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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
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一开始,所谓华夏族人就是以耕种为主要生产作业,衣食所资,基本上仰赖大田种植。
他们是耕稼之人,与以养畜为主的所谓“戎”、“狄”部族相对比,有其特殊的生活习惯和文化。
他们吃的主要是植物,即所谓“粒食”;穿的主要也是来自植物,他们的衣服是用麻和葛的纤维织出来的布制成的。
他们虽然很早就知道了养蚕缫丝,并用来织成各种优美的丝织品,可是那仅仅供贵族们服用,也如同他们所饲养的为数有限的家畜,主要也是供贵族享用一样。
广大劳动人民基本上是靠了大田作物维持生活。
这种情况后来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因此为了了解我国的,也有必要知道自古以来我们都种植的是哪些作物,首先是哪些大田作物,以及这些作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所占的比重,其间有什么消长变化。
具体地说就是,在这许多世纪中陆续增加或引进了一些什么新种,培育出了多少新品种,以及其间消长变化的原因,如此等等。
下面就是进行这样考查的一种尝试。
三
秦以前的大田作物情况弄清之后,就可以按着往下叙说了。
秦汉时期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不过就全国来说,黄河中下游一带仍然是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北方谷子(禾)和黍、稷(�])还是主要大田作物。
西晋人写的一部《广志》里面记载了十来个北方谷子品种和黍与�]的一些品种,后来在《齐民要术》中,黍�]的品种之外,北方谷子的品种有八十几个之多,这都是秦汉以来六七百年之中各地农民陆续培育出来的。
大豆也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地位。
《�锸ぶ�书》上说:
“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
”并主张每个农户都要依家口多少照每口五亩的标准种大豆,认为“此田之本也”。
这说明农学家对大豆的重视。
大豆之外,�锸槔锘菇擦诵《埂6故�公认原产地为我国,因而不会是从外国引进的。
�锸樯暇�战国末年不到两个世纪,因此虽然不能就认为在比较短的一个时期内不会又出现了一个豆科的新种,但也许仍然可以设想,《吕氏春秋・审时篇》里的“大菽”、“小菽”也未必不就是大豆、小豆两个种而并非大豆的两个品种。
无论如何,西汉时候已经有了关于小豆的明确记载。
东汉末年的《四民月令》中又讲到�P豆、豌豆和胡豆,豆科作物续有增多。
由于许多地方水利的兴修,稻的种植显然有一定的。
不过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基本上还处于“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阶段,只有西南的巴蜀,主要是成都平原,稻作比较可观。
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随着江南地区的加速开发,稻的栽培才有了更好的条件,从而奠定了南方广大水稻区的基础。
讲到稻的种类,《�锸�之书》里明确区别了杭稻和秫稻,也就是粳稻和糯稻。
三国时人作的《广雅》里面首次出现了“籼”字,可知至迟到了那个时候籼稻也已经有了。
西晋人写的《广志》里记录了十几个稻的不同品种,有些还载明了不同的播种和收获时期。
此外《齐民要术》有一篇专讲“旱稻”,也就是“陆稻”,在那以前不见记载,应该是南北朝时期培育出来的。
不过更值得一谈的还得说是麦。
史书记载了汉武帝曾下诏书提倡种“宿麦”,也就是冬小麦。
