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第2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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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第2期

2012年《半月谈》第2期

　　深化改革：

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作为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强调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可以看出，要应对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领域改革的实质性推进至关重要。

深化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1978年至2010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接近10%，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始终能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坚持渐次深入的改革，不断释放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大幅度滑坡的压力。

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一方面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等，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深化对外开放，经济增长在经过了1998年至2001年的调整后迅速回升，新世纪的头10年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5%。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正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此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当前，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我国出口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国内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高速发展后进入调整阶段，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新的竞争优势。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国民经济结构的一系列重大调整。

就其战略重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简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就是要建设消费型、服务型和创新型经济。

　　建设消费型经济，需要改革现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以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

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有效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需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建设服务型经济，需要在文化、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等领域加快改革，彻底解决民营企业进入服务业领域面临的“玻璃墙”“弹簧门”等问题；需要建立更加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

需要改革财税、金融体制，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为中小服务业企业的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环境。

　　建设创新型经济，需要改革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其充分反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引导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需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十二五”时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深化改革；应对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需要深化改革。

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坚定改革信心，凝聚多方共识，破除各种阻力，建立新的改革推进机制。

深化改革，既要强调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又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基层积极探索；既要遵循试点、总结、推广的渐进式改革原则，又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2年《半月谈》第1期

　　心态也是一种力量

　　我们经历了“更复杂”的2011，又迎来了“更严峻”的2012。

　　我们是否还能保留一份清醒的定力，还能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

　　弃浮躁焦虑而理性把握形势，弃投机泡沫而回归实体兴业，弃路径依赖而强力推进转型。

这应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毋庸置疑，经济增速正呈明显的放缓之势。

这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我们是否已经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时代？

社会争议着，怀疑着，甚至悲观着、背后，有一种浮躁和焦虑在。

　　我们已经习惯了跨越发展，习惯了一枝独秀。

现左怎么看这放缓之势？

　　增长是硬指标，发展是硬道理。

所以，2012年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

　　只是，我们应当清醒，市场自有其规则，经济自有其周期，我们可以去利用规则，去调控周期，但不能去扭曲、篡改规则，无法去熨平、消灭周期。

当出口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下行，金融市场风险增多，保护主义倾向突出，国际贸易增速回落，我们不能抱有奢望；当投资规模一再扩大，所占GDP比重超过50%，我们实难重复4万亿带动18万亿的投资故事。

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速成长的大趋势中，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政府干预和拉抬速度，只会导致投资效益下降，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压力升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更加严重，从而收获倍加苦涩的发展主义之果。

　　其实，经济增长的放缓也是宏观调控取向中的适度调整，也是发展方式转型中的自然回落。

把通货膨胀降下来，把资产泡沫挤出去，恰恰是为更健康的成长清除隐患，开辟道路。

　　而且，我们有信心，“稳中求进”的增长，9%或8%的速度，放在国际背景中去看，仍然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

　　比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更要紧的，是保障和激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创造和尊重经济自我调节的能力，积蓄和催生发展方式转换的推力。

比稳定出口稳定投资更要紧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拉动消费，这是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

这就需要我们把发展的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收入分配改革，聚焦于社会民生建设。

　　我们还当看到，产业“空心化”现象日渐蔓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向资本家靠拢，逃离实业投机暴富扭曲着创业兴业的社会心态。

　　实体经济的健康和繁荣，始终是国民财富和国家强盛的根基。

我们不是不要发展虚拟经济，但是，首先要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基础，必须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应当紧紧围绕壮大实体经济来发展虚拟经济。

　　看一看楼市：

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开发商牟取暴利的契合中，房价被一再推高，终于积聚起风险重重的市场泡沫。

看一看股市：

上市公司圈钱无度，不知回报股民，恶化股市生态，挑战监管制度，导致市场炒作风气盛行；创业板时闻高管纷纷闪电辞职疯狂套现，演绎转瞬间千万富翁的“造富”神话。

看一看钱市：

击鼓传花的炒作游戏和食利人群的急剧膨胀，先后衍生出一个个民间借贷的危机。

不知何时，我们的心底都多了一个气泡，都想把它尽快吹大，不惧吹暴。

财富路径的扭曲，加剧贫富分化，污染社会风气，戕害创业精神，将使得经济与社会变得愈益脆弱起来。

　　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让市场和政策、改革和调控更多地向中小企业着力，向民营经济着力，向新兴产业着力，真正为实体经济拓展发展环境、未来市场和利润空间，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实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吸纳就业，造福社会，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更广阔的前途还在于创新，在于转型。

