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必修ⅱ岳麓版第11课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备课资料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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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必修ⅱ岳麓版第11课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备课资料解读
必修二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专题史料
一、吴承明:
中国工业的资本额估计列表
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1913-1948年工商业资本增长及其结构状况(单位:
万元)
──────────────────────────────────
类别\年份 1911/14 1920 增长% 1936 增长% 1947/48 增长%
──────────────────────────────────
资本总额业别结构:
产业资本 178673 257929 5.16 999056 8.83 654992 -3.61
商业资本 234168 317000 4.24 561227 3.63 382348 -3.38
金融业资本 71004 144953 10.27 995939 12.80 387178 -7.89
其 他 24165
合 计 483845 719882 5.59 2580387 8.31 1424518 -5.04
──────────────────────────────────
资本总额属性结构:
外国资本 184608 239000 4.47 927841 8.85 111650 -16.85
国家资本 52296 90205 6.24 813272 14.73 767079 -0.48
私人资本 246941 390677 6.77 839274 4.90 545789 -3.73
合 计 483845 719882 5.59 2580387 8.31 1424518 -5.04
──────────────────────────────────
产业资本属性结构:
外国资本 102125 133000 4.50 571758 9.54 73414 -16.35
国家资本 47807 66952 3.81 222454 7.79 420079 6.72
私人资本 28741 57977 10.54 204844 8.21 161499 -2.05
合 计 178673 257929 5.16 999056 8.83 654992 -3.61
──────────────────────────────────
商业资本属性结构:
外国资本 67968 87000 138227 15348
国家资本 ─ ─ 3000 3000
私人资本 166200 230000 420000 364000
合 计 234168 317000 561227 382348
──────────────────────────────────
金融资本属性结构:
外国资本 14515 19000 193691 22888
国家资本 4489 23253 587818 344000
私人资本 52000 102700 214430 20290
合 计 71004 144953 995939 387178
三、一战期间列强对华经济侵略情况
英国的经济力量在大战中受到较大损伤,对华投资的能力也大为减弱,主要依靠旧有在华企业的利润积累扩大在华投资,其增加速度明显减缓。
1914-1930年间,直接投资年均增加率为4.3%,借款投资余额则年均递减0.45%。
因此,到1920年时在华投资总额虽增至7.457亿美元,仍居各国在华投资之首,但其所占比重已开始下滑,降为各国在华投资总额20.177亿美元的36.96%;到1930年时,其在华投资总额仍有所增加,达10.089亿美元,但在各国在华投资总额33.146亿美元中所占比重则再降至30.43%,也失去了各国在华投资的首要地位,降至第二位。
这一阶段中英国的对华投资的结构以直接企业投资为主,并因其对华投资数额的增加以旧有企业利润积累为主,使直接投资数额及其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从1914年的4.312美元和68.78%,提高到1920年的5.552亿美元和74.45%、1930年的8.46亿美元和83.85%。
原来占第二位的德国,其在华资产曾在1917年于中国对德宣战而被部分没收;又经过1921年的清理发还,只将其在华资产的一半发还,其余均作为对中国的赔偿转归中国所有,因而德国在华投资大幅度减少。
