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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精品资料
中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
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企业首先感到迫切需要更新管理理念与方法,以便适应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
与此同时,中国大量引进了外国投资,在沿海地区乃至内地的许多城市都建立了用外国方式进行管理的外资与中外合资企业。
中国的企业管理者通过外资企业看到了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管理思想与方法。
国家很快决定将现代管理作为一门新的教育课程在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并迅速地普及到全国所有的大学和相当数量的中等专业学校。
如果说今天中国的企业能够逐渐地立足于世界超强企业的行列,这与三十多年来中国从政府到教育到企业界大力推行和实施管理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原因。
为了跟上飞奔的经济发展速度,学界和管理部门迅速地吸收西方管理知识并付诸实践,但是教育与学术界没有时间对西方管理进行理论上的深入研究,更没有考虑与本土管理传统和经验进行对比。
经过二十多年的操作,很多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的实践者开始表达这样的看法:
在实际操作中,西方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并不完全适用,在处理常见问题时,管理者,特别是基层管理者通常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所以有必要对中、西方管理思想进行对比,并对在变革社会中的中国公共管理所处的新的文化环境进行分析,以便清楚地了解我国公共管理所面临的选择。
中、西管理思想和方法差距很大,在管理哲学和文化价值观方面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在同时运用中、西方两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时,必然严重影响到管理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效果。
管理哲学
在管理哲学上,西方管理思想建立在工业文明之后的市场经济基础上。
而在市场经济中,个人追求物质的欲望和自由,个体在追求物质和其他利益时的竞争性,是这个经济体制的生命力,因此受到社会的崇尚、鼓励和保护。
西方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满足人的要求,以及各种管理手段,使人在经济中的活动能用最高的效率,最少的成本,创造最多的财富来获得最大的利益。
因此管理者必须清楚地知道人的各种要求,用制度的形式确定满足人的要求的方法,以这样的方法激励人的工作热情。
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社会结构是皇权与贵族专治统治下的封建社会。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认为人性善,人是必须融入天地的,因此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必须融入社会,因此人是社会的一部分。
管理的目的是使整体社会达到和谐、平衡,这个社会是按照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社会中的人由“礼”这样的制度严格约束,对人的管理首先用道德进行教育,使人的行为按照制度约束进行,管理的目的是使人完成自己在一定社会等级中所扮演的角色,达到社会功能完善,社会整体维持平衡的目的。
管理模式
在管理模式上,中、西方有不同的特点。
但首先需要对管理模式进行解释。
管理模式包括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是管理者的文化价值观,二是管理者所选择的管理方式。
从文化的角度说,后者实际上是人们选择进行社会交往的方式。
根据人类学家的文化理论,人的“文化价值观”和相对应的“社会交往方式”这两个因素组成了存在于人类的不同的特定“生活方式”。
即是说,人在一定的价值观驱使下会采取固定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交往[1]。
按照文化理论,可以将管理分为主要的三种模式:
1.等级模式。
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崇尚权利、秩序,社会的凝聚力和整体的规范性,他可能选择两个方式进行管理:
一是加强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力,建立等级分明的社会或组织体系,并设立个体必须服从的行为规范,以利于管理。
二是通过社会组织的集体控制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即要求每一个公共组织用集体的方式对其成员进行严格的监督和规范。
等级模式可以代表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
2.集体模式。
如果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崇尚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他可能选择利用团队的集体力量来进行管理,反对等级分明的层级制度,崇尚平等,提倡平均主义,提倡团体应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和思想准则,认为重大的问题都必须由团队全体人员的参与进行决定,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集体模式可以代表中国从1949年以后直到改革开放之间三十年的管理模式。
3.个体模式。
如果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崇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高于整体利益,在管理中他可能会减少制度对个体的约束,同时避免团体用集体的制约对个人产生压力,主张在管理中给予个体更多的自主权,崇尚专业知识,主张用物质和精神条件来激励个体的工作动力,通过鼓励个体发挥聪明才智来创造成就,认为一个整体的成功是个体成功的组合,而并不一定是集体力量的结果。
个体模式可以代表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管理模式。
由此可以看出管理方式是与文化价值观紧密联系的。
以上提到的三种管理模式虽然仅仅代表了一定时期中一个社会的主要管理模式,但它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价值观是可以转变的,特别是在历史的变革时期,社会思想经过震荡,使人们对价值观进行了重新选择。
当价值观转变的时候,人们进行管理的方式也同时发生变化,因此在分析管理方式的时候必须对社会的价值观的变换进行分析。
多元化的价值观
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处在急速变化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人的文化价值观,人与社会交往的方式以及人要求社会和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也都在迅速变化。
在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文化的深层次方面首先看到的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我们的社会中表现出了几种主要的价值观,我们可以将这些价值观与前文所提到的管理模一一进行对照:
1.市场经济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崇尚个人主义,维护个人自由,强调个人权利、主张通过公平竞争实现经济发展,满足个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
具有市场经济价值观的人应该倾向于采用个体管理模式。
2.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崇尚
集体主义,崇尚个人为集体牺牲,维护整体利益,特别是保护国家与民族利益,主张遏制个人主义,鼓励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依靠集体的力量。
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人应该倾向于向采用集体管理模式。
3.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崇
尚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利、主张按等级进行社会管理,社会应有统一的行为规范,个人须修养自己,达到统一的社会规范的要求,只有这样社会和国家才能有序、和谐地发展。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人应该倾向于采用等级管理模式。
