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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西方哲学史》辅导笔记
赫拉克利特逻各斯
逻各斯的含义很多,如何认定和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
我们认为,应该将其主要地理解为万物必须依据和遵守的尺度或比例、普遍原则或必然性,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规律”,虽然有时它也指普遍理性,不过这两个方面或许亦有其一致性。
因为他指出,这个逻各斯不仅永恒存在着,而且“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生成”,“逻各斯乃是共同的”。
谁不认识并进而服从逻各斯,谁就无法获得智慧,把握真理,相反,“如果不听从我而听从这个逻各斯,就会一致说万物是一,就是智慧”。
爱利亚学派
爱利亚学派是早期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流派,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爱利亚学派开始转变哲学研究的重心,变本原的追溯为存在的探讨,从而为本体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他们首次使用了逻辑论证方法,为哲学思想的表述确定了基本的话语方式,最终演变为整个西方哲学主要的表达方式。
芝诺反对存在众多的论证有两个:
第一,从无限大与无限小的角度论证。
如果存在众多,就必然由许多部分构成。
这些部分要么有广度和厚度;要么无广度和厚度。
如果有广度和厚度,由于任何一个部分的边界都不会是最外的,所以,这种广度和厚度就可无限相加下去;如果无广度和厚度,既使把这样的部分永远相加,也依然等于零。
因此,“如果存在着众多,那么它必然既是大又是小,小会小到没有体积,大会大到无限”。
第二,从有限与无限的角度论证。
如果存在众多,存在的数目必须同实际存在的事物相等,但假如事物就是这么多,它们在数目上就是可数因而是有限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存在的事物是众多的,它们在数目上又是无限的,“因为在存在的东西之间永远有另一个中介,中介之间又还会有其它中介,所以存在着的东西便会无限多”。
既然承认众多就会导致体积上既无限大又无限小,数目上既有限多又无限多的矛盾,那么,存在就不能是众多,只能是单一。
这就是芝诺所要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据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的叙述,芝诺反对存在运动的论证有四个:
第一,“二分法”。
运动着的东西在到达目的地之前须先完成行程的一半,而在完成行程的一半后,还须完成行程的一半的一半……如此分割,乃至无穷,因而它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地。
第二,“阿基里追龟”。
阿基里是希腊跑得最快的英雄,而乌龟则爬得最慢。
但是芝诺却证明,在赛跑中最快的永远赶不上最慢的,因为追赶者与被追赶者同时开始运动,而追赶者必须首先到达被追赶者起步的那一点,如此类推,他们之间存在着无限的距离,所以被追赶者必定永远领先。
第三,“飞矢不动”。
任何物体都要占有一定的空间,离开自己的空间就意味着失去了它的存在。
飞矢通过一段路程的时间可被分成无数瞬间,在每一瞬间,飞矢都占据着一个与自己大小相同的空间,由于飞矢始终在自己的空间之中,因而它是静止不动的。
第四,“运动场”。
有两排物体,大小相同,数目相等,一排从终点排到中间点,另一排从中间点排到起点,当它们以相同的速度作方向相反的运动时,就会在时间上出现矛盾。
芝诺认为这可以证明一半的时间等于一倍的时间。
既然承认存在运动会得出上述四个明显与事实和感觉相矛盾的荒谬结论,那么,存在就不能是运动的,只能是静止不动的。
这就是芝诺所要得到的第二个结论。
芝诺的上述论证,除“运动场”显然具有明显的诡辩性质之外,其余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它们涉及到有限与无限、间接与连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和极限等问题,引起了哲学、逻辑学和数学等领域的思考,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研究的课题。
他的论证方法亦对论辩术和逻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称赞他发现了辩证法,黑格尔也称之为概念辩证法的创始人。
智者的启蒙
所谓“智者”,古希腊语为sophistes,原本泛指有智有识有才之士,例如“七贤”。
