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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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
[摘要]本文在勾勒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藏族地区活动情况的基础上,以法国早期关于藏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为参照,探讨了法国传教士在进行文化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法国与中国藏族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过程中,法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19世纪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藏族;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05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9)02010209
18世纪,法国出现了零星的关于藏族语言文本的解读,但法国与中国藏族地区及其文化之间的接触,从19世纪才真正开始。
在两者之间的历史交往和文化交流方面,传教士们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在藏活动
19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开始探查进入中国藏族地区的道路,直到20世纪初,部分传教士进驻到包括四川、云南在内的藏族聚居区,这一过程充满了艰辛。
其中,传教士与法国政府的关系、欧洲旅行者的游历活动、英国人入侵西藏,以及川边地方内乱等都成为影响传教士活动的重要因素。
本文力图以这些因素为线索,对法国传教士半个多世纪的在藏活动进行勾勒。
由于传教士所宣扬的天主教自始至终都遭到维护藏传佛教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抵制和反对,因而几十年间身在藏族地区的法国传教士被持续不断的冲突所包围。
(一)19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暂时放弃对西藏传教会的支持
19世纪40年代以后,法国传教士从蒙古、四川和印度三个方向开始了向藏族地区的进发。
在蒙古方向上,有18441846年遣使会士。
古伯察(Evariste-R6gisHuc,18131860)及其上司秦噶哔(JosephGabet,18081853)的活动,他们曾到达拉萨并居住了近2个月。
在四川方向上,有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在藏传教事业的开创人之一罗勒努(CharlesReneRenou,18121863),他于1847年9月初到打箭炉(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后便开始学习藏语,并逐步深入到巴塘、察木多(Tchamouto,今西藏自治区昌都)等地探察适合传教的地方。
他通过书信将其考察的结果(诸如路况、各地的官员驻守情况等)向上级汇报,并点明了在此地传教的关键:
即避免同清朝官员接触以展开探察传教地点的工作。
此外,还有从印度方向企图深入藏区的传教士。
这是一条相对容易的路线。
外方传教会在征得孟加拉传教区主教的同意后得以在阿萨姆邦(Assam)驻足并开展活动。
1849年外方传教会派出了三个传教士拉邦(JulienRabin,18191876)、克里克(NicolasMichelKrick,18191854)和贝尔纳(LouisBernard,18211888),他们以印度的高哈蒂(Gowahatty)为驻地,相继进入Michemi、Abor等居住区,并向不丹方向探察入藏的可能性。
后因为有传教士被杀,外方传教会又向该地区增派了布里(Augustin-EtienneBourry,18261854)和德告丹(AugusteDesgodins,18261913)。
到19世纪50年代,传教士的工作打开了最初的局面。
一方面,在原西藏和印度斯坦宗座代牧区(VicariatoApostolicodelTibeteHindustan)第三任宗座监牧(PraerectusApostolicum)波尔伊(Mgr.JosephAnthonyBorghi)的请求下,1846年3月教皇格列戈里十四世(Gr6goireXIV)同意建立拉萨宗座代牧区@(VicariatapostoliquedeLhassa),并赋予该区主教同其他代牧主教相同的权利。
1857年法国人杜多明(JacquesLeonThomine-Desmazures,18041869)被任命为第一任宗座代牧主教,从此法国传教士在藏族地区的活动得以有组织的展开。
另一方面,1855年罗勒努和肖法日(JeanCharlesFage,18241888)在云南博木噶(Bonga)地区获得居留权,建立了西藏传教会的第一个传教点。
西藏传教会也因此有了一个开展工作的基地。
到60年代初,罗勒努、顾德尔(JeanBaptisteGoutelle,18211895)、肖法日、吕项(GabrielPierreMarieDurand,18351865)和德告丹齐聚博木噶,他们周围有40多个成年人,30多名孤儿,开办了一所学校,同时有成年人受洗。
