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的变迁与文化融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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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都的变迁与文化融通
中国古都的变迁与文化融通
本文为台湾辅仁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资助研究项目。
原题为《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
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历史上的都城的形成、发展、繁荣、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
历史上的都城,都是其当世相应的王朝或政权统治区域的政治中心,也是其时的文化中心。
我国历史悠久,王朝或政权先后迭出,极为繁多,莫不皆有其都城。
或绍继前代,或自创新局,皆能使之成为一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使之成为一时的文化中心。
能够成为文化中心,自是由于各方文化的荟萃。
都城既荟萃各方的文化,又复以之向外传播,影响各方,相互融通,推陈出新,有所发展。
时移世易,当时都城,过后皆成古都,仿佛已为陈迹。
然文化源流初未稍断,仍在融通发展之中,数千年来始终一脉相承。
中华文化瑰丽奇特,是自有来由的。
不佞前撰《中国古都和文化》已就古都尚为都城时的文化略事论述。
今当再就其与当代文化的融通,加以董理,以见其间演变的过程与痕迹,并为今后城市的发展提供论据,俾其能显示出具有历史渊源的独特风格,卓立于当代,而且愈益发展,使其宏伟雄姿,垂之久远。
虽说是探索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然为了明了其间的来龙去脉,有时候还免不了要追述既往,以便作相应的梳理。
一、由都城到古都的变迁
我国历史悠久,王朝或政权相当繁多,因而改朝换代之事,不断发生。
每当改朝换代之际,对于前代都城的处理曾经有过不同的方式。
大致说来,可有四种类型:
一是王朝被灭,都城被毁成为废墟。
商代的殷虚、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晋的洛阳、北齐的邺、陈的建康皆难免这样的浩劫。
周人灭殷之后,以其地封殷后武庚。
武庚以作乱为周所诛,又以其地分为邺、鄘、卫三国。
三国皆不居于殷都。
殷都遂为废墟。
西周为大戎所灭,丰镐则再未见诸记载。
秦末项羽入关,烧毁咸阳,当年焦土迄今仍然成堆。
西晋洛阳为匈奴攻破后,十六国迭相起伏,皆无再以洛阳为都的。
直至北魏孝文帝时,始复居其地。
北魏的都城等于重建,可知晋都残破的严重程度。
北齐灭后,邺城犹为相州治所,北周未久即移相州于安阳(今河南安阳市),邺城及其邑居皆被毁废。
(《周书》卷8《静帝纪》)陈为隋灭后,建康亦被平荡耕垦,夷为平地。
(《隋书》卷31《地理志》)二是王朝被灭,其都城就降为地方州郡治所。
东周的洛阳、西汉和王莽的长安、唐代的长安、后唐的洛阳、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皆同此例。
东周灭后,秦设三川郡,其治所就在洛阳。
西汉长安本为京兆尹治所,经过王莽改制,东汉废不为都,仍为京兆尹的治所。
唐代灭亡后,后梁即于长安设大安军,并以之为佑国节度使治所。
后唐破灭,后晋虽仍暂居其地,然未久仍以之为河南府治所。
北宋为金所灭,金人曾以张邦昌和刘豫为傀儡,先后居于开封。
及废去刘豫,仍以其地为开封府,及蒙古南侵,金人始再以开封为都,其间相隔已数十年了。
南宋的临安本为杭州,元人灭南宋,就仍以之为杭州路治所;三是因前朝的成规,即以旧都为新居。
魏晋都于洛阳,即承东汉之旧。
东晋南迁都于建康,南朝诸代即因而不改。
北齐以邺为都,北周以长安为都,就是分别循东魏和西魏的故规。
唐居隋后,也都于长安。
后汉、后周和北宋皆是承后晋之后,相继都于开封。
元人始居大都,明仅改其名为北京,清人又改北京为京师,其实皆是一地。
清人虽称北京为京师,可是北京之名却仍旧沿用,并未完全废去;四是废弃前朝故都另建新都。
西汉都于长安,长安与秦时咸阳,仅隔一条渭水,南北相望。
西汉建都之时,咸阳已被焚为灰烬,长安实际上是另建一座新城,隋时改建长安城,旧城才被废去。
新城在龙首原下,虽仍以长安为名,却并非一地。
元代建立大都略同于隋时的长安。
其时金人的中都尚未废去,元人就在其旁另建新都,中都的一隅也被划入大都之中。
上面所说的成为废墟的都城,大都未能复兴。
