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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及其文化传承创新的意义
诸子百家,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概念。
诸子,主要指先秦各派的学者或其著作。
后来,人们收集诸子的著作时,年代延及汉初甚至六朝。
如此一来,诸子也就成为先秦至隋唐以前学术思想流派的总称。
如今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收录的便是周秦汉魏六朝各代的诸子著作。
百家,是举其成数而已。
依据《汉书?
艺文志》的统计,截止西汉末年,儒53家、道37家、阴阳21家、法10家、名7家、墨6家、纵横12家、杂20家、农9家、小说15家,凡诸子189家(除蹴鞠1家,25篇),4324篇。
该文又单列兵书53家,790篇。
合计,先秦西汉时期,诸子超过二百家,其作品已逾五千篇。
仅就先秦时期而言,诸子百余家、其著作数千篇的规模已经形成。
我们津津乐道当时是“百家争鸣”,其实并非虚言。
老子的生平事迹及其著述,我们已难说清。
早于老子的诸子,就更无法辨别其面目。
通常认为,活动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为先秦诸子的第一家,成书于战国时代的《论语》,为先秦诸子的第一部著作。
可以断言,《汉书?
艺文志》提到的最早托名黄帝时代的诸子,实际上其生活年代也不会早于孔子,其著作更不会早于《论语》问世。
由此说来,先秦的百家争鸣,应该发端于春秋末期。
进入战国,宋国的墨翟创立与儒家抗衡的墨家学派,赵国的公孙龙推阐坚白同异之辩,魏有李悝倡导尽地力之教,楚国的尸子、长卢议论纵横,百家争鸣的格局初步形成。
战国中期,齐威王、齐宣王于临淄稷下建造学宫,广纳天下学士。
来到稷下的所谓稷下先生有孟轲、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
等。
他们著书立说,以干世主。
至此,百家争鸣,进入高潮。
从荀子离开稷下学宫去楚国任兰陵令,到秦王朝统一中国,百家争鸣,进入尾声。
当然,我们不只是重温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全过程,还要宏观地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层面上,认识这种局面形成的重大意义等。
远在缔造百家争鸣局面的诸子之前,许多先驱者可能创立了各种学说甚至学派;他们可能拥有自己的著作,可惜未能流传下来。
无论情况如何,百家争鸣时代,比往古创立的学说、学派多得多,比往古涌现的大家、名家多得多,比往古问世的著作多得多,比往古取得的文化成果多得多。
这说明了什么?
百家争鸣时代的诸子,全面传承了中华文明初醒阶段的重要成果,他们的著作,是对往古文化成果的系统总结。
在中国文化史上,他们是第一批最具实力的文化传承群体,他们的著作同样是第一批最具文化传承分量的成果。
更为明显的是,当时取得的比往古多得多的文化成果,其绝大部分自然是诸子创新能力、意识等的结晶。
照此说来,诸子又是第一批最具实力的文化创新群体,其著作是第一批最富文化创新分量的成果。
相对说来,春秋战国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所宣扬、利用的思想、学说、理论、观点,诸子百家的著作几乎都能涵盖。
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所创建的道德伦理体系,其中的基本精神,千百年来,不但为历朝历代所提倡、遵循,而且被普通民众所接受、赞同。
这就充分说明这一体系包含着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东西。
这种生命力的基本要素,是其本身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性。
顾名思义,百家争鸣,就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种阶层、各类人物的争鸣。
春秋战国的各家,不论属于同一学派还是不同学派,基本上是独操术业,各立门户。
他们各摅己见,不屑为苟同,表现出负势竞上、互相轩邈式的竞赛精神,使当时的学术界呈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般的景观。
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如老子、孔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大多“精思著文,连结篇章”,个个都是后世所推崇备至的鸿儒。
他们的作品或记载其言行的作品,绝无蹈袭剽窃之弊,均成为中华文化经典。
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思想,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从中我们又领悟到什么?
即使进入21世纪,仍然需要发扬百家争鸣的传统。
各个行业、领域、阶层,直至每个人,都需要争鸣或竞赛。
争鸣或竞赛的目的,为的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比如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范围内,教师与学生都需要参与各种竞赛活动,包括教学竞赛、科研竞赛、学习竞赛、技能竞赛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把我们的学校办成名牌大学,把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不断推向新的水平。
我们发扬百家争鸣的传统,就要正确评价各家学说,并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形势、工作、任务、目标等,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
说到底,这仍然是一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工程。
我们虽然对孔子及其儒家学派谈论得很多,然而,这里的话题仍然需要从列为百家之首的儒家谈起。
司马迁、班固两位历史学家,从正反两方面对儒家做出评价。
首先,我们结合《汉书?