由于传教士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在发展教徒、地产租用及缴纳各种费用等问题上不和,1858年传教点博木噶遭到袭击和破坏,1863年传教士被驱逐。
传教会希望法国政府出面解决这些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周旋,法国政府利用1860年签订的条约为传教会取得了一些补偿,同时也为传教士争取到了入藏通行证。
但到6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政府宣布放弃对在藏传教士的保护。
这一意向在60年代初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MichelAlexandreKleczkowski,18181886)在任时就显现出来。
一方面他向清政府表明法国与英、俄不同,不但无相害之心,且有钳制别国之意。
盖别国欲有所图。
若法人在彼,别国不得独行其志,希望能够保护传教士的利益。
但另一方面,基于清政府的无能和英俄对法国传教士入藏的不满,哥士耆对此也无能为力。
之后驻华公使(ministrep16nipotentiaire)柏尔德密(Jules-Francois-GustaveBerthemy)同清政府交涉对传教士的赔偿问题,而后者表示无力对其进行保护,因为时值藏族地方内乱,清廷也是鞭长莫及。
这样,一方面考虑到同英俄之间的利益协调,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更多的外交冲突,1864年3月柏尔德密致信顾德尔,提出公使馆不能保证为传教士提供足够的保护,建议他们回到汉族地区,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再返回。
同时,法国政府也致信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directeurduS6minaire),请他们不要再派传教士入藏。
1864年6月法国外交部长吕义(EdouardDrouyndeLhuys,18051881)的信再次要求传教士撤出藏族地区。
法国政府放弃对传教会的保护和支持使传教士面临困境,但他们仍然滞留在这些地区。
外方传教会神学院参议会院长阿尔布朗(ConseilduS6minaire,leSup6rieur)在1864年6月29日给法国政府的回信中表明传教士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继续活动。
尽管法国政府在1864年宣布放弃对在藏传教士的支持,但此乃一时之举。
基于法国通过实施天主教文化影响,以及在藏传教士为借口以同英俄争夺利益的考虑,60年代以后的驻华公使和外交部长等人仍然在为维护传教士的利益同清政府周旋。
我们可以看到,时任法国驻华公使团参赞的伯洛内#p#分页标题#e#
(Claude-Henri-MariedeBellonet)、公使兰盟(Marie-Charles-Henri-AlbertdeLallemand)、法国外交部长德喀斯(LouisDecazes,ducdeGlucksberg,18191886)、原驻华公使团参赞赫捷德(GeorgesEmileGuillaumedeRoquette)、1887年在外交部长弗鲁昂(EmileFlourens,18411920)缺席期间负责的苏阿尔(FernandArthurSouhart)、公使李梅(V.G.Lemaire)和他告假期间接管工作的法国驻津总领事林椿(P.Ristelhueber)、公使施阿兰(AugusteG6rard,18521922),这些人都参与到为在藏传教士解决教案纠纷的事务中。
此外,1897年西藏传教会主教毕天祥(F61ixBier,18381901)被法国政府授予五等荣誉骑士勋位一事,也可以看出法国政府对在藏传教事业的支持。
(二)欧洲旅行者的游历活动
19世纪50年代末以后,欧美各国通过各项条约的签订取得了限制性地进入中国内地的权利,游历者们开始向各地深入。
长期以来由于宗教观念的对立及在地产等问题上引发的矛盾,传教士的活动激起了藏族地区人民的反对情绪,而旅行者的纷纷涌入使之更加激化。
其结果,直接引发了西藏地方政府发布阻止外国人进入的严正声明,原本处境不妙的传教会也受到直接影响。
1868年英国人库贝(ThomasThornvilleCooper)、1877年英国陆军中尉吉尔(WilliamGill)和贝德禄(EdwardColborneBaber,18431890)、18781879年匈牙利伯爵贝拉(BelaSzechinyi)、生物学家罗兹(M.DeLoczi)及地理学家克莱内(M.Kreitner)、1870年以来进行了三次考察的俄国陆军上校普热瓦尔斯基,他们都企图深入西藏腹地,但均在半路被阻拦。
这一系列欧洲人的入藏事件因为对巴塘等地方势力及西藏地方政府造成了威胁,因而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抗议。
此外,法国人德拉格雷(DoudartdeLagree)于1866年带领印度支那探险队进入澜沧江探察,此事也成为引发沿江藏族居住地人民反欧的导火线之一。
1880年2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向巴塘地方官致信,在指责当地官员姑息欧洲人的同时,对天主教更是予以严厉谴责。
他们在信里指出,正是这一外来宗教给巴塘带来了饥荒、病痛和不幸。
官员们本该驱逐外国人,禁止人们接近他们,但官员却与其为友。
西藏地方政府认为,如果不赶走欧洲人,西藏将被毁灭。
欧洲人如果使用武力,藏族人民将同其决一死战。
尽管有皇帝的命令允许这些旅行者入藏,但藏族人民决不应允他们踏入一步。