　　可是，历经30多年发展，路径依赖已经成了不少地方政府领导的心理定势，经济形势越是严峻，这一心态越是强烈。

　　资源约束愈来愈紧，不少地方恨不得一个早上把它全部开发成一个个闪着金光的数字。

可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又靠什么来发展呢？

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当年的“宁可毒死，不可穷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权益的扩大，这样的口号还能再喊下去吗？

招工难度愈来愈大，为了保住劳动力廉价优势，一些地方政府想尽办法限制职校生外地就业，组织实习生无偿打工，甚至直接补贴企业主用工成本……释放比较优势，依靠要素驱动，这条路子已经越走越窄。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城市已铿锵明志：

壮士断腕，义无返顾，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回望改革之初，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依，没有事先的蓝图设定，我们正是凭借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才创造了高速增长奇迹。

如今，积累更丰富了，实力更雄厚了，一些地方怎么反倒背起了包袱，束手束脚，患得患失，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风险？

打破路径依赖，需要直面深层矛盾，承受转型阵痛。

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得契杌，这“机会之窗”不可能永远向着我们敞开。

我们错过了，耽误了，流失了，那就是危险降临的时刻。

　　心态紊乱失衡的深层，是制度激励的倾斜，是社会价值的误导，是利益关系的纠结。

如何在改革的勇敢前行中，在文化的整合创新中，在社会的公正追求中，保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份定力，一份锐气，一份智慧，是在更严峻的2012年里一道更沉实的日常课题。

2011年《半月谈》第1期

拒绝“城市二元化”

城市化，在当下中国人的脑海中，有着特别丰富的想象。

它是引领现代化巨轮远航的飘扬的旗帜，它是撬动全球化大国崛起的神奇的支点，它是普通中国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一个璀璨的梦想。

在中国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城市化又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可是，当我们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赶、去推进的时候，有没有思索过、诘问过：

城市化的真谛、城市化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城市化、为谁的城市化?

聆听各级政府宏大叙事中的城市化构想，投身今日中国呼啸前进的城市化浪潮，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应当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数，而是城市化的内质和价值。

许多地方正铺开改天换地的“新造城运动”。

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县城城区化，由此引发了紧锣密鼓的“圈地运动”，更有暗潮汹涌的“圈县运动”。

可是，如果脱离制造业服务业的支撑，仅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资产泡沫就能举托新城崛起?

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发展、就业谋生的机会在哪里?

许多地方正热衷经济增长的“新城市拉动”。

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进城打工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创新。

可是，在城市GD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费的基础是什么?

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建制的扩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胀，城市功能的开发，公共空间的拓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如何及时跟进?

许多地方正推进城市经营的“新地标活动”。

政府一味追求“现代城市形象”：

更高的楼房，更豪华的商务区，更宏大的花园广场，更具动感的都是韵律……令人目眩的种种商业地标、产业地标、文化地标，往往变成造价惊人的工程，变成财富和技术的炫耀。

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严如何提升?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城市化意味着什么?

是一种新的发展，人的创造力量的解放和财富源泉的涌流;是一种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一种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进步和人文价值的升华。

城市化的灵魂应是以人为本。

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

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

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

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

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

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

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

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

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

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

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

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

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

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

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2011年《半月谈》第2期

叩问土地

过去人们常讲：

不了解土地，就不了解中国农村。

今天我们要说：

不了解土地，就不了解当下中国。

土地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

多少问题在生成，多少力量在博弈，多少歧途在伸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希望。

而时下许多地方的“统筹”恰恰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夺。

迅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土地的快速升值，也给农民带来了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难逢机遇。

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却在违背农民意愿，以种种堂皇的名义，公然动用行政强制力量，攫取农民的财产收益，剥夺农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牺牲农民的未来生计和发展空间。

“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强迫农民以放弃自己的土地权利为代价，来换取政府本应提供的公共服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进城后增值的土地收益本应全部返还当地农民，试点时却大多被弃置一边；拆村并居，让农民上楼，常常是对农民一场可怕的掠夺。

转变发展方式，是突破资源瓶颈的路径。

我们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污染和日益加剧的全球气候恶化的倒逼、挤压中，开始重视起能耗问题。

但是，在许多城市工业项目已经难于落地和农村18亿亩耕地红线屡遭撞击的困扰中，为什么看不到与能耗同样紧迫的地耗问题呢？

在摊饼式的城市扩张中，在运动式的空城制造中，粗放型、浪费型城市化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为什么不去从集约式土地开发中寻找新的空间和出路？

抑制贫富分化，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点。

中国的暴富神话和返贫故事，往往都围绕土地而发生，而展开，而进入高潮。

随着房价暴涨，少部分人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无房户们则会被轻易甩出财富积累的大门。

