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兰世界古代中期政治史.docx

刘爱兰世界古代中期政治史.docx

《刘爱兰世界古代中期政治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刘爱兰世界古代中期政治史.docx（2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刘爱兰世界古代中期政治史

刘爱兰：

世界古代中期政治史

刘爱兰：

世界古代中期政治史　作者：

wqh550816wqh550816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女，汉族北京市人1948年5月生人1975年10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1975年10月至今一直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从事世界古代史、西方史学史、基督教史等教学工作。

自1999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民族文化交流、世界古代史（希腊、罗马）。

专著有《世界古代中期政治史》、《中国古代的外来宗教》、《撒拉族文化史》；论文有少数民族在古代对外交通中的作用》、《4—6世纪西欧和中国游牧民族的迁徙及融合》、《古希腊文化的多元透析》、《民族精神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前进中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等多篇。

基督教是在多民族的罗马帝国中产生的。

善于接受各种外来文化的罗马人为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罗马帝国疆域的扩展,使其成为当时西部世界诸文化的一个汇聚点,而基督教则是古代地中海区域诸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

西陆->社区->文学->书王[]

内容提要

本书从政治史角度，记述公元前８～前３世纪的世界历史。

公元前８～前３世纪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多姿多彩的重要时期。

在欧洲，爱琴海区域的希腊城邦由盛而衰，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政治遗产；马其顿继之崛起，并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但却昙花一现的亚历山大帝国；意大利半岛上，罗马由一城而兴，统一了意大利，并开始走上对外征服的帝国之路。

在西亚，亚述帝国兴而复亡，新巴比伦取而代之，又被波斯所灭。

在北非，古埃及难保独立，先后沦于亚述、波斯及亚历山大帝国之手。

在中亚，波斯帝国称雄二百年而亡于亚历山大帝国。

在南亚，恒河流域逐渐形成统一的孔雀帝国。

在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剧烈动荡、变革时期，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帝国。

本书充分体现政治史特色，着重记述这一时期世界各国（地区）的重要政治事件、政治制度及其沿革，介绍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及政治思想家，同时力求从比较政治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东西方政治制度加以评价。

世界古代中期政治史

一、概述

公元前８～前３世纪是古典文明的全盛时代。

古典文明的范围从西亚、北非的大河流域扩展到地中海区域、印度半岛和中国等地区；同时，诸地区的文明亦稳步向外发展，直至相互沟通，使世界历史开始成为一个密切相连的有机整体。

１.政治形势公元前８世纪以后，古代世界文明的主要中心已不再限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以它们为核心的古老文明地区开始衰落。

此时，在希腊产生了许多新的城邦，城邦兴衰成了爱琴海区域政治史的主要内容，并影响到西欧近代的社会政治制度。

在意大利半岛，罗马由一城而兴，在统一意大利半岛之后，开始向海外扩张，成为地中海区域的一个强大势力。

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７世纪以后，也出现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小王国和部落共和国。

中国在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开始了诸侯分立、争霸称雄的春秋战国时期。

从分立走向统一，是这一时期政治史的主流。

但是，这种统一大都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实现的。

从公元前８世纪起，在西亚开始了大帝国更迭的历史过程。

公元前８世纪，在两河流域的北部兴起了亚述帝国。

它第一次将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两河流域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心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

公元前７世纪末，亚述帝国在伊朗高原的米底人和巴比伦的迦勒底人的联合进攻下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新巴比伦王国。

公元前５３８年，伊朗高原的波斯人灭掉新巴比伦王国，建立了西起爱琴海和色雷斯东至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的建立，一方面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联系与交融，另一方面也使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个昔日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在经过了赛斯王朝和新巴比伦王国的暂短“复兴”之后，更加衰弱，从此基本失去了政治的独立。

公元前４世纪，希腊北部兴起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时大举东侵，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亚历山大帝国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在更广阔范围内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希腊化时代的文化。

此时也是东西方各民族交往与融合的一个伟大时代。

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西亚处在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下，埃及开始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在希腊本土则是马其顿王国。

在南亚，公元前６世纪开始了印度历史上的列国时代，公元前４世纪，印度人民在反抗希腊马其顿的入侵中，取得胜利，建立了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为中心的孔雀帝国，其版图包括了除半岛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从而奠定了今天印度共和国的疆域。