西藏地方政府希望巴塘的两位官员不要同欧洲人沆瀣一气,并规劝他们信奉佛教。
同时,他们还颁布了一项声明,内容主要是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大寺院已经起誓决不允许天主教这一外来宗教进入本地。
声明中称传教士为异域宗教之魔,称欧洲人为欧洲恶魔、西方妖怪、可耻的人、邪恶的人等,憎恶之情溢于言表。
三天后,即2月29日,西藏地方政府颁布了一项更重要的声明,此声明发布到包括西藏各地、所有汉地和在拉萨权限以外的藏地的藏传佛教寺院,内容同样是反对欧洲人,尤其是传教士,并再次声称一定要将其赶出去。
西藏地方政府的反欧声明由入藏的欧洲旅行者引发,但却直接指向传教士及其宗教,这是因为:
传教士入藏及其传教等活动引发了土地租赁等利益之争;他们所建立的传教点可以成为欧洲人活动的根据地、接待站和中转站,并由此不断向新的区域扩散;传教士对天主教的宣扬与藏族的宗教信仰相对立。
以上几个因素均对西藏地方政府造成了威胁,从而引发了他们的强烈抗议。
旅行者的入藏活动使传教士惶恐不安,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
巴塘等地的传教士有的被杀,有的离开驻地躲避袭击。
打箭炉也有传言说要联合周围的僧人和群众驱逐主教。
一些信徒被安置到云南地界,但那里的传教士也遭到驱逐。
19世纪60至90年代,传教会历经丁硕卧(又名舒吾,JosephPierreChauveau,18161877)和毕天祥两位主教的领导,尽管有新的传教士加入,但由于宗教上的冲突,他们企图归化藏族的传教工作仍进展缓慢。
传教区域分为打箭炉、巴塘和云南地区三个组。
除了巴塘外,其他两个传教区都建立了新的教堂和传教点。
同时,传教士们还于90年代建立了学校、孤儿院和药房等。
80年代,主教丁硕卧在印度和中国西藏边界重新建立了西藏传教会的第二分部(称为藏南或喜马拉雅传教会)以后,其中心巴东(Padong,也作Pedong)传教站发展了20多个教徒,1898年建了一个小医院,Maria-Basti传教点也加快了发展。
整个传教会归化和施洗人数有3000多,建立的学校有十几个,从业人员发展到1000多。
(三)英国入侵西藏
当时,英国在中亚的竞争中一直保持着优势,曾发动多次对西藏的入侵活动,并不断参与到清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与经济事务中。
由于法国力量有限,法国的传教士一直希望借助英国人的力量达到进入西藏首府拉萨的目的。
但英国人的行动所引发的巴塘等地藏族地方势力的反抗使传教士遭受的损失更大。
英国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就派人秘密潜入西藏腹地,其主要目的是勘测地形、绘制地图,以确认入藏路线。
80年代以后,英国希望再次展开同西藏地方建立贸易联系的谈判,但其作为掩饰的旅行活动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对。
1888年英国向喜马拉雅山地区派遣军队攻击藏军要塞,并最终进驻到西藏地区的春丕谷。
德告丹神甫在得到英方谈判代表保罗(A.W.Paul)的同意后,派传教士萨洛尔(ClaudeAdzirLouisSaleur,18611890)前往,在英军中履行教士义务,但其最终目的是希望借助英国人的进攻达到进入拉萨的目的。
这次行动并未成功。
传教士与英国人的合作使他们也成为藏族人民的反击对象。
1887年所有传教点都被当地人破坏,打箭炉、巴塘等地的教堂和孤儿院被烧毁,西藏地方政府下令各地驱逐传教士。
法国旅行者进入西藏腹地的旅行也被阻截于半途。
1900年义和团反洋教运动也蔓延到川藏边界,加之1903年英国人再度入侵西藏,并于1904年侵入首府拉萨,藏族人民掀起了多次反抗斗争,川边形势危急,法国传教士所在之地也受到直接冲击。
从打箭炉到巴塘的道路被严重损毁,传教士遭到抢劫,并在驻地遭到围攻和囚禁,教堂、住所和孤儿院相继被烧毁。
1905年驻巴塘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因为开垦土地及实施的其他措施与当地地方势力发生冲突,在冲突中丧命。
这促使清政府采取治理措施以稳定局势。
随之赵尔丰入川,严厉打击藏族地方势力,并实施一系列治边方案。
法国传教士从中获利,纷纷回到各传教点。
但由于他们的存在及其活动终究是激发各种矛盾的隐患,所以他们同样遭到赵尔丰及各地官员的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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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多方打击,传教会依然继续自己的工作。
1901年易罗多(Pierre-PhilippeGiraudeau,18501941)成为宗座代牧主教,他领导着18个传教士和一个本地教士,打箭炉地区有8至10个讲授教理者和6个修女,天主教从业人员达到1736人。
传教会所包括的10个区域根据地理位置分为5组:
打箭炉、巴塘、茨菇(Tse-kou)、巴朗(Balhang)和巴东。
与当地交好的传教士可以开垦土地并作植物研究等,其他则建立住所和礼拜堂以发展教徒。
(四)川边地方内乱
英军撤离拉萨后,清政府开始推行新的对藏政策,这加深了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
尤其是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陷入内乱,川藏边界也动荡不安。
这一时期有法国旅行者入藏,而传教士仍然处在受不断打击与补救工作之间。
