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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历史的比较
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历史的比较
王晓秋
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
在这个时候回顾和比较一下近代中日两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历史(在日本一般叫作近代化,我们把它统称为现代化或者早期现代化,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为什么要比较近代中国和日本呢?
因为两者之间有很强的可比性。
我认为,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两个国家能够像中国和日本那样,交往的历史这么悠久,有2000多年的交流史。
我写过中日文化交流史,0互相的影响非常大。
2000多年有许多辉煌的事迹,中日两国关系可以说影响到两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民族的兴衰,这个大家都清楚。
不管是友好,还是战争,影响都非常大。
进入近代以后,中日两国的处境是这样的相似,可以说都是内忧外患,起点是差不多的,然而近代的改革和现代化的成效却又是那么不同、那么悬殊。
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大家都是黑头发、黄皮肤。
我们到了日本有时分不出来,哪个是日本人,哪个是中国人。
吃饭都用筷子,都吃米饭。
古代的日本人是处处学中国,写汉字、讲儒学。
因为中国、日本都属于东亚文化圈,有的人也把它叫作儒教文化圈,都是讲儒学。
也有的人把它叫作汉字文化圈,都用汉字。
甚至还有的人叫作筷子文化圈,我们都用筷子吃饭。
在19世纪的中叶,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而且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
两个国家又都不约而同地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可是进入近代,仅仅不到半个世纪,也就是到19世纪末,中国已经沦为丧失了独立主权的一个为列强所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而日本却不但保持了独立,而且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和近代化,成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一切的差异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原因、根源究竟是什么?
我们比较和分析中日两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差异及其原因,可以说是解一个历史之谜。
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所关注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
很多人纷纷作出自己的解释。
下面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些观点,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的一本叫作《激荡的百年史》的书里认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是靠日本人的国民性和民族精神,即卓越的历史敏感、机智和勤奋而取得的。
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他写的一本书叫《日本人》,也认为日本人具有岛国民族的
特殊品质,而且认为日本是后开发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楷模,后开发国家的现代化日本是最成功的。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有一本书叫《菊与刀》,是一本文化史的名著,着重分析日本人的“耻感文化”而西方人是一种。
和有很大,“罪感文化”“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的区别。
她的书名是形容日本国民性中的两重性,反映了爱美的情感,“菊与刀”“菊”“刀”则反映了他们的穷兵黩武。
日本人尚礼,讲究礼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好斗,所以她说这是两重性的国民性。
总的来说,她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
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有一本名著叫作《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着重剖析了日本的社会结构,认为日本社会是一种“纵向型社会结构”。
这种纵向型社会具有集权性、等级性、依赖性等特点,而且会形成一种团队精神。
我们常常讲日本人有一种团队精神,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单位也好,抱成一团,像一个家庭。
而我们中国往往是一种家族式的社会结构。
美国学者沃尔夫的一本书叫作《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他认为这个秘诀就是日本的“经济集权主义”或称“政企联合体制”,政治和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日本学者森岛通夫的一本书叫《日本为什么“成功”》,认为日本式的儒教跟中国的不一样,具有一种适合资本主义的工业精神。
这就像马科斯·韦伯讲的英美的清教徒精神,比较适合资本主义一样。
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写的一本书叫《日本的技术——以最少的耗费取得最好的成绩》,提出了日本是“以技术立国”的看法。
另外一个日本学者永井道雄,做过文部大臣,他强调教育,他的一本书叫作《近代化与教育》,强调日本是以教育和人力开发为“立国之本”。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熹家在他的《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日中两国有很多差异,采用类型比较进行分析。
比如说文化类型方面,日本的文化是并存型和全面摄取型,不同文化可以并存,而且对外来的文化加以全面的摄取;中国则是非并存型和部分摄取型,对外来文化不能全部吸收,只能一部分吸收。
在社会类型方面,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它的团队是企业和单位,或者有的是养子,没有血缘关系;中国是亲族协作型,主要通过亲族、家族组成有血缘关系的团体。
在教育类型方面,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比较注重普及和提高能力,所以日本很讲究教育普及和国民文化的普及,我们到日本看到,在地铁里日本人都拿着书在看,这也可以看出它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中国是选拔达到目的型,过去的科举制度、考试制度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做官,选拔精英,而不是注重能力。
这是依田熹家教授对中日社会类型、文化类型和教育类型的分析。
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少分析和论述。
上海的一位学者盛邦和有一本书叫《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他认为中国是属于“内核”文化,在东亚文化圈属于核心文化,而日本是“外缘文化”,是边缘的。
所以日本很容易吸收外来文化,而中国却有一种中华文化的优越感。
还有一位学者刘天纯在《日本现代化研究》这本书里提到,日本有一种“民族活力论”,日本就是靠着这种民族活力取得成功的。
武汉有一位学者王承仁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这本书里,强调政权的决定作用,认为文化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权。
还有一位日本研究所的学者高增杰,他写的《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这本书从文化的角度,强调日本善于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有机的、不断的融合。
我想,以上种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主要从某个角度去分析,对我们来说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也要避免几种倾向或者说是几种误区:
第一是简单化,把日本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文化或者国民性的因素所决定。
有人说就是因为日本的国民性,所以它就成功,这个恐怕很难说,国民性有时也是有两面的。
所以有人写勤劳的日本人,也有人写丑陋的日本人。
光讲一点,恐怕有片面性。
第二是绝对化,对中日的比较不能绝对化,说这个问题上就是日本绝对地好,中国绝对地差,或者日本绝对地成功,中国绝对地失败。
恐怕有很多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应该有辩证的眼光。
第三是概念化,把中日两国近代历史的比较抽象成一种模式、一种概念,缺乏具体的事实、具体的分析,把它变得抽象了。
我的看法是,近代中日两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历史实际上如同一个社会改造的、庞大的系统工程,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各种各样的子系统,有各种层面,有各种因素,所以说两国历史发展的差异是由中日两国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合力所决定的,不是某一种力量、某一种因素单独决定的。
有的人说因素很多,有的说八大因素,有的说十大因素,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思想、教育、技术,还包括人口、生态以及国际环境,这些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
种种因素综合起来,最后形成一种合力。
所以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分析,而且要把它放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用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例,或者具体历史人物的思想行动来说明它,不能把它抽象出来变成一个概念。
我今天就想本着这样一种方法、一种精神,来比较分析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改革和早期现代化,因为19世纪中日的现代化还是最初的,一般书上也把它叫作近代化,我们现在都统一用现代化这个词比较好。
现代化在历史学的概念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的工业社会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进程。
由于时间关系,不可能作面面俱到的全面论述,今天主要是从我们吸收历史的营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谈谈下面四个问题上自己的一些
心得体会,供领导同志们做参考。
一、在外力的冲击挑战下,能不能把压力变成动力,认清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把握历史选择的主动权,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坚持改革与开放,这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这个题目说得长一点儿,这里包含了几层意思。
东亚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都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
我们讲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中国一度在经济、文化、科技,甚至航海这些方面都领先于世界,所以我们是不应该自卑的。
郑和下西洋,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舰队。
最近,有个英国学者,他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他说郑和还发现了美洲大陆,是第一次环球航行,当然他这种说法恐怕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他提出了重新认识郑和的问题,这是我们过去的辉煌。
可是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初,中日两国封建统治者采取了消极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日本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以及商品经济、航海事业、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正好是经过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地主导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潮流。
可以说在古代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曾经主导了时代潮流,比如说在东亚地区。
有些外国学者提出东亚曾有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经济贸易体系。
最初15、16世纪西方殖民者来的时候,想挤到这个体系里来,但是还没有力量来改变。
有人形容说他们从美洲拉了好多白银来,买一张三等车票上车。
但是到了17、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西方殖民者已经取得了主导权,这不是买张车票搭车的问题,而是已经掌握了时代潮流,充当火车头了。
到了这个时候,西方列强通过海外的殖民扩张,逐步在全球建立起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用它的面貌来改变世界了。
我看到马克思在1858年曾经有一段话讲“因为地球是圆的,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也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资本主义建立世界市场的进程看来已经完成”。
他把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也作为一个标志,一方面是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一方面就是中国、日本的门户开放,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可以说19世纪中叶是东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当时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晚期,内有严重的社会危机,外遭西方势力冲击,同样面临内忧外患。
严重的民族危机成为中日两国统治者发动改革的一个契机,改革又成为两国现代化启动的先导。
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往往用改革作为先导。
可以说,我自己是这个看法,当时中日两国的起步基本上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有的学者认为近代开始前中国和日本已经拉开了差距,我不太同意,我认为基本上还在一条起跑线上,都还具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可能,中国也有机会,也还有主动权。
但是由于中日两国统治者对世界形势的认识、
危机意识和改革的主动性、自觉性不同,决定了中日两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从一启动就产生了差异。
这里我简单分析一下。
中国清朝皇帝和周围的权贵昧于世界大势,不了解世界形势,直到鸦片战争打响,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对入侵者英国有一句话叫“实不知其来历”,还不知道它的来历。
所以道光皇帝急忙去打听,问那些大臣们,英国到底在哪里,有多大。
他问的话现在大家一听就会笑,他问英国和我们的回疆有没有旱路可通,所谓回疆就是我们新疆。
还有一句话问英国与俄罗斯是否接壤。
从这些问话就可以看出,道光皇帝连英国是大西洋里的岛国这样一个最起码的世界地理知识都没有。
当时有一个叫姚莹的人说英法等国离中国几万里路,他们不断地探听中国的情况已经几十年了,几乎对中国无所不晓,而中国却没有一个人留心海外的事情。
所以他说用不着交战,胜负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话当然说的比较夸张,但是确实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武器、情报都落后于英国。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
愚昧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对外国一点儿不了解,怎么跟人家斗争?
