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卫星看先夏大全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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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卫星看先夏大全景》

《用卫星看先夏大全景》

引言：

经过对卫星地图考古的一些摸索，再加上新历史观、汉字、汉语研究的一些发现，“先夏”的大全景已经开始显露，“帝俊”是在吉林磐石市雷青村边的“雷泽”受孕，在长春旺起镇出生，最终以“八卦”之旗“聚合”全家族及广泛的人脉进入中原，之后，“先夏”的核心是在山东呈“▼”的三角形分布，其上边线由东往西一字排开是胶东的“仓颉”、胶州湾以西的“黄帝”、山东日照“羲和”和“炎帝”的“十日国”、从山东日照“岚山”到徐州“岚山”是“华胥氏”的“风”部族、再往西偏北是“蚩尤”的“三苗”，“▼”的下尖角是“常羲”和“娥皇”在“常州”的“淹城”，所有人都是“帝俊”和其母亲“华胥氏”的亲属：

（一）、上古史的卫星地图考古基础：

认识“先夏”要从认识“帝俊”开始，“帝俊”又叫“盘古、伏羲、天帝等”，他是中华人文的始祖，大约生活在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其应该算是夏朝的太上皇，所以也是后来所有朝朝代代的太太上皇，但是，由于上古史过于久远，现在“帝俊”几乎就只是一个传说，在这一方面，其实连现在的考古学都好像帮不上太大忙。

为什么现在的考古学也帮不了大忙？

因为现在的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史料，主要是依靠墓葬文物和古籍这两个方面，凡是文物，如果上面存在文字的踪迹，就会身价陡增，所以，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文等都极重要，但其实这些文物并不足以研究“帝俊”，因为这两者都是在有了文字之后才有的，而文字是“帝俊”的后人造的，“帝俊”的年代基本还没有文字，现在发现数量最多和最早的古文字是甲骨文，但甲骨文比“先夏”的造字至少晚1000年以上，所以连“先夏”的蛛丝马迹都难寻，另外，其实墓葬多数是“先夏”之后才开始盛行的，而且，一些墓葬中的北斗星，实际上是暗示了还有记忆的更远端，所以墓葬也不够久远。

不过，“帝俊”的年代确实是已经接近开始造字的时代，那个时代人类的语言能力应该是已经非常的强大，而且后来与其相配的汉字也非常强大，强大到几千年都没有中断使用过，所以，中国的汉字里面拥有大量与上古史有关的信息，中国古代的语言并不是文言的感觉，文言其实是还没有笔和纸时的简写，所以最早的文书多数是“简”，“简”相当于现代曾经有过的“电报”，只要懂得翻译就是真正考古的宝库。

人类造字的历史很长，但奠定现在文字基础的字，是由五千年前的那次爆发式造字才开始有的，而当时造字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实现最大规模的部落聚合，就当时的历史来讲，是人类进入了最大规模部族争斗的阶段，谁能实现最大的聚合，谁才有可能留在中原，而造字在当时非常关键，你聚合了八个部族，可以做八个记号管理，这就是“八卦”，而更多部族聚在一起，比如夏代最大的会盟有近万诸侯，这就需要认真造字，因为所有的胜算是与造字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而造字的优势当时就在“帝俊”的部族，所以“帝俊”是中华的人文始祖。

很明显，最早大批造出来的“字”，其实主要是部族名的“名”，所以汉字的偏旁也叫“部首”，如果你不是大的部族，你的名字的字就得跟“部首”，“部首”就是“大部族的首领”，而那个时候的部族名其实就是地名，不是人因地而名，就是地因人而名，部族名和地名基本都是一体的。

