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激荡三十年读后感大全800字5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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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激荡三十年读后感大全800字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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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给了年轻人一个梦，梦里述说着：

当年身无分文的王石在深圳街头倒卖玉米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激荡三十年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非常感谢作者，清晰的讲述了这30年的历史故事，正好贯穿了我前半生的生命历程，其中的变化就发生在我的身边，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重新的回首这30的变化，而作者给了我们这个时机。

我也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主人公如此之多，只能大多数知道他们企业家的名称。

三十年前，这样的名字几乎意味着囚徒和牢狱。

但在今天他们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和民族财富，他们靠着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聪明在1978——20年三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复杂商业环境中谱写了当代中国企业史，他们中很多人如今依旧被鲜花簇拥，很多人却坐进了牢房，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

《激荡三十年》展示给我们的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所有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背后无以言尽的曲折痛苦。

当年那些曾轰动一时的争论或者个案在今天的一代人看来，或许早已成了历史的笑柄或者滑稽皮影戏，但当我透过时光的长河以另一种方式触摸曾经离我们很远却又清楚很近的中国改革史。

对于我来讲，我更感谢吴晓波的是，他给了我们大家一个梦，一如当年身无分文的王石在深圳街头倒卖玉米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吴晓波的文字让我看到衣着光鲜的熟悉面孔也曾同样面对时代的困惑而苦于自我救赎，那清楚又是一种暗示或者鼓励——聪明或愚笨并未造就最后的成就，而同时代气息的亲近程度最终决定每个人归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柳传志、潘石屹以及后来的马云、张朝阳，这是围绕在这代人身上无法超越的潜在意识圈。

无法超过那个时代，或许三十年后的今天也会有人在写这后来的三十年，但我想可能历史的时机不会再那么多了，但是对于人类来讲，时机还会是有的，一些年轻人仍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有着太多的、惊喜以及猝不及防的失落。

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激荡的三十年里从来不缺少诸如牟其中、史玉柱式的人物。

如果从精神气质的角度去解读这个特殊的群体，勤劳、聪明、对于摆脱的渴望以及与生俱来的赌徒意识，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初转型期标志性性格，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伴随制度层面的缺失一起构建了中国改革初期独特的精神世界，他更像一个反复崛起、跌倒的轮回。

无论是功成名就的刘永好、柳传志，还是红极一时最终身败名裂的步鑫生、禹作敏，无一例外。

我们不去苛责任何改革过程中制度上的缺陷，衡量公共政策的正确与否并不是以个例的成败为标准。

但我们完全应该防止更多的健力宝更多的李经纬出现，在产权重置这种敏感的字眼上，政府和企业更应该有的是远见和共识，而不是将政府和企业在市场体制下仍旧坚持方案年代强势监管，那仰天含泪的一幕实在太过悲情。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其中的变化，我觉得是与我们政策的引导有很大的关系，正所为时事造英雄。

就象我们的公司成长的历程一样，从成建之初，我们为了公司的开展，曾试着走过很多路，有成功，有失败，现在回首起来，真是成也好，败也好，我认为都是历史的必然，虽然公司前前后后走了很多人，但我相信，公司的开展与过去的每个人的工作是分不开，就象中国的历史，可能有些失败的人，但他们的当时的辉煌或许从某个方面对历史还是会起到冲击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上演这30年大戏的主角们，我还是喜欢听你们的故事，或许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时光，或许我们还有时机再次创业。

历史如同罗马神话里的那个“双面神”雅努斯，它有两副面孔，一副回望过去，一副展望未来。

回望过去的起点，那是一个月光暗淡的午夜。

1894年7月7日，同治8年5月28日，深夜，在保定直隶总督府衙门的后花园内，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熏天的汉人大臣曾国藩困坐愁城。

他对幕僚赵烈文说，当今之势乃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三年后，曾国藩“如愿以偿”得去世了。

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才智超群的湖南人竭力推进洋务运动，这成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启灶，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开滦矿物局至今余脉尚存。

100多年后的1974年10月，中国正陷入的浩劫。

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顾准正处在生命的最后时期。

他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

“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就就会因气管堵塞而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能说出话的时候和你做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

”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但是什么时候到来却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时守时”。

四年后，顾准预言成真，中国辞别了意识形态的禁锢，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那是一个极度衰弱的国家，从领导者到匹夫百姓，一时间都显得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困乏，僵硬的体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

那些在日后改革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人们出生卑微，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商业教育。