有人根据这一史料推论出来,的小麦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且可能就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种植,在那以前古籍中的“麦”是大麦,不是小麦。
这是一个,应当弄清楚。
这个中国小麦来自西方的说法,我国过去也曾有过,只是没有说明根据。
像人的这样提法,好像颇难置信。
前面已经讲过,我国自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一作物。
再就事物命名的逻辑来说,也应该是先有了“麦”然后才把一种似“麦”而又非“麦”的新出现的作物叫做“大麦”,而那与“大麦”有别的“麦”就是“小麦”了。
如果小麦真是汉武帝时才开始种植,那就必定是张骞引进的,可是当代史家司马迁对于这种由皇帝下诏书提倡过的重要的新的大田作物会认为还不如蒲桃(葡萄)、牧宿(苜蓿)值得写入史册,这是不好解释的。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公元前120)下诏是为了有的地方遭了水灾,那还是由于种麦可望接续民食,而似乎不是号召农民试种一种内地前所未有的作物。
又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上书武帝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他建议皇帝下诏“使关中民益种宿麦”。
从这里也看不出小麦是新近引进来的,而只是证明当时首都所在的关中地区人民一向不喜欢种麦。
这一事实倒是可以理解为《吕氏春秋・审时篇》所讲的六种作物当中麦居最末的原因之一,因为吕书正是在那个地区编写的。
这样看来,小麦是汉武帝时才从西域传来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当时政府推广小麦似乎另有原因。
怀疑就在那个时候制作出来了磨(当时名日“�}”)这种器具,麦粒可以弄成细粉了,作为食品的价值提高了,汉武帝认识到了这件事情的意义,于是就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麦的身价提高了,以致《氾胜之书》称之为“首种”。
这样称谓显然是从那些儒生所传说的“稷为首种”那句话套来的。
不过这种新的提法只是提高了麦的“地位”,未必可以证明麦的种植比其他大田作物都更广泛。
当年�锸ぶ�“教田三辅”,也许推广冬小麦还是个重点。
后来《晋书・食货志》里面提到“汉遣轻车使者�锸ぶ�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那话大约是有根据的。
�锸ぶ�的时代上距汉武帝明令提倡种宿麦大约一个世纪,可能是到他那时候关中农民还没有养成喜欢种冬小麦的习惯。
这是并不奇怪的,因为一般说来,小私有制下的自给自足的农民,接受一种新的作物是不会很快的。
无论如何,从西汉中叶起(公元前2及前1世纪之交),冬小麦的种植面积显然是逐渐增大了,小麦种植的推广与大田生产技术的改进有关。
种小麦要求比较复杂的操作技术,到西汉中期,所谓“精耕细作”随着农具的改进逐渐发展起来,这也为推广小麦提供了条件。
此外《�锸ぶ�书》中除了冬小麦之外,还讲了“旋麦”,也就是“春麦”。
不能说西汉以前还没有春种麦,恰恰相反,以前的麦显然主要还是春种,这从西汉政府号召种宿麦一事也可以推想而知。
�锸橹幸蛭�是着重讲了冬小麦,所以必须特为提一下春麦,这才周到。
可以想像,小麦以及大麦的种植当时逐渐向西北方向推广;到了比较冷的地带,麦不能过冬,就更得春种了。
据《齐民要术》所引《广志》一书里面记载着有“赤小麦”、“山提小麦”、“半夏小麦”以及类似大麦的“虏小麦”和“碗麦”,这说明小麦在那时已经有了许多个品种或亚种。
此外《说文》“禾”部有“�”字,原注是“芒粟也”,话很含糊。
崔��的《四民月令》里在讲种大小麦时提到了“�”,那显然就是穬麦了。
�麦和大麦相似,后来有人认为就是大麦,但贾思勰肯定为“种别名异”,大概就是无籽的大麦。
据贾氏说,�麦也有春种的,还说另有一种“落麦”是“秃芒”的。