1920年时的投资总额降至1.641亿美元,较之1914年减少了38%,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降至8.13%,排位亦降至第五;到1930年时,再降至5.27%和最末位,其在华投资数额亦仅略增至1.746亿美元,仍比1914年少34.04%。
这一阶段德国对华投资的结构与英国不同,借款投资与直接投资并重,战后更因其一半资产收归中国所有而使借款投资成为主体,借款投资的余额虽在逐渐减少,但其所占的比重却在逐渐的提高,从1914年的1.271亿美元和48.02%,改变为1920年的1.13亿美元和58.07%、1930年的0.93亿美元和53.61%。
俄国则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资本输出基本停止,但旧俄的在华资产继续存在,并略有增加,只是由苏联政府放弃了旧俄的对华借款;直到1924年以后,苏联政府才陆续将旧俄在华资产售与中国和伪满政府。
因此,1920年时,俄国的在华投资只是减少了借款投资的0.45亿美元,直接投资仍与1914年时相仿,为2.131亿美元;其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虽降至10.56%,但仍占第三位。
俄国的对华投资结构与英国类似,亦以直接投资为主,其所占比重比英国更高,1914年时就已高达82.53%,1920年时则变为100%。
日本利用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对华投资能力削弱之机,大肆扩张在华经济势力。
1915年5月强迫袁世凯政府一度承认“二十一条”,攫取了在东北、内蒙、山东进行经济扩张,以及合办汉冶萍公司、独占港湾和岛屿租借权等特权,开始全面实施以东北和山东为重点的对华经济侵略政策;并占领和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企业,如胶济铁路、德华矿务公司等,从而使日本对华投资数量迅速增加。
1914-1930年间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11.15%,1914-1925年间的借款投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20.49%。
到1920年时,投资总额增至4.664亿美元,较之1914年增加了108.21%,其中直接投资为3.519亿美元,比1914年增加了88.59%;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也上升到23.12%,位次已从原来的第四跃居第二。
到1930年时,投资总额又猛增至13.864亿美元,直接投资数额亦相应增至10.131亿美元,又分别比1920年增加了197.26%和187.89%,占外资总额的比重再次大幅上升至41.83%,居于遥遥领先的第一位。
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投资结构与英国相类似,即以直接投资为主,但其发展走势与英国相反,借款投资的增加速度快于直接投资,使直接投资在其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是逐渐提高而是逐渐降低,从1914年的83.3%,降到1920年的75.45%、1930年的73.07%。
此外,日本还从经营殖民地和掠夺原材料出发,开始在东北地区进行农林业投资,从事于设立农垦公司、移民垦殖和修筑水利等事项。
如南满铁道公司在1921年12月出资2000万日元设立东亚劝业会社从事农业开发,又于1929年出资1000万日元设立大连农事会社;1908年在朝鲜设立的东洋拓殖会社,于1917年开始从事东北的垦殖事业,资本额亦从1000万日元增至2000万日元,1919年再增至5000万日元,除在沈阳、大连、哈尔滨、龙井设立分公司直接从事农垦之外,还向农垦公司和日本农业移民发放贷款,1920-1927年间共计发放5.23亿日元。
法国如同英国那样,经过大战而削弱了对华经济扩张的能力,借款投资余额随着中国政府的偿还有所减少,直接投资虽然通过旧有企业的利润积累而有所增加,但增速缓慢,在1914-1930年间年均递增4.23%,尚不及英国。
到1920年时在华投资总额略增至1.977亿美元,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降至9.8%,但位次因德国的衰落而升居第四;1930年时,其投资总额虽增至2.463亿美元,但比重又下降至7.43%,仍位居第四。
其投资结构则从原来的以借款投资为主转变为以直接投资为主,借款投资的的数量和比重,从1914年的1.199亿美元和61.84%,降至1920年的1.028亿美元和52%,再降至1930年的1.027亿美元和41.7%。
原来占最末位的美国,也象日本那样,利用欧洲各国在华投资削弱之机而较快地扩张其在华经济势力,1914-1930年间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达8.99%,1914-1925年间借款投资的年均增长率更高达16.35%。
