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析柳永对宋词进展的奉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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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析柳永对宋词进展的奉献
谈谈“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析柳永对宋词进展的奉献
当晏殊、欧阳修创作清丽闲雅的小令词的时候,社会上已经在普遍地争相制造“新声”了。
《宋史·乐志》记载:
宋朝初期设立教坊音乐机关,在旧曲的基础上制造“新声”,“新声”加倍流丽悦耳。
大量为这种加倍流丽悦耳的“新声”写词来歌唱的词人,确实是柳永。
叶梦得《避暑录话》说:
柳永在作举子时,喜爱去青楼妓院,他擅长写歌辞。
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然请求柳永代为填词,这种新腔才流传于社会上。
可见柳永写词在那时即有较大阻碍。
宋翔凤《乐府余论》也说:
“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富,歌台舞席,竞赌新声。
耆卿(柳永)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令人传习。
一时悦耳,传播四方。
”
柳永,字耆卿。
初名三变,字景庄,崇安(今福建崇安)人。
生卒年不详。
他落拓不羁,常出入于秦楼楚馆,与妓女、乐工交往。
这种不拘礼法的行为,颇受到那时一些正统派人物的非难。
他的词就很有点浪子作风。
他在《鹤冲天》词中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把写诗填词的才子说成是不妥官的公卿宰相。
白衣,是表示平民的身分。
他又说: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以为做官是“浮名”,还不如饮酒、唱曲。
有人向仁宗推荐他,宋仁宗说:
“这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且去填词。
”他因此受免除,郁郁不得志,天天和一些浮浪子弟纵游于娼馆酒楼,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因为宋仁宗嫌他行为放浪,不用他,说过让他“且去填词”的话,因此他自称“奉旨填词”。
他后来更名永,才在景祜元年(1034)考中进士,做过睦州推官,定海晓峰盐场盐官、余杭县令、屯田员外郎等小官。
死的时候很凄凉,棺木寄放在镇江的寺庙里,一说葬在枣阳县的花山。
后来每到清明节,远近许多人带着酒食在他的墓地祭祀饮宴,叫做“吊柳会”。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他精通音律,又熟悉民间新曲,那时“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
他的词受到各阶级群众的喜受,不仅市井之人喜爱,而且宫中也传唱,空门门生、道教真人也爱好,能够说成了那时的流行歌曲。
还远传到国外,在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同上);金主完颜亮读了柳词,“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径《鹤林玉露》),可见,柳词流传的普遍和久远。
科场失意,宦途坎坷,使柳永以终生的精力从事词的创作,他对宋词的进展做出了庞大的奉献。
他的《乐章集》里有词二百一十多首,标志着宋词进展的一个新时期。
对柳永词的评判,从来众口纷纭。
咱们以为,惟有效文体进展的目光,在北宋前期两种词风的对立并存当中,考察柳词从内容到形式所表现的革新意义,才能恰本地估价它在词史上的地位和进展奉献。
第一,开拓了词的题材。
词从晚唐以来,要紧作为娱宾遣兴的工具,其内容总不出男欢女爱、离别相思。
北宋前期词坛,文人填词大致承袭唐五代花间词风,而以晏殊、欧阳修为盟主。
与晏、欧几乎同时,词坛上异军突起,显现了以柳永为代表的“歌者之词”,蹊径另辟,从词的内容、表现手法到语言风格,都令人线人一新,给文人词输进了新鲜血液。
第一,柳词中展现了广漠而丰硕多彩的都市面貌和市民生活。
晏、欧词并未把笔触伸向那个充满动气的区域,柳词却对都市的富庶繁盛和市民纵情享乐的生活作了尽情的刻画。
宋初词人所作,题材往往不出花前月下、男欢女爱的陈套,“小园香径独彷徨”(晏殊《浣溪沙》),“绿杨庭院,暖风帘幕,有个人憔悴”(欧阳修《青玉案》),可说是文人小令的典型意境,其情感是柔弱的,其境遇是纤小的,缺乏对广漠生活现实的表现。
这种题材内容,自然无法适应生活在商业经济繁荣的都市、生活面比较宽敞的广大市民阶级的需要。
柳永生活在宋初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社会相对安宁,在农业、手工业进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显现了许多商业都市,东京(开封)、成都,兴元(南郑)、杭州、明州(鄞县)、广州等多数市都十分繁华。