那么，中国的“字”只有“名”没有丰富的字义怎么办？

汉字的字义多数来自于“典”，所以中国的文字工具书叫“字典”，几乎每一个汉字都有“典”，而西方人是没有“字典”只有“词典”，西方人其实没有文字，也没有造过文字，其所谓的文字，其实只不过是记音的符号，所以，其文字和“词义”多数是从中国的梵文和梵语借来的，比如英语表达复数的“‘s”，可能就是源自于中国的“氏”，中国人单个的都有“名”，而复数就是“氏”，现在可以肯定，古籍记载的梵文出处是“昔造字主，一曰梵，二曰佉卢，三曰仓颉”，三者都是源于中国。

由于有造字能力的一方胜算较大，而取胜之后分享胜利成果的最重要事情就是封地，结果胜方的部族都将自己名字带回了封地，这非常的不同，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哪里都是无名之地，即使有名也很难保留和留存，在没有分封之前，哪里都是无主之地，而仅是在“先夏”近万诸侯的第一次分封之后，原先完全空白的地图上，一下子就会冒出了近万个地名，所以，从道理上讲，如果你能拿到和理解这张地图，你就能知道当时的历史态势，历史的态势是跟地图的地名具有对应性的。

当然，如果想要正确的理解历史，最好能够注意修正自己的历史观，千万不要以为人类的历史，只是停留在原地不断“分化”为阶级的历史，真正的人类历史，是怎样“聚合”到与所处地域相配而赢得生存的历史，“分化”和“聚合”是完全相反的概念，就中国人来讲，“聚合”就是要能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和已有海域的整体相配，从“帝俊”开始，五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这么做，那时的每个部族几乎都曾进入到中心地域尝试参与“聚合”，凡不能或没有机会参与“聚合”的，最终都必须离开，这是新历史观，当然，阶级的分化也是真实的存在，而且经常非常严重，但阶级的分化和斗争实际上经常都会干扰决定生死的“聚合”，比如我们现在。

于是，人类文明史的开端，实际上就是进入“聚合”漩涡和离开漩涡的超大规模部族迁徙，而从进来参与“聚合”到最终离开，很多部族已经带上了文字，这很像跳棋子被沾上了油渍，在他们离开原位之后每跳动一次，其特定的痕迹漂移就是在地图上书写历史，因为地名是起名容易改名难，再加上中国的文字是没有间断的使用，结果，历史就被写到了地图之上，而且也遗留在了现在的地图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及部族都有机会在地图上写历史，能有这样机会的必须是“离人类造字的时代最近的、去到还没有被写上地名的地方的有影响力的部族”的人，所以，中国地图上的地名，有相当数量其实是夏、商两代的专利，夏商两代都是大规模的部族迁徙，而且多数是去到蛮荒之地，所以往往一起名就是一片，所以其保留的机会和痕迹明显会大一些，这是连周朝的人都没法相比的，所以，中国地图就是夏商考古的宝库。

而且，夏代为每一个部族造的名字，实际上很多都可以分两份落地，一份是落在中原的分封地，一份是可能有机会落回到东北的祖源地，而当这些部落的名落回祖源地，先夏祖源地造字前的历史，同样也能被写上了中国地图上，这就穿越到了“先夏”造字之前的祖源地历史，所以，中国地图还不止是夏商考古的宝库，进入宝库还可能穿越，就像知道美国的纽约，就可以穿越到英国的约克。

在这方面“吉”字最为明显，在中原说开了“开门大吉”这句好意头话的那些人，其部族的祖源地应该就在“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附近，连造字的“仓颉”的名字里就有“吉”，最喜庆的“囍”字里面也有“吉”，好像汉语中很多好意头的字眼，比如“德”、“惠”、“昌”、“吉”、“旺”、“尚”、“永”、“福”等字都在吉林附近的地名上有较多分布，实际上朝鲜族“阿爸吉”的“吉”，可能都是跟中国的“吉”有关。