《广志》中原也说过还有“秃芒大麦”和“黑�麦”,前者不知是否即贾氏所说的那一种。
总而言之,无论小麦、大麦或�麦,汉代以后都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同品种。
此外《齐民要术》里还讲到“青稞麦”,那应该就是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直到今天一直在种植的那种春大麦了。
还有“瞿麦”,《齐民要术》里也讲了。
石声汉氏以为应作“燕麦”,“燕麦”常常被误呼为“雀麦”,而“雀”字与“瞿”字形似,因而致误。
它和麦并非一类东西,只因形状有些近似,才冒了一个“麦”的名。
它的产量极有限,作为人的食粮没有多大价值。
不过它耐寒,所以在较北地方以及西南山区少数民族也颇种一些。
不知从何时起,又称为“莜麦”或写成“油麦”。
看来国内一些比较寒冷的地区很久以来就把它作为栽培对象了。
麻类作物的情况也有一些变化,需要讲一下。
原来的集(雄麻)和苴(雌麻)都依旧普遍种植。
《�锸ぶ�书》中的麻是说的雌麻,在《四民月令》称为“苴麻”。
雄麻在�锸橹�叫“�}”,在《四民月令》中则名“牡麻”。
雌麻的籽原来也是充作食粮的,从何时起知道了榨油,这还有待考定,不过麻籽中含油量是很有限的。
从而可知,我国古代植物油的供应是很不足的,并且由于可以取得的动物油同样是不多,对广大人民来说,这种短缺更是显然。
可想而知,劳动人民是在不断努力寻求新的食用油源。
《尔雅》里面有个“苏”字,原注是“桂荏”。
后来《齐民要术》中有专篇讲“荏”和“蓼”。
荏的籽粒可以榨油,也就是白苏子。
看来至迟到秦汉之际,人们已经知道这种油料作物。
不过苏子的含油量虽然不低,但不宜密植,单位面积产量自然不会高,因此后来胡麻的引进对缺乏油料作物的人民来说也可以算是一件大事。
胡麻,在这里指的是芝麻,或作“脂麻”;它也和一些别的作物一样,大约在汉代就传说是张骞引进来的。
自从通西域之后,往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种作物陆续在相互之间传播,这也是必然的。
讲到胡麻,它传人的确实年代还无法说定。
《广雅・释草》部分说:
“狗虱、钜胜、藤宏,胡麻也。
”这是首次见于。
当然引进要远在以前。
“狗虱”大约是象形的命名。
“胜”和“藤”、“钜”和“宏”,各书的写法都不一致,前二字的字形有些相近,可能原是一个字,传定错了。
无论如何,这名称以及写法的不统一也反映了这种优质的油料作物引进之后,很快就传播到了各地,因而随地取名,“胡麻”也许是比较普通的叫法。
“胡”自然是表明它是传自塞外,也就是“胡地”。
它本不属于“麻”一类,就是因为它的籽实含油,同苴麻一样,所以也呼之为“麻”了。
胡麻含油量远高于苏子之类,当然是大大丰富了植物油的来源。
东汉后期人写的一部《通俗文》,原书早已散失,据《太平御览》所引,有“芸薹谓之胡菜”这么一句。
芸薹现在叫油菜,《齐民要术》上已经说它的籽实也可榨油。
《通俗文》说它是“胡菜”,自然是和胡麻、胡豆等一样从胡地传入的,极可能是西域。
大约最初是当作蔬菜来种,不知从何时起成了油料作物。
在《齐民要术》里还是把它列在蔬菜之中,因为后来也进入大田,所以这里也和胡麻一起加以讲述,作为汉代引进的另一种比较重要的油料作物。
《�锸ぶ�书》里还讲了两种大田作物:
稗和芋。
稗是一种形状类似北方谷子的植物,它的籽实作为粮食来说,质量是很差的;只是它保收,而且产量不低,所以�锸先衔�“宜种之以备凶年”。
后来的农书中除了特别着重防荒救荒的《农政全书》之外,都不再讲它,这说明农民不愿意专为种它而拨出一部分大田。
至于芋,《汉书》上记载“岷山之下多蹲鸱”的“蹲鸱”,古人就说是这种东西。
大约很早以前就为人所注意,原因是产量高,虽然不能完全代替粮食,还是有一定的备荒的用处。
在这里还必须提到牧宿(苜蓿),张骞从西域引进这种牧草,在上是有名的。
这种优良的牧草用来培养土地肥力,效果也极好,所以在北方传播很广。
《齐民要术》有专讲苜蓿的一篇。
值得指出的是,那一篇后面没有引《�锸ぶ�书》。