殷都于秦末即已被称为殷墟,项羽曾在其地接受章邯的降附(《史记》卷7《项羽本纪》)。
丰镐则迄未再为人所道及。
咸阳自秦末被焚毁后,迄今尚可看到一些焦土。
仅洛阳一处仍能再成为都城,那就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时明。
邺与建康先后被废,其间相差,为时无多,建康后来还能成为地方州郡的治所,邺却再没有能够恢复起来。
邺没有能够恢复起来,有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因素。
北周灭北齐后,不久就为隋室所代替。
北周和隋都恐怕太行山再有地方势力崛起,从事反抗,故彻底摧毁邺城,不欲使之为他人所利用。
按说邺能够繁荣,长期被建为都城,固然由于它是太行山东平原的重镇,也是由于东汉末年曹操的开凿白沟和利漕渠,使它具有便利的条件。
邺被毁废后,渠道随即湮塞。
后来隋炀帝开永济渠和白沟有相同的作用,却不再经过邺的附近,所以邺就不可能再得到恢复。
迄至今日,曩时驰名一时的三台,仅铜雀台犹稍有残迹而已。
与邺相似的,还有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所建立的统万城。
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
赫连勃勃建立统万城时,构造至为坚固。
夏国灭亡后,北魏以及隋唐皆曾以之为边防重镇,北宋时逐渐为沙漠所掩没。
迄今其西北隅雉堞虽犹高耸云际,城内却鲜有人迹。
建康却不是如此。
隋初平荡了建康,并改设江宁县,稍后于其地置丹阳郡。
据说,“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贾。
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隋书》卷31《地理志》)。
所谓二京,指的是长安和洛阳。
平荡过的废墟,竟然能和长安、洛阳相媲美,其恢复的速度也是少有的。
这没有别的原因,主要是建康东距太湖不远,素以富庶相称,而又紧濒大江,交通便利,这样富庶的因素不是人为的力量所能完全阻止的。
当然,隋王朝也没有再次有何阻止的措施。
这显示出建康虽不为都,然长期都城的影响,并未因旧日王朝的崩溃而泯灭无余。
那时候王朝的都城都有一定的规模,有的更是宏伟壮丽,隋唐时的长安就是如此。
隋唐时的长安与汉时不同,始筑于隋时,唐代更为修整。
有宫城、皇城、外郭城三大部分。
唐代诗人白居易久居长安,对于长安城的街道布局曾频加称道,他一则说: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全唐诗》卷448《登观音台望城》),再则说:
“下视十二街,绿树间红尘”(《全唐诗》卷424《登乐游原》),三则说:
“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全唐诗》卷424《邓鲂张彻落第》)。
而且还说:
“西望长安城,歌钟十二街”(《全唐诗》卷424《谕友》)。
就皇城而言,与外郭城无关1。
不论街道多少,在白居易看来,都是整齐秀丽。
长安城迭经沧桑,迄今已非唐时的旧貌,所以白居易的诗句很久不再为人道及。
可是现在西安城不断扩建,远超过于唐时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的规模,棋局菜畦都已难于比拟,绿树依然,红尘渐少,春风荡漾,轩骑亦不须暂停,白居易倘若地下有知,亦当惊世界殊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情形都变得古今相差很大,甚至迥不相同。
司马迁以一代史家,撰著《史记》,不仅见重累代,抑且流传所及,远臻域外。
史公所记,实包罗万象,上自帝王之尊,下至庶民之细,皆靡所缺佚。
就是长安城中的市井琐事,亦皆娓娓道及,甚至博戏、行贾、贩脂、卖浆等人亦皆能见之于笔下,并且还指出“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史记》卷129《贷殖列传》)。
这样的情景核实来说,也并非汉时长安所独有,隋唐诸代也未必不是如此。
就是到现在,在隋唐长安城旧址上建立的西安,也仿佛所差无几,只是具体的人物已经不是所说的桓发、雍乐成、翁伯、张氏了。
司马迁还举出其时一些人能够具有相当的产业,其收入就可与千户侯等。
其中渭川的竹就是所谓产业的一种。
能够在渭川有千亩竹,那就是非同小可了。
就在汉代以后,只要渭川有竹,就可证明司马迁所说的并非虚谬。
迄今西安城中,尚有以竹笆市为名的街道,其间犹多竹肆。
也许其人虽设竹肆,而尚无千亩之竹,故未闻有能与千户侯相等的富豪。
这条竹笆市的设置可以上溯到明代。
明代以前未见记载,却也不能就说没有设置。
就以明代而论,亦可见其源远流长了。
二、古都中的旧俗
都城被毁弃之后,就是已成废墟,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具有相当的影响。