到1920年时对华投资总额迅速增加到1.211亿美元,比1914年增加了97.88%,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上升至6%,但由于基数较少仍居六大国之尾。
1930年时投资总额再增至2.644亿美元,比1920年又增加了118.33%,占外资总额的比重亦上升至7.98%,超过法、德而升居第三位。
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投资结构虽然有加强借款投资的趋向,但是始终保持以直接投资为主体,直接投资的数额和比重1914年为0.539亿美元和88.07%,1920年降至0.9亿美元和74.32%,1930年时又上升到2.136亿美元和80.79%。
四、近代进出口情况统计表
1894—1928年重要年份进出口价值统计分析表(单位:
万海关两)
资料《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社会:
陈诗启教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厦门大学2005年版
朱荫贵论研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必要性1858-1936年的上海钱庄资料
表1、1858-1936年的上海钱庄单位:
千元
表21896-1937年中国银行历年设立统计表
1936年时,中国新式工业资本在不计算外国在华资本和东北地区的情况下为17.9亿元。
同期全国银行资产总额达72.8亿元,其中吸收存款45.5亿元,发行钞票19.5亿元。
从银行业本身的发展来看,无论是资产总额还是吸收的存款数额都相当大。
在四十余年的时间里集中起如此巨量的社会资金,是此前中国的任何一种金融机构都无法办到的。
但是,在1936年时,中国最重要的15家银行对中国工矿企业的放款总额只有区区2.9亿元,这15家银行的放款额2.9亿元还占到本国全国银行放款总额的55.49%。
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放款额还是在1930年到1936年的7年间,这15家银行对工矿企业放款增加了2.18倍[⑤]后的数字。
也就是说,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高点的1936年时,中国最重要的15家银行对中国新式工矿企业的放款,仅占同期中国关内本国新式工业资本17.9亿元的16.2%。
即使再加上其它银行的放款,整个银行业的放款数字,也只能说仅占一个相当低的比例。
表3内债债券交易指数及交易量统计表(1926-1937)单位:
千元
说明:
1、表中出现的“证券交易所交易量”栏目,是指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
“证券物品交易所交易量”栏目,指的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交易量。
1934年的交易数字是两所合并后的数字,是财政会计的计算年度所至,表示的是1933年1-5月的交易量。
2、债券指数以1931年7月的市价为100。
3、1931年的债券指数是下半年的平均数。
4、1932年的债券指数是1月和4-12月的平均数。
表4股票指数、股票及公司债交易量统计(1931-1937年8月)
《中国的现代化:
市场与社会》:
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
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是受市场需求的制约的。
旧中国没有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统计,也没有市场交易额或商品流通额的统计,因而在考察近代中国市场时,我们总要注意市场上商品量的估计,意在以这种估计代表市场上的有效需求。
先后研究的课题不同,估计的内容和方法也不同。
现在我把它们综合起来,试作一长期比较。
所谓市场商品量,是指某年或一个时期平均每年国内生产的商品加进口商品。
国内生产的商品,有的即其产量,有的是除生产者自用以外的上市量;作价一般用生产者价格或第一次交易时的价格。
有些商品不是从生产上、而是从流通中估计的,则是指较长距离的贩运贸易的商品量,按其报关价格作价。
总之,所估商品量,原则上不包括地方小市场上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余缺调剂等使用价值的交换,也不包括上市后商人之间的转手交易和对消费者的零售交易。
进口商品是计算其进口净值,以到岸价格为准,不计到岸以后的流转交易。
又估计称国内市场商品量,因出口商品海关有详细统计,无需估计;不过,出口商品均先有国内流通,已包括在国内商品量的估计中。
一、农产品的商品化
这是我们较早研究的一个课题。
意指鸦片战争后,门户开放,招致农村自然经济的分解,形成农产品的商品化。
这项研究,是在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时,由徐新吾领导的一个上海工作组完成的,估计结果都载该书,兹摘列如表一。