依常理推断,《�锸ぶ�书》中所讲的,主要应当是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而苜蓿这传播还是从关中开始的。
这样一种新引进的重要作物,�锸显谒�的书里不会不讲的。
无论如何,《四民月令》里面是讲到了。
汉帝国时期,政府在西北一带设立了许多规模很大的养马场,一定是大量种植过苜蓿。
以后从三国一直到南北朝末年,四个世纪之中,大部分时间黄河流域处于战乱状态,为了维持大量军马,各族的统治者显然也都重视牧草的种植,苜蓿的推广是可以想见的。
最后还得讲一讲甘蔗。
这种作物的种植,为我们增添了一种极可珍贵的制糖原料。
这当然也是人民生活史上的一件大事。
甘蔗从何时开始在我国种植,还不能说得准确。
《楚辞》里面说到“柘浆”,有人以为“柘”就是“蔗”。
《说文》里已有“蔗”字,原注是“薯蔗也”。
同时的王逸注《楚辞》就是用“说文”的这个注来解释“柘”字的。
“薯蔗”是甘蔗的较早名称之一,或写作“诸柘”、“诸蔗”,还有称为“都蔗”、“芋蔗”或“干蔗”的。
考虑到甘蔗最早产于亚洲南部热带、亚热带地方,在战国时期或更以前已经传入我国属于亚热带的南方,那是极有可能的。
引进之后,显然是向北方逐步试种,不过这种推广是有其限度的。
作于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里面有不少关于吃蔗的故事,那都是在南方。
在黄河流域,它自然是被视为珍品。
不过那时的甘蔗一般还是生瞰,榨汁制糖还是南北朝以后的事。
总起来看,从秦汉到隋朝恢复统一,前后大约八个世纪之久,在此期间,农作物种类颇有增加,许多作物更是培育出来了很多品种,单就粮食作物方面来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小麦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还远远谈不上取代北方谷子,但后者在比例上显然比秦以前时期要减少一些了。
再就是水稻的种植,由于江南广大地区的开发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
作于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里面所讲的,是黄河流域的农业。
那时各地大田作物,一直还是以北方谷子、大小麦、豆类以及黍、稷之属为主。
由于水的条件差,稻的种植是很有限的。
自从汉帝国崩溃以后,特别是经过了所谓五胡十六国一个多世纪的纷乱割据时期,北方的水利更是大大地失修,水稻的生产当然受到不利的。
比如《四民月令》里面已然讲到水稻移栽这种比较进步的,可是《齐民要术》水稻篇中只是说“北土高原”种稻用移栽法,一般种稻,看起来基本上还是汉末应劭解释《汉书》中的“火耕水耨”所说的那种粗放作法,只是整地和种子处理已表现出来经营集约度大有提高。
现在还没有直接史料可据以说明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种稻的情况,也许那里的水稻生产与淮河流域大致相同。
汉末和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是会把北方种稻的方法,包托移栽法,带到南方去的。
不过那里还处于开发的阶段,人口还相对稀少,生产方法还是偏于粗放的,大约只是把整地和种子处理等比较进步的操作技术配合了上去,那也许算是适应客观条件的办法。
那个时候,长江以南各地的水稻,一般还只是一年一熟,岭南有的地方是“一岁两种”。
可以设想,南方农民采用育秧移栽的方法也未必是来自北方移民的传授。
移栽稻秧除了利用秧苗的成长之外,也是为了变一熟为再熟的实现。
三国以后,常常有人提到有的地方稻一岁再熟以至数熟。
较北的地方因为气候的关系,不能等待早稻收获了后再种晚稻,有了移栽的办法,种双季稻在时间上的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
因此发展双季稻也是推广移栽的动力之一。
南方农产以水稻为主,那时一年再熟还不是很普遍,这也反映在南朝政权的实力上面,那就是它始终说不上是雄厚。