艺文志》的观点,从3个方面谈论儒家及其相关话题。
第一,儒家学说,是顺应阴阳之变,即研究天道的学说;又是修明人伦教化,即研究人道的学说。
比较而言,儒家轻天道,重人道。
儒家抓住人道这一重大课题,反复研究,艰辛探索,建立一整套有关人伦教化的学说。
今天看来,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道就存在。
人道存在,矛盾就存在,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研究探索人道,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解决矛盾,处理问题。
然而,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正因如此,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延续地研究探索人道问题。
建国以来,我们在解决或处理人道问题上,曾经付出沉重代价。
经过否定之否定等过程,恢复了人道的本来面目。
如今,我们对人道问题解决得越来越好,对人伦教化等问题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为解决好人道问题,提供了根本保障。
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这几项工作常抓不懈,有关人道方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当然,解决人道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除了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学说,包括主要研究人道的儒家学说之外,还要不断地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以便更好地处理不断出现的有关人道方面的矛盾、问题,把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事业进行到底。
第二,儒家酷爱六经,推崇仁义。
孔子开创儒家学派,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学派。
随后,这一学派的中流砥柱式人物孟子,又建立以“仁义”为核心的学说。
儒家的第三位代表人物荀子,主要建立以“礼”为核心的学说。
3位儒家大师为何如此推崇仁、义、礼?
它们的含义是什么?
简而言之,仁者,公也,爱也;义者,正也,宜也;礼者,别也,理也,敬也,养也。
用白话解释,仁、义、礼的基本要求分别是:
公而忘私,奉献爱心;主持正义,言行得宜;辨别是非,袭常缘理,敬而无失,调养情欲。
试问: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们,有谁会舍弃这些要求,甚至背离它们的基本精神?
毫无疑问,融合这些要求或标准,倡导新的思想、道德、风尚,则是新的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也是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第三,儒家始修尧舜之道,效法文王武王。
据此而论,这一学派是遵古袭常的典范,是文化传承的典范。
然而,儒家的这种倾向性,必然导致文化传承有余、文化创新不足的结果发生。
为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调整儒家的这种倾向,以文化传承为基础、文化创新为主导,走前人从未走过的路。
其次,我们重温《史记?
太史公自序》的看法: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以后世李白《嘲鲁儒》描写的儒者为例: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
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这类死守章句、皓首穷经、脱离实际的儒者,确实“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甚至百无一用。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大业,不需要这样的儒者,我们应以之为反面教员。
与儒家相抗衡的是道家。
道家的创新之处,也许正在于提出和儒家处处对立的学说。
举例说来,儒家重人道,道家则重天道;儒家面向人生,道家面向自然;儒家以仁义为百善之首,道家以仁义为万恶之源;儒家兴礼,道家灭礼;儒家举贤授能,道家绝圣弃智;儒家主张有为,道家主张无为;儒家积极用世,道家消极避世;儒家循绳墨,道家毁规矩;儒家要求克己,道家要求无己;儒家要求建功扬名,道家要求无功无名;儒家求实,道家务虚;儒家崇尚阳刚之美,道家崇尚阴柔之美;儒家喜动,道家喜静;儒家图强,道家示弱;儒家竞上,道家善下。
如此等等,一目了然,儒家看重事物的一面,道家看重事物的另一面。
儒家类似东面而望,不见西墙;道家同样是南乡视者,不睹北方。
儒家如同盛于彼者必衰于此,道家如同长于左者必短于右。
道家与儒家的分庭抗礼,使儒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
正是这种对抗,既显示着彼此学说有合理的一面,又同时暴露其各自的偏颇之处。
也是这种对抗性,展现着彼此学说各有传承与创新的特点。
从宏观上看,两家学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既可以相互矫正,又可以相互补充。
运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一并不确切的比喻来说,儒道两家的抗衡,使我们获益的是:
必须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坚持两点论,抛弃一点论,既要看重事物的一面,又要看重事物的另一面;既要看重这一领域,又要看重那一领域。
至此,回到我们的真正话题上来:
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对待两家?