由于中国的多数汉字最初时都是为名而造，所以，很多字都有主人，都是那个主人的“我”的第一人称，比如“奄国”就演化出了“俺”，而普通话的“我”，其实是来自于“伏羲”、“羲和”和“常羲”名字里都有的“禾”，广州话就将“禾”就读为“wǒ”，这一个字的字音，可能已经足以点破“十日国”的语言就是现在的广州话，其实“羲”字里面就已经有“我”，“我”就是“禾”拿了“戈”，懂得了这个道理，在中国地图之上就看得见很多“我”在移动的轨迹，而如果找到辨认的思路，历史就写在了你的面前。

用文字理解历史的思路很有意思，以“洛阳”为例，“洛”其实是一个部落名，其原先可能是叫“各”，后来“各”到了“氵”边，而“落”可能是“洛”这个部族被降为奴隶，汉字里很多“艹”其实是“廾”，“廾”在造字时是举起了双手当了奴隶，“臧”可能就是戴了“廾”的帽子变成了“藏”。

小地名用字里藏着的历史也很有意思，中国各地的小地名都有一定的用字习惯，比如“里”，“里”可能起源于商族在山东时的“城”，城门之内有“东里、西里”等，所以，“里”字的原始地名很多的地方，可能就是商族人曾捷足先登的痕迹，广州的“里”可能是“安阳国”属于商族的证据，而朝鲜和韩国很多“里”的地名，则应该是朝鲜族源于商族的证据，同样道理，华东和上海喜欢用的“弄”字里面也藏着大历史，“弄”不是他们的专利，广西以西及西藏南部同样大量存在“弄”，这很像是上古时“有滬氏”被拆成了两半，其一半在华东，一半去了西藏和西藏周边，广州的“约”、“坊”、北京的“胡同”等等可能都藏着很多历史。

中国的江河之名也是研究历史的线索，之所以中国河流的名称由南到北是“江”、“河”、“江”的三层分布，也是因为命名时部族的不同，感觉“河”好像是源于“风”部族的惯称，其主要活动地域在东北、华北和西北，所以这一层是“辽河”、“海河”、“黄河”、“淮河”、“渭河”，“河”在南方似乎只有“赤水河”，这可能是“炎帝”的一支命名的，“炎帝”就是“赤帝”，“赤水”之名源于沈阳市区，所以赤水镇的“茅台”是大有来头的；而“江”感觉主要是“常羲”系统的惯称，从珠江到黑龙江，连朝鲜和韩国的河流都叫“江”，而除了用“江”字之外，他们好像还喜欢用“溪”命名支流，所以中国南方有大量叫“溪”的河流地名，比如广州市的“汉溪”、“洛溪”，据说潮汕的“韩江”也有支流古称“鳄溪”。

在语言的研究方面，现在汉语四大语系的现状，可能是源自于“帝俊”的家庭生活，“帝俊”母亲“华胥氏”的“风”部族可能是讲现在普通话的，“风”部族在“帝俊”的亲属中体量超大，所以进入中原之后成了中原的语言基底，但可能由于“帝俊”的三个妻子是源自非普通话语系的部族，其三家人各自独立生活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混合语，这就是现在汉语语系中的广州话、闽南话（含潮汕话、台湾话）、上海话的三大支系，由于当时这三家人的地位极高，所以曾是上古中原的主导官话，但因为终究是人数较少，后来败落时竟是拔根式的离开中原。

其实，只要有能力辨认，历史是大量留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甚至在日常饮食之中，中国饮食的基础其实都是来自于上古，比如“卤菜”其实就是“鲁国的菜”，而卤的味料主要是“酱”，“酱”是中国调味时时都离不了的“酱料”和“酱油”，“酱”是“酉”的专利，而“酉”是“先夏”在“八卦”时就有的部族，“酉”还发明了“酒”和“醋”，“醋”是“酉”部族里“昔”的专利，而且“昔”还有“腊”的专利，“昔”是现在仍住在“厝”里的闽南人、潮汕人，他们是商族人之后，另外，“腌菜”还是“奄国”的专利，“奄”也是商族人，简直可以说吃在“先夏”。

在有了以上的认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在中国的卫星地图上考五千年前的古，也能够用卫星地图来尝试看看“先夏”的大全景：