那些没有沦为废墟的古都,影响可能更大,这是说习俗已成规模,并不因王朝或政权的崩溃而立时有所改观。
三代之时,商人迁殷之后,文化有很大的发展,瑰丽宏伟,为其并世各地所未有。
甲骨文创自殷人,青铜器的制作亦为殷人的绝技。
近年发掘周人早期居地的周原,不仅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且有制作青铜器的作坊。
周灭殷后,更徙殷都百工于丰镐,这就使周初青铜器的制作更为精美,而其他手工业的产品较前也益为繁多,就是箕子所作的《洪范》,对于周初的政治和文化也不能没有影响。
周人猎取殷人的许多成就后,为了易于统治殷人的故地,曾分其畿内为邶、鄘、卫三国,稍后又尽以其封卫康叔。
卫与鲁并为夹辅周室的大国。
汉时,班固论卫国,说是“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权,薄礼恩,好生分”(《汉书》卷28《地理志》)。
流风余韵是难于完全泯灭的。
西周以丰镐为都。
周都之中不仅有商人的文化,就是诸侯封国的文化也杂列于其间。
楚国的早期虽被视为蛮夷,然其地所产的包茅却为周王室祭礼不可或缺的物品。
周人是讲究礼治的。
礼仪不恭自然是难以容忍的大事,甚至因此有劳齐桓公的远征。
周时诗书重于世,而诗人歌咏尤具有特色。
雅颂自是王朝和诸侯的制作,而国风却间出自民间。
民间之诗能被采集,为都城人士所传诵,且流传于诸侯封国之间,应该认为一时的盛事。
西周初年曾大封诸侯,西周灭后,鲁、卫、郑、齐犹可略觇其旧风。
其后周室凌夷,至于战国,雒邑虽仍为王室的都城,殆已失去都城所应有的地位。
诸侯都城相继兴起,齐国临淄稷下的学风,鲁国曲阜洙泗之间的儒术,赵国邯郸慷慨悲歌的风气,楚国郢都曼延瑰丽的楚辞,都各有其特色,远驾于雒邑之上。
虽然如此,曩昔周都所重视的礼仪,为人称道的诗书,并不因周室的凌夷而即为世人所漠视。
就是当年所珍贵的鼎彝重器,迄至现在,犹为代表远古文化的瑰宝。
就西汉的都城长安来说,其地距邠、岐、丰、镐皆不甚远,这些地方都是西周时的都城。
故自广义来说,长安其时也应该有些古都的味道。
司马迁曾经因此说过:
“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
太史公这段话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自是偏重于经济方面。
经济不能概括文化,论述文化,这段话就不免有点一面之辞,难得概括全体。
班固也曾论述过长安。
班固之时,都城已迁往洛阳,故所论述的应该是古都长安。
班固说: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益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力利,豪杰则游侠通奸。
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送死过度”(《汉书》卷28《地理志》)。
所说的应该都是西汉时的故事。
东汉因于西汉之旧,典章制度很少改革,因而东汉时的长安和西汉亦应大致仿佛。
虽然已是古都,当年规模似未多所改动。
《隋书·地理志》也曾论述过长安的风俗。
它说:
“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
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
贵者崇侈靡,贼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
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
隋氏建立的王朝,上距西汉的崩溃,约有570余年,这中间还有几个政权在长安建都。
可是《隋书·地理志》所说竟和《汉书·地理志》相仿佛。
如果说其间还应有差别,那就是“华戎杂错”了。
西汉时的长安,城外使人的居住也有规定的街道。
超出范围,可能是不会被允许的。
至于“华戎杂错”,那更是说不上了。
《隋书·地理志》所说的这一点是不错的。
十六国时期,匈奴、氐、羌诸族都曾经在长安建过都,这样一些政权的历年都相当短暂,可是随它们迁来的民族不会都完全离去,因而“华戎杂错”也是难免的。
就是迁来这些戎人,也不断在华化过程中,也许绝大部分都已华化,说不上有若何的差别。
除过这一点以外,隋时的长安和汉时的长安几乎都是相似的。
《隋书·地理志》在论述长安的旧俗以后,添了一句:
“此乃古今之所同焉”。
这句话说得很是中肯。
不仅长安如此,其他一些古都大致也相仿佛。
洛阳与长安相去不远,都长期作过都城。
《汉书·地理志》论洛阳的旧俗说:
“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官”。