表一所列,除粮食外,都是与出口有关的商品,因为早期推动农产品商品化的,主要是茶、丝、棉花、大豆等出口。
估计方法主要是根据海关统计的出口量,加上估计的内销量,即市场商品量;估价时,也是出口价格与内销价格分计。
这些出口品都多少经过整理或加工,但仍可视为农产品。
惟出口丝,已是工艺品(出口多是厂丝),是把它折算成桑蚕茧,估算桑蚕业的商品化程度。
现以桑蚕茧为例,说明此项研究的内容。
鸦片战争前,生丝主要是供家庭和机坊织绸之用,年约5.5万担,连同少量出口,共6.4万担。
按每担丝需鲜茧15担,共需茧96万担,可视为茧产量。
1894年,出口土丝、厂丝8.32万担,内用约7.7万担,共16.02万担,按同法折茧240.3万担,加这年出口干茧折鲜茧2.89万担,合计243.19万担,是1894年茧产量。
其中,现代化丝厂消用33.78万担,手工丝厂消用8万担,连同出口干茧折鲜茧2.89万担,共44.67万担,是为商品茧,占茧产量的18.37%,即甲午战争前桑蚕业的商品化程度只有18%强。
1919年,出口丝13.15万担,内用估8.4万担,共21.55万担,而厂丝比重加大,按每担丝需鲜茧14.5担计,加出口干茧折鲜茧10.42万担,共322.91万担,是为茧产量。
其中,现代化丝厂消用130.56万担,手工丝厂消用19.58万担,连同出口干茧折鲜茧共160.55万担,是为商品茧,占茧产量的49.72%,即1919年桑蚕业的商品化程度已近50%。
以上茧产量和商品量,都按出口和国内茧价分别计值,以便各项商品加总之用。
从这项研究中,又可约略估计出1840年以前我国约有桑田240万亩,桑蚕农户160万户;1894年增为480万亩,240万户;1919年增为625万亩,308.8万户。
粮食是按一定的人均占有量估出产量,再按下列三项估出商品量:
(1)非农业人口,包括城市居民、驻军、矿工、游民等所需粮食,扣除漕粮等征调部分;
(2)估计茶农、蚕农、棉农、蔗农、盐民、渔民等户数,设每户需补充口粮半数;(3)酿酒、制酱、制醋及纺织品上浆、手工业裱糊等所需粮食(不是全部需购买)。
商品粮占产量比重即粮食商品率,按此项研究,1840年为10%,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
在估算中,除粮食外,农产品商品值增加最大的是罂粟。
国内种植罂粟,大约始于1850年代,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已超过进口。
20世纪初,由于国际干涉,种植数量有所减少,但价格大涨,估计1920年产值达3.9亿两,实属惊人。
不过,罂粟的价值很大部分是禁烟当局和走私集团所得,其中有多少是农民商品化的收入,还难以肯定。
如不计罂粟,1840—1894年54年间,粮食、棉花、茶叶、蚕茧四项商品值由1.92亿两增至4.66亿两,年增长率为1.65%;可见农产品商品化的速度是很慢的。
而其中又很大部分是价格因素,如果按1894年不变价格计,这四项商品值的年增长率仅为0.92%。
1894—1920年26年间,农产品商品化加速,按粮食、棉花、大豆、烟叶、茶叶、蚕茧六项商品计,由4.99亿两增至14.49亿两,年增长率为4.18%。
扣除价格因素,按1894年不变价格计,年增长亦仅1.68%而已。
二、1869—1908年国内市场商品量
这是我提交1994年洋务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一篇论文:
《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载《文史哲》1994年第6期),是用厘金、常关税、海关统计的土产埠际贸易值、盐、进口洋货等五项指标来估计国内市场商品量的增长;限于资料,未能包括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而只有1869—1908年。
(一)厘金覆盖面广,遍及内地各省,研究19世纪土产运销者,无不注意厘金。
但厘金税率不定,省自为政,很难用以估算货运量;我过去在考察19世纪市场时也只以厘金作为发展趋势,未用为数据。
厘金统计最令人疑惑的是它一直徘徊在1500万两的水平,有减无增,与贸易发展趋势不符。
经研究,我认为主要是19世纪后期物价下跌所致,如用物价指数修正,仍是稳步增长的,见表二。
至于1894年之下滑乃政治形势使然,盖1892年起清廷田赋、关税、其他收入均大幅度跌落,非只厘金。
厘金的另一难题是各省扣留部分无法核定。
不过,过去文献未免夸大,户部报称四五百万两概指甲午之际,经1897年财政整顿追回200万两,我以为各省扣留数不会超过15%。
对厘金之最大误解恐怕是在税率上。
厘金原意值百抽一,各省滥加,遂无标准。
一般都强调清廷“搜括”,估计从高;美国D·H·珀金斯在其《中国农业的发展》中各省分计,然平均达3.5%—3.7%,实亦从高。
原来海关洋人谋攫取内地税权时曾做过调查,中国内地税实低于拟议中之子口税2.5%。
子口税行后,与厘金处于竞争地位,厘金过高,则商人诡寄子口渠道(也有少量诡寄于海关之复出口渠道,其税率亦为2.5%),这是厘金收入不振的一大原因。
但我考察多项事例,商人货运转寄子口者大半不是因为厘金税率过高,而是因为厘卡腐败,稽迟延宕。