北宋城镇的进展繁荣和社会的富庶,第一在柳永词里取得较为突出的表现。
《笛家弄》词写汴京的清明时节的盛况。
“水嬉舟动,禊饮筵开,银塘似染,金堤如绣。
”这是写:
有坐着船在水上游戏的,有在野外摆宴的,水池的水仿佛染过一样碧绿,堤岸上的树木房舍像彩绣一样漂亮。
“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
”这是写住在画栋雕梁的高楼深远里的人们,有的在赌博,一赌确实是百万钱,有的在饮酒,也是花上万的钱去买酒。
这都是都市的奢华生活。
他的《迎新春》词又写汴京元宵之夜的景象:
“列华灯千门万户。
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
十里燃绛树。
”千家万户,大街小巷,都点上花灯,妇女都出门赏灯。
他说:
“太平常,朝野多欢民康阜。
”这都能够与孟元老公《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情形彼此印证。
孟元老说:
“太平日久,人物阜繁,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者不识干戈,时节相生,各有观赏。
”太平常刻长了,物产丰硕,人民安乐,小孩只明白唱歌跳舞,老年人也没有见过战争,因此一个节日接着一个节日,都各有游览观赏的内容,这种情形在柳永的词里取得了大量的反映。
咱们看,在柳永的笔下,有巍峨的宫殿:
“连云复道凌飞观。
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蒨。
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
”(《倾杯乐》)有喧闹的街市:
“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絃。
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
”(《看花回》)有熙攘的游人:
“路缭绕。
野桥新市里,花铱枝好。
引游人竞来喧笑。
”(《小镇西犯》)有喧阗的鼓乐:
“风暖繁絃脆管,万家竞奏新声。
”(《木兰花慢》)还有清明踏青、中秋赏月、元宵观灯,真是五光十色!
对都市生活的刻画,尤以《望海潮》咏杭州最负盛名。
这首词结合街市的繁华、湖山的秀美、江海的壮丽来赞美杭州的形胜和繁华。
这一幅幅生动活跃的世俗游乐图,洋溢着市民阶级对现世生活尽情享受的情绪,在宋朝就已引人注目,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就说《乐章集》:
“承平气象,形容尽致”。
词人固然偏重在宣扬上层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对所谓“太平盛世”作了夸张、美化,只是在词的题材内容上到底注入了新的成份,而且客观上也能够帮忙读者熟悉那时城市的风貌。
第二,柳永还擅长抒写自己的飘零生涯和身世之感。
柳永一生宦途坎坷,辗转漂泊,同时又寄情于歌台舞榭,因此描述江湖流落和离别怀人成了他的词一个重要内容。
这些词是柳永作品艺术上最有特色和最有成绩的部份。
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说他写词“尤工于羁旅行役”,确实是说他专门擅擅长抒发“羁旅行役”之情。
“羁旅行役”,指长期在外奔走,处处漂泊。
柳永为抒发这种异乡流荡,淹留不归的情感,把汉魏乐府古诗的游子思妇题材与晚唐五代以来词中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描述结合起来,独标一格。
在这种词中,柳永冲破小楼深院、绿窗朱户的樊篱,把目光投向广漠的大自然,故境遇阔大,气象高远,呈现出壮美的特色。
柳永一生行踪虽不可详考,但从他的词作,如《临江仙》“扬州曾是旧游地”、《青年游》“长安古道马迟迟”、《一寸金》“井络天开”等篇,可知其足迹遍于淮楚川陕一带。
丰硕的生活阅历,大大开拓了词人的眼界和胸怀,自然界壮美雄奇的山水,又进一步培植了词人的审美理想。
柳永每当登山临水之时,常发出流落天涯之叹,而且喜爱把对景色(尤其是秋景)的刻画与抒发旅愁结合在一路,从而在词中把宋玉《九辩》以来的文人悲秋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晚景萧索,堪动宋玉悲凉”(《玉胡蝶》),这是《乐章集》中不足为奇的境遇。
请读读《曲玉管》、《戚氏》、《八声甘州》诸词,飘零无依之感于写景中隐然可见,如脍炙人口的《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写来苍凉豪远,连不满柳永词风的苏轼也惊叹“唐人佳处,只是如此”。
这种雄壮豪放的风格,在晏、欧词中是不可得见的。
柳永在《鹤冲天》词中说: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意思是没有在政治上青云直上,怎能不尽情狂荡呢?