房地产领域日益成为权贵资本膨胀、政府官员腐败的重灾区。

有办案人员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

维护社会稳定，是营造和谐生活的前提。

目前，农民维权的焦点是征地拆迁，城市民生的焦点是住有所居，背后都是土地问题。

看一看全国每年由此滋生了多少社会冲突？

甚至引发流血自焚。

以农民工、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生代，正在城市大山般的房价压力下，艰难地拼搏着、坚持着，为了眼前那一线奋斗的希冀，头顶那一缕理想的阳光。

如果一个个竞相崛起、美轮美奂的城市，放不下这一最有希望人群的最卑微的期求、最单纯的梦想，那对社会、对明天，意味着什么？

政府调控地根，是平抑市场风险的杠杆。

但这一杠杆常常是调而不灵，控而不动。

如抑制房价泡沫，国务院接连推出新政，甚至是“史上最严”，也一再遭遇市场反弹尴尬，主要是来自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机）者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抗。

因为，土地中生成着暴富机制，土地出让金业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土地是民生幸福的一个痛点。

中国当下一些重大的民生问题，几乎都可以找到与土地发生的联系，都可以从土地里找到求解的秘道。

我们像流水一样奢侈地享用、贪婪地透支土地。

“但有方寸地，留与子孙耕”，那是写在墙上的标语口号。

我们已经过早地遭遇到“成长的痛苦”。

“十二五”开局之年，地方政府最大的问题竟是“缺地”。

如此下去，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向何处落地生根？

在市场化的波诡云谲中，在城市化的呼啸前进中，多元利益主体借助土地的流转和整合，分享着一场财富的盛宴。

在2010年的土地市场上，政府获得的出让金总额高达2.7万亿元，同比增幅达70.4%。

这巨额的卖地进账如何使用？

土地上的原住农民又收益几何？

土地，对于芸芸众生的意味，不仅是物质的，工具的，而且是精神的，价值的。

是土地，给了我们生命丰润的滋养，赋予我们人生幸福的意义。

今天，在不少地方轰轰烈烈的拆村运动中，在许多城市一浪一浪的肆意扩张中，土地被折腾，被流失，这是社会最纠结的矛盾，家园在凋敞，在沉沦，这是我们最痛切的悲伤。

土地是深化改革的一个起点。

回首沧桑历史，中国社会的每一场重大变革，中国人民的每一次重新出发，几乎都是从土地开始。

当下中国，还得把土地问题读懂，还得把人地关系理顺。

最重要的，是把土地所有权真正还给农民。

所谓的“集体所有”，在政府的强制之下，在资本利用信息不对称的诱惑之下，必然导致所有者缺位。

应当探索建立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依法保障农民权益。

改变单纯行政化倾向，向市场机制配置稀缺土地转型已是当务之急。

农地的流转和入股，农地的征用和补偿，应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市场规律。

一些地方通过“地票”交易市场，将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纳入城市扩张之中。

应当警惕的是，防止变相剥夺农村。

化解土地矛盾中的利益冲突，理顺土地变革中的利益关系，政府应当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

这就需要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在改革中形成维护公平正义的表达通道和平衡机制，维护大众的民主权利，保障人们享有体面的生活和人格的尊严。

杞人忧天，我今忧地。

2011年《半月谈》第3期\

本期主题：

呵护亲情

春节团聚，人伦亲情的话题不断升温，“摩托妈妈”思子心切千里单骑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民。

道德进退，家庭伦理的建设渐成热点，“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网络人物评选，生动地诠释着人间至爱、草根亲情。

养老修法，传统孝道的规范引起社会轩然大波，人们热烈地争论起儿女常回家看看的法律条文和限制“啃老”的明文规定。

每一个家庭．同一个社会，如何去呵护亲情？

这既是生活幸福的召唤，也是国家文明的标识。

家庭日常．是亲情凝聚的摇篮。

在社会的流动和人口的控制中，中国的家庭愈来愈小型化、原子化、空心化。

一些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家园，在轰轰隆隆的推土机声响中，在风驰电掣的城市化进程中，也难逃被历史终结的命运。

如何去坚守这历史变迁的基石．去凝聚这社会细胞的灵魂？

节日文化，是亲情滋润的雨露。

快节奏、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节日文化经受着冲击。

电视“春晚”的出现，曾经带给人们些许激动。

但是，很快就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疲惫和失望，蜕变为商品和广告的狂欢盛宴．，如何去复原传统的节日活力，去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

社会生活，是亲情沐浴的阳光。

市场力量在催生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挑开了人际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