这种情况到隋朝统一南北之后,才有了改变,从那以后,南方的水稻生产就顺利地发展起来。
唐代诗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有许多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步推广。
唐朝中叶以后,北方常常受到战乱的影响,而南方一般是安定的,这样广大江南地区由于稻的产量大大增加,就成了全国的主要粮食基地,每年都有大量南米输往首都,水稻也因而成为最重要的作物了。
这种情况到了宋朝更有新发展,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全国重心自北向南大转移的一个重要时期。
当时欧阳修有一首歌颂种稻的诗,其中一句是“六谷名居首”,那就是说,稻取得了“首种”的资格了。
稻的产量显然是跃居首位,这一则是由于空间上的扩大,许多原来不种稻的地区现在也都种了;再则是种稻的技术在不断提高,各地稻农陆续培养出来许多新的品种。
劳动人民的成就,过去的“正史”上照例是不予记载的,只在一般文人著作里偶然提到。
有一件事,因为是官家办的,却是史有明文,而且是大书特书,那就是北宋初期政府曾明令推广过“占城稻”。
那是一种耐旱而成熟又较早的稻种,原产占城,当今越南南部,当时是为了长江下游一带闹旱灾,特为提倡这个品种,史文说是从福建取种,显然是这个稻种早已由福建沿海一带航海的人引了进来,先在当地开始种植的。
因为它的抗旱能力较强,所以流传后世,称为“旱占”。
我国的广大水稻区也是经常受到旱灾的威胁的,因此占城稻,后来得到普遍推广,成为粳稻中种植最多的一种。
还有籼稻,原是早已有了。
它成熟较早,同粳稻在时间上配搭,就是双季稻了。
所以习惯上称籼稻为早稻,粳为晚稻。
这样的配搭比较普遍,可以说是南方水稻一年两熟的基础。
南北朝以后直到元朝,作物的种是增多了,其中新增的粮食作物主要是三种:
高梁、养麦和绿豆。
先说高梁。
前面讲过,古籍中的“稷”即高粱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还有人说“柜”是高粱,大约是以为“禾”旁加个“巨”字应该大棵庄稼的意思。
这也算是“望文生义”的一个例子,确实根据是没有的。
关于这种作物,古代较早的文献中找不到明确的记述,很可能是我国原来所没有的。
高粱的另外一个名字是“蜀黍”,或作“蜀秫”,现在流传的西晋人写的一部《博物志》里面说,“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
不过传世的《博物志》并非原本,这一条也许是后人写进去的,不足为凭。
《齐民要术》中讲了许多大田作物,其中并没有它。
倒是最末一篇所记非“中国”(指的是黄河流域)产的谷物中,有一种“大禾”,“高丈余,子如小豆,出粟特国”,可以想像为高粱。
和这一条同样引自《广志》的还有一种“杨禾”,“似藿,粒细,左折右炊,停则牙生,此中国‘巴禾’、‘木稷’也”。
这“木稷”却见于三国时人所作的《广雅》,原文是“翟粱木稷也”。
高梁的穗,疏散些的像稷,紧密些的像粱,或北方谷子。
“藿”字可视为“荻”的借字,荻是芦荻,“翟粱”之“翟”或作“藿”。
这就是说“藿粱”就是一种类似粱而又有芦荻那样高的植物,“木稷”也就是像棵小树那样大的稷。
现在讲的这种作物,北方通称为“高粱”,南方名之日“芦�]”,也都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大的谷子,似芦之�]。
同样可以认为“巴禾”以及“蜀黍”的命名也是说的高大的“禾”(即北方谷子)和“黍”,因为“巴”和“蜀”二字都有个“大”的含义。
这样说来,以上这些名称都是指的现在的高粱了。
照一般的习惯,来自外方的新的事物,常常是用本地原有的某一与之相似的事物的名字,再加上一个表明其为来自外方或者突出其某一特点的新造词来称呼它。
从这一点来说,可以相信,高粱并非我国原产,而是从外地引进的。
较早的文献中不见记载正好也是一个证明。
这种作物是从什么时候引进的,不能说得很准确。
《广雅》是三国时人的著作,引进自然还更在以前,大约是在汉帝国时期。
是从什么地方引进的?