（二）、“帝俊”、“华胥氏”和他们的一家人：

认识“帝俊”可以从认识其母亲“华胥氏”开始，“华胥氏”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其有一些线索，另一方面是有一个关键的节点要交代，“帝俊”跟后来的其它皇帝都不同，因为“帝俊”是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这表明，在“帝俊”出生之时，人类还处于母系社会。

我曾对母系社会做过推论，母系社会不是因为生产还没有剩余，不是因为没有东西需要继承，而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处于女性能够独自支撑起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自然顺境，之所以“帝俊”成年后能够远隔三地拥有三个家庭，而且子女多达二十多人就是证明，那时的人类还没有金钱，不可能挣钱甚至抢钱供给家用，一切都要靠实物产获，没有非常好的自然顺境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在“帝俊”出生以后，整个人类社会就从非常美好的母系社会，一直跌落到非母系社会，而且还是一直跌落到了地狱式的深渊，“帝俊”是极少数能够看见全体人类从最美好的生活中突然跌落地狱深渊的人，而且自己还成了在深渊的中心奋力挣扎人，这是后来以及我们现在的任何人都没法相比的。

现在估计，当时的变故可能先是地球处于连续的超高温期，这是美好生活的状况，人类会趋向于到较高纬度大量繁衍，这是红山文化区人类遗址密集存在的原因，但是，等到了至今约五千年的时候，地球发生了很大尺度的气候变冷，高纬度的人类急迫的需要南下，不过，这些不是本文深入讨论的内容，但任何人都不难理解，当时的“帝俊”，必须在不可抗拒的自然之“道”的压迫下，求得家人、亲人以及能够“聚合”起来的所有人的共同生存之“道”。

根据传说，“华胥氏”是属于“风”部族，“风”看似虚无缥缈，但实际上汉语的“风俗”一词就是其真实存在的证据，“风俗”其实就是“风部落的习俗”，甚至可以看到“风俗”的字形就是“风+人+父+口”，这就是“风部落老父亲亲口说”的“风俗”，“风俗”就是“风部族的习俗”，就像“习俗”是“习部族的风俗”，“帝俊”当然应该推崇“风的习俗”，“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里的“风伯”、“风神”应该也是“风”的人物和传说。

当然，并不是只有“风俗”一词的证据，经过在卫星地图上搜索发现，“风”的地名在吉林省有很多存在，粗略的抄录有：

通化市的“风鸣屯”和两处“风倒树沟”、辽源市的“正风村”、四平市的“彩风屯”和“宋风岭”、白城市的“风义川”、吉林市磐石市的“风倒树”、桦甸市的“风倒树”、延边市的“风山洞”和“风岩村”、图们市的“风梧村”、珲春市的“元风东”，此外，在相邻的内蒙古赤峰市也有一些“风”，总之，这么带“风”字的原始地名应该够有说服力了，其中磐石市的那一项最重要，因为“帝俊”就跟“磐古”有关呀！

也许古代时“风”是通“凤”的，这倒不是因为“风”与“凤”字形中间部分的“乂”与“又”的字形相似，而是因为“凤凰”可能就是“风王”，由于母系社会正常就是以女性为王，所以后来中华人文整体上就是龙凤的各半边天，“凤”是鸟崇拜的终极源头，东北和辽宁最多的“凤凰”和“凤凰山”的地名，而“凤凰”和“凤凰山”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可能都是源自后来“风”部族后人的散落和影响力。

除了“凤凰”的地名，与“风”部族相关的地名还有“岚”，这在全国也有一定的散落，总之“风”部族规模非常可观，据说其共有十个支系：

天芎部、天齐部、天乙部、合雄部、天阳部、天阴部、候鸟部、候虫部、雷雨部、天皇部，请注意这些部族的名字多数都带“天”字，而当时的“天”几乎是道教的专用字，所以，其与“道教”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风”部族的语言可能很像现在的普通话。