答案已经明确,那就是融合两家学说,不是无谓地抬高一家,贬低另一家,而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达到一切为我所用的目的。
据说,《道德经》五千言,为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所著。
道家学说以“道德”为核心,评价道家,需从理解“道德”的含义入手。
简言之,生者,道也。
即凡是宇宙空间生成的事物,也就同时生成道。
不过,道家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我们则认为“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道家所贵之“道”,主要是天道。
道家放眼宇宙空间,探索宇宙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然而,仍然不能探知宇宙的许多未知领域。
因此,道家锲而不舍的探索天道的精神,需要我们传承。
我们不能满足现状,必须向科学技术的深度与广度进军,继续推进人类的海洋战略和太空战略,永不停止探索天道奥秘的脚步。
此外,与认识天道、破解天道相关联,道家的集大成者庄子,主张虚己顺物、齐同物我。
客观上形成顺应自然、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改造、利用道家的这一理念,响应党的十八大的号召,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
再简而言之,长者,德也。
即凡是有益于万事万物滋长的,就统称为德。
道家所贵之德,只是增加了一种义项。
《老子?
八章》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
”即“水”就是“德”的化身。
道家所贵之德的要点之一:
善利万物。
即有益于万事万物的滋长。
其中的“万物”,当然包括芸芸众生。
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发展、创新道家“善利万物”的思想,在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方面做文章。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这方面的文章,不是已经做得很完美了,而是做得还不够。
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十八大的号召,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道家所贵之德的要点之二:
不争。
即谦让。
古人认为:
满招损,谦受益。
又主张:
耕者让畔,行者让路。
我们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必须发扬道家和古人提倡的谦让风格。
尤其党员干部,更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让名、让利、让贤,永葆高风亮节。
与儒、道两家形成鼎足之势的,是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大约活动于春秋战国之交。
相传,墨子早年操儒者之业,学孔子之术。
后来,他不满于儒家学说,创立墨家学派。
许多学者认为,自从墨子打出反对儒家的旗号,形成儒墨之争,于是真正拉开百家争鸣的序幕。
然究其实,墨家不像道家那样,处处与儒家的观点针锋相对,而是对儒家学说保留的多,扬弃的少。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儒家学说,道家有矫枉过正之弊,墨家的矫正接近于适度。
墨家主张“尚贤”。
《墨子?
尚贤下》指出:
“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这与儒家的主张大体上不谋而合。
后世的政治家们接受了墨家的这一思想,如屈原提出“举贤而授能”的政权建设方针;曹操的第三道求贤令,径直而言:
举贤勿拘品行。
我们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自然需要坚持和发展尚贤思想。
我们要牢记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警句:
“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是保证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之举。
” 墨家提出“尚同”的政治见解,其观点是:
上之为政,得下之情。
各级长官,必须分别是规格不等的仁人,如里长是一里之仁人,天子是天下之仁人。
人们的意见必须逐级统一,由里长、乡长、诸侯,直至统一于天子。
不过,统一于天子,却未上同于天,则天灾不止。
最终,天下人的意志必须上同于天。
《墨子?
天志下》进一步指出:
“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
”后世大儒董仲舒传承墨子的“尚同”思想,其《举贤良对策》指出:
“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
”或许在冥冥之中,墨子、董仲舒已经意识到天、天意,就是正常规律。
如此,我们传承、创新尚同思想,则是由于办一切事情,皆需符合客观规律。
墨家主张“兼爱”,即天下人皆相爱。
实现这一目标的要点是: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
兼爱下》指出:
“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
又与(如)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
”还有相互残杀等。
天下之利,则“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
显然,墨家的兼爱思想,与儒家“君君、臣臣、父子、子子”的主张,也几乎完全吻合。
我们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可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对墨家兴利除害的兼爱思想做出取舍。
墨家主张“非攻”,即反对不义战争。
墨家的这一思想,对孟子的影响很大,也受到历代热爱和平者的赞同。
如今,我们已经形成共识:
“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
”
墨家又主张“节用”,提出“去无用之费”的原则。
又主张“节葬”,反对儒家的厚葬规则。
仔细思索,墨家的这两项主张,其批判矛头直指儒家的繁文缛礼。
墨家的节俭原则,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我们传承并创新这一原则,提出“节约资源”的响亮口号。
墨家提出“明鬼”之说,认为鬼神不但存在,而且是赏贤罚暴的化身,是正义力量的代表。
这与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大不相同。
或许在墨家的意念中,鬼神就是一种不可亵渎的定律。
然而,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相信邪难压正等定律,不信鬼、不信神。
墨家还提出“非命”之说,断然否定命运注定论。
这与儒家“尽人事以听天命”之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出发,我们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人事因素是重要的,更坚持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等真理。
墨家“贵义”。
《墨子?