中国在经过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称雄之后，也于公元前３世纪末建立了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秦帝国。

此间，无论东方或西方，帝国均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２.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公元前８世纪以后，地中海区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相继进入文明时代。

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８～前３世纪的世界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

希腊城邦兴起于公元前８～前６世纪，公元前５～前４世纪达到鼎盛，公元前４世纪以后开始衰落，发生了城邦危机。

马其顿乘机南下，征服了希腊各邦，公元前３３７年的科林斯会议，标志着希腊城邦时代的结束。

希腊城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们中许多同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如色诺芬尼、梭伦、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

他们创立和丰富了希腊国家与法的学说，并使希腊政治思想体系化，虽然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有的拥护民主政治，有的支持贵族政治，有的主张君主专制，但一个共同的思想是强调法制，认为只有法制才能建立秩序，巩固政权，稳定国家。

他们著书立说，对政权形式、国家管理等问题，提出自己精辟的论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雅典政制》，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国家学说不可多得的政治学名著。

希腊城邦是自公元前一千年代初人类进入铁器时代以来，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也是古代东方文明和爱琴文明影响的结果。

城邦的产生大

体有三种形式：

一是在氏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和氏族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中

产生，这方面的典型是雅典；二是在征服过程中产生，斯巴达即是这类城邦的代表；三是在早期移民和大殖民中建立的城邦，小亚细亚沿岸、爱琴海诸岛以及黑海沿岸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多属此类。

城邦规模不大，小国寡民。

城邦形成之初，大都实行氏族贵族专政；其后，许多城邦经历了“僭主”

政治，“僭主”一般都支持平民反对氏族贵族。

公元前６世纪以后，城邦政体基本分成两大类型：

民主共和制和贵族共和制。

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如雅典，在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确立了工商业奴隶主的民主政治。

这种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

一些以农为本的城邦，如斯巴达，则建立了贵族寡头共和制。

个体私人所有制是城邦存在的经济基础，广大农民、小手工业是其存在的政治基础，随着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起来，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城邦存在的经济、政治基础遭到破坏，公元前４世纪以后，城邦衰落，最后为马其顿的君主专制帝国所代替。

城邦虽依然存在，但其内容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希腊城邦民主政治中“主权在民”，“以法治国”等统治思想，对日后

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确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罗马国家的形成稍晚于希腊，其政治制度深受希腊的影响。

罗马建城之初，还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即罗马历史上的“王政时代”（公元前８～前６世纪）。

罗马的管理机构包括“王”（勒克斯）、人民大会和元老院。

元老院由各氏族首领组成，实际上是罗马的最高权力机关。

与希腊人追求自由与民主相比，罗马人似乎从一开始就着重权威和安定。

公元前６世纪末～前３世纪中，是早期罗马共和时期。

在这个时期，经过长达２００余年的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彻底摧毁了旧的氏族制度；调整了自由民内部的关系，从而扩大了共和国的基础；新官职的建立和新法律的颁布，使罗马国家的上层建筑日臻完善。

由于元老院仍在罗马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罗马没有产生雅典式的民主政治，而是建立了贵族共和国。

共和国的加强，为罗马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对外征服中，罗马统一了除波河流域以外的整个意大利半岛，一跃而为西地中海的强国。

公元前８～前３世纪在西亚，北非先后出现的大帝国，均是乘当地政权之虚，在军事征服中建立的。

“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

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

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Б）的联合体。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５２６页。

）所以，这些帝国都实行古代东方的专制制度，但在许多情况下，又不得不对各地方统治者采取某些宽容、怀柔的政策，而这一作法，又加大了帝国的离心倾向，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发生，于是，帝国很快便陷于分裂，其中亚述、波斯在其帝国灭亡时，本身也失去了独立。

至今，我们还不能清楚地描绘出印度国家形成的过程。

但种制度无疑对印度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种姓制度是在雅利安人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

雅利安征服者的种族优越感，后来便演化成比一般等级制度要复杂得多的种姓制度，成为印度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种姓制度强调其内部的纯洁性，尤其在饮食和婚姻方面，有许多清规戒律，并且各种姓职业固定，世袭相传，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不得逾越。