但是，找到“风”并不等于找到了“帝俊”的出生地，因为“华胥氏”生“帝俊”，其实还有“华胥氏”在“雷泽”踏大脚印受孕的传说，在广州老市区宋代道教的五仙观里，老道们就修了一个大方塘来复印“雷泽”沼泽地的大脚印，那脚印足有约4米之大小，这里离我住的地方很近，但以前却没人知道这个脚印的出处。

“雷泽”在哪里？

这也是可以用卫星搜索的，磐石市本身就有很多带“雷”字的地名，其中有一组聚堆的“雷青”地名（雷青南、雷青北、雷青村、雷青西）最值得注意，因为“帝俊”还跟“青阳族”有关，“青阳”应该是“青山”或“青河”之“阳”，而“雷青”边上现在是一个水库，非常奇特，这里竟然叫“黄河水库”，因为其蓄的就是附近被称为黄河的河水，如果说是“帝俊”把黄河这个名字从这里带到中原，应该也合乎道理，黄河水库是磐石市最大的水库，这里不缺水源，应该也不缺低洼的沼泽。

图一、“华胥氏”受孕于吉林磐石市昌吉镇“雷青村”的“雷泽”“华胥氏”在“雷泽”受孕之后去了哪里？

据古籍记载“帝俊”生于“成纪”，也有的记载“成起”，现在，“成”字已经很难定位了，但我估计可能“起”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吉林市丰满区永吉县就有“旺起镇”，“旺起镇”这名字中隐含“日王走已”，不过也可能是生在附近昌吉镇的“大旺乡”，而“旺起镇”可能是其“初婚”的地方，因为“旺起镇”的隔壁就是“常山镇”，这里应该是与“常羲”相关的地名，从“常”的字形看，“常”像是“曾经庶几”的“尚”与“帝俊”的“巾”结合，“起”字后来真的是跟“帝俊”走已，在后来疑似“帝俊”住地的辽宁“朝阳市”，附近就很多带“起”字的地名聚堆，当然，“纪”字的地名在辽宁是有很多存在，后来中原还曾立过“纪国”，“纪”字好像就是在纪念“日王走已”，“帝俊”后来生了十个名为“日”的儿子，其无愧“日王”之称。

在“旺起镇”之后，可能“华胥氏”还得送“帝俊”去相距不远的长春德惠市的“天台镇”，因为“华胥氏”的父亲是“天帝”，很奇怪在母系社会也有父亲这样的人物（这是以前并没有被认识和重视的重要节点），不过这可能有些特殊，因为可能母系社会时女性要想受孕，除了野合之外，可能另外还有某种特定的场所，而且还会记住它。

图二、吉林市、长春市周围的“雷青村、大旺乡、旺起镇、常山镇、天台镇”

“道家”的送子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台”字的古体很像婴儿临盆之状，其“厶”的字形就是怀胎之状，这很有意思，因为“帝俊”的“俊”字也有“厶”，汉字的“公”字和“私”字也都有“厶”，可能母系社会的女性受孕有三种情况：

其一，如果走正道就去那些“台”里“八+厶”，这是“公”了；其二，如果是不明的野合，就象“帝俊”的“俊”字有“厶+八”；其三，如果是男女固定婚姻，反而算是在家里“私”了，之所以用“禾+厶”来表达，可能因为“私了”是“禾人”的惯俗，“伏羲”、“羲和”、“常羲”的名字里都有的“羲”字，可能就是选定了不再“公了”的人，所以“帝俊”明确知道谁是自己的儿女，而起明确知道自己有三个家，这是人类开始走出母系社会。

“天台”送子使我想起了“面首”这个词，“道”的字形就有“面首”的“首”，要去见“首”就是“面首”，而“面首”而得的人应该就是“老道”的儿女，日后如果这种儿女再生男婴，应该还是送回给“老道”教养（广州有些人将父亲俗称为“老窦”可能就是源之于此），而可能因为送回去的男婴，就是“公”的儿子生的小孩，所以有了“公孙”这个姓，在母系社会里，男婴如果不送回给道家，其实也没什么去处。