尤其是弱势群体，在贫穷的窘迫中，亲情的向往和表达，甚至成了生活的奢侈和人生的重负。

因为金钱，因为遗产，亲人之间可能反目成仇。

肆意泛滥的物质欲望，侵蚀着传统深厚的亲情，腐败着人生原初的意义。

如何使社会生活的阳光，穿透这重重物欲，带给亲情更多的温暖？

呵护亲情，我们还当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远的关切。

亲情的凝聚，源自家庭的濡染，也承接国家的关怀。

当春节来临，当亲情呼唤，我们如何将踏上归途的千千万万农民工顺利、平安地送回内陆、乡村那一个个温馨的家园？

舒适，快捷，穿越梦幻时空的高速列车，帮人们省却了旅途的困顿和漫长的等待。

但是，随着普通列车尤其是绿皮列车的纷纷淘汰，高铁票价让普通老百姓难以承受，农民工在春运选择回家的途径时，开始用脚投票，或徒步长途跋涉，或参加摩托大军，更多地改坐长途汽车挤上普通列车踏上归程。

他们在心里很清楚：

“有这买高铁车票的钱，够过年给家人添件新衣服了！

”当高铁的时速越来越快、高铁的里程越来越长，我们如何去满足一年一度蔚为壮观的中国式大迁徙中普通民众的需求？

亲情的滋养，源自文化的涌流，也有赖经济的润泽。

社会“啃老”话题的兴起，背后是城市房价的连年高涨。

在许多大学毕业生眼中，就业是难题，住房是更大的难题，“房奴”是他们的自嘲，“蚁族”是别人的镜像，“胶囊公寓”是他们自谋生存的写照，“逃离北上广”是他们在理想与现实挤压中无奈的选择。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也有相似的境遇。

他们宁可在城市的流浪中寻找机会，也不愿回到乡村回到土地，重复父辈们那走不完循环往复的沉闷日月。

这些大学生，农民工，要凭一己之力在城里安身立户，何其艰难！

可贵的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依然还要向着人生的太阳走去。

除了执著自己的奋斗和坚持，除了冀望政府的保障和公平，只有求助于父母。

尽管父母已经给了他们人生太多，尽管父母也未必都是富有。

贫穷永远不能湮灭亲情，但贫穷时时可能压抑甚至扭曲亲情。

亲情的生长，源自生活的环境，也热望制度的保障，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制造了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守问题。

亿万农民抛家舍业，只身闯进城市的大门。

他们是坚韧的，像螺丝钉一样，把自己紧紧地拧进一条条日夜不停的流水线，默默地承受着就业的风险，抗争着资本的贪婪。

他们是幸运的，凭借打工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把握着生活的希望。

同时，因为亲情，他们又是心灵最沉重的社会一群。

看一看他们身后的留守老人：

饱尝空巢中的孤独，病痛中的无助，抚养孙子孙女的艰辛；留守妇女：

上有老下有小都需悉心照料，家务事田间事都当事事亲为，还有感情生活的平衡，社会关系的应对：

留守孩子：

远离双亲，缺少父母的关爱，尤其是家庭教育、心理辅导的断层和缺位，给孩子的知识学习、人格培养造成了一生都无法弥补的缺憾。

留守问题的严重后果，就是乡村老人自杀现象、妇女离婚现象、孩子犯罪现象显著增多。

这是中国打工农民家庭最难以承受的悲痛，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最引人注目的疤痕。

如果说留守问题的积累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必然承受的历史性阵痛和代价，那么，留守问题的缓解应该是推动当下中国求解民生、转型和改革三大社会课题的制度进步。

亲情，是人类社会最为朴素、本真、绵长的情感，也是我们当下最应珍惜、呵护、陶冶的情感。

呵护亲情，关爱家庭，就是呵护我们的心灵，就是关爱我们的社会。

2011年《半月谈》第4期

本期主题：

改革，当奋然前行

展开中央的“十二五”规划蓝图，推进改革的色彩依然那么醒目。

浏览新近媒体的专项民意调查，呼唤改革的意愿依然那么强烈。

如何将改革的色彩化作鲜活的图景？

让改革的意愿成为生动的实践？

我们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抖擞精神，放下包袱，奋然前行。

改革的风险究竟多大，是悬挂在各级施政者头脑中的一个长长的问号。

当下的改革，从市场经济的完善，向社会结构的重构突破，从思想观念的解放，向利益关系的重组深入，从经济发展动力的提升，向社会公正的坚守转型，必然引发更多的社会争议：

会不会在打破原有利益结构的同时带来新的失衡？

会不会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强力抵制，出现“改革者困境”？

会不会冲击现存秩序，影响必需的社会稳定？

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减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