而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的统治集团仍然不能吸取教训,打了败仗就应该亡羊补牢,改弦更张,及时地改革,但是清朝的统治者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味地迷信和议。
比如说签订了《南京条约》,当时清朝的大官们把《南京条约》称作“万年和约”,说签了这个条约,我们就遵守这个条约,就可以保一万年的太平。
清朝统治者以为有了一个条约,就可以太平了,所以他们照样是苟且偷安,照样是文恬武嬉、麻木不仁。
当时大学者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则徐也提出类似的口号,要仿造西洋的船炮。
但是当时谁要是主张“师夷长技”,皇帝就斥之为“靡费”。
所谓“靡费”就是浪费钱。
造枪炮不是要花钱吗?
造船也要花钱,皇帝认为这是浪费钱。
谁要是主张“翻夷书,刺夷事”,即翻译外国的书,刺探外国的情况,必曰为“多事”,多此一举,魏源的《海国图志》里就讲了这些话。
清朝统治者不但不支持学习西方、了解外国,还要打击、压制,当时有的官员甚至还主张,仗打完了,我们还应该回到闭关自守,把这个作为善后之策。
我看《筹办夷务始末》上有的官员就有这样的奏折,说我们现在的善后之策应该是回到闭关自守。
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40—1860,实际上近20年,这20年里是我们中国改革的一个机会、机遇,但是清朝统治者没有改革,可以说丧失了改革的一个时机,跟日本1854年被美国培理舰队迫使开国后立即改革相比就很明显。
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火烧圆明园,说给皇帝教训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夏宫给烧了。
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皇帝大官们才如梦初醒,李鸿章等惊呼“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现在这种情况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外国人、西方人居然打到北京,把皇帝的宫殿、园子
都烧掉了。
这个时候才觉得不改革是不行了。
1860年才开始了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中心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被迫开始的,当然洋务运动应该说成为中国近代化改革与现代化启动的契机,是一个开端。
我们再看看日本的开国。
日本的开国是以1854年日本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为标志。
美国的舰队,当时叫东印度洋舰队,是培理海军准将率领的,他两次到日本,用武力威胁日本。
1853年到达时,日本还推托了一下,说明年你再来,我再跟你谈。
1854年又去了,日本就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
美国军队在神奈川这个地方登陆,然后在现在横滨这一带进行谈判,所以现在日本的横滨有一个开港纪念馆。
日本的开国跟中国的鸦片战争有十多年的时间差,我觉得这个时间差非常重要,也就是中国的鸦片战争已经给日本敲响了警钟,给它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
过去日本的学者有的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现在有不少学者承认,说日本人是得益于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的鸦片战争给它提供了前车之鉴。
当时日本的一些统治者与有识之士听到中国发生鸦片战争的消息以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因为日本是个岛国,日本民族的危机感一向比中国强烈。
所以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一些危机感了,一位日本学者说现在海路开通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西洋的船就会开到日本来。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就更紧张了,认为鸦片战争是对日本的“天赐前鉴”,是老天爷给它的一个教训,一个前车之鉴,我看日本一本书的序言就是这么写的。
他们还纷纷忧虑,说这样的事情“何时波及日本”?
