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真实内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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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真实内幕

清末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真实内幕

发生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首。

上个世纪90年代，陶慧敏主演的电视剧版《杨乃武与小白菜》更是让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如今，这个故事又推出了新的版本。

上个月，新版《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北京台二套开播。

霍思燕扮演的新“小白菜”从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变成了一个勇于追求爱情、抗争命运的“新女性”。

　　影视艺术形式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已广为人知。

然而，历史上这一冤案的事实真相却鲜为人知。

本文意在披露“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事实内幕。

　　杨乃武、小白菜与葛品连　　　　杨乃武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城内（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直。

杨乃武结过三次婚，首为吴氏，次为大杨詹氏，后死于难产。

继娶小杨詹氏，即案发时之妻，后直至终老。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乳名阿生，小杨乃武15岁，其父毕承祥，后来一些文艺作品中称其为毕秀姑。

小白菜八岁时随母再嫁到余杭县城，其母嫁给喻敬天为妻，小白菜称喻为继父。

与杨乃武是邻居，与葛品连也是邻居。

葛品连之父葛奉来，早年死亡。

葛品连之母也是带子再嫁给沈体仁为妻，沈体仁则是葛品连的继父。

小白菜11岁时，经其母喻王氏与葛品连之母沈喻氏订明，将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为妻。

葛品连成年后由继父将其荐至豆腐店当伙计。

小白菜16岁时，葛品连便想将小白菜娶过门。

小白菜与葛品连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成亲，小白菜即为葛毕氏。

　　此时，杨乃武正好在澄清巷口新造楼房三间。

造房时由沈体仁监工，得知杨乃武还有新房多余出租，就告诉了葛品连之母沈喻氏，沈喻氏通过赵兰荣，向杨乃武租了楼房一间给小白菜夫妇居住，每月租金800文，杨乃武和小白菜就在同一楼房内居住。

葛品连仍在豆腐店帮伙，由于早上起得很早，有时晚上就宿在店中。

小白菜一人在家，闲来无事，经常去杨乃武家中走走，有时就在杨乃武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

小白菜还学起诵经，因识字不多，就请杨乃武教。

开始，大杨詹氏还在，小白菜与杨乃武来往频繁不至被人非议。

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整座楼房有时就只剩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人。

小白菜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来往甚密。

后来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有奸情的流言街坊邻里都知道了。

小白菜夫妇在杨乃武处住了一年以后，杨乃武提出要求把房租增至每月1000文。

小白菜夫妇觉得难以承受，就另行租了太平巷王心培隔壁的房子居住。

　　大杨詹氏死后三个月，杨乃武和小杨詹氏即詹彩凤结了婚。

次年八月，杨乃武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

　　案情发端　　同治十二年十月九日，在豆腐店帮伙的葛品连因身体不适回家，途中数次呕吐。

大约早饭也未吃，便在糕点店买了粉团吃。

到了家门口，还呕吐不止。

到家后就躺到了床上，他自以为又得了流火疾，便要小白菜去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服。

葛品连服用后并未见好，病情反而更为沉重。

午后，葛品连病情沉重。

延至申时，葛品连便死了。

　　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晚上，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水。

葛品连的义母冯许氏见后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而死，便与沈喻氏等众亲友商议，请求官府前来验尸，以验明葛品连是否中毒致死。

如系中毒而死，则请查根究底。

此事告知了地保王林，当晚便请人写好了呈词。

次日一大早，在地保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便向县衙提交了要求验尸的呈词。

　　知县初讯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时已年近七十。

刘锡彤接下呈词，正准备与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等前去勘验，恰好生员陈竹山来衙为刘知县诊病。

陈竹山与刘锡彤关系密切，常来常往。

于是一边诊病一边就谈起了即将去勘验的事。

陈竹山得知是为葛品连验明死因，就把他在走街串巷时所听说的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的传闻告知了刘锡彤，还说，街坊邻居都认为葛品连之死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因奸谋毒所致。

　　之后，刘锡彤带着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来到了葛品连停尸处。

仵作沈祥验得葛品连尸身仰面作淡青色，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身上起有大泡十余个。