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时,“智者”一词则专指一批收费授徒、重点教授修辞学和论辩术并以此为职业的教师。
显然,“智者”与“哲学家”(philosophos)不一样,虽然两者都与“智慧”(sophia)有关,但实际上他们所理解的“智慧”是不同的。
前者自称“有智之人”,后者则认为自己是“爱智之人”。
有智者可能爱智,也可能不爱智,而是以智为本钱,去爱钱财等智外之物。
所以,自称是有智慧的人很可能是没有智慧的。
由于智者显著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倾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视之为批判的对象,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智者们声名狼藉,甚至“智者”这个概念亦与“诡辩”同义,直到黑格尔才恢复了智者的本来面目,开始比较客观地评价智者的地位和作用。
智者的兴起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
自然哲学家们在本原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而动摇了人们对获得知识的信心,而智者们的活动实际上把这种局面确定了下来,将个人的意见看作决定一切的基础。
智者的出现乃是雅典民主制的产物。
城邦民主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
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
于是,参政议政、诉讼演说的广泛社会需要,以及随着民主制度的衰败和危机所显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决定了智者产生和智者运动兴盛成了历史的必然。
在某种意义上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乃是城邦民主制的真实写照:
每个公民都独立自主、各行其是,主宰政治生活的不再是公正或正义,而是说服和论辩的技巧。
但是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仍然迷信社会制度和伦理观念是神灵制订的,或者是自然天定的。
智者的兴起不仅应和了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也是哲学从对自然现象的惊异转向对社会现象的惊异的产物,其结果主要是否定的:
继自然哲学家们动摇了宗教神话的自然观之后,他们动摇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
正是通过各种集会演讲、法庭辩论、问题解答等形式,智者们在给学生传授修辞学、论辩术以提高他们论辩技巧和获胜能力的同时,贯穿了批判迷信、抨击传统、藐视权威、高扬个性、崇尚感觉、鼓吹怀疑的思想内容,也正是由于这些内容和风气的传播,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启蒙的思想解放的作用。
所以,人们有时把智者运动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相比,称智者为第一批人文主义者或思想启蒙者。
公正地讲,智者们对哲学、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学科的发展也确实有重大的贡献。
可以说,没有智者作开路先锋,并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启发,就很难有后来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
但是,由于智者运动具有“求胜不求真”的鲜明特色,与真正的“爱智之人”理解的“智慧”大相径庭,所以发展到后来,便逐步蜕变为典型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变成了不顾事实、玩弄文字游戏的诡辩,因而遭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谴责。
这也正是智者在历史上一向声名狼藉的原因。
智者并不是专门的哲学家,更没有统一的哲学派别,只是在职业特点、活动方式和思想倾向上有某些相似之处。
虽然智者众多,著名的也不少,但是就哲学影响而言,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
普罗泰戈拉
(一)人是万物的尺度
关于这个命题,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是这样记载的(其他人的记载也大体相同):
“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要准确地理解这一论题的含义,关键在于弄清两个问题:
第一,这里的“人”指的是类的人还是单个的人?