价值观的生成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条件,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培养、孕育。
在社会发生变革时,特别是当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和动荡时,人的价值观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即人可以重新选择不同的价值观。
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大多数自然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崇尚集体主义和个人为集体牺牲的英雄主义。
当中国引进市场经济之后,很多人在市场经济中从事生产和商业活动,他们的价值观也逐渐接受了个人主义。
即便如此,由于中国在二千年漫长时间中都处在传统社会的状态中,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被深深地打上封建的烙印,崇尚等级,崇尚权利,崇尚有序的、“礼”的规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仍然是很多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
中国社会当前同时并存着三种主体价值观,他们是互相冲突又可以互补的。
管理者需要清楚地认识哪些方面是冲突的哪些方面是互补的,从而有效地运用不同的管理模式,达到使社会整体和谐、包容、平衡的目的。
公共与社会管理的文化本质
文化具有非常广阔的含义,对文化的定义也非常多,这里所讲的文化不是狭义的文化艺术,而是更广阔的社会科学的文化概念。
社会学认为文化有两类定义具有比较权威的地位。
一种认为,文化包含价值观、信仰、规范、理性化、标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精神产物[2]。
另一类定义认为,文化涉及人民的总体生活式,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的态度①。
中国社会在二千多年中处于相对单一的文化状况中,社会结构高度层级化,权力结构高度集中,管理方式是分等级的集权方式,管理者习惯于强权政治,被管理者习惯于被高度控制和任意支配。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之后,国家的体制和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的权力不断下放,给予社会和个人更多的自由,使社会环境更加宽松。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的文化价值观多元化,崇尚个人奋斗、公平竞争,增长个人和家庭财富的个人价值观已经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
社会中的个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自信心,因此也更趋向于以个体的形式与人、与社会交往,不再依靠团体和组织,因此他们对待管理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愿意被组织和集体束缚,而希望社会给予他们宽松的环境,由他们自己发挥个人的能力和才智,达到发展的目标。
然而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多年计划经济时期,高度的集体化行为,严格的集体纪律给整个中国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下放了管理权,经济体制融入了市场的成分,但计划与集中仍然是中国社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中国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崇尚集体荣誉,乐于参与集体活动,与集体分享成长的文化和精神。
如果将个体管理模式应用于传统文化很深、习惯于在集中权力的领导下、用服从的方式完成任务的群体,让被管理者在没有上级支持的情况下,按照规章制度独立完成管理任务,其结果一定与管理者的期望相反。
由于这个群体缺乏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信心,也缺乏自立的能力,这样的管理模式会让被管理者感到孤立无援,被集体遗忘,受到社会的歧视。
如果这样的情绪长期积累,得不到调节,就导致被管理者对管理者产生失望,导致消极对抗,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如果用传统的等级模式管理具有个体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人群,这种模式会同时受到这两种人群的反对。
因为具有个体主义精神的人反对权力集中,要求下放权力,给个体自主权,发挥个体自身的能动性。
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人群反对将人分为等级,仇恨特权,提倡平等,希望在集体中发扬民主,主张每一个人应受到集体同等的重视和待遇。
但是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在选择用什么模式进行管理的时候需要非常理智。
管理模式的选择要根据被管理者的文化价值观和他们希望进行社会交往的方式。
如果将集体管理模式用于追求个人自由的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组织,要求被管理者参与集体行动,克制个人倾向,服从统一的标准,这样的管理方式可能受到抵制,引起反感甚至对抗。
管理模式必须因地适宜、因人适宜中国在三十年中迅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同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
在一些发达地区,工业化的过程甚至已经伴随着向代表后现代化的知识文明过渡。
在这个变革时期,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个人、文化等方面都以高速向现代化发展,但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人民理想中所追求的目标也不断变化和分化。
在高速发展地区,工业化的程度相对比较高,人们更容易接受适合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相反,在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的地区,特别是农业地区,工业化进程慢,工业文明的传播和被接受的程度相对较差。
大部分农业地区仍然停留在传统文化当中,以家庭为中心或以血统为中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大部分农业地区仍然占主导地位,这种状况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
这个差距是不能用管理手段来消除的,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需要充分的时间和宽松的环境。
工业文明追求效率,崇尚知识与技能,鼓励个体独立发展。
但在农业地区,人们在生产以及社会生活方面仍然比较依赖集体的协助与组织。
当过去的生产队形式解体之后,农民可以依赖的集体力量越来越少。
由于缺少社会保障和国家的支持,农村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非常脆弱,经不起风浪的冲击。
不少地区的宗族团体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他们在社会福利,协调矛盾、传承风俗,救济贫困等方面取代了过去的集体制度,在组织社会和救助贫困方面弥补了当前农村管理体制和管理资源的不足,同时这些自发的民间组织给予了农民所需要的集体文化和社会联系。
由于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管理者必须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使管理方式适合本地情况,适合不同的人群。
不适宜的管理方式可能引起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和管理机关的反感,长期积累的矛盾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物质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一切,在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人民需要他们所期望的生活方式,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文化或精神生活标准,用它去衡量社会管理方式是否可以接受。
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多元化了,对管理模式也就有了不同的选择,所以没有一种管理模式是可以被全体人民所接受的,这就需要各级管理者有能力对其管理对象的文化倾向进行分析,选择适合他所管理的人群的文化。
管理必须因地适宜,因人适宜,管理方式应与当地文化价值观和民俗、民风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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