但用银针刺探喉部却呈青黑色，擦之不去，不似是砒毒之征，心下疑惑。

于是只是向知县禀报说是中毒身死，却未报何毒致死。

刘锡彤也未问。

沈彩泉问沈祥，沈祥说可能是生烟土中毒致死。

沈彩泉说不可能是生烟土，服生烟土皆为自服，是自杀，不是他杀，肯定是砒毒致死。

沈祥不服，便与沈彩泉争执了起来。

本来试毒的银针应该用皂角水多次擦洗，结果也都忘了。

刘锡彤惑于陈竹山之言，竟相信了沈彩泉的话，认为葛品连是砒霜中毒而死。

当即将小白菜叫来讯问，问她“毒从何来？

”小白菜答“不知”。

刘锡彤即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审问。

　　刘锡彤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后，对其进行严刑拷打。

据当年《申报》载，小白菜受的刑是“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

酷刑之下，小白菜作了与杨乃武系因奸情而谋害亲夫葛品连致死的供述。

　　小白菜作完口供后，已是次日凌晨三更，刘锡彤一得到小白菜的供词，立即派一王姓书办并带民壮阮德等前往抓捕杨乃武。

阮德和书办将杨乃武强行带到县衙。

杨乃武半夜三更平白无故被强行带至县衙，窝了一肚子的火。

当知县讯问时，不但否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还以粗暴的态度顶撞刘锡彤，使刘锡彤大为恼火。

杨乃武得知小白菜的供认说是初五交给其砒霜。

于是，托人要求岳母本家亲友为其作证，证明其初五日在南乡除灵立继，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

意在否定小白菜供认的初五日交砒霜的事实。

杨乃武岳父的干兄弟监生吴玉琨、杨乃武岳父之侄詹善政、杨乃武的堂兄增生杨恭治及沈兆行、冯殿贵等人即按此要求向余杭知县递交了公禀。

　　由于杨乃武有举人身份，系天子门生，不能用刑。

刘锡彤束手无策，无法获取定案的口供。

次日，便呈报杭州知府，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

杭州知府陈鲁又通过浙江巡抚杨昌浚向朝廷具题。

同治皇帝在杨昌浚的具题上亲批：

“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

”　　杭州府再审　　葛品连死后第十天，即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刘锡彤便将杨乃武和小白菜及全案卷宗解至杭州府。

但杨恭治、吴玉琨、詹善政等人为杨乃武所作的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的公禀却被刘锡彤压下了，没有随卷宗上呈杭州知府。

　　此时杨乃武革去举人的御批已下，知府陈鲁便动用大刑，杨乃武熬刑不过，只得承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

当陈鲁追问砒霜来源时，杨乃武便编造了从杭州办完中举手续回余杭的途中，在本已熟识的仓前镇爱仁堂药店“钱宝生”处以毒鼠为名购得的。

陈鲁得到这一口供，以为案情已经大白，便叫刘锡彤将钱宝生的证词取来。

　　“钱宝生”来到县衙后，说自己不叫钱宝生，叫钱鹿鸣，又名钱坦，也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

刘锡彤反复做钱坦的工作，并表示不会追究其卖砒霜的罪责，也不会把他送到杭州府作证，并给钱坦写了书面保证。

钱坦后来同意按刘锡彤的意思作证。

　　陈鲁得到“钱宝生”的证词，又有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供认，就认为铁证如山，可以定罪判刑。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杭州知府陈鲁作出判决，以因奸谋杀亲夫罪处小白菜凌迟之刑，以授意谋害他人亲夫处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按察使。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开始觉得案有可疑。

因为杨乃武乃是个举人，他自己也是个举人。

他不太相信一个举人会为一个女子而抛弃自己的前程不说，还得赔上自己的性命。

于是，他找来刘锡彤，询及本案的经过情况，是否有不正常的情况。

这刘锡彤向按察使拍胸脯保证，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

蒯贺荪见此，也就放心了。

遂将案件按照杭州知府的意见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

　　在此期间，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关于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其妻小杨詹氏即詹彩凤向杭州各衙门申诉，但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及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到北京告“御状”　　同治十三年四月，杨乃武之姐叶杨氏随带杨乃武岳母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上海乘轮船到北京，经在京的同乡京官指点，向都察院递交由杨乃武所写的申诉材料。