他又说:
“且凭偎红倚翠,风流事、生平畅。
青春都一晌。
”意思是就这么过着寻欢逐乐的浪荡生活里,青春的日子是只有短暂的一会儿的。
这说明柳永功名失意以后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因此沉迷于风月场中,他的词在描述妓女时便常常流露出淫靡颓废的情调。
但对柳永的“好为淫冶歌颂之曲”,还要作具体分析。
柳永一方面辗转奔走,萍踪不定,一方面倚翠偎红,寄情子秦楼楚馆。
他抒发“羁旅行役”之情,就有着切躯体验,真情实感。
这固然胜于那些以旁观者身分关于女性的客观描述。
而且,柳永把词从小庭深院、绿窗朱户,引向市井都会,进而扩大到山水路途中浩渺烟波,灯火村落,这种新的开拓,固然也胜过那些眼前无非春花秋月、身旁但有罗幕珠帘的狭小天地。
同时,由于乐曲新声的繁衍,柳永进展了词的长调体制,因此得以提供相应的篇幅适合于上述内容的扩展,又吸取六朝小赋艺术表观上的特点,柳永运用层层铺叙、恣意渲染的手法,因此上述内容所包括的内心情感,得以像水银泻地似的挥洒自如,尽情抒写。
从晚唐到北宋初期,词坛上不管秾艳也好,清丽也好,名家歌词大略不出于烂醉花间、彷徨香径,并注重于艺术上的简练凝练、深婉含蓄。
在这种情形下,读了柳永《雨霖铃》如此写得畅快淋漓的抒发“羁旅行役”之情的作品,确乎有令人线人为之一新的感觉。
怀人的思妇在妆楼远望,对秋景也会产生哀怨,但使她魂销意尽的,还多是花谢花飞,春景消逝。
而作为“羁旅行役”的游子,流落异乡,对暮景也会产生怅恨,但足以引发他伤怀念旧愁新恨的,还多是秋风萧瑟,秋气萧森。
因此柳永的词直接联系伤春来描述相思离别的作品,数量不及联系悲秋的作品那么多。
他的《雨霖铃》词,确实是把宋玉《九辩》的“悲哉!
秋之为气也!
……憭栗兮假设在远行”,与江淹《恨赋》的“黯然销魂者,唯别罢了矣!