中国打仗了,什么时候就会打到日本,西方人肯定很快就会到日本来。
这些日本有识之士还认真地总结中国失败的经验教训。
我看了很多当时日本人写的文章,他们当中有的人总结是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人强调中国不了解外情、盲目自大;有的人强调中国的武器落后。
他们能够总结中国的失败教训,然后又结合日本的国情,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就是要改革。
我看到一则材料,日本德川幕府高官堀田正睦说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他说“中国拘泥古法”,中国太保守、守旧,所以失败了。
“日本应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我们不要等打仗失败了,再去学习,要在未败之前主动去学习西洋之法,把它学过来。
当时日本的高级官员就有这样比较清醒的认识。
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吸取了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一方面接受了一些人开国的主张,在横滨这个地方,当时就开港了。
另外一方面加强了海防,同时主动实行改革。
日本的改革在19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中央政权叫幕府,还有一些地方政权叫做“藩”,实行了日本历史上的“幕藩改革”,就是说幕府改革,各个藩也改革。
当然他们当时的改革还是比较初步的,主要是采取了学西学、造船炮、改革内政等措施。
但是不管怎
么样,他们这些改革为下一步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基础。
所以现在好多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历史不是从明治维新一下子飞跃了,应该从江户时代讲起,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已经开始进行改革了。
日本的维新志士看到了当时是一个机会,幕府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而大家都有改革的要求,外面又有民族危机的压力,这个时候他们就提出了推倒幕府,倒幕维新。
过去我们有一个误解,以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和平的改革,他们把天皇抬出来,建立了新政权。
实际上是经过了很激烈的武力较量的。
倒幕维新是经过国内战争的,叫戊辰战争,很激烈的,也死了不少人。
战争一直打到北海道,最激烈的一场战争是在北海道打的,叫五稜郭之战,我曾经到北海道专门去看当年的战场,所以日本明治维新也是经过流血斗争。
维新志士最终推翻了幕府旧政权,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明治政府,把握住了选择日本民族前途命运的主动权。
而中国实际上是失去了这个主动权以后一步步地丧失主权。
这里我再举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例来说明,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当时中国著名学者魏源,写了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名著《海国图志》,这本书在中国和日本遭到了不同的命运。
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当时中国一些爱国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
他们也去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的史地,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
比如林则徐编译了《四洲志》,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还有当时的福建巡抚徐继畬编了一本《瀛环志略》。
这些书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尤其是《海国图志》。
魏源受林则徐的委托,林则徐在镇江把资料都交给了魏源,然后魏源又搜集大量资料,在1842年编成了五十卷,到1847年又增加到六十卷,到1852年最后定本是一百卷,总共是888万字这样一本巨著。
这本书里包括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情况,包括英国、美国等各个国家,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并提出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四卷,以及仿照西洋船炮的论述和图说。
我认为,这本书当时在东亚地区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是关于世界知识的一本名著。
可惜这样一本书在中国并没有广泛流传,只有少数的精英分子去读一下,没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再加上这本书分量太大,有一百卷,印数也很少,更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后来左宗棠读到这本书,比较重视。
后来《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
我曾经做过一个专题研究,《海国图志》什么时候传到日本,怎样传去的。
大概是在1851年由中国的贸易商船把这本书带到日本,在日本长崎的档案里面可以查到。
这本书一传到日本以后,大受欢迎,供不应求。
经查目录,后来又不断有中国船把这本书带去,而且价格越来越高,说明市场需要供不应求。
日本人不光是买这本书,还纷纷按照原样重新刻印或者翻译。
他们有个特点,不是把《海国图志》一百卷全部翻刻或翻译,而是各取所需,想了解哪一部分就弄一个选本。
所以,他们的书或者只是《筹海
篇》,或者只是关于英国的、关于美国的、关于法国的部分。
我曾经在日本的各个图书馆做过调查,结果发现仅仅从1854年到1856年三年期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达到21种之多,我大吃一惊,竟有这么多版本在日本各种图书馆里保存着。
日本对《海国图志》评价非常高,认为它让日本人大开了眼界,是一本有用之书。
有一个日本人还认为这是“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只要是武士一定要读这本书。
他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关于美国的情况,因为《海国图志》里专门有一卷写美利坚,被翻译成各种版本。
我看到的关于美国的选本就有8种,名字翻译的也不一样,有的叫《亚米利加总记》,有的叫《墨利加总记》,有的叫《美理哥国总记》,还有叫《新国图志》的,有各种翻译法。
当时日本人为什么对美国最感兴趣呢?