事先商定由王廷南进都察院递交，临进都察院前，王廷南说自己目力不济，要王阿木进去递交。

这王阿木就说自己是王廷南。

这样，王阿木就被当作王廷南递解回浙江杭州。

　　都察院接受了杨乃武的呈词后，就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复审此案。

杨昌浚将此案交杭州知府陈鲁复审，结果当然只能维持原来的判决。

　　由于杨乃武之妻小杨詹氏多次在杭州各衙门鸣冤叫屈，杭州城内大街小巷传言纷纷。

此事引起了当时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江南药王胡雪岩的关注。

杨乃武之妻得到了胡雪岩的资助，有了再次进京的经济能力。

同治十三年九月，杨乃武之妻詹彩凤随带其娘家帮工姚士法，携带杨乃武的呈控材料去北京，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交了这一材料。

步军统领衙门将杨乃武的申诉情况上奏皇上，皇上谕旨，将此案交浙江巡抚杨昌浚督同臬司亲提严讯。

但杨昌浚并未亲提严讯，而是将此案交给刚到任的湖州知府锡光以及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共同审理此案。

湖州知府锡光参与几次审理后，即找了个借口不再参与审理，不知原因何在。

后来主要由龚太守审理此案，但不久便遇到同治皇帝驾崩等国家大事，又碰上全国性的考试，所以此案一拖再拖结不了案。

　　刑部大审　　由于案件久拖不决，社会影响又大，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要求重审此案。

两宫皇太后命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

胡官居学政，虽通学术，却不谙刑名，难以胜任，兼之素与杨昌浚相熟，也未能推翻原判。

　　此后，该案又经历重重周折，送达刑部。

刑部在审查案卷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疑点。

　　浙江籍的京官也非常关心家乡这一轰动全国大案的审理情况。

他们经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判断，认为本案是一起冤案。

于是他们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根据刑部提出的前述案中疑点，又增加了他们听闻来自家乡的消息。

都察院接到呈词后，即向两宫皇太后、皇上奏请。

两宫皇太后竟批准了都察院的奏请。

　　刑部接下此案后，便调集本案的有关证人及杨乃武和小白菜进京。

由于当时本案的主要证人钱坦已死，刑部也无法依靠证人的证词和人犯的口供定案。

虽然在审理时发现杨乃武和小白菜都受过酷刑，与杨昌浚具题、胡瑞澜上奏中所说的并无刑讯一节显有不符，且杨乃武和小白菜也都推翻了原先因奸谋毒的供述，但刑部认为仅凭这些也难以定案。

在审问进京人证的过程中，刑部官员发现余杭县令刘锡彤所勘验的葛品连中毒身死的尸体勘验结论值得怀疑。

于是经请得旨意，将葛品连的尸棺运至北京，重新勘验葛品连的死因。

　　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

由于此案影响很大，所以前来观看开棺验尸的人非常多。

经仵作荀义、连顺喝报，验得葛品连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确属无毒因病而死。

在场的刘锡彤以及原验仵作沈祥也都不得不认可了这一鉴定结论。

刑部官员还讯问刘锡彤、沈祥原验情况，两人承认，原验时，试毒银针并未按要求用皂角水反复擦洗，不符合朝廷规定的检验要求；沈祥向刘锡彤只报服毒而死，却未报何毒致死，等等。

　　据此可见，杨乃武和小白菜确系冤枉。

他们原来所作“因奸谋毒”的有罪供述显然均为虚假。

于是，刑部上奏皇上，革去了刘锡彤知县之职。

其他相关审理官员也各自因审理不利而遭受处罚。

杨昌浚、胡瑞澜、陈鲁等皆被革职，刘锡彤则被从重处罚，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且不准收赎。

沈祥被判杖八十并徒刑二年，沈彩泉被判杖一百并流二千里。

杨乃武、小白菜冤屈被洗刷，但亦被处杖八十与杖一百。

至此，案件审结，其时为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案件审理全过程历时约四年。

　　杨乃武回到余杭后，曾去上海《申报》做过事，不久仍回余杭，以种桑养蚕度日。

于1914年病故，享年74岁。

小白菜回到余杭后，终因亲友无靠，衣食无着，真的入庵做了尼姑，法名慧定。

小白菜于1930年圆寂，享年75岁。

　　（摘编自王策来编著《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一份奏折隐藏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玄机

　　在清末四大奇案中，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历时最长、涉案人员最多、酷刑最重、影响也最为广泛。