第二,人的哪一方面是万物的尺度,是理性还是感觉,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从原文看,命题中的“人”在希腊语中是anthropos,主要指单个的人,作为多数用时,也可指类的人。
联系普罗泰戈拉的其他思想和古人们的一致见解,我们认为这里的“人”指的是单个的人。
至于做尺度的是人的理性还是感觉,由于没有他本人直接的著作依据来判别,我们只有尊重古人的理解。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不同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谈到,普罗泰戈拉所说的衡量事物的尺度是单个人的个体感觉。
按照柏拉图,这一命题的含义是:
“对我来说,事物就是对我所呈现的样子,对你来说,事物又是对你所呈现的样子,而你和我都是人”,“因而可以说,对于每个感知者来说,事物就是他所感知的那个样子。
”
毫无疑问,普罗泰戈拉的这个命题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它将事物的存在及其性质视为个人主观感觉的产物,否定了它们的客观性。
然而,我们似乎更应该充分理解这一命题的积极意义:
它一反神是万物尺度的神话传统和人是自然产物的自然哲学传统,把神、物、人的关系颠倒过来,使人成为衡量存在的标准,主宰万物的力量,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典型命题,对于破除外在的限制与束缚,启发人们重视自身价值,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高尔吉亚怀疑哲学的三个命题的证明
第一,无物存在。
如果有某物,那么它有三种可能:
存在;非存在;既存在又非存在。
首先,设若该物(是)非存在,那就意味着它既(是)存在又非存在。
但说同一个东西既存在又非存在是荒谬的。
况且,存在和非存在是矛盾的,假如非存在存在,存在就不存在了,而这是不可能的。
既然存在不可能不存在,非存在就不存在。
其次,设若该物存在,那么它或者是永恒的或者是生成的,或者既是永恒的又是生成的。
然而,假如它是永恒的,它便没有开始,因而是无限的;如果它是无限的,那就不在任何地方。
因为如果它在某个地方,它处于其中的那个地方便与它不同,这样一来它就为某物所包围,因而不再是无限的了。
假如它是生成的,它要么从存在中生成,要么从非存在中生成。
它不可能从存在中生成,因为如果它是存在的,就不是生成的,而是始终存在;它也不可能从非存在中生成,因为从非存在不可能生成存在。
既然存在不是永恒的也不是生成的,更不是既永恒又生成的,所以存在不存在。
最后,第三种可能也不成立。
因为既然第一、二两种可能情况皆不成立,那么,由它们合成的第三种可能情况自然不成立。
既然某物存在只有上述三种可能,而它们无一成立,结论就只能是:
无物存在。
第二,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
这个命题的实质是:
思想和存在不同一。
显然,高尔吉亚批评的目标是巴门尼德关于“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这一命题。
他进行了两方面的论证。
首先,我们所思想的东西并不因此而存在。
假如我们所思想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凡是我们所想的就都存在了,但这是荒谬的。
因为我们想到有一个飞行的人或一辆在海上奔驰的马车,但并不真有一个人在飞,真有一辆马车在海上奔驰。
其次,如若我们所想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就思想不到了。
然而,这是不成立的。
因为女妖、狮头蛇尾羊身的吐火怪兽以及其他许多非存在物都被思想到了。
所以,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不能被思想。
第三,即使能认识存在,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
认识存在要靠各种感觉,而告诉别人则要靠语言。
感觉不能互相替换,语言更不能和存在替换。
“语言不是主体和存在物,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不是存在而是语言。
语言是跟主体相异的东西。
因而,既然可见物不可能变成可听物,可听物也不能变成可见物,那么作为外间主体的存在物就不可能变成我们的语言”。
既然存在不能变成语言,即使我们认识了存在,也不能告诉别人。
从内容看,高尔吉亚的命题及其论证无疑具有浓厚的怀疑论色彩,从形式看也不乏牵强附会之处。
但是,它们的理论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三个命题不仅从否定方面证明了存在与非存在的不可分割性,力图消除爱利亚派在二者之间设置的障碍,而且也说明了思维矛盾的必然性,在客观上揭示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语言与内容等矛盾,从而推动了哲学思考的深入。
同时,他在论证过程中对抽象概念和辩论技巧的运用亦训练了人们的思辨能力,丰富了逻辑学的内容。
当然,高尔吉亚的哲学观点是否如其所述,我们不得而知。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作为智者,他很可能只重论辩而并没有自己的主张。
尽管如此,对于本体论来说,这三个命题的确是它难以回避的难题,直到今天仍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困扰着哲学家们。
由高尔吉亚的论辩我们发现,智者之所长,正是自然哲学家之所短,这就是推理论证。