贵义》说:
“万事莫贵于义。
”墨家比儒家所贵之义,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墨家几乎把“义”同“天意”等同起来,把它视为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一部《墨子》的主要篇幅都在谈论“义”。
由此准确地说:
墨家的学说核心就是“义”。
也完全可以说,在墨家的影响下,孟子才建立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学说。
同样,对儒、墨两家倡导的“义”,我们既有所传承,又要有所创新。
据《尚书?
尧典》介绍,帝尧命令重黎之后羲氏、和氏,敬顺昊天,推算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谨慎地传授农时知识于民间。
后来,羲氏、和氏这类掌管天地、四时之官的职业,构成一种专业知识,人们研究之,逐步形成阴阳学派。
战国齐国的邹衍便是著名的阴阳家。
据《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介绍,邹阳的学术造诣极深,他深入观察阴阳变化,著述《终始》《大圣》十余万言。
其学说“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他首倡五德转移、五德终始之说,再经过这一学派的传承加工,形成阴阳五行学说。
其中以水、火、金、木、土为五德,断定每个人占一行之命,每个朝代占一德之运,排列五行相克或相生的顺序,使之形成相互更迭、循环往复的链条,借此解释人事与宇宙现象,论证社会变革与朝代兴废。
他又提出大九州说:
“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
阴阳学、五行学,本来是以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一经邹阳等人的改造,则融进唯心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循环论等内容,对后世产生消极影响。
一些拘泥其学说的人们,往往被各种禁忌、术数结果所束缚,废弃人事,听凭鬼神摆布。
这是值得我们从文化传承与创新层面进行反思的。
不过,如刚刚介绍的那样,这一学派“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的认识方法,具有相当的科学依据。
尤其是邹阳的大九州说,在当时竟被人们误认为是宏大不经之论,像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时难以推广一样。
正是这一学说,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我们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就要借鉴这一学派正确的认知方法或思路,进一步探索未知领域,层层揭开宇宙空间的神秘面纱,达到充分利用宇宙空间的目的。
《汉书?
艺文志》单列的兵家,我们已将其纳入诸子的范围。
早期兵家的最优秀代表人物首推孙武,人称孙子。
他的活动年代略晚于孔子,其《孙子兵法》从理论上阐述了战略战术、战争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军事著作。
《汉书?
艺文志》又专门揭示兵家的职业特点:
“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其中,无论守国、用兵、作战,还是利用地利、天时、技巧等,都需要兵家的高度智慧。
或许孙子正是从兵家职业特点出发,创立了以“智”为核心的军事学说。
试举一例:
《孙子兵法?
计篇》提出著名的“将备五德”说: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孙子将“智”德放在首位,以此突出将帅的职业特点,也正好从一个侧面透露兵家学说是以“智”为核心的。
不容赘述,兵家以“智”为核心的军事学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正因如此,后世把他们的学说运用到各个领域。
这是值得我们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效仿的。
浏览古代兵书,总会引起我们的共鸣。
比如我们“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感到《孙子兵法?
九变》的论述特别亲切: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我们“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力度”,就认为《孙膑兵法?
将德》的规则特别值得借鉴:
“赏不逾日,罚不还面,不维其人。
”我们确立“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目标,也觉得《吴子兵法?
图国》的主张可以参考:
“内修文德,外修武备。
”尤其我们传承与创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兵家学说,不仅为的是发展“先进军事文化”,而且为的是发展先进教育文化、产业文化、商业文化等。
一句话,我们可以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广阔视角下,消化古代兵家学说。
法家专讲法治。
春秋的管仲、子产是法家的先驱,战国的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为法家的中坚人物,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法家著作《管子》处处言法:
录法为规、立法为禁、执法为令、用法治兵、以法治国、依法为制、修法为度。
《左传?
襄公三十年》记录子产为政以法的实践活动:
让郑国都城及边邑各有法可循,上下级各司其职,田地分四界水沟,庐舍乡井,五家相保。
卿大夫忠诚俭朴者,采纳并赞美其意见;骄纵奢侈者,因其罪大恶极而依法处决。
《晋书?