此案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一日，止于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历时三年零四个月，先后历经县、府、按察司、省、刑部等七审七决，最终在清朝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亲自干预下才得以终结，最终有一百多名涉案官员被革职查办。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起案子，牵扯面竟至如此之广呢？

　　杨乃武（1841-1914），浙江余杭人，同治举人，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当时流传“天下文章数浙江，浙江文章数余杭”，而杨乃武的文章又被公认为余杭第一。

杨乃武为人刚正不阿，常喜打抱不平，为贫穷百姓写诉状，帮助受欺负的百姓对付恶霸贪官，因而得罪了很多权贵，被他们怀恨在心。

小白菜本名毕秀姑，因容貌俏丽，又喜欢穿白衣绿裤，故人送绰号“小白菜”，后嫁给葛小大，又称葛毕氏。

小白菜是杨家帮佣，生性活泼，素来跟杨乃武很谈的来，杨乃武经常教她识字读书。

婚后葛小大在县城豆腐店干活，小白菜仍然不避讳和杨乃武的来往，如此一来，邻里间便有了“羊吃白菜”的说法。

日子久了，葛小大也起了疑心，但抓不住两人把柄，只好拿打骂小白菜来消气。

　　后来，葛小大突然因病暴死，但“口鼻流血”。

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刘子和早就垂涎小白菜的美色，他趁机挑唆葛小大的母亲葛喻氏：

口鼻流血，怕是中毒身亡。

葛喻氏因平日也见小白菜与杨乃武过往甚密，故信而不疑，当即报官。

　　知县刘锡彤当即带领仵作和衙役前去验尸。

按照当时的鉴定理论，如果经皂角水擦洗的银针刺入尸体，银针变黑，则说明死者系中毒身亡。

而仵作沈祥忙乱中却用未经皂角水擦洗的银针刺入尸体，结果银针变黑，且死者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入眼耳，腹部有大泡十余个。

根据多年经验，沈祥断定葛小大是中毒而死。

　　刘锡彤对“羊吃白菜”的传言早有耳闻，况且对爱打抱不平的杨乃武早有不满，此刻一听是“中毒身亡”，立刻联想到情杀上。

他当即派人把小白菜抓到县衙，逼她说出毒害丈夫的实情。

小白菜大喊冤枉，刘锡彤厉声质问她和杨乃武的关系，得到的回答是杨乃武对葛小大的死并不知情。

见小白菜嘴硬，过于自信的刘锡彤决定刑讯逼供。

最终，在拶刑（古代审讯女犯时用的夹手指的刑具）、用烧红的铁丝刺双乳、用滚烫的锡水浇背等酷刑的折磨下，小白菜招认了和杨乃武串通毒害亲夫的“实情”。

　　刘锡彤大喜，当即派人骗杨乃武归案。

杨乃武一头雾水，矢口否认，并明确表示案发时间他不在余杭，有大批亲友可为他作证。

按《大清律例》：

有举人功名者，依律不能上刑。

刘锡彤无奈，只好先将杨乃武押入大牢。

第二天一早，他就向杭州知府陈鲁报告此事，请求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

陈鲁见事关重大，立即呈报给浙江巡抚杨昌浚，由杨昌浚呈报朝廷。

在朝廷批文还未到达之前，杨家人打听到是小白菜供出杨乃武，并称十月初五杨乃武亲自交给她砒霜等等，就联合作证，证明杨乃武初五在南乡为岳父除灵，初六才回余杭县城。

刘锡彤于是安排小白菜与杨乃武当堂对峙。

可怜的小白菜此时惧怕再受刑，一口咬定原供属实，气得杨乃武破口大骂。

刘锡彤以杨家人作伪证为由不再过问。

按照《大清律例》，虽然朝廷批文仍未下达，杨乃武也并未招供，但小白菜所说“合情合理”，依然可以认定结案。

但定罪权在于知府，不在知县。

为了案件滴水不漏，他擅自将案卷改为“试毒银针已经皂角水擦洗且中毒情形与《洗冤录》所载砒霜中毒一致”，并连同杨乃武、小白菜一起押送杭州。

　　位于余杭镇。

馆内收集了大量珍贵资料，以场景式展示形式真实地再现了清代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三年间在古镇余杭发生的震惊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