《隋书·地理志》论述洛阳,先指出:
“洛阳得土之中,赋贡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
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
接着就援引《汉书·地理志》的话说:
“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贱义贵财”,并且还加了一句:
“此亦自古然也”。
其实不仅长安和洛阳如此,江左的建康也是一样的。
前面说过:
隋灭陈之后,随即平荡了建康城,但未久就又恢复旧规。
《隋书·地理志》说:
“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敌强弱,事类讲武”。
看来这还是承袭着秦汉以来的旧俗。
《汉书·地理志》就曾说过:
“吴越之后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隋书·地理志》所说只是较《汉书·地理志》更为具体而已。
长安、洛阳、建康皆是如此,其他古都当也皆然,至少也应差相仿佛。
按之常理,事物经常在变化之中,都城的习俗也应经常有所变化,都城成为古都也难得不发生变化。
但如《隋书·地理志》所说,即使有所变化,也不是很大的。
《隋书·地理志》谓洛阳之俗沿商贾。
这样的论述就在今天来说,也还是恰当的。
洛阳人在这方面确实有其才能。
而这样才能的渊源竟可追溯数千年之前。
这已可说明:
中华文化自来是前后相承,一直保留其本来特殊的因素,不为外力所冲乱。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特殊的因素,数千年来,始终屹立于世界,而且愈加发扬光大,永无底止。
古都中所显现的,只是其中一个例证而已。
三、太学、国子监和儒家学术
自来论都城中的文化,儒学之士和能文之家皆受到重视。
《史记》首先为儒林立传,《汉书》继之,搜罗更广。
《后汉书》更为文苑立传,自后诸史率多因循,未曾稍替。
仿佛一脉相承,未稍间断。
这些儒学之士和能文之家中绝大部分皆曾往来于其当时的都城,为都城文化添上许多异彩。
这样的文化还可往前推溯。
今安阳殷墟附近,有地名为演易坊。
据说是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为殷纣所拘,推演《周易》的地方。
《周易》为以后所说的六经之首,素为儒家必治的学问,可见其渊源所自,在都城中早已居有一定的地位。
儒家之学始自孔子。
孔子为鲁人,春秋末季讲学于洙泗之间,为一时显学。
汉武帝时始立于学官。
这是说儒家在以前也和其他各家一样是私家授徒,这时才在都城之中王朝所立的学校里正式开设课程。
本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起源很早,《周礼》大司徒属下就有师氏、保氏,各以所司教育国子。
《大戴礼·保傅》篇中,更有太学的记载。
汉武帝所立的学官,当为太学。
其后或称国子学,或者两者兼立,皆设于都城之中,为国家的最高学府。
儒家之学立于学官,其他学科自仍在讲授之列。
不过儒家之学一直占着主要的地位。
隋炀帝时改国子学为国子监(《隋书》卷28《百官志》),自后各代皆因其制。
唐时国子监遗址尚可稽考,乃设在长安外郭城朱雀门街东第二街自北向南第一坊务本坊内(宋敏求:
《长安志》卷7《外郭城》)。
其地近朱雀门,朱雀门内即为皇城,唐朝政府诸机构皆在其中,和国子监的往来比较方便。
唐代后期所刻的开成石经就立于国子监中(《唐两京城坊考》卷2《西京·外郭城》),迄今犹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中。
今北京城内亦有国子监,始建于元时,历明清两代,今仍伫立于安定门内。
以前一些王朝或政权为了宏扬儒术,先后刻有石经。
石经的刊刻始于东汉灵帝熹平年间,即所谓《熹平石经》。
其后曹魏齐王芳正始年间和唐文宗开成年间皆有刻制,即所谓《正始石经》和《开成石经》。
再以后还有后蜀孟昶时刻的《蜀石经》,北宋仁宗时刻的《嘉祐石经),南宋高宗时所刻的《南宋石经》,还有清乾隆时所刻的《清石经》。
所刻的石经自是列于其时的都城之中。
今《开成石经》如上所说,仍伫立于西安。
《清石经》尚存于北京,其余皆残缺不全。
设立学校是历来王朝发展教育的要政,而儒家学术亦自有其精萃独立的特点。
由于都能在都城之中居有适当的位置,是会不断发扬光大的。
王朝虽有兴废,都城虽有改易,但国子监和太学却还一直延续下来,儒家学术也能有所依附,不断发展。
直至清代末年,始建京师大学堂,代替了以前的国子监,前后名称不同,古今文化通融的过程,却仍然历历可观。
再到后来,北京的高等学校已不复限于一所,就是其他较大的古都,学校已都相继林立,显示古都的文化有长足的发展。
京师大学堂初创之时,儒家学术固仍居有主要地位。
