思想者。
母亲的大学上得很不容易很漫长,如果从1923年女师大预科算起到1932年毕业,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三。
一八”之后,母亲又参加了李立三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和张挹兰女士组织的“妇女之友”社,经历了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和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目睹了李大钊、张挹兰等革命志士走上了绞刑架(在母亲遗留下来的大量信件底稿和“文革”时期交待材料中,有一张提到了张挹兰女士。
这张纸一共写了两条,看来是为她的女师大同学和洛阳中学同事杜一勋单位外调而写:
“①杜一勋是一个心地善良,态度温和,作风正派,经济操守特别严格的小姐派大学生,不大关心政治,也没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更没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会道门等。
这是她和我在一起的真实情况,我应该对党负责,知道多少说多少。
②张挹兰所领导的妇女之友社开成立大会时我参加了。
女师大参加的人很多,杜一勋参加否,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至于妇女之友社的性质,我认为是个进步组织。
张挹兰是妇女之友社负责人,她后来和李大钊同志一道被反动军阀绞死。
前注所说《女界旧踪·北大的巾帼英雄》中,记载了张挹兰的情况,其人生经历和母亲极为相似,也经历了放足、剪发、外出求学、反对包办婚姻、登报离婚等,她先考入北京女师大,后转入北大教育学系。
在此期间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团体中山主义实践社,与刘清扬、郭隆真、缪伯英、褚雪
松等创办妇女之友社和妇女之友报,任主编,并曾接任刘清扬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妇女部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奉系军阀入京,张挹兰与李大钊等20人被捕,4月28日受绞刑惨烈牺牲。
《女界旧踪》中有一张张挹兰与李大钊,路友于走上绞刑架前的照片张短发素装、气宇轩昂,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目睹了张就义前的情景:
“她那天穿得特别整齐,干净,头发梳得也很整齐”“昂首挺身而入”)。
这一年的秋季,迁回石驸马大街的复校一年多的女师大校方秘密通知上了军阀政府黑名单的母亲和另外两位同学立即迅速离校躲避。
她离开学校藏在同学家里,在同学的帮助下女扮男装坐火车回到老家修武,在家住了几个月她又出来了,又是由开封而北京,于1928年时局稍稳定时又回到女师大复学,直到1932年暑假毕业。
母亲这个大学时断时续上得真不容易啊。
这十年她靠什么维持一日三餐和用什么来交学费呢?
据母亲多次所说,家庭(尤其是婆家)早就不想供她读书了,娘家也时断时续,直到1931年母亲与父亲刘潇然相识相爱决定回家与韩家大公子离婚起,便与家庭彻底断了经济关系。
母亲说,她的大学全靠半工半读读下来的,教家馆(即做家庭教师)、到图书馆、文物馆抄资料,描图,到师专代课等等工作她都做过,其间大约在1927年她还做过一段河南大学的女生指导,还把放在婆家的次女带出来找一个奶妈抚养,后来这个两岁的孩子得百日咳死了。
母亲真能干。
母亲的大学时代真正是艰苦卓绝、英勇果断、百折不回。
老海的材料里,还记录了一些在母亲上大学时期帮助过她的人。
有一个名叫徐旭生的河南籍教授,还帮助她找到一个在北大图书馆圈点抄写古籍的差事,每月二十元。
我翻开《鲁迅全集》第三卷,发现了鲁迅和徐旭生的通信一篇,徐旭生确为河南籍教授,唐河县人,又名徐炳昶,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办《猛进》周刊,任主编,生于1888年,卒于1976年。
母亲是一个知道感谢的人,她记住了每一个帮助过她的人,对别人的好处她永远心存感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
母亲和父亲相识相爱于1927年春
我在母亲留下来的一份回忆草稿上得知,他们是在这一年开封总工会一次讨论反对西山会议派、声援受害青年的会议上认识的。
当时父亲是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组织部长,母亲是省妇协妇女活动活耀分子,两人都在会上发了言,都主张不能因为一点困难就言而无信不开大会了。
不久1927年大革命失败,母亲被国民党开封市党部清除出党,父亲也被国民党撤职。
母亲返回北京女师大复学并常到北大旁听,在这里又见到了父亲。
这时,母亲的回忆文字连续出现了三个“不约而同”,“我们不约而同地参加了改组派。
后因改织派和闫锡山合作、召开扩大会议,压制不同意见,太使人失望了,我和刘不约而同地正式声明退出改组派,从此他常到西城去看我,送给我几本历史书,因为我当时在师大历史系读书。
听说国民党要抓他,说他是共党嫌疑。
他去找他的三姨夫常志箴,常志箴带他去见河南的一个官僚张伯英,张伯英见他有才乃出钱保送他出国留学。
他先到日本留学。
刚一年,就遇到九·一八事变,遂回国。
这时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北京的反帝大同盟。
”这段文字言简意赅,短短二、三百字,把两个不期而遇的追求真理的热血男女青年在动荡不安的和复杂多变的时局中政治态度和求学道路的选择说得清清楚楚,但是却只见“相识”不见“相爱”,只见政治态度上的“不约而同”不见爱情婚姻上的建立在志同道合上的两情相悦。
他们是何时何地和如何结婚的?
这个对我们的家庭、对父亲母亲的子女们至关重要的问题被我的母亲用闪烁其词的无言的文字给带过了。
父亲在她的笔下,由“潇然”变成了“刘”。
这是因为,这时的母亲已经与父亲离婚多年,因为这是一份为文革中的“外调”而写的回忆材料,是母亲为了忘却却又无法忘却和不得不面对的一段伤心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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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家庭 女人 百年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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