这是因为美国舰队正好这个时候到日本,日本人就想知道美国是怎么回事。
不像道光皇帝,英国人来了,还不知道英国是怎么回事。
日本人原来对美国很不了解,是魏源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他们从魏源的《海国图志》里了解了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了解了美国的历史、地理。
当时日本幕末的一个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一篇文章里讲魏源这个人跟我的想法不约而同,我当时想到的很多问题,魏源也想到了,所以魏源真是我的“海外同志”。
他那时候就用“同志”这个词。
还有一位维新志士叫吉田松阴的,也非常有名,因为他当时想偷渡到美国去,被幕府关在监狱里,他让他的亲戚朋友给他送书,他要的最急的书就是《海国图志》,在监狱里他认真研读《海国图志》。
吉田松阴是日本明治维新最有名的志士,后来被幕府处死了,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
不难看出,中国人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在当时日本已经成为朝野上下争相阅读的了解世界大势、时代潮流的重要的启蒙读物,这点肯定是魏源万万没想到的。
当时日本有个学者叫岩谷宕阴,“呜呼,在一篇文章中感叹:
忠智之士,忧国著书。
他讲的就是魏源,,“反落”“未为其君所用”他自己国家的君主不用,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矣,,他说流传到日本来了,亦为清帝悲矣”默深是魏源的字,我不但为魏源感到悲哀,同时也为清朝的皇帝感到悲哀,实际上他是为中国感到悲哀。
不光这本书,还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翻译的一批所谓的汉译西书。
西方传教士用汉语翻译了好多书,有的书在中国当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很快传到了日本,结果在日本的影响更大。
我也做了一些调查,比如当时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当然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传到日本以后,就成为日本的教科书,外交官人手一册,拿着它去跟外国人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而中国却没有很好地利用。
这种现象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
当然,我们比较中日两国改革启动时的差异,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有一些是传统的原因,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这里我简单提一下。
比如说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是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君主有绝对权力;而日本当时是一种幕藩体制,幕府是中央,但是地方上的藩有很大的独立性,所以很多改革在地方上就可以搞。
在最后起来倒幕的时候,这些藩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成为倒幕维新的基地,因为他们自己有军队、有财力、有物力。
而中国的地方不可能反对中央。
政治体制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是一种科举的、士大夫的文官系统,中国的官员是从科举考试选拔士大夫;而日本基本上是武士掌权,是一级级武士掌权,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我这里不做详细分析了。
在经济上中国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小农经济特别顽强;日本是领主土地制,有的学者讲日本的这种土地制度比较接近欧洲的庄园制,西欧也有领主制,土地分封给诸侯。
日本又是个岛国,海外贸易的吸引力更大。
在经济上,当时中日两国资本主义萌芽都已经产生。
在中国的江南一带,应该说纺织业也有一定的规模,但从整体来看,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不一定高于中国,但是它的密度大大超过了中国,它地方小,集中在东京、大阪、京都这些地方。
而中国很分散,这么大的地方,有那么一点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淹没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里。
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中国是儒家思想的统治,特别是清朝中叶以来,大兴文字狱、提倡考据学、八股文束缚人们的思想。
再有中国人中华文化的优越感非常强,强烈地排斥外来文化。
与此相反,日本有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最初学习中国文化,后来在幕末的时候主要学习荷兰,叫兰学。
当时日本对外贸易只对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荷兰,其他都不许来往。
所以日本主要从荷兰吸收西洋的文化,后来叫洋学,那是更多地吸收西欧的文化。
还有国际环境的不同,因为西方列强到亚洲,到东亚来,重点目标是中国,它一定要打开中国的市场,中国所受的压力最大。
当时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革命,又牵制了西方列强的力量,他们要跟清政府一起镇压太平天国。
而日本相对来说受的压力比较小,西方国家对口本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比如英国跟法国就不一样,法国比较支持幕府,英国比较支持反幕的势力,即维新势力。
另外,当时英法都很重视对中国太平军的镇压,所以当时有的日本人说,如果没有中国长毛(指的是太平军牵制着西方的力量,西方很可能那个时候会对日本大动干戈。
他们也认为太平天国对他们来说,是牵制了西方的力量。
总之,是各种各样的因素最后形成的合力决定了改革开始时的差异。
我认为这对我们今天还是很有启发的,我们在遇到一种压力的时候,应该把压力变成动力,往往挑战和机遇是同在的。
西方的冲击是一种压力,但是如果你主动地改革,它也可以成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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