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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外交风云
中国的两个半外交家
姓名:
李帅奇学号:
201321020474
美国学者唐德刚说,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哥算一个,顾维钧因未有决策权,只能算半个外交家。
一、风度翩翩的周恩来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也是闻名世界的杰出外交家。
在他26年的外交生涯中。
形成了一套具有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
本文从周恩来的民间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周恩来的外交理论及其对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杰出外交家。
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之父”、“外交之魂”。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长达26年之久。
在外交活动中。
他一人身兼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种身份。
充分运用其异乎常人的精力、才能和智慧,同毛泽东一起,运筹帷幄、破旧立新。
为新中国制定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
同时。
作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善于吸取别国外交经验用于本国实践;善于把握形势,提出适合的外交政策;善于调查研究,勇于创新,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并且能够促进世界外交理论发展的外交理论。
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
1、周恩来的民间外交思想
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领军人物,周恩来不仅直接领导和参加了所有的官方外交活动,还十分关注民间的外交活动。
并且大力推崇民间自发的有利于双边国家关系发展的民间交往。
凭着这份热情。
在长期的领导和从事民间外交的实际中,周恩来不断调查研究。
总结经验,提出了许多有中国特色同时也具有他个人特色的民间外交思想。
周恩来认为民间外交的范畴很广,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方面的非官方的外交工作都属于民间外交的内容。
诸如国际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以及和平团体(组织)、红十字会、救济团体的活动等。
现在我国民间外交的实践活动正是这些内容的生动体现。
周恩来认为民间外交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作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周恩来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去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
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人民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就强调。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国际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外交的不断开展。
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虽然并非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但是可以发展人民之间的友谊。
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成为国际问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因素。
以中日关系为例。
周恩来曾指出:
“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
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
”
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曾广泛同各国政要、知名人士、新闻记者进行交往。
他们都被周恩来的个人智慧、才能、气质和风度所折服。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
中共获准在国统区派驻机构,但是国民党并不允许中共开展独立的外交活动,并且严密监视中共派驻机构的活动。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国统区的主要负责人。
在如此严峻的条件下,仍然高度重视并亲自领导了中共代表团、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合法机构以及这些机构掩护下的秘密机构。
如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下属秘密机构长江局设立国际宣传组,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
周恩来曾特别指示国际宣传组:
“对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邀请他们参加;同在武汉的国际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
”国际宣传组的活动甚至被称为是“史无前例的民间外交的新局面”。
也为新中国建立后民间外交活动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通过长期的民间外交实践,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民间外交的方针政策,指导着民间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一、民间先于政府自发组织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活动,从而促进官方的外交活动。
以中日民间往来的实践为例,周恩来指出:
“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
……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
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
所以日本朋友来得越多……就越能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
…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喝香槟酒,实现邦交正常化了。
”
第二、民间和政府双管齐下,官方提供有利条件更加促进民间交往。
周恩来指出,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是互相补充的。
只有民间外交继续稳定发展。
才能使政府外交基础更加牢固;反之,官方外交开展了,又可以为民间外交提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
周恩来指出,发展人民之间的关系。
单靠职业外交家去进行是不够的。
而是应该更多地依赖两国人民直接去交流。
我们应该双管齐下。
政府间的交流要进行,民间交流也要进行。
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是相辅相成的。
’
周恩来民间外交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是民间外交实际工作的重要指南。
中日关系的发展正是周恩来民间外交思想的成功体现。
同时,周恩来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及其对民间外交实践的高度重视,不仅丰富了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基本内涵。
而且拓宽了外交活动的领域与范围。
为新中国的外交作出了重要贡献。
2、周恩来的经济外交思想
国家外交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经济外交是国家外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关乎着本国的切实经济利益。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把中国的外交政策称为“鸟之双翼”,把鸟的身体称之为建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框架”,一翼代表文化关系,一翼代表经济关系。
在实际的外交实践中,他也高度重视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外交问题成了首要问题之一。
周恩来在指导外交工作时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内外关系问题,并指出:
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
争取外援为辅,通过外交(包括外贸和援外)争取创造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
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并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自力更生,是我国在革命时期一直坚持的方针。
这个方针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且成功地带领我们实现了民族革命的胜利。
周恩来认为,在处理对外交往关系中,我们同样要立足于自力更生。
要正确处理好自力更生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
第一,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
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决不是说拒绝外援。
关于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周恩来在1949年4月17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就有较为完整的论述:
“我们要自力更生。
然后才能争取外援。
外援如有利于中国。
当然要。
但不能依赖。
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
”他认为依赖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危险的。
他很赞赏以“自力更生为主。
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已有的科技成果为辅”发展我国经济的方针。
他认为我们积极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并不是要造成对他国的依赖。