刑法志》提及李悝所著《法经》“皆罪名之制也。
”商鞅言法,罚恶赏善。
申不害言术,主张君主操控生杀予夺之权术。
慎到言势,认为权势足以屈贤智。
韩非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法家的思想,现存其著作《韩非子》55篇。
《史记?
太史公自序》指出: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与其说是贬斥,不如说是褒扬。
法家驱使民众,推行法治或一断于法,靠的是讲信誉,一言为重,千金为轻。
由此说来,法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信”。
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法家“一断于法”的理想基本上变成空想,其“信”的核心价值观也自然难以实现。
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不仅可以把法家的理想变成现实,实现其核心价值观,而且我们制订的宪法和法律,其先进性、科学性,远非法家的思想体系所能比拟。
这是否说法家的学说可以抛之九宵云外?
当然不能。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我们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在立法、执法、司法、维法方面的工作,还存在着许多漏洞,一些人的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还很淡薄,某些地方、单位未能真正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有的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信誉理念并不牢固。
这一切都证明:
依法治国的任务,不能一蹴而就。
我们必须在准备打持久战的同时,传承与创新古今中外的法治思想,包括法家学说及其核心价值观,吮吸其中的文化养料。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担负起依法治国的战略任务。
名家谈论名与实的关系。
梁启超《论诸家之派别》概括说:
“名家言起于郑之邓析,而宋之惠施及赵之公孙龙大昌之。
”司马迁用8个字揭示名家之长:
“控名责实,参伍不失。
”即正其名分,责其事实,交互错落,究明事理而准确无误。
然而,这一派别的成员,或强调事物的同一性,或夸大事物的差异性,其论证往往陷于诡辩。
正因如此,《庄子?
天下》把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学说,指斥为捕风捉影之论。
我们站在一分为二的立场上,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名家学说。
现在看来,它的许多命题所包含的辩证法,一些论述所包含的由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逻辑形式,都是可取的。
我们不妨顺便领略惠施等人分析客观存在的视角:
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平面无厚,扩至千里;天上地下、山高泽低、正与斜、生与死、大同与小异、无穷与有穷、今与昔、可分与不可分、中央与地方,都是相对而言的,有的彼此相互转化。
动与静互相衬托:
“飞鸟之景(影)未尝动也。
”
我们应该恢复名家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席之地,传承并创新他们的学说。
班固考证:
纵横家由掌管朝觐聘问的外交官员演化而来。
孔子曾要求弟子具备纵横家式的本领:
“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他希望弟子学以致用,善于辞令,权事制宜,灵活应对外交事宜。
这恰恰启发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需要造就大批灵活应对外交事宜的人才。
便顺说来,司马迁为纵横家苏秦、张仪立传,肯定他们“智有过人”之处。
然而,他们与儒、墨、法各家相反,往往背信弃义,反复无常。
尽管他们这样做,有时是出于外交活动的需要,但是,其行为仍然为世人所不齿。
因此,司马迁又做出盖棺定论:
“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揭露其危害倾覆社稷的本质,表现出一个史学家是非分明的严正立场。
至此,我们已经不需要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对纵横家做出过多评论。
杂家,杂糅各家学说,间或创立新学说。
秦相吕不韦命令宾客集体编写的《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
该书兼融儒、道、墨、阴阳、法、名、农诸家观点,不惜收录各家著作的段落、故事,也引证古史、旧闻,综合天文、地理、人文等知识,对文化遗产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我们审视这部著作,着眼点不放在它的传承因素上,而是更多地肯定它的创新成分。
农家,专研究农业知识,包括生产技能、经验等。
我们锁定这一学派的诞生,约于孟子同时。
或许有人认为,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在这样的国度里,农家的出现不足为奇,远在原始社会,神农氏就发明了农业、农具。
不过,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
只有这一学派的正式形成,才标志着我国研究、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真正确立。
再从行业的角度看,农业领域出现农家,必然带动其他行业专家的涌现。
就此说来,农家的横空出世,恰恰促进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的格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形成。
这些,正是这一学派的出现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的意义所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郑重申明: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如何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
最基础的一条是:
自从农家学派诞生以来所形成的研究、重视农业生产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我们传承与创新行业文化,必须响应党的十八大号召,拿出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重视农业的气概,培养造就大批袁隆平式的专家,使之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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