他们的命运与地方冲突紧密相关,在成为内乱牺牲品的同时,也利用内乱的间隙发展自己的势力。
四川的里塘(今四川省甘孜州理塘)、乡城等地及西藏的昌都均发生了川军(也有滇军)与藏军之间的激烈对抗,赵尔丰对巴塘等地方寺院和头人收取钱财以免去其差役的做法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各地方寺院始终抱有对传教士的敌对情绪,汉族官员及士兵占用传教士驻地,饥荒造成游民作乱,这些事件都直接影响着传教士的生存。
教堂及驻地几经修复,传教士及其教徒遭到围攻并被驱逐,传教士长时间离开传教点使其传教工作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这一时期尽管形势非常严峻,但传教士仍然在继续他们的活动。
打箭炉建立堂区已经50多年,北门和南门都分别建立了教堂,方济各会修女自1911年来还建立了医疗站和孤儿院。
冷碛被并入查巴地区,有700多个天主教从业者。
打箭炉北边新建立了三个传教点道孚、虾拉沱(Charatong或Kiakulong)和丹巴,已经有了小教堂和学校,天主教徒也在增长。
上盐井有30至40户教徒,并有新学校建立。
1936年华朗廷(PierreSylvainValentin,18801962)被选为打箭炉传教会(MissiondeTatsienlu)主教。
传教士还在怒族(Loutse)和傈僳族(Lissou)中传教。
二、法国传教士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法国藏族文化研究
尽管法国传教士在藏族地区50余年的活动障碍重重,但他们的各种有关藏族的信息、各类记述却在旅行游记、展览会和报告会以外,成为当时法国认识藏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法国人同藏族语言的接触始于18世纪上半期,涉及到的大多是只言片语的译文或小词典的编撰。
较为自觉地介绍和专门研究藏族文化到19世纪初才开始,巴黎亚洲学会成为先导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而传教士的工作在此之外构成了法国关于藏族文化研究的非常鲜活的一面,本文将以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德告丹和古纯仁(FrancisCore)为主来探讨传教士的工作之于法国藏族文化研究的意义。
19世纪40年代以前,我们可以在巴黎亚洲学会会刊《亚洲学报》(Journalasiatique)上看到如下一些文章:
有关某个藏族村寨的情况介绍,对流经藏区及其毗邻地区的大河流及其支流走向的考察,包括藏语在内的多种语言文本的对照研究,英藏语言词典的编撰等。
这些文章或是对其他刊物如加尔各答亚洲学报所刊载文章的翻译,或是对其他国家有关藏族文化研究状况的介绍,同当时法国的梵、蒙、汉学等研究相比,藏族文化研究的整体力量较为薄弱。
40年代以后,学者们因其对藏语的掌握而使研究状况有所改变。
福科(Philippe-EdouardFoucaux)作为欧洲第一位藏语教师一直引导着以藏语佛典翻译为主的研究,在他之后有其学生费尔(LeonFeer)继承其事业,除了教授藏语外,主要从事多种语言文本佛典的对照解读。
同样从40年代开始,有入藏传教士的文章开始刊登在《亚洲学报》上。
首当其冲的是前文提及的古伯察和秦噶哔。
1847年该学报有秦噶哔关于六字真言的文章佛教祈祷语喳嘛呢叭咪眸(Notice
surlaprierebouddhiqueOmManiPadMeHoum),选择该主题的想法显然来自于秦噶哔对藏族日常生活的仔细观察和体验。
此文并非解读其佛学含义,而是对比较典型的与六字真言有关的藏族生活现象进行了描述。
他提到凡有藏族居住的地方这一真言无处不在,任何东西都是传达它的工具,念珠、经简、玛尼石等都是最常用的物品。
这在此后成为西方人谈论藏族文化的经典话题。
此外,两位传教士还共同从俄文翻译了《四十二章经》(Lesquarantedeuxpointsdenseignementprof6r6sparbouddha),发表在1848年的《亚洲学报》上。
据古伯察游记的包士杰(JeanMarieVincentPlanchet)注释本所载,此后《四十二章经》的节译本由德经(Guignes)发表于《北狄通史(HistroiredesHuns)(第2卷第1册);1852年被谢夫纳(A,Schiefner)译作德文(《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报》);1878年由毕尔(SamuelBeal)译为英文、由费尔译为法文;而它本身的汉、藏、蒙文手抄本于1868年在巴黎出版。
传教士们在推动西方认识东方佛教经典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功不可没。
此后,我们可以在不同时期的《亚洲学报》上读到与藏族文化相关的文章,当然福科和费尔是最主要的作者,对佛典的译介和解读也是主要的研究方向。
但令人生疑的是,19世纪后半期随着更多的传教士入藏,《亚洲学报》却再没有出现他们的身影,尽管1872年有关于藏区的涵盖面非常广的西藏传教会,18551870)(以下简称《西藏传教会》)出版。
该书是CH德告丹先生(C.H.Desgotins)根据其兄传教士德告丹的书信整理和编辑出版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德告丹神甫的入藏经历为线索,勾勒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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