其后各科并建,儒家学术仿佛显得消沉,但作为独立的学科,在社会上依然具有影响力量,在古都之中仍有其适当的地位,治此学的大家还是不断有名于世的。
唐代初年于国子监内立孔子庙,各州郡亦同时设立(《大唐六典》卷6《礼部尚书》,《旧唐书》卷24《礼仪志》)。
此后历朝皆相继沿袭,未再更改。
迄至现在,各地的孔庙尚多依旧保存,古都所在也都未为例外。
特别是设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的孔子庙,自元成宗大德年间创建以来,历明清两代皆有增葺,其中尚保存有若干礼器。
以前在丁祭时仍按谱演奏,后来丁祭不再举行,乐器也就置而不用了。
北京以外其他古都的孔庙,也有改作别用的,如辟为博物馆之类。
虽与往昔规模不同,但有此旧典对于儒术的发扬,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四、关西尚武精神与长安文化
秦汉时期有一句流行的俗谚,说是“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或者说是“山东出相,山西出将”。
所谓关乃是指的函谷关,所谓山乃是指的崤山。
崤山在今河南灵宝县,函谷关就在崤山之侧,因而所说是一样的。
这句俗谚是说当时国内东西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崇文和尚武的差异。
这虽是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必然会反映到都城中来。
尚武是习于鞍马骑射,崇文则是讲经治学。
远在战国之时,百家并起,好鲁儒学所被渐广,洙泗之间弦歌因而不辍,及汉武帝尊崇儒术,向学之风更盛极一时,遍于函谷关或崤山以东各地。
儒学有成往往能取得高位,甚至可至卿相,因而社会上就流传着关东出相或山东出相的俗谚,以之与关西或山西的出将相媲美。
由于儒学的发展,逐渐冲破崤山和函谷关这样的东西分界。
《汉书·儒林传》所载的儒生,虽绝大部分都是隶籍关东,可是崤山以西也并不是就没有好学之士。
平陵士孙张以治《易》,吴章、张山拊、李寻、郑宽中、涂恽以治《书》,重泉王吉亦以治《书》,皆能侧身与关东诸儒同列。
平陵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重泉在今陕西蒲城县东,固皆在崤函之西也。
到了东汉,儒术所被更广。
几已遍及关西各处。
东汉初年,华阴杨震以治尚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被诸儒尊称为关西孔子(《后汉书》卷54《杨震传》)。
其后茂陵马融,以世之通儒,所施养的诸生,常以千数。
其授徒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就为当世所称道(《后汉书》卷60《马融传》)。
今陕西扶风县南绛帐镇,为陇海铁路的一站,据说就是马融当年的授徒处。
而有凉州三明之称的皇甫规和张奂,皆以武功彪炳,名重一时(凉州三明后文将另行叙及),却皆研经重道,与儒师并称。
皇甫规所著有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27篇。
据说还有文集5卷(《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
张奂曾经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30余万言(《后汉书》卷65《张奂传》)。
如果仅凭这样的著作,就很难想像这两位原来却是驰聘鞍马、转战万里的将军。
皇甫视为朝那人。
朝那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州固原县东南,张奂的故居在今甘肃安西县西。
皇甫规所居还在六盘山东,张奂的家乡却已在凉州的最西端,近于国门了。
东汉时,凉州及关中还以位于崤函之西的缘故,出了一些将军,仍能称得起“关西出将”。
至于“关东出相”,就难以崤函来概括了。
这里所说的出将因而就只限于关西,关东之人是不容谈到的。
秦汉时期的将帅籍贯,以六郡为多。
所谓六郡乃是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天水(治所在今甘肃通渭县)、安定(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地(治所在今甘肃环县南)、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南)、西河(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旗西南)(《汉书》卷28《地理志》)。
用现在的地理来说,就是陇东、宁南和陕北。
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的风气?