所以，种姓是民主的对立物。

它阻碍社会进步，曾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反对。

但以种姓规范社会秩序，使印度在异己的文化或征服者面前，有一种一致感，使个人在自己的团体中有一种安全感，于是，种姓成为正常的、必需的制度。

其各种限制也越来越繁琐、复杂，直至今日仍影响着印度的社会政治。

古代印度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维护种姓制度。

这在古代印度宗教经典《吠陀》及公元前４世纪著名的政论家考底利耶的《政事论》中都有反映。

公元前６～前４世纪，是印度历史上的列国时代。

此时，印度的经济政治中心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出现了许多小国家，其中主要的有１６个。

在各国争战中，摩揭陀于公元前５世纪称霸列国，公元前４世纪统一了恒河流域以及恒河以南中印度

各国，为后来孔雀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３２４年，西北印度的旃陀罗笈多，在领导人民反抗希腊人的斗争中，建立了孔雀帝国（公元前３２４～前１８７年）。

这是古代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阔、统一的奴隶制君主专制大帝国。

它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较完备的政治制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为印度历代统治者所遵循。

公元前７７０年，周平王迁都洛邑，是为东周始。

东周时，周天子仅为名义上的宗主，中国历史进入了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和七国称雄、封建兼并的战国时期。

公元前３世纪末，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的秦帝国。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政治家和思想家。

他们的活动与著作，不仅系统地提出了政权建设的理论，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国家学说，而且也成为世界文化思想宝库的一部分。

老子的政治思想充满了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

他否认天神预定人们命运的观点，而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变化，指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

在政治上，他主张人人平等，圣人应为百姓谋福利，“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针对当时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他提出了清静无为的治国策略，他的政治理想是回到“小国寡民”的安宁社会中去。

老子还十分注意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反对侵略战争，提倡“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

孔子曾问礼于老子。

孔子在政治上维护贵族奴隶主的利益，他主张服从命运，以此说明“君子”和“小人”是上天预定的，因此应以传统的不成文的规范，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巩固等级名分和社会秩序。

孔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是“仁”，指出仁者爱人，要求以礼规范仁，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以维护统治的等级秩序和礼仪制度。

他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和德治。

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崇奉，并对朝鲜、日本、越南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古代东方文明的一个象征。

战国时期，适应建立集中统一国家的需要，形成了法家学派。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

他师从荀子，汲取老子及法、名诸派学说，形成了刑名法术之学。

韩非子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其政治学说的本旨是：

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主张“法不阿贵”。

他的政治思想为统一的封建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他成为战国末期最合时势的大思想家。

春秋时期，旧有的宗族制度逐渐瓦解，新的家族制度正在兴起。

这种转化引起了政治制度的变化。

此时，诸侯国君的权力，逐步转移到大夫手中。

这些有权的大夫世代相袭，成为相对于诸侯的、把持国政的世卿。

世卿又在自己家内养士作为家臣。

但家臣不世袭。

于是，诸侯国内盛行世卿制，世卿家内却盛行家臣制。

家臣制在战国时发展为客卿制，到秦汉时形成官僚制。

战国时期，周王室已失去了天下大宗和共主的作用，秦、楚、燕、齐、赵、魏、韩七大强国经过征伐，各自建立了地方性王国，公元前２２１年，秦

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

３.民族和国家关系公元前８～前３世纪，在欧亚大陆和北非，涌现出一大批新兴国家，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扩大，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尤其是联系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各国的固定商路的开辟，更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古代世界各地区各国及东西方民族的沟通与交融。

希腊人在政治上是不统一的，但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天神之子希伦的后代，形成了统一的希腊人概念；当地的土著居民皮拉斯吉人、勒勒吉人等也融于希腊人之中。

西亚是多民族聚居和民族迁徙频繁的地区，也是东西方民族融合的一个汇聚点，尤其是亚历山大帝国的东侵，使这一地区的民族成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埃及，随着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入侵，也改变了埃及单一民族发展的历史。

印度自雅利安人入侵后，尽管种姓制度对不同的民族之间的通婚有严格的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未能阻挡雅利安人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与融合。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杂处的国家。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

晋、秦、楚、齐等国都经历了和蛮夷戎狄杂处、融合的过程。

当时虽有华夏与夷狄之别，但这种区别不是种族而是文化，在诸夏与夷狄之间虽曾有过冲突，但也友好交往，在尊周礼，接受华夏文化的前提下，到东周末年，大体融为一体，至秦汉时代，中国内地已无华夏夷狄之别，大家都进步为诸夏了。