《王祯农书》有“以种来自蜀”的话,后来一般都是因袭这个说法。
但也有人提出异议,指出“蜀”字有“大”的意思,并非指蜀地而言。
王祯的时代上距高粱的引进已经很远,他的说法未必不是臆说。
不过在三国以前,它从西北或西南方进入中国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大。
《广志》所记的“大禾”,如果也是高梁,那么记载明说它是“出粟特国”。
考查起来,后来唐朝时候有个粟特羁糜州,是在西域,这个粟特国也许就是在那里。
据认为原产于非洲的这种作物,辗转传到中亚,再进入中国境内,那自然是可能的。
如果再考虑到它原是热带作物,那么西南一路引进来好像更为可信。
果然如此,则“种来自蜀”的说法也未必完全无据。
从譬如说印度那里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区传到气候也很热的四川,再由那里推广到全国各地,这也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果然如此那就不但“蜀黍”之“蜀”是地名,就连“巴禾”之“巴”也未必不就是“巴蜀”之“巴”了。
蜀黍后来也往往写成“秫黍”,那显然只是“蜀”、“秫”二字同音的缘故。
要说是因为高粱煮熟之后发黏,那么黍本来就是黏的,而且比高粱还黏,在“黍”字前面加上“秫”这个其义为黏的形容词,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不合乎命名的逻辑。
“蜀黍”偶尔又写成“秫黍”,也如同“莱菔”也写作“萝卜”,“脂麻”又写作“芝麻”,都并没有什么深意。
只反映出来它们是传自异国,没有汉字定名。
顺带着一提,无论是“蜀黍”还是“秫黍”,都是叠音,在口语中很容易简化为“秫”这一个音,于是高粱米就称为“秫米”,高梁秆就叫做“秫秸”。
农民不识字,只求发音不错就行,读书人把同一个音用不同的字写出来,又从而妄加解释,那就会引出麻烦来。
至于《齐民要术》里何以没有专篇讲这种作物,那可能是因为它原是比较炎热的地方生长的,向北推展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阶段。
那时它在黄河流域还没有能够扎下根,而汉末以后长期的割据纷乱也显然延缓了它的推广。
隋朝恢复统一局面以前,它基本上还限于西南一带地方,进入黄河流域也许还是唐朝时候的事。
《太平广记》四十九回里有个故事,说唐玄宗有一次出游,一个书生“杀驴煮秫”款待他。
那个“秫”如果不是“黍”字之误,大约就是高粱。
它在当时也许算是比较新鲜的食品。
又《太平御览》四六二引《北梦琐言》记载朱温行军时遇到深沟阻路,“忽见沟内蜀黍秆积以为道,正在马前,随腾跃而过”,这一故事,用高粱秸铺填坑洼的道路,正是后来民间的习惯,这也说明当时北方已种高粱。
也许是已经普遍种植,不再是稀罕的庄稼了。
高粱是粗粮,产量也并不高,其所以能够顺利地推广,似与燃料的缺乏不无关系。
较早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各地树木还多的是,燃料并不怎样缺乏。
经过汉帝国崩溃后的长期战乱,林木显然遭到严重毁坏。
南北朝以后,天然森林继续处于无人护理的状态,樵采越来越困难,人民也就越采越得向草本植物索取燃料,首先就是利用大田作物的秸秆之类。
高粱秸又粗又大,而且又是实心的,的确是很好的薪材,这就是农民喜欢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还要指出,不知从何时开始,北方普遍用高粱酿造烧酒(白酒)。
有了这种饮料之后,用黍做的酒就微不足道了。
高粱大体上取代了古代的黍在各种大田作物中所占的地位,并且可能更有所超过。
《王祯农书》里说,蜀黍“其粒黑如漆”(也许这所谓“粒”实际上是指的带壳的),好像原来只是这样一个品种。