据汉时人的解释,说是这些地方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书》卷28《地理志》)。
这样的解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秦汉以前的猃狁、昆戎,秦汉时期的匈奴,都曾经不断南下侵扰,当地的人为了自卫,不能不崇尚武力。
这里向来又是著名的产马地区,因而鞍马射猎自然就成为风气。
长安附近,周秦以来就是建都的所在,在这些游牧民族的压力下,都城也不能不重视防御侵扰。
秦汉时期这里形成尚武风气,是有来由的,而且也在都城之中有所显现。
其中有些人就是自幼生长在都城的附近。
秦时的将军王翦就是频阳人,白起也是郿县人(《汉书》卷6《赵充国辛庆忌传赞》)。
频阳在今陕西富平县,郿县就是今陕西眉县。
分别在秦都咸阳的东西,相距并不很远。
西汉时的将军苏建及出使匈奴的苏武父子,又皆是杜陵人(《汉书》卷54《苏建传》)。
杜陵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北,距西汉都城仅有三四十里,可以说是近郊了。
这几位将军都是关西人物,他们在都城中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东汉迁都洛阳,长安就退而为古都。
东汉初年,称雄河西的窦融及其侄窦固,曾孙窦宪,皆为平陵人。
平陵就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
窦固、窦宪皆曾远征匈奴,窦宪的功勋尤为巨大,且曾勒铭干燕然山上,彪炳武功。
燕然山据说就是现在的杭爱山,已远在蒙古境内。
以伏波将军见誉于当时和后世的马援以及立功西域的班超,又皆是茂陵人(《后汉书》卷24《马援传》,又卷47《班超传》)。
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其距长安的路程较远于平陵,却还在长安的近旁,可见都城虽已他迁,其流风余韵却并未因之稍稍消失。
前面所说的凉州三明,为朝那(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皇甫规、酒泉(当作渊泉,今甘肃安西县东)张奂,再加上姑藏(今甘肃武威县)殷颍(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殷颍字纪明,故云),当时都城已在洛阳,故三明的功绩都显现于洛阳,和长安的关系并不很大。
两汉时有一条规定,说是边民不能迁徙到内地来。
张奂由于立了很大的军功,可以破例内迁,被允许迁到华阴。
华阴就是今陕西华阴县,当时华阴隶属弘农郡。
弘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不隶属长安所在的京兆尹,不过距长安还不是很远,而且就在崤函之西。
张奂的迁徙虽说是他一家的私事,可是这样一位具有尚武精神的人物迁到长安的附近,就不能对于长安风尚没有若何影响。
长安到了隋唐时期又复建为都城。
隋唐长安与汉时长安虽非一处,相距却在咫尺之间。
唐继隋后建立的王朝得力于关陇集团。
这是近人的论断,验诸两《唐书》的纪传,也是确有所本。
所谓关陇集团,就是唐初建树功勋的将军们,都是籍隶关中和陇上,因而就有了这样的称谓。
这是西魏北周以及隋代所蕴聚的地方武力,也是和秦汉时期的关西名将相仿佛的出身途径。
唐初上距秦汉已有数百年之久。
在这悠久的时间时里,尚武精神一直都在蕴聚之中,不大为人所知,至于唐初才具体显示出来。
关陇集团的形成和显示其力量的所在,只是唐代初年事,与后来无关。
但形势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唐时边庭将帅有些是出于周边各族,但籍隶于关西的仍是大有人在。
唐代前期府兵的驻地,以关内道最为繁多,计有261府,超过全国总府数634的1/3(《新唐书》卷50《兵志》)。
长安城周更为特殊,亦有131府(《新唐书》卷37《地理志》)。
府兵是来自全国各地,出身于关内道的应该独居前列,这就使关西尚武之风历久不坠。
其后府兵改为彍骑,彍骑12万人,京兆彍骑独居6600人(《新唐书》卷50《兵志》),亦为其他各地所少有。
安史之乱时及其以后较长的一段时期,维护李唐社稷的还是有赖于朔方军以及与朔方军有渊源瓜葛的将帅。
朔方军本来驻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也就是当时的灵州。
唐代后期,郭子仪、李晟犹先后为一代名将。
郭子仪就是出身于朔方军中。
郭子仪为华州华县人(《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作华州华县人,《新唐书》第137《郭子仪传》同,《新唐书》卷74上《宰相世系表》,谓郭氏曾自太原徙华阴,华阴即在华县之东),华县今犹为陕西华县。
华县在长安之东,这和秦时三班的籍隶频阳,白起的籍隶郿县相仿佛。
李晟为陇右临潭人。
临潭今仍为甘肃临潭县,已在洮河中游2。
则郭李二人皆是籍隶关陇地区,堪为当地尚武风气的标志。
杜甫在长安时,曾赋写过一篇《兵车行》。
其诗有句说: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钱谦益为之作解释,指出这是反对当时远征南诏之作。
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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