过去人们研究宗教，一般都是盯着教义内容的“教”字，但宗教的秘密其实却是藏在“宗”字的里面，因为“宗”的字形其实就是在房子里面二个人生了“小”，所谓的宗教，其实就是教养这些因“公”而生的“公孙”，而由于母系社会时女性的正道是去“天台”接“宗”，“天台”天生就有两个方面的同“宗”人脉，其一，是与多个母系部族相联系的血脉，就像“华胥氏”的“风”部族，规模非常可观；其二，是那些源自“天台”血脉被送回山的“公孙”。

“神仙”的“仙”字可能就是专为这些“公孙”而造的字，所以“仙”的字形就是“山人”，是被送回“山”上的人，这些“山人”除了具有受过“天台”教养的优势之外，由于女性对“宗”有选择的主动权，如果你不够英俊威猛，可能都没人肯送“软饭”给你，所以这些人可能还比较整齐，而且甚至还可能具有一定的体质优势，过去听说日本在古代时曾设法改变人种，难以相信，但现在看，在母系社会这是很平常的事。

当然，这些在母系社会正常延续时并没有太大问题，但如果像“帝俊”那样遇到全部人类都突然掉入地狱深渊，“天台”的优势人脉就会“聚合”成很可观的强势，其一，所涉的女性部族人脉会竭力靠拢过来；其二，源自“天台”血脉被送回山的“公孙”们，应该能升级为“天兵天将”；其三，“公孙”的每个个体都有条件在非母系社会能扩展为部族。

在人类跌入自然逆境的地狱深渊之时，道教的“天台”却突然变成了由这三种优质人脉“聚合”成的超级部族！

这太重要了，宗教之所以好像总能在世人危殆之时有救世之力，能出救世之主，其通理会不会就藏在了这个逻辑过程的里面？

而且在这之后，宗教会因为拥有的强势而获胜，其“宗”得存，其“教”得信，“宗”与“教”原本就是这样子完全一体的，说不定西方宗教也是源于母系社会的“宗”，其宗教的密室最初也与“宗”有关。

可见，“天台”这两个字实在是太重要了，而紧挨着吉林省的内蒙古通辽市就有“天台山”，虽然不知道“帝俊”有没有被送到山上，但从卫星截图上看，这个“天台山”与“老道”真是堪称绝配，因为其山边上竟斜斜的一字排开五个带“老道”字样的地名，而且最为奇特的是，其西北边不远就有一座“象鼻子山”，从“天台山”看过去，太阳每天从东南方升起来之后，直接照在“象鼻子山”的投影，岂不就是道教“观天象”的“天象”？

图三、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的天下第一“天台山”无怪中国有那么多以“天台”和“天台山”命名的地名，原来“天台”原本就是“道家”之专属，任何天下的道教，应该都是源于这里的天下第一“台”，源于这里的天下第一“观”，从世界宗教史的角度来讲，这里还应该是全世界的天下第一“教”，比现在西方的主流宗教早约3000年以上，从现代天文学学科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人类第一个天文台，比西方的天文台至少要早约4000年以上。

接着继续在卫星地图上搜索，发现辽宁省朝阳市也有“天台山”，按其所处的地域和纬度，这里应该算得上就是天下第二“台”，这个“天台山”之下有不少很值得注意之处：

图四、辽宁朝阳市朝阳县“天台山”脚下的“羊山”和“羊山镇”其一，这“天台山”的山脚下就是“羊山”和“羊山镇”，“帝俊”也叫“伏羲”，其妻子一个叫“羲和”，另一个叫“常羲”，三个人的名字都有“羊”字，“羲”字的本义到底是什么？