星火从穷乡僻壤燃起，自东南沿海而兴，跌跌撞撞，时隐时现，倔强寸行，终成燎原之势。

30年后他们创立了一个商业无比活泼，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国家，他们自己也成了全世界最不容易打败的商人。

如果说这个历史进程有什么共同点，那么，最显著的有两点：

第一是全体国民和政府的求富渴望、对现状的坚决辞别和对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的价值需求，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道理有千条万条，开展是最硬的一条。

正是在这种整体意识下，任何曲折和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0年的改革奇迹是一条无比务实的经历主义价值观的胜利。

第二点是各个利益集团围绕财富，权利和成长空间的博奕，妥协与交融。

从变革的第一天起，三大资本集团的竞争格局就已经出现。

国企企业力图提高效率，摆脱体制约束。

它背靠雄厚的国家政策和资源支持，处在得天独厚的竞争高位上，最终靠强势的垄断战略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成就。

跨国资本一直受到青睐，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患上了“外资依赖症”。

它先是在税收，用工和土地政策方面取得了优势，继而在行业准入上优先，然后又在垄断领域的资本开放中掠得惊人的利益，现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种特别意义上的“中国企业”。

相对国有和跨国资本，对中国变革奉献最大的民营资本一直命运多舛。

他们从草莽崛起，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支持，成长受到多重局限，并每每在宏观调控的时刻，成为整顿和限制的对象，不过，他们是变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就像詹姆斯金斯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被自下而上的力量所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实现。

”这一特征带来了一个贯穿30年的现象，发生在民间的资本力量总是承当着改革的政策风险。

在他们的改革没被政策认同前，与失败随时都会降临。

它们既是方案体制的突破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规者，不得不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

原罪由此而诞生，无数的企业悲剧便是在这里层出不穷的上演。

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

这种公司演进，也许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

他们的形成过程以及运动走向不可能以一些常见的经济学概念加以标准，也不可能以最宽泛且最具代表性的公司运营机制或经济模型加以比照。

其渐进的路径和速度至今仍然充满多变性。

这个路径在整个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次中分散地，各自独立地逐步运行，然后在一个时点上汇成一股河流。

也许在很多年后回望，人们会说，这激荡的30年是多么世俗的年代。

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理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颠覆。

所有的财富故事都暧昧不明，很读企业家前途叵测。

不过，更多的人辩护说，我们最珍贵的财富是这一段携手走过的从前，这段经历包罗万象，有汗水血水和泪水，有蜜汁糖水狼奶。

它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伟岸和壮观，也同样滋生了世故、丑陋和空虚。

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面目未清的时代。

急速变化的世界，怅然假设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和考问，这是30年的成长底色;“一年改变不如想象，五年改变难以想象，十年改变难以想象。

”这是30年的演变惊叹。

在这段创世纪般的演变的大历史中，我们每个人从来都不只是观光客，伟大的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而生，那种追求世俗的本身，也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主义诗意。

有些书就是这样，看完合上之后，内心却依然久久无法平静。

昨晚读完《激荡三十年》后，没经过梳理的各种纷杂念头折磨着我。

今早，脑子里却突然冒出大时代三个字，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不正是一个大时代吗?

这是一本以写人为核心的历史书。

1978-20年的中国社会，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

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勤劳、聪明、他们具有对于摆脱的渴望以及与生俱来的赌徒意识;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洁的方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根本面，他们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那么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话。

《激荡三十年》给了年轻人一个梦，梦里述说着：

当年身无分文的王石在深圳街头倒卖玉米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还在每天日复一日地以看报纸来打发上班的时间;还有那三个刚刚考进华南理工无线电专业的20岁出头的小伙子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又或那个刚从四川监狱中服刑出狱的还带着很重地方口音的牟其中。

就是这样一个个小人物，他们凭着"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他们感觉到了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机遇，同时凭借着他们的勤劳、聪明、以及对于摆脱的渴望和与生俱来的赌徒意识，造就了一个个又一个或成功或失败的中国企业传奇!