公元前８世纪以后，欧、亚、非各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扩大。

战争仍是国与国之间发生联系的一种方式，如公元前５００～前４４９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４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侵，公元前３世纪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等。

另外，为满足某种利益，国与国之间结成联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国际交往方式。

例如，伯罗奔尼撒同盟、希腊人同盟、提洛同盟、中国春秋时期诸夏会盟等。

再有就是通过互派使节，建立外交关系和联姻来增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例如印度阿育王时就曾派使团前往塞琉古王国、托勒密王国和希腊，并同印度南部地区各国保持友好往来。

公元前４世纪以后，随着希腊化国家的建立，国际间交往的范围更加广泛。

二、希腊城邦的兴衰

希腊城邦的兴衰，构成了希腊政治史的主要内容。

希腊城邦出现于公元前８世纪，至公元前６世纪，以希腊本土为中心，逐渐遍及整个地中海沿岸和黑海周围。

公元前５世纪，希腊城邦进入繁荣时期。

在著名的希波战争中，希腊人击败了波斯的进攻，捍卫了民族独立，同时也显示了城邦制度旺盛的生命力。

自公元前４世纪初开始，随着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城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遭到破坏，城邦制度发生危机，最终为北方兴起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所代替。

１.城邦的形成（公元前８～前６世纪）

希腊城邦是古希腊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创造的一种

早期国家形式。

城邦一般建在土地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通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联合周围村庄，小国寡民，独立自治，虽彼此较为隔绝，却又生气勃勃。

城邦最本质的特征是实行公民集体专政。

希腊城邦的形成方式也有所不同：

有的是在多利亚人军事征服过程中形

成的，如斯巴达；有的是在原先氏族制度解体和阶级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如雅典；还有一些城邦则是通过殖民或移民建立起来的。

希腊各城邦在其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在对立双方势均力敌的城邦，曾出现过僭主政治，但随着对立双方力量的变化，在平民力量占上风的城邦，建立了民主政治；在贵族势力强大的城邦，则建立起贵族寡头政治。

雅典和斯巴达便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城邦的典型。

（１）城邦形成时期的政治思想

希腊人关于国家和法的思想，随着希腊城邦的产生而形成。

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已处于氏族制度解体和阶级产生的阶段。

军事首长和氏族贵族的经济实力及政治权力与日剧增，普通氏族成员纷纷失去份地，成为贵族的雇工，或沦为乞丐。

世袭贵族利用传统的制度维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权威，奴役自己的氏族同胞的行为，引起了氏族成员的不满和愤恨。

他们失去了对旧制度的幻想，寄希望于正在产生的国家。

希腊人关于国家的思想，在他们的宗教观念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神人同形同性”是希腊人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

希腊人认为，神与人的属性相似，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聪明，更美丽和更长寿。

公元前６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约前５６０～约前４７８）说过，“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

”（转引自Ｆ·Ｍ·康福德著：

《从荷马到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宗教思想》，伦敦，Ｊ·Ｈ·登特出版社１９２３年版，第８５页。

）荷马也曾毫无顾忌地述及诸神及其品行，对神的劣迹、愚拙、凶残、狡黠，描绘得维妙维肖，揭露得淋漓尽致。

希腊人对神的祈祷和献祭，不是出于对神

的绝对服从和畏惧，而是为了获得神的保护和帮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人与诸神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

由于作为人的典型的神都有缺点和不足，并非尽善尽美，所以，人世间也就不可能有居万民之上、神圣不可侵犯和所谓“绝对的善”的君主。

希腊人崇尚自由，追求人的自尊与平等的民族精神，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接受绝对服从的君主专制统治。

他们希望在一个安稳自在、很少束缚的环境中生活。

实行公民集体专政的城邦，即是他们比较理想的政治形式。

古希腊最早的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诗，希西阿德（约公元前７５０～前７００年）的《田功农时》，即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分化，贵族和平民斗争的情况。