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哲学家们只是独断地宣称而少有论证,智者们的目的却恰恰在于论证,虽然他们只是为了论证而论证,并没有正面肯定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对后来的哲学家们确实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高尔吉亚之后,智者运动越来越朝着玩弄技巧、热衷诡辩的方向发展,逐渐失去了开启智慧、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反而腐蚀了雅典的社会风气,破坏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不过即使如此,智者的活动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他们以极端的和否定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使后来的哲学家们必须直面的难题,这就是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是否可能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苏格拉底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面对的问题。
苏格拉底
一、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69-399年)出生在雅典,父亲是石匠,母亲是产婆。
自师从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阿尔克劳(Archelaus)接受了哲学教育之后,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爱智”的事业。
据说苏格拉底生得很丑,但是死得很美。
他被当时雅典的民主制度判处了死刑,大义凛然,从容赴死,遂成千古美谈,亦造就了西方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
造成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当苏格拉底从事哲学活动的时候,正值希腊城邦民主制由盛而衰之时。
他以“牛虻”自诩,嫉愤懈惰世风,关心青年心灵,探讨德性精要,针砭当局时弊,不仅触怒了一些政客,而且因其专家治国论而与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
于是,有人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两项罪名对他提出指控,虽然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作了义正辞严的精彩申辩,但仍然被判处了死刑。
他拒绝了朋友们的救助,最终以身殉道,意在换取雅典人的醒悟。
曾经有人以苏格拉底与民主制度对抗而为其思想定性,殊不知此时的民主制度已处于衰败之中,早已失去了进步意义,智者盛行于世就是明证。
苏格拉底之死给雅典的民主制度烙上了永远洗不去的污点,因为一座以言论自由著称的城市,竟对一名除了运用言论自由权外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思想家起诉、判罪乃至处死,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讽刺和耻辱。
后来雅典人终于幡然悔悟,为之平反昭雪。
苏格拉底光明磊落的人格和对哲学的重大贡献,赢得了“圣人”的赞誉。
苏格拉底属于典型的述而不作的哲学家,因而没有留下任何著作。
关于他的思想,我们只能主要通过他的学生克塞诺封、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来了解。
由于柏拉图的对话体著作多以苏格拉底为主角,如何区分他们二人的观点一直是哲学史上的难题。
通常人们将柏拉图有关德性的早期对话看作是苏格拉底的思想,我们在此亦主要依据克塞诺封和亚里士多德的记述,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检索有关材料来概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一、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本是希腊德尔斐神庙门楣上的铭言,苏格拉底将其作为自己哲学原则的宣言,具有深刻的背景和重要的意义。
促使苏格拉底提出这一宣言,有早期自然哲学家和智者运动两方面的背景。
在苏格拉底看来,自然哲学家们在哲学对象、目标、途径、方法等问题上的看法都是错误的,他们不去关心自身而去关心自然,而且在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探讨上以感官物为依据,以自然物作原因,因而自以为是,众说纷纭,让人无所适从。
实际上,自然万物真正的主宰和原因并不是物质性的本原,而是它的内在目的,亦即“善”(agathon)。
由于认识自然的本性为我们的能力所不及,因而哲学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自己,即认识人自身中的善。
另一方面,智者们虽然注重社会和人生问题,扭转了哲学研究的方向,但是却高扬个体,推崇感觉,导致了对普遍、理性和确定性的贬低或否定,由此走向了诡辩论或怀疑主义,因而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更违背了哲学爱智慧求知识的初衷。
所以苏格拉底以“认识你自己”作为其哲学的座右铭。
由于他的论辩方式,苏格拉底经常被人们看作是智者,其实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使生苏格拉底死,使死苏格拉底生的,乃是他对知识的不懈追求。
对他来说,追求知识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和使命,而且是医治雅典民主制之痼疾的良药。
智者自称是有智慧的人,而苏格拉底却一向以无知自居。
据说有人到德尔菲神庙求神谕,询问是不是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神谕说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了。