同时也有降低厘金税率以与子口争夺货源之事。
甲午后,清廷命令加厘,多省拖延不行,盖恐失货源。
我用罗东玉《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7—12章所述20个省的不同税率,再用1880—1889年各省厘金收入额作权数,求得总平均税率为2.26%,低于2.5%的子口税。
我认为这是合理的。
因用此税率将各年厘金收入还原为货运量,见表二。
各地厘卡均有刁难商旅额外勒索之事,不过这不影响货运量之估算。
表二中的厘金数,是减除洋药厘、土药厘、盐厘之数。
因洋药厘、土药厘根本与鸦片之价值无关,鸦片作为商品的价值已包括在进口洋货之中。
盐的流通我另行估算,不过有的年份盐厘过小,未能减除。
又厘金统计至1908年止,1911年系资政院预算数。
(二)常关税原有800余万两,鸦片战后无统计,实行厘金后更凌替,19世纪70年代约200万,80年代约260万,20世纪初约100万。
1888年起,广东二关由海关接管;1902年起,各省24个关由海关接管;接管后税收激增,有历年统计(见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兹按上述情况,也以2.26%税率还原为货运量,见表二。
(三)土产埠际贸易。
此是海关统计的“各关贸易货价全数”中的“土货出口总数”,包括各关运往其他关的土货,也包括转运往外洋者。
它增长甚速,部分是夺取厘金的货运即上述改入子口而来。
惟此项流通限于轮船运输并向海关报关之货运,而厘金货运大皆土法运输及无海关处所者,二者相加可代表80%以上的土产贸易。
其值见表三。
(四)盐。
我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估计鸦片战争前后官私盐销量共5853万两。
盐销量只随人口变动,本期无大增长。
惟甲午后增课、增厘而主要是加价,无各区全部引数及批价,无法估算,只好据张謇《改革盐政计划书》及督办盐政处1910年统计,计全国国产盐成本2750万元,各项课厘加价4542万两,共作6500万两,列入表三。
此数实已计入各省扣留数。
(五)进口洋货净值,据海关统计。
从表三可见,洋务运动期间,市场商品量的增长十分有限。
19世纪最后30年,即1869—1899年间,市场商品量增长74.7%,年增长率不过1.88%;若用物价指数修正,仅增长59.7%,年率只有1.57%。
进入20世纪,即1899—1908年9年间,市场商品量增长35.7%,年率达3.45%;但主要是价格因素,用物价指数修正后,年率亦仅1.54%而已。
洋务运动于19世纪60年代引入现代化产业后,即遇到一个总需求不旺、物价下跌的市场局面,直到世纪末才见转机,成为洋务派企业不能正常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期间,进口洋货中,占第一、第二位的是鸦片,每年大都在3000万两以上,加上估计的走私数,1869—1894年进口鸦片220余万担,值9.97亿两;1895—1918年约81.5万担,值5.72亿两。
鸦片戕害人民,姑且不说,而其市场作用则完全是消极的,它汲取了消费者十数亿两的购买力,成为工农业发展的一个阻力。
如前节所说,1880年以后,国产鸦片的数量已超过进口鸦片,估计1894年值9000余万两,1919年达3.9亿两,这个商品值并未包括在表三土产商品量之内。
国产鸦片,虽然也汲取了大量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它同量增加了烟农、走私商和缉私官的购买力。
表三中未能列入此项商品,是估计中的一个漏洞。
三、1920、1936年国内市场商品量
这是我在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估计1920、1936年工农业总产值的时候,同时估计了各类产品的商品值,并在该书第三卷中作了分析,后曾单独发表。
这次,又根据我在《论工场手工业》中对手工业商品值的新估计,作了修正,汇入表四。
表四显示,1920—1936年间市场的发展是较快的,商品量的年增长率达3.6%,按可比价格亦有2.51%。
而这个表所示最大变化是在商品结构方面。
现代化工厂产品增长最速,年率达7.55%,按可比价格亦有6.29%,这包括了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开发。
因而,现代化工厂和矿冶产品,1920年只占国内生产商品量的13%,到1936年已占20.5%。
相应地,手工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降低了10个百分点,这是意中之事。
农业产品的商品量这时期也颇有增长,年率达4.19%,不过这一点没有把握,因为对这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不同看法,我采用的是比较乐观的一种。
不过,这时期经济作物有较大发展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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