希西阿德视人类之初的原始时代为“黄金时代”，他哀叹悠闲自在的小农生活的逝去，严厉谴责当时贵族专横跋扈，欺压平民的罪行。

他把贪婪的贵族比作凶猛的老鹰，把受欺凌的穷人比作可怜的夜莺。

夜莺落入老鹰的爪下，就要受其宰割。

但代表真理与正义的夜莺是不会屈服的。

在这里，希西阿德第一次表达了小农不甘永远受欺辱的阶级意识，指出复仇之剑终将落到压迫者的头上，宙斯迟早要惩罚那些强暴、欺诈的罪恶之徒。

如果说希西阿德只是表达了他对未来国家的一些朦胧看法的话，那么，

梭伦（约公元前６４０～前５６０年）则创立了比较完善的国家与法制的思想体

系。

梭伦未曾留下系统的国家和法制的论著，所以，我们对他国家与法制思想的探讨，只能主要依据他的改革措施。

梭伦的政治思想是一种温和的有资格限制的民主制。

他在限制贵族特权，提高工商业奴隶主政治威望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平民的政治、经济利益。

他认为，国家的领导者应是氏族贵族和工商业奴隶主，人民只有选举和监督公职人员的权力。

梭伦极其重视法制，在他看来，只有法制才能建立秩序，取得一致，权力和法律是国家稳定的保证。

以法治国，不仅巩固了工商业奴隶主的地位，而且也使平民学会在法的范围内，用和平、合法的手段保卫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也限制了贵族的权力。

梭伦的法制，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大会成为立法、司法和监督机关。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还不能避免富人因财富和地位而对司法判决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梭伦的法制思想起码在理论上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在法制思想史上无疑是一大进步，同时也为希腊的民主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２）城邦形成与早期僭主政治

公元前８～前６世纪是希腊城邦形成时期，由此开始了希腊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①希腊城邦的形成希腊城邦的产生，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铁矿的开采和铁器的普遍使用，带来了希腊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高涨。

在此之前，希腊人所需的金属块，一般认为是从腓尼基人那里交换来的。

从公元前８世纪开始，希腊各地开始开采自己的铁矿和铜矿，例如，拉哥尼亚的铁，优卑亚的铜。

另外，冶金技艺也有了提高，焊铁和铸铜新技术得到普及。

装

有铁铧的犁、铁锄和铁锹等农具广泛使用，使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有可能成片地开垦和深耕，葡萄、橄榄、谷物的栽培技术也大大超出了以前的水平。

希腊人将自己生产的酒、橄榄油、陶器等运往地中海沿岸乃至欧洲内地，换回希腊本土所需的粮食及各种原材料。

这种贸易促使希腊本土经济迅速发展，它不仅使原来的自然农业转向经营性农业，而且也促进了造船、制陶和冶金等手工业的发展。

希腊的造船业，在吸取腓尼基人造船技术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

他们不但能建造船首、船尾高大，货仓宽敞的商船，还能建造结构复杂、有三层桨座的高速远航大船。

此时的制陶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能生产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陶瓶和陶罐，且数量很多。

随着商业性生产和贸易往来的扩大，希腊各地出现了贵金属铸币。

从很早的时候起，希腊人就用薄而短的贵金属条块作为交换媒介了，不过，除此之外，在当时还以牲畜、铜斧、铁块等实物作为价值中介。

公元前７世纪初，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开始使用金银合金的硬币，小亚细亚沿岸希腊诸城邦继而仿制，不久便传到了希腊本土，许多城邦都自铸货币。

铸币材料一般都是成色较高的金或银，以此铸成成色重量一致，有某种固定图案的园形货币。

贵金属货币的使用，是希腊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加速了希腊经济的迅猛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希腊奴隶制关系和自由民内部阶级分化也迅速发展起来。

氏族贵族利用权势，大量侵吞公社土地和财富；农民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大批失去份地的自耕农，被迫成为贵族的雇工，有的因无力偿还欠债而沦为债务奴隶，甚至被卖为奴；在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中形成的工商业富裕阶层，虽在经济上较为富有，但在政治上毫无权力，在贵族眼中，他们只不过是昔日“肩上披着山羊皮宛若牝鹿在城门外放牧的人”。

此外，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也使一些旧的氏族贵族遭到破产。

公元前６世纪麦加拉诗人费奥格尼斯，一个破产的贵族，曾悲哀地感叹，“假若我有钱”便“得人敬重，视我为友”而如今“贫穷锁住了我的舌头”。

总之，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和奴隶制关系的发展，自由民之间的财产不平等进一步扩大，有人穷奢极侈，有人贫穷困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导致国家的产生。

希腊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希腊城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

希腊地区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连绵起伏的山脉，把希腊分割成一个个相对孤立闭塞的小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