……行子断肠,百感凄恻”,两相结合,借悲秋写伤别,因此词中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毋庸讳言,《乐章集》中尚有很多批风抹月之作、淫冶艳歌之曲。
但由于柳永并非能如晏、欧那样身居高位,养尊处优,有蓄妓自娱的条件;他长期处身基层社会,出入秦楼楚馆,与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旦夕相处,因此了解她们,词中表现的情感偏向,是同情多于玩狎。
其中有反映他企图从妓女中间寻觅知音和慰籍,对妓女确实表现了一往深情,如《忆帝京》词说:
“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这是对妓女说的,意思是你使我永久地牵挂在心上,但我无法和你长在一路,孤负了你的千行眼泪。
还有《蝶恋花》词说: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意思是我瘦得衣带都松了,但不后悔,为了她我不顾惜自己形容憔悴。
他写妇女,不着重在对外貌神情的描摹,而往往在刻画内心活动方面使劲,写出她们的柔情密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之心。
如《迷仙引》:
“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
万里丹霄,何妨与歌妓”的一起生活,成了他飘流异乡时极美好的回忆。
“帝城赊,秦楼阻,旅魂乱。
”(《迷神引》)“杳杳神京,盈盈仙子,别来锦字终难偶。
”(《曲玉管》)如与《鹤冲天》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深沉感喟联系起来,恐怕尚有鄙弃功名,打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踊跃意义。
他有一首《传花枝》,塑造了词人自我形象,与关汉卿那支泼辣尖新的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至死要“向烟花路儿上走”的书会才人,竟是十分相似。
柳永有时还为自己飘流不定,违抗了比翼双飞的誓言而感到悔恨交加。
而且由于常常交往,他对妓女的处境和内心都有所了解,联系自己的失意潦倒,不免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对她们的不幸表示同情,唱出了她们要求合理的正常生活的愿望。
在《迷仙引》词中,柳永描述妓女自幼学习歌舞,只是为的是应承王孙公子在“席上尊前”的千金买笑。
她们内心十分痛楚,期望有真正的幸福和爱情,一旦遇上了真心相爱的人,就希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再也只是那任人作践的非人一辈子活,她们说:
“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永弃却,确实是永久抛掉。
烟花,即指妓女生活。
柳永的《集贤宾》词也描述她们向往“和鸣偕老”的爱情,希望摆脱“敛翠啼红”的凄惨生活。
但作为一名受歧视和排斥的失意文人,对那些色艺俱佳而又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女性,往往怀有深切的怜爱和同情,称赞他们,“心性温柔,品流详端”,“交谈闲雅”(《青年游》),正由于如此,柳永这些歌词普遍传唱于宋元时期的歌妓之口。
传奇柳永身后仍是许多妓女凑钱把他埋葬的,每遇清明节日她们又三五成群到墓地去吊祭,因此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小说。
从柳永的一首描述盐业工人痛楚的《煮海歌》一诗来看,他对基层人民的生活仍是比较关切的,发抒了深切的同情,这在那时是难能宝贵的。
柳永的词冲破了传统的题材范围,纳入了新的内容,为提高词境做出踊跃奉献,成为以后苏轼在词中“无心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先导。
第二,大量创作慢词,使词调组成发生了重要转变。
清人宋翔凤以为:
“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
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睹新声。
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令人传习,一时悦耳,散播四方。
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接踵有作,慢词遂盛。
