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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辩证唯物主义回归到马克思的人本主义
从辩证唯物主义回归到马克思的人本主义
从辩证唯物主义回归到马克思的人本主义
曾飞
名人的话不一定是名言。
名言不一定是名人说的话。
名不见经传的党校老师张培炎先生说:
“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被商品拜物教所代替,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被绝对化了的阶级斗争所代替,结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陷入了困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要在困境中寻找出路。
事实证明,出路就是复归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
”
看来,“复归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也堪称名言。
张培炎老师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当代》一文中还认为:
“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实践、人的解放、人的发展就是历史的开端、过程和归宿,也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以揭示人的实践、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规律为己任的人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实质。
但是,马克思以后的共产党人大多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学说,而忽视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以致20世纪末在苏联和东欧出现了人民被共产党所忽视、共产党被人民所抛弃的重大历史事件。
”“‘人本’思想是相对于‘神本’、‘官本’、‘金本’等思想而言的,而且是为着反对这些‘非人本’思想而提出来的。
‘人本’与‘非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并相互斗争着。
大致说来,奴隶主阶级奉行的是‘神本’思想,封建地主阶级奉行的是‘官本’思想;虽然资产阶级很早就提出了‘人本’思想,但他们实际奉行的乃是‘金本’思想。
在科学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人本主义’。
促进‘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事业。
”
而姜中林先生则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人’的首要地位,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我国当前强调的‘以人为本’也是有密切相关的,以及与管理学中重视的‘人本管理’也有联系,反观当前社会现实,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人’的关系,以及当前怎样看待‘人’进行研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不管这些论述是否精确,有一点是肯定的,马克思的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以人为本的。
哪为什么马克思以后的共产党人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称之为人本主义、人文主义,而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呢?
有关论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最早出在狄慈根在1886年出版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哲学领域中的漫游》一书中,狄慈根用这一概念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后来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表述的。
在30年代由于统一思想认识的需要,斯大林通过《联共(布)党史》教条式地建立了新的强制性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体系,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布展了后来那个传统哲学解释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俄国革命家洛帕廷给奥沙尼娜的信,转述恩格斯的话说:
“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
‘我能说的只有一点: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注1](《马恩全集》第2l卷第54l页附录。
)
如果马克思知道当今苏联教科书版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抽掉了马克思理论的人文精神,而把马克思主义强制性地归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恐怕还会笑着说: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又说: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
它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
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正式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认为: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页)
必须充分注意到,马克思所说的: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
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仅仅是一种手段,夺取政权仅仅是“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其最终目标,马克思说得很明白: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也就是全人类的自由解放!
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与核心,是以人为核心,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为归宿的人本主义理论。
而不是阶级斗争学说。
总之,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而人文精神,正是中华文明的根本传统。
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个基本点:
回归并发扬中华文明的人文传统。
从传统人文精神到现代人文精神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有许多糊涂的说辞,但楼宇烈教授对此却做出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彖传》。
‘贲卦彖传’曰: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魏王弼对此解释说:
‘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
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
’唐孔颖达补充解释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宋程颐的解释则是:
‘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
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
’由以上各家的解释可见,‘人文’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是与‘天文’一词对举为文的。
‘天文’指的是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人文’则是指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
具体地说,‘人文’的主要内涵是指一种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
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
一是人们所讲的‘人文精神’一语,无疑与上述‘人文’一词有关,抑或是其词源。
但‘人文精神’一语的涵义,又显然要比《周易·彖传》中‘人文’一词的涵义丰富得多。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出现和展开显然要比‘人文’一词的出现早得多,《周易·彖传》的面世不会早于战国末,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远则可以追求至中国文化的源头,近也至少可以推溯到殷末周初。
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
如《尚书·泰誓》中说:
‘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
’《孝经》中则借孔子的名义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
’这句话中的‘性’字,是‘生’的意思。
宋人邢昺解释说:
‘性,生也。
言天地之所生,惟人最贵也。
’‘夫称贵者,是殊异可重之名。
’其实,在《孝经》面世之前,荀子也已提出了人最为天下贵的观点了。
他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楼宇烈: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一句话,在天地之间,“惟人最贵也。
”
除此以外,民本思想、人本思想源长流远。
周公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晏子曰:
“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
”孟子曰: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孟子还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老子则曰: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
因而,中国的人文传统,其精粹,就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归宿,一切为了人的文明成果。
这与非人性的“唯神”的宗教控制,非人性的“唯心”的精神控制,非人性的“唯物”的资本或权力垄断之下的物质力量控制有着天壤之别。
是最具人性的文明成果,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注2]是对“物本主义”的反叛。
诚如张建君博士所言:
“西方文化中则存在的是以物质成果的和物质利益的充足为特征的物本主义的文化。
在西方文化中物质财富的获取是社会生产、生活的核心,也是个人获取社会良好评价的前提。
回顾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围绕物质财富杀伐征掠,疯狂创造的历史。
以古希腊、罗马的全球化扩张到十字军东征的掠夺,一直到包括非洲、黑人贸易、罪恶的鸦片贸易,和资本主义的机械化物质文明的生产体系,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物质财富的疯狂。
乃至他们的生产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即‘征服和改造自然而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
西方的社会正是充斥着物,围绕着物的社会。
个人的地位和名誉乃至社会的评价都是以物质财富占有的充足作为成功的基础。
乃至在他们的社会里‘财富成为名望和力量的‘经济’基础’(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
因此,在西方经济学里重要的不是研究在生产中人们相互的关系和地位怎么样,而是有限的生产要素投入如何保证最大的收益获得。
”
西方人本主义的这种反叛,带有显著的提倡以人为本,发扬人道主义,反对理性主义,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特点。
体现了文明进步的成果。
而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则是西方人本主义发展的高峰。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埃里希·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哲学的真相被严重地曲解了。
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所有那些马克思的经典诠释者,不管是考茨基、列宁一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伯恩斯坦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
弗洛姆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哲学实际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解释为是以他的人本主义的存在论(existentialism)为中心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追逐世俗物质利益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
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普烈汉诺夫与列宁,在许多哲学理念和实践旨趣上是完全异质的。
可弗洛姆说,他们在否认马克思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而弗洛姆在他的著作里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定位:
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是人本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宣言。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正是“来源于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自斯宾诺莎开始,通过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一直延续到歌德和黑格尔,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
(张红岩: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的论述)
然而,马克思理论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本来应该是人类传统人文精神,包括西方和东方人文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可惜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马克思理论的人文精神,陷入了物本主义的泥潭,而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不应有的曲折与严重损失。
今天,历史的教训,实践的总结,使我们明白:
唯有从辩证唯物主义回归到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才能真正继承和发扬人文精神,真正求得亿万人民的福祉,真正求得全人类的自由解放!
复归马克思的人本主义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被正统的“马列主义”所垄断,甚至是资料文献的公布,都受控制。
因而要严谨地研究马克思原本的人本主义思想,谈何容易。
但无论如何,人们经过长时间的经验教训与实践经验,依然能顿悟出一些端倪。
简述如下:
其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定位,不应该是苏联教科书版的“辩证唯物主义”,而应该是马克思“原版”的现代“人本主义”。
这样的理论定位,才有可能纠正唯重“夺取政权”的近期目的,而忽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长期、根本性的目的。
这种忽略,正是苏联共产党被人民所抛弃,苏联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也是我国官场腐败屡禁不止,权贵精英兴风作浪而难以抑制的根本原因。
也才有可能动员全世界的人民群众,破除旧的社会体制和经济制度的严重弊病,变革而发展崭新的社会体制和经济制度,使社会主义运动获得成功。
其二,唯有人本主义的理论定位,才能有效反对“物本主义”,消除资本和权力利用他们控制之下的物质力量来奴役全人类,使全世界的人民最终获得彻底解放:
一切人能够自由发展。
其三,唯有人本主义的理论定位,才能有效反对理性主义,回复人的尊严,摆脱以真理的名义对人类的思想束缚,从心身上都解放出来。
其四,唯有人本主义的理论定位,才能有效反对唯理论。
清除朱熹的“唯理是从”的唯理论和西方假借科学的名誉所建立的新宗教的思想统治,真正恢复人的尊严,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实践的基础性地位。
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的地位才能巩固,而不被唯理论所替代。
其五,唯有人本主义的理论定位,才能有效反对官僚独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不是高官当家作主。
其六,唯有人本主义的理论定位,才能有效反对奴才意识教育,让教育成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摇篮,能够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主人,而不是新的奴才。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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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张功耀:
《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恩格斯曾经5次转述马克思本人的话说,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5次都令人深思,那就是,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已经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而马克思本人从来就不赞同社会上对他的学说的任意曲解和标榜。
恩格斯转述马克思的话,可见于以下文献:
第一次:
恩格斯1882年11月2日至3日《致伯恩斯坦》:
“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
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见《马恩全集》第35卷第385页)“第二次”:
俄国革命家洛帕廷给奥沙尼娜的信,转述恩格斯的话说:
“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
‘我能说的只有一点: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恩全集》第2l卷第54l页附录。
)“第三次”:
恩格斯于1890年8月5日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
“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见《马恩全集》第37卷第432页)。
“第四次”:
恩格斯于1890年8月27日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
“德国党内……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
‘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
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
”(见《马恩全集》第37卷第446—447页)。
“第五次”:
恩格斯于1890年9月7日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信中写道的: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未,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见《马恩全集》第22卷第81页)
[注2]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世界观。
中国人文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三代时期。
商周之际,原来神灵崇拜风气浓厚的殷商宗教社会在周代逐渐产生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有了“天命靡常”、“天不可信”等观念,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思想。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进一步奠定了人文主义思想。
“人文”二字虽为中国文化所固有,《易传》云: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但人文主义却是西方文化中Humanism一词的译语,也有人把它译成人本主义。
所谓“人本”在西方文化中是相对于“物本”和“神本”而言的。
然西方文化占强势地位的是“物本”和“神本”,前者成就科学和形而上学(哲学);后者成就宗教信仰。
人文主义只是在“物体”和“神本”之间作一些补漏救弊的工作。
因此,牟宗三才说:
“在西方学术思想传统里,人文主义不是主流。
而且它也是潜伏在那里,时隐时显,因此它始终没有彰显出来,完成其自身之系统,以为领导其文化生命前进之骨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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