苏格拉底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是无知的。
于是,他便到处寻找有智慧的人,以期证明神谕错了。
结果他发现,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人其实是无知的,因而神喻说他有智慧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所以始终在追求知识。
对人来说,自知自己无知而热爱智慧,才是真正的聪明。
正是在批判自然哲学家和智者的基础上,苏格拉底开始正本清源,摒弃感觉高扬理性,使哲学从求胜求智转向求真求善,以追求知识为人之本性,从而竖起了理性主义大旗,划时代地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的转折。
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以苏格拉底划分前后,将此前的希腊自然哲学称之为“前苏格拉底哲学”。
二、德性即知识
对苏格拉底而言,认识人自己就是认识心灵的内在原则,亦即认识德性。
所谓“德性”(arete)在希腊语中原指事物的特性、品格、特长、功能,亦即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性,而人的arete就是人之为人的本性,所以后来便有了伦理上的意义。
“善”是自然万物的内在原因和目的,具体到人身上,就是“德性”。
德性是人的本性,由神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个人,因而人人都具有德性。
但是说人人都有“德性”,并非指现实地拥有,而是潜在地拥有。
换言之,人并不是生来就符合人的本性,只有在理性指导下认识自己的德性,才能使之实现出来,成为现实的和真正的善。
所以苏格拉底认为,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人只有真正认识了他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完成自己的使命,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
因此,他把德性与知识等同起来,得出了“知识即德性,无知即罪恶”、“无人有意作恶”的结论。
在苏格拉底看来,趋善避恶是人的本性,没有人志愿追求恶或他认为恶的东西,是行善还是作恶,关键取决于他的知识,因而每个人在他有知识的事情上是善的,在他无知识的事情上则是恶的。
苏格拉底把德性与知识等同起来的观点,奠定了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基础,第欧根尼·拉尔修因此而称他是“伦理学的创始人”。
然而,将德性与知识等同起来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别毕竟有失偏颇。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分析的,“他在把德性看作知识时,取消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因而也取消了激情和性格”。
同时,知识并不是德性的充分条件,有知识不意味着有德性,“因为知道公正的人不会马上变得公正,其他德性的情况亦同样”。
既然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德性而德性就是知识,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是真正的知识?
三、“是什么”的问题
由于希腊人一开始从事哲学思考便以“学以致知”为最高的理想,所以当自然哲学陷入了困境之后,这就迫使哲学家们重新思考知识的问题。
巴门尼德以两条道路的区分揭示了自然哲学的局限,说明我们对于始终处在流变之中的感性事物是不可能有知识的,真正的知识是对于唯一、永恒、不动的“存在”的思想,真理乃在于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
现在,苏格拉底把巴门尼德所确立的一般原则落实在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这就是“是什么”的问题。
如果说知识就是德性,德性就是知识,那么认识德性所认识的是什么?
换言之,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知识?
苏格拉底的回答是,认识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是什么”,或者说,认识事物的定义或概念,亦即我们所说的“本质规定”。
据柏拉图所述,苏格拉底的对话大多以追问“是什么”为其主题,如“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节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德性”、“什么是美”等等,而且他所追问的并不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勇敢”或“美”,而是“勇敢自身”或“美自身”,亦即“勇敢”或“美”的类本质。
由此可见,苏格拉底要求认识的是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质规定,因而他所理解的知识乃是对事物之一般、普遍的类本质的认识,唯有它才是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表面看来,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主要是在逻辑学的意义上澄清与道德相关的某些概念,实际上它具有深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所提出的“是什么”的问题,为整个西方哲学史确定了基本的方向。