”(《乐府余论》)所言未必尽确,但他指出慢词大盛于柳永,并进而指出都市繁荣、新声流播的背景,却言之成理。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的文人词,一直以小令占绝对优势,柳永却以他对市民生活的深切感受,对音乐的谙熟及过人的才力,或把市井新声加工成慢曲,或把原先的小令敷衍为长调,精心创作长调慢词。
在《乐章集》中,慢词占十之七、八。
从形式上看,柳永的奉献第一在于把很多小令扩展为慢词。
翻检一下《乐章集》,与唐五代词同调名的词作很多,但篇幅却长得多。
如《定风波》,在敦煌曲子词中是六十字的小令,柳词“自春来惨绿愁红”已衍为一百字的长调。
《女冠子》由原先的四十一字衍为一百十一字。
他的《夜半乐》词描述“绣阁轻抛,浪萍难驻”的难过心情,就能够够在长达一百四十四字的篇幅中,大开大阖,恣意铺张。
第一叠写途中经历的江上商船往来景象,第二叠写岸边的村舍田家、浣女渔人,第三叠才写自己去国怀乡的忧愁。
属于这种情形的还有《十二时》、《长相思》、《望远行》等。
柳永还因精通音律,能自创新调。
如《笛家弄》、《满朝欢》、《迎新春》、《解连环》诸调,都是柳永新制的慢词。
他还在单调、双调之外,制造了三叠的形式,如《戚氏》、《夜半乐》等,可说是词体中的“鸿篇巨制”。
可是,柳永的奉献更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把慢词的艺术表达功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慢词因篇幅长,字数多,在表现手法上自然要有别于小令。
一样说,小令以含蓄蕴藉、言简意丰见长,慢词那么以铺叙取胜。
宋人李之仪云:
“耆卿词铺叙展衍,备足无余。
”(《姑溪词跋》)但铺叙不能一味展衍,必需讲究章法转变之奇,开阖动荡之美。
如无层次、无转变,就会陷于痴肥堆叠或呆滞冗复。
柳永慢词的铺叙之法,大致注意了几个方面:
1.十分重视景与情的适当布置。
柳永词惯用前半写景、后半抒情的大体魄局,但读来并非呆板单一,因为他力求融情于景、以景托情,把情景打成一片,将登山临水所见的山光水色,与离愁别恨结合加以表现,并用对外景的描叙来衬托内心活动。
如《曲玉管》、《卜算子慢》、《戚氏》诸作,在情景关系处置上,都达到了“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的境界。
又如《倾杯》“鹜落霜洲”一词,其格局酷似六朝抒情小赋。
因此近人夏敬观指出:
柳永“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手批乐章集》),恰本地归纳了这一特点。
2.重视直叙与婉曲、平顺与排奡的统一。
前人指出柳词喜爱平铺直叙,表达详尽,有头有尾。
但这决不是说柳词缺乏曲折转变。
清朝词论家周济,一那么说“柳词总以平叙见长”,一那么又说“铺叙委婉,言近意远”(《介存斋论词杂著》),即是有见于此。
在章法结构上,柳词有今昔交织、空间转换的特点。
所谓今昔交织,是往往先铺写眼前之景,然后转入对往昔情事的回忆,再回到现实,表达离别相思之情。
如《曲玉管》一词,一、二叠均写景,第三叠“暗想当初”以下,是追思之笔,“阻追游”以下,又直抒愁情。
《笛家弄》、《戚氏》、《浪淘沙慢》等词,也都是这种今—昔—今的安排。
所谓空间转换,是在现实刻画中忽穿插以想象之笔,如《雨霖铃》中“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八声甘州》中“想佳人、妆楼颐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倾杯》中“想绣阁深沉,争知憔悴损、天涯行客”等句,皆是真中见幻、实中运虚,属同一机杼。
冯煦所谓“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正是指出了柳永词在平铺直叙中仍富于曲折转变的一面。
3.重视关键字、句的安排。
周济说:
“柳词总以平叙见长,或发端,或结尾,或换头,以一二语勾画提掇,有千钧主力。
”(《介存斋论词杂著》)因发端、结尾、换头为一首词肯綮所在,安以关键性的句子,能使全词筋节显露,血脉贯通。
如《八声甘州》中开端一句“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是总写秋景,引出下面铺叙,是开;结尾“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是遥应开头,是阖;换头“不忍登高临远”,又把上片写景与下片抒情打通,全词便显得层次井然又浑然一体。
《雨霖铃》中“对长亭晚”、“多情自古伤离别”,《夜半乐》中第二叠换头“望中”、第三叠换头“到此因念”等句,都是显现波澜层次的关键句子。
另外,领字的运用,在柳词中也十分突出。
领字一样用在词的开头,或数句组成的一个层次之首,为词中脉络所系,用得好,使全词开阖呼应、流动跌荡,有一气呵成之妙。