其二，在卫星地图上发现，“帝俊”母亲的“胥”字的原始地名，好像都集中在这一带，这在朝阳市有“胥家沟、胥杖子”，临近的盘锦市还有几个类似的，而其它地方则几乎完全没有，这些好像在说“华胥氏”也来到了辽西，《路史》云：

华胥氏死，“葬朝阳”，正好也是说在“朝阳”这个地方，另外，与朝阳相邻盘锦市、盘山县也像是先前磐石市的“磐”字也搬了过来，“胥”字与“盘”字好像总是离得很近。

图五、辽宁朝阳市大洼县聚堆存在的带“胥”字原始地名其三，刚才在吉林省讲到“旺起镇”，现在在这里也聚了很多的“起”的地名，比如：

朝阳市的“白虎起沟”、锦州市的“高起堡村、中起屯”、葫芦岛市的“张起村、张起楼沟、南张起沟”、阜新市的“牤起营子、敖户起村、好保起”、辽阳市的“起台子村、黎起村、黎起堡”等等，看这些地名的字序，使我想起了西北的“吴起”，也许“吴起”也是同样的“起”。

其四，“帝俊”与“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而这里竟有“头台村”到“十三台村”的地名（如果有一个夭折就是十二），另外还有叫“双台”的等等，在这其中，“双台”可能还是原来“天台”的那种意义，这可能是现在“坐台”这个词的源头，而“头台村”到“十三台村”的数序之“台”，则可能是“帝俊”十二个女儿的“台”，“帝俊”在当时可能非常显赫，而且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开始走向非母系社会。

历史传说中的“西王母”可能就是“常羲”，因为朝阳市就是辽宁的最西部，在那里搜索可以见到很多带“常”字的原始地名，而且到中原之后，开始时“西王母”可能是住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的“常山”，山东带“常”字的地名很多像香港女性的那种双姓，比如“张常”、“常杨”、“常刘”，这些地名说不定与“常羲”女儿的夫家有关，“常羲”后来可能是住在当时夏代中心“十日国”（山东日照）南边的常州，有故事说“帝俊”就是在“西王母”家下达和指挥杀灭“十日国”的，而由于那是“帝俊”常住的地方，“常”字才有了“经常”等字义，这些说法可能不会完全没有根据。

其五，辽宁的朝阳市可能还是“三身国”的地域，“三身国”是“帝俊”与“娥皇”所生的后代的国家，按古籍记载是在“丛渊附近”，而朝阳市有个山渊之下就有“丛杖子村”，据猜测，“皇”的字形是“白+王”，可能是白种女性，其后代可能是山东、华东的那些大个子，“三身”可能就是身体高大，汉字里就有“仁”和“仨”字，“娥皇”进入中原后可能在山东停留过，山东威海和枣庄有较多带“峨”字的原始地名，而且在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就有“峨山”，后来其可能去到吴越一带成为吴越的先人，“娥皇”最后归宿可能是“峨眉山”，“眉”可能是“没”，《遁甲开山图》说女娲氏死了，就说“女娲氏没”。

不过，“帝俊”在辽西经过很长时间相对很稳定的生活之后，好像转到辽东一带过着辗转的生活，因为在本溪、沈阳、铁岭、丹东、大连等地域，看见了散布的“三日地”到“十日地”的系列地名，这可能就是其与“羲和”生了的十个儿子的痕迹，这十个儿子都叫“日”，这是后来最大名鼎鼎的“十日国”的血脉根基，“帝俊”将男儿称为“日”，将女儿称为“月”，这显然是“道教”的痕迹，不过，能够一直与自家的孩子到处相处，这表明已经更多的进入到非母系社会。

为什么说辽东是在辽西之后呢？

因为“十日”的故事都在东部，而“十日”的这些故事也是“帝俊”在东北的最后的日子，为什么知道这时候“帝俊”是在辽东呢？

这方面有几个难以辩驳的证据：

其一，这首先有《山海经》为证，其说“十日”的地界是在“东海之外，甘水之中”，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