无论成功与否，我都更愿以一种仰望的神态来崇敬我们这些曾经中国企业历史的缔造者们，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复杂的体制政策和商业环境给了他们更多的挑战和阻扰，他们百折不饶、坚韧顽强、睿智创新、敢于冲破陈规等等这些品质，都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乃至世世代代的学习和传颂。

《激荡三十年》给了年轻人一个梦，梦里述说着：

当年身无分文的王石在深圳街头倒卖玉米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还在每天日复一日地以看报纸来打发上班的时间;还有那三个刚刚考进华南理工无线电专业的20岁出头的小伙子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又或那个刚从四川监狱中服刑出狱的还带着很重地方口音的牟其中。

就是这样一个个小人物，他们凭着"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他们感觉到了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机遇，同时凭借着他们的勤劳、聪明、以及对于摆脱的渴望和与生俱来的赌徒意识，造就了一个个又一个或成功或失败的中国企业传奇!

描绘1978年至20年的中国企业史不是什么易事，正如吴晓波书中坦言，“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三十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知仅仅为了架构方便，还是有意迎合读者心理，吴晓波选择了编年体的记述形式。

这种形式让亲见这三十年的读者很难不对号入座，跟着作者的笔端一段又一段回忆当初的经历。

如果以1978年作为基准，那么我的出生要晚六年，按照吴晓波的说法是在中国的“公司元年”。

那一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那一年万科、海尔和联想相继诞生，那一年民间最热的词汇是“我们都下海吧”。

可惜，那一年我只是襁褓中的婴儿，除了吃喝什么都不关心，并且在随后的20年中一直纠结于小农思想，不自觉地与时代变迁保持着假设即假设离的状态。

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面对历史的变迁不太愿意主动表现，因而对历史的感受总有些模模糊糊和底气缺乏。

正如书中提到的曾红极一时的词汇，譬如物价闯关、南巡讲话、国进民退、顾郎之争等等，背后都有一连串精彩故事，然而当我试图用自己的经历去体会这些词汇时却几乎无从下手，恍惚间一切竟如梦如幻。

就这点而言，《激荡三十年》可以算作临空一鞭，落在我蹉跎而不自知的青春上。

回到历史本身，78年以后中国企业的开展说白了就是国营、民营、外资企业三股势力的斗争史，至今依然。

相比国营企业出身正统以及外资企业实力强大，民营企业家们除了敏锐的嗅觉和顽强的斗志之外真的拿不出什么与对手抗衡。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的群体，令人难以置信地让自己的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成长。

这其中自然有机遇问题，也回避不了原始积累的灰色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民营企业家在开创事业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一往无前的气质，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更具借鉴意义。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史玉柱。

和大局部一样，我向来都把“史玉柱”三个字视作黄金伙伴、脑白金的代名词，可如今读了书中关于他的故事，看到一个“巨人”闪耀登场、迅速覆灭、然后顽强重生的过程，看到一个民营企业家绝不言败的传奇人生，心里竟生出几分敬仰。

失败、挫折是人生无可逃避的课题，对于成功、顺利的向往甚至会加大解题的难度，那么，在前途单独前行的人生路上，又有几个人能交出史玉柱那样的答卷呢?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撇开中国企业的详细案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意志的变动轨迹对于个人的开展也是有所启示的。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再到可持续开展，从无条件保护国营企业到大规模推广国退民进再到国家坚决垄断命脉行业，从开放沿海城市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成功参加世贸组织……一路走来，虽然政策设计常有反复或者模糊不清的情况，政策效果也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国家为完善体制机制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且改革的意志无可阻挡。

反观我们自己，从蹒跚学步对人生作出第一次尝试那刻起，不也是踏上一条无可回头的成长之路吗，注定要不断地承受考验、不断地走岔走弯，并为此不断地调整自我、不断地明确目标。

其实我们的人生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像国家的改革实践那样，经历过诸屡次激情尝试后才能够把准方向稳步前行。

只不过个人对未来的预期无法与国家相比，所以我们还要懂得“三十岁之前做加法，三十岁之后做减法”的道理。

当我们不再年少青春，不再敢说“大不了从头再来”这句话时，我们就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并慎重选择，以对人生负责任的态度，将有限的精力投到自己认定的事业中去。

阅读《激荡三十年》，无疑是一个百味杂陈的体验过程：

亲切，因为和这段历史有20年的交点;陌生，因为向来处身事外不问天下;冲动，因为青春的躁动被企业家的故事挑弄起来;遗憾，因为匆匆走过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代。

所幸的是，作为一个小人物我至少没有在改革的跌宕沉浮中成为牺牲品。

90年代末的基金黑幕给群众留下的教训是惨痛的，它提醒小人物们千万不要被财富左右理智，集体的疯狂可以瞬间叩响天堂之门，但必将猛地跌进地狱之渊。

在此我并没有给出价值判断的意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参与历史的方式，每一种方式又都暗示着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就像湖光千色，水波是冷的那样，光阴百代，时间也是冷的。