柳永慢词中经常使用的领字有“对”、“望”、“正”、“渐”、“想”、“况”、“向”等,多为去声,因去声峭劲有力,宜于发调,令听者线人振动,从而收到以健笔写柔情的艺术成效。
慢词铺叙之法,在后来周邦彦和豪放派苏、辛等人手中,取得充分进展,但作为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柳永实在是功不可没。
在柳永的率领下,词人们才大量创作慢词,并取代了旧有小令的地位。
第三,丰硕了词的表现手法。
以往的词较多地运用比较手法,与形式的扩展相联系,柳永在词的艺术表现上由以往较多地运用比兴手法,进展为较多地运用赋的手法,层层铺叙,尽情渲染,而语言又明白浅近,不避俚语俗语。
这也是为了便于歌妓的明白得、歌唱。
前人把柳永的作品分为“雅词”和“俗词”两类,对他的俗词,非议最多,以为“词语尘下”、“以俗为病”,这其实反映了士医生文人“词欲雅而正”(张炎《词源》)的正统观点。
但那时的市井男女却喜爱俗词,即胡仔所谓“言多近俗,俗子易悦”(《苕溪渔隐丛话》)。
柳永词与民间曲子词的传统一脉相承,又从市井流行语和教坊习用语中汲取养料,形成了清新浅俗的语言风格,有些口语化作品,今天读来还觉有新鲜的活力。
刘熙载论柳永词的语言风格,以为“耆卿词细密而妥当,明白而家常”(《艺概》),最为允当。
因柳永这种词多为教坊乐工的新腔填词然后交付歌妓演唱,因此经常使用代言形式,抒发男女相思离别之情,在语言方面要求浅显明白,以本色为贵,王国维论元曲之本色有云:
“写情那么沁人心脾,写景那么在人线人,述事那么如其口出。
”咱们看柳永俗词的写景、叙事、抒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试看下面这首《婆罗门令》:
“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
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
中夜后,何事还惊起?
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
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欹枕难继。
寸心万绪,咫尺千里。
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
”
写景用疏笔白描,抒情不讲究高雅含蓄,而是淋漓透彻地叙说相思之苦,乃至在起、结处用重复语句,确有“如其口出”的妙处。
柳永以后,秦观、周邦彦、黄庭坚、晁补之等人,也喜用曲中俚语,有人乃至以柳词为“金元曲子之先声”,可见其俗词阻碍之大。
柳词的口语化的特色,对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那么都产生了不小的阻碍。
尽管柳词的语言浅显平易、明白如话,描述又淋漓畅快、铺展舒张,但它仍然维持着隽永的韵味,仍然具有深婉含蓄的风格。
这是由于柳永还杰出地运用了传统的情景融合的抒情手腕。
如《定风波》词下片: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
和我,免使青年光阴虚过。
”这在以典雅雍容为尚的宋初词坛,是需要专门大的魄力和勇气的,柳永曾当面受过晏殊的嘲笑(张舜民《画墁录》),后来,李清照也说柳“词语尘下”(《词论》)。
但正是这些俗词,最能反映基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具有壮大的艺术生命力,对以后通俗文学的进展产生了不小的阻碍。
更为宝贵的是,柳永在雅词中也勇于用俚俗浅显的口语,如“执手相看泪眼”(《雨霖铃》),“想佳人妆楼颙望”(《八声甘州》),能够说是雅不避俗,又俗不伤雅。
这一类词,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评论的“细密而妥当,明白而家常,擅长叙事,有过前人”。
总之,柳永词标志着宋词的进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变时期,值得咱们加以深切研究。
固然,作为一个失意放荡的文人,柳永的思想情感自有其庸俗的一面,《乐章集》中杂有一些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之作;加上“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趣味低下、迹近淫亵的艳词也占了必然比重,这都是必需给予批判的。
但柳永为宋词的进展做出了杰出奉献,在中国词史上具有高贵的地位是不能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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