后来各地农民陆续培养出来红黑色、黄赤色以及白色的,而且也有黏与不黏的区别。
用来酿酒的是带黏性的。
再说荞麦。
《齐民要术》中也没有讲荞麦的专篇。
卷首的“杂说”中讲到荞麦,不过那段文字,学者公认是后人添进去的,写作的时代大约是唐末,那时以前文献中找不到记载。
“荞”字不见于较早的字书。
后来也往往写作“�J”,那是读书人因为《诗经・陈风》有“视尔如�J”那么一句,而“�J”与荞字同音,于是认为“荞”应作“�J”。
那就是说,这种作物应是古已有之。
其实“�J”是荆葵,与荞麦并不相干,那个说法是不对的。
此外作于南北朝时期的《玉篇》里面倒是有荞字,不过那部字书后来经过几次增订,许多字并不是原有的,不足为凭。
最早真正讲荞麦的还是唐代孙思邈所作的《备急千金要方》。
此外晚唐诗人有的提到过。
可以断定,它是隋代以后从外地引进的。
《旧唐书・吐蕃传》说,“其地气候大寒,不生杭稻,有青萤豆、萤豆、小麦、荞麦”。
大约这种作物原产于比较寒冷的地方,如长城以外和青藏高原一带,“荞”可能是个译音。
它的生长期短,只有两个多月,宜于在无霜期短的地方栽培。
传人内地,黄河流域在麦收后,南方在收早稻后,可以种一茬;降霜以前一定要成熟,早些迟些都是可以的。
遇到别的作物播种失时或中途遭了灾的时候,可以补种一茬荞麦作为追补作物,就不至一无所获。
因此它的产量虽然有限,食用价值也不是很高,还是到处有人种植。
王祯说,“种之则易为工力,收之则不妨农时”,话说得也很扼要。
北方自然灾害频繁,种荞麦的机会也就很多。
《齐民要术》卷首“杂说”说:
“禾,秋收了,先耕荞麦地,次耕余地。
”作者大约是个北方人,这话的意思很像是秋收之后再赶种一茬荞麦,所以准备种荞麦的地要先耕。
也有些地方的自然条件宜于栽种这种作物,如王祯说的“北方山后诸郡多种”,那就是晋北一带。
其实不止晋北,像陕北陇东等地种的也很多。
其他地方,由于时间上的配搭合适,荞麦也加入了某种轮作制度。
这种原来宜于比较寒冷的气候的作物,后来江南的农民也都种植起来。
南宋陆游有许多咏荞麦的诗句,如“城南城北如铺雪,原野家家种荞麦”,想见当时浙江一带栽种颇为普遍。
还有绿豆,也是有些问题。
《齐民要术》里面一再提它,更早的晋人杨泉的《物》里讲到“菽”,说有黄豆、白豆可食,有绿豆可粉。
这种作物早已就有,好像没有问题。
可是北宋僧人文萤写的《湘山野录》中记载着,真宗皇帝派人从“西天”求得绿豆的种子。
“西天”应该指的是印度,这就是说,绿豆是从印度引进的,北宋以前,中国是没有这种作物的。
文萤是个很有才学的,不应该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再从别的方面来考虑,绿豆在中医学中是有讲究的,可是唐朝的《新修本草》里没见论述。
当然可以说,那部书是残缺的。
但细一考查,《要术》中大豆、小豆都有专篇,绿豆却没有。
只是《大豆》篇中本注说,“今世大豆有白、黑二种……小豆有绿豆、赤、白三种……”这里“绿豆”之“豆”很像是衍文,原来可能是“小豆有绿、赤、白三种”。
果然如此,就可使人怀疑,《要术》中所说的绿豆会不会只是小豆中皮色稍绿的那一种,而并不是现在学名为PhaseolusradiatusL.VartypiocusPrain的那种作物。
北宋以后的《种艺必用》、《农桑辑要》、《王祯农书》里都讲了绿豆,但都未提引进的话,好像已被视为平常的作物了。
只是王祯讲到,“北方唯用绿豆最多,农家种之亦广”,又说“南方亦间种之”。
他是个北方人,又居留南方多年,平日留心农事,他的话是可信的。
照这样说,绿豆的种植主要是在北方。
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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