时间会冷却所有的喧嚣和躁动，只留下有秩序有理性有韧劲的力量，稳稳推动历史前行。

如果这么讲，曾经波澜不惊的生活倒勉强可以算是有秩序有理性有韧劲的了。

只希望下个三十年，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多一份热情和自信，以及对这个时代的担当。

这个经常被碳排放话题困扰的冬天，在一片纸张加价的声音中，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激荡三十年：

中国企业1978-20》（下），竟然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包括了欣慰、担忧和些许厌倦。

这种感觉于两部最近看到过的电影《集结号》与《我是刘跃进》。

当翻阅这本由1993年到20年的中国企业速写的时候，我每每会想起电影里面的两个主角谷子地和刘跃进。

去年这个时候，看到《激荡三十年》（上），更像是一幅中国企业的《清明上河图》，岁月的洗涤和细节的钩沉，别有一种沧桑愁绪。

而下卷，因为时间离我们今天更近，许多当事人更是活泼在电视的选秀节目和媒体的各种娱乐化报道之中。

正因为间隔还缺乏够，所以，时间还未能将活生生血淋淋的商业事件消解和发酵。

故此，下卷不像上卷那样冲动人心和扼腕叹息，如果说上卷的气质类似于赵忠祥老师配音的《动物世界》和《百家讲坛》的趣味的话，下卷，带给读者的，更多时候是一种类似法制报道的快感和迷失，偶尔也夹杂一些tv2《对话》的娓娓道来。

在过去的十五年之中，GDP以每年10%以上增长的同时，在“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和“sars风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中国来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在这本精心收集细节的长卷之中我们能够看到：

亚洲金融风暴导致亚洲国家的衰落和中国制造的崛起的有机联系;正因为强硬的分税制改革，才有了政府和央企的强盛;而一波又一波的“宏观调控”、“专项整顿”，才有了科龙、铁本、健力宝、三九等企业盛极一时又潸然衰落……中国一路走来的脚印逐渐清晰，每一个曾经令人迷惘的中国式成败的现象，似乎都能找到一个令人稍微可以把握的内在逻辑。

当然，《激荡三十年》无论上下，其中的主角仍然是企业家，这一群获得财富的特殊群体的故事，无论是改革开放的前十五年还是后十五年，都注定不能一帆风顺。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躺着的是一群他的同事和对手。

这一点，如同谷子地，历经劫难，战火浮生。

不过，等待着他的，还有一个漫长的正名过程。

事实上，谷子地是幸存下来的英雄。

而在过去十五年商业历史中的幸存者，未必都是英雄。

“尽管有着种种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

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这可以看作是吴晓波对幸存的谷子地式企业家的抚慰和祝福。

事实上，能够遭遇谷子地那种大时代的悲情命运的企业家还是少数。

更多的商人，面临的是外来劳务工刘跃进的黑色幽默。

《我叫刘跃进》之中，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厨子，他是一只羊，但是误打误撞竟然赢了一群狼。

刘跃进的世界是一个崇尚“狼道”的新异化社会，每一个人都躲避不了弱肉强食的命运，而要想在这样的社会规那么下活下去，就必须适应“狼道”。

整个社会被权力、金钱和性脆弱地维系着，处处充满心机和凶险，为了权力抛弃人格，为了金钱抛弃良心，为了利益抛弃朋友，为了生存抛弃生命……这些情节相信大多数企业家都毫不感到陌生。

就像电影里面的台词，绝大多数企业家的成功，于“失控，完全失控”这么一种误打误撞。

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

这种公司演进，也许并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

也就像吴晓波感慨的那样：

（过去三十年）对现状的坚决辞别和对现代化的热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过的价值追求取向，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道理有千条万条，开展是最硬的一条道理，正是在这种整体共识下，任何曲折与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

在某种意义上，三十年的奇迹，是一种无比务实的、经历主义价值观的胜利。

显然，这也是一种刘跃进式的胜利。

未来的三年、十年乃至三十年，中国的企业家能够走出谷子地和刘跃进的宿命嘛?

这可能需要他们自身的努力，更需要一个大的社会环境的根本性变化。

吴晓波说，世界级的企业，应该诞生于一种先进的商业制度之中。

但是不管怎么样，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

“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我自己。

”这对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家来说，也许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