从本体论上说,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自然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生灭不已的,唯有其中普遍性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正是它们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并且是其存在的根据。
从认识论上看,知识与意见有别:
知识是确定的、绝对的、普遍的,而意见则是不确定的、相对的和个别的。
对于始终处于流变之中的感性事物而言,我们只能有意见而不可能形成知识,唯有认识事物的“是什么”即确定的、普遍的本质,我们才能形成知识。
最后从方法论上看,苏格拉底所提出的“是什么”的问题,为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原则确定了基本的形式。
因此,亚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苏格拉底对哲学的贡献,他指出:
“苏格拉底寻求事物的本质即事物是什么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正在寻求推理,而本质是推理的出发点。
那时尚不存在一种辩证能力可以使人们即便没有关于本质的知识也能思考对立物并探讨对立物是否属于同一门科学。
可以把两件事情公平地归于苏格拉底,即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
这两者都涉及科学知识的出发点”。
显然,苏格拉底对概念定义的探索推进了柏拉图理念论的产生,不过他并没有把普遍从特殊事物中分离出来,所以后人为了区别两者,有时将苏格拉底的上述思想称为“概念论”。
显而易见,从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围绕着知识问题,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思路越来越清晰起来了。
对苏格拉底来说,认识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是什么”,而认识的方法就是“辩证法”。
四、助产术
苏格拉底以他是“高贵、健壮的助产婆芬尼兰托的儿子”为自豪,宣称他也“习于施行同种技术”。
不同的是,他所实施的对象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灵魂而不是肉体。
他认为自己“这种艺术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以各种方式考察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是幻想错觉还是真知灼见”。
所以,凡与他交往的人,都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进步,但“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从我这里学到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们在自身中发现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并把它们产生出来”,而他自己扮演的则始终只是助产士的角色。
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也被他称为“辩证法”(dialektike)。
克塞诺封指出:
苏格拉底注意到dialegesthai(辨证)这个词导源于人们的一种活动,就是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按对象的种属加以辨析。
因此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下决心掌握这种艺术,下苦功去学习它,因为每一个人凭着它的帮助,就会成为最有才干的人、最能指导别人的人和讨论时见解最深刻的人。
苏格拉底在施行助产术时所采用的方式是问答法,即通过发问与回答的形式,运用比喻、启发等手段,使对方对所讨论之问题的认识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普遍,一步步逐渐深入,最后得出正确认识,生下自己孕育的真理胎儿。
这种方法,一般被总结为四个环节:
反讥、归纳、诱导和定义。
“反讥”是助产术的第一步,指通过反问揭露对方谈话中的矛盾或漏洞。
之所以首先要反讥,是为了打掉对方自以为是的傲气,迫使他承认对原以为十分熟悉的东西实际上一无所知。
因为只有以“自知我无知”的心态出场,才有可能接受手术。
“归纳”是助产术中引导方向的重要步骤。
它通过对答问者具体而片面的意见的否定,一步步地将其导向普遍的、确定的、真实的知识。
“诱导”是助产术的实质,也可以看作是狭义的助产术。
它通过启发、比喻等方式,帮助对方说出蕴藏在头脑中的思想,进而考察其真伪。
这是苏格拉底助产术的精髓所在,即不把观点从外面强加于人,不盛气凌人地宣旨颁诏,而是让对方自己去领会和体悟。
“定义”是助产术所要达到的目的,即通过对所论德性的共同性质作出说明,获得确切的概念性认识,并牢牢掌握它。
由于苏格拉底一直以助产者而不是生产者自居,所以,虽然他广泛地与人讨论勇敢、节制、友谊、虔敬等德性问题,但从未下过一个绝对的定义。
这不仅是因为他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助产术的过程中,而且也预示着哲学问题是永恒无解的,故思想永远在追问的途中。
为追求绝对的确定性的知识,苏格拉底把他的助产术运用于不同对象,讨论了各种问题。
我们以《拉刻斯》篇中对“勇敢”的讨论为例。
拉刻斯是当时有名的将军,自以为对勇敢十分了解。
当苏格拉底问他什么是勇敢时,他觉得这问题很简单:
“一个能坚守岗位,与敌拼搏而不逃跑的人,你就可以说他是勇敢的。
”苏格拉底对他的回答进行反讥,认为他仅谈到了重装步兵,没涉及骑兵,更没涉及航海、疾病、贫困、公共事务等领域的勇士,因为勇敢是表现在多方面的,如在快乐、痛苦、欲望、恐惧方面,都存在着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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