　　案件上报给杭州知府陈鲁，陈鲁很快发现纰漏众多。

因为杨乃武称刘锡彤审讯时并未传卖砒霜的证人钱宝生上堂。

陈鲁于是派人取证。

不料刘锡彤一方面派人控制住钱宝生，一方面又派人给陈鲁行贿，希望能够维持原判。

这时朝廷批文已经下来，同治皇帝批准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取证不能的陈鲁采用酷刑，最终将杨乃武小白菜屈打成招，并判小白菜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

关于刘锡彤行贿的原因，历史上说法很多，有的说是刘锡彤为了报私仇一心想置杨乃武于死地，有的说是刘锡彤曾私下对举人杨乃武用刑，有的说是怕翻案之后会失信于民，不管怎样，正是由于刘锡彤的行贿才使得本案一错再错，最终局势难以控制。

　　就在杨乃武受刑的时候，他的姐姐杨淑英和妻子杨詹氏一直在为他奔走，最终找到了他杭州的好友姚士法。

姚士法同浙江巡抚杨昌浚的首席师爷杨同瑞熟识，就找他帮忙。

在杨同瑞的帮助下，浙江巡抚杨昌浚读过案卷，发觉众多纰漏，决定亲审此案。

看上去似是峰回路转，不曾想此次局势更糟，知县知府不但掩盖了很多证据和事实，而且联合向巡抚杨昌浚、按察使司贺荪行贿；杨淑英为救弟弟，特意去省城探监，终于说服小白菜翻供，但杨昌浚为了自己的面子和保住众多官员的顶戴花翎，决定不再提审此案，只将案卷原封不动的上交刑部。

师爷杨同瑞愤然离职。

而浙江士绅听闻此事后对杨昌浚非常不满，杨淑英在他们的支持下上京告状，并找到了族叔杨增生，杨增生又找到了翁同龢，在翁同龢的努力周旋下，朝廷终于发下谕旨，要求将此案发回浙江重审。

杨昌浚为了脱离干系，来了个跟其他知府合审。

这次审案很是热闹，不仅小白菜翻供，钱宝生也否认杨乃武买砒霜一事，弄得几个知府知县面面相觑，但由于官官相护，在酷刑的折磨下仍然维持了原判。

恰巧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朝廷忙着新皇登基之事，就把这事搁在了一边。

　　后来，在杨增生的努力下，慈禧也觉得这个案子拖的太久了，就于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下旨派浙江提督学政胡瑞澜为钦差大臣亲审此案。

不料胡瑞澜虽然清正廉明满腹经纶，却对刑审案件不在行。

被寄予厚望的他并没有从源头上去查案，而是在那么多的证词之间来回的游走、推测，更离奇的是杨乃武的有利证人钱宝生突然死了，所以在胡瑞澜看来，杨乃武的好口才好文笔就是在为自己开脱，企图掩盖事实，于是仍然采用逼供的做法屈打成招，并上报刑部审核，维持原判。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命官司这么简单了，而是牵扯到了江浙派官员与两湖派官员的政治斗争。

审理过这起案子的陈鲁、杨昌浚等人基本都是两湖籍官员，是追随曾国藩的湘军派系官僚，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他们矜功自傲，胡作非为，引起来江浙派官员的强烈不满。

因此在对待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上，江浙派官员力主查个水落石出，这关系到浙江人的尊严浙系官员的发展。

于是浙江众多官员联名向督察院递交呈词，要求提京重审此案，慈禧最终应允。

　　历经百折，终于形成了由刑部尚书主审、户部和礼部尚书陪审、醇亲王和刑部侍郎听审的会审局面。

经审理证实：

卖砒霜给杨乃武的证人钱宝生虽然已经死亡，但此前杨家已经提供了杨乃武不在余杭的证词；另外，对葛小大开馆验尸，经检验确认尸体中并无有毒成分，故葛小大确属因病而死，杨乃武小白菜无罪释放。

于是，涉案的三百多名官员有三十多人被革职、充军或查办，一百多人被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

　　事实上，慈禧太后之所以狠下决心查办这么多官员，并不是因为她真要替杨乃武小白菜做主，而是要削弱两湖官员的势力。

两湖派官员在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势力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朝廷的统治，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担心，因此她早就想削弱他们的势力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正好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于是在醇亲王的坚持下她选择了彻查此案。

由此可见，一个普通的人命官司牵连到了两派官员的政治斗争，才是本案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