1956年10月1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关于苏联援助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的报告时。
周恩来又指出。
我们可以争取苏联的援助,但是不能有依赖思想。
如果苏联有困难,或在某些方面还有所保留,那就要求我们自己想办法,所以还是要自力更生。
我们要努力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周恩来认为。
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要靠国际合作。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更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
因此,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
第二、国际合作要互助互利。
周恩来指出:
“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助互利的。
那种以‘经济互助’为名,把别国的经济变成附庸。
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
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一个国家只有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才能更有力量去支援别国。
而在援助别国的时候,又必须促进受援国实现自力更生。
”在《外贸十四条>中,周恩来又强调指出。
我们应该看到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
我们当然也应该帮助兄弟国家。
我们和兄弟国家要合作互助,共同发展。
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平等互利,努力帮助他们的民族经济逐步地向独立方面发展。
周恩来关于自力更生和国际合作的经济思想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同时也要努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因此,我们既要坚持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的方针。
同时又要实行对外开放。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与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
周恩来在起草《共同纲领)的“外交政策”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又指出:
“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
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
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和条件,我们互相之问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
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
”在周恩来这种平等经济外交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开始了对各民主国家和兄弟国家的援助工作,逐渐形成一种平等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思想。
第三,我国对外经济援助是平等互利的,决不干涉别国内政。
周恩来明确指出,各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独立平等的。
我们要肃清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我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
我们决不能把我们对别国的援助当做是对别国的恩赐,要防止大国主义的倾向。
同时,周恩来还说:
“一切援助都是互相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
” 第四,我国的对外经济援助计划是根据受援国实际需求制定的,并且是有利于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的。
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项且一般都是以中小型项目为主,这是根据我国实际以及受援国本国资源的各方面因素决定的。
1958年12月。
周恩来在一次援外工作会议上指出。
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应该按照受援国的具体情况采取因地制宜。
以中小项目为主的方法,帮助他们建设。
周恩来认为中国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些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基础,不是通过牺牲别人来发展自己。
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
第五、我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是在我国实际经济能力基础上量力而行的,对于受援国只是一种辅助作用。
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的经济基础还比较弱。
我们不能无限制的对外国进行援助,不能只为别人而牺牲自己。
周恩来主张我们要以经济为手段,通过经贸往来,打开两国的交往大门。
周恩来多次强调,我们发展中国家要互相帮助,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依赖于别国的援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
周恩来的经济外交思想对推动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
他提出的“和平经济政策,建立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及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是建立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和措施。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遵循它,都会推动和促进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三、周恩来的文化外交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新中国成立了。
但是国际上很多国家并没有立即认同新中国,甚至存在许多影响中国大国形象的负面论调。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多样化的文化载体。
开展卓有成效的文化外交,为塑造新中国形象、改善国际舆论、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于文化外交的概念。
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定论。
本文认为文化外交就是“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的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和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并强调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和载体来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因此。
周恩来文化外交即指为了增进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好感。
进而促进双边政治关系,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或者由其亲身实践的。
以文化为载体和手段开展的对外交往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为了向外国展示中国文化,以促进他们对新中国的认同和友善。
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电影、外交驻地的布置以及请客送礼等作为文化外交的载体,这些实践都具有极强的个人特色。
第一,电影――文化外交的特殊载体。
周恩来对电影有着特别的爱好和鉴赏力,并创造性地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用于文化外交。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
周恩来将上年刚刚拍摄完成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作为中国代表团招待客人的固定节目。
当观众看完了这部中国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立即对有着如此凄美动人爱情故事的中国产生了好感。
第二,别具匠心,布置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场馆。
根据已经解密的外交档案,在出席日内瓦会议前夕,中国代表团向故宫博物院借用了12件陈列文物。
用来布置代表团的会客室等重要场所。
周恩来特意指示选择这些国宝级文物万里迢迢运往日内瓦,就是要让这些工艺精湛、寓意深刻的稀世珍品。
向世界展现璀灿的中华文明以及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基于这一目的,周恩来在“花山别墅”会客室的布置可谓独具匠心。
大到国宝级文物――中国的宫灯屏风,小至茶几上摆放的飞天神话造型的烟灰缸。
整个客厅充满了浓郁的中华民族文化气息,向来宾昭示着古老而厚重的中华文明,以及中国人民向往幸福、和平的深邃内涵。
在这里。
周恩来会见了几十位重要的外国宾客。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多次到“花山别墅”做客,他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这些文物。
他说。
当他就某一问题跟周恩来争执不下的时候,周恩来就会请他来到陈列文物的古董架前,一边欣赏这些稀世珍品一边交谈。
在艾登看来。
周恩来此举寓意深刻,他通过这些文物所传递出的是主人深深的自信,让人感到,一个有着厚重文化底蕴的国家和人民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文明古国,礼仪天下。
作为文化外交的载体之一,请客送礼也被周恩来用以彰显文明古国礼仪天下的风范。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凡是重要的宴请活动,周恩来都必请外国客人品尝烤鸭和茅台。
此外,周恩来还非常注意适时“送礼”。
如会见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当周恩来得知中岛是日本有名的集邮家时。
便立即指示送他一套新中国邮票。
又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向尼克松夫人表示要送大熊猫给美国人民。
一下子就征服了美国人民的心。
周恩来在对外交往中的言行举止无不散发着千年文明古国的气度和风范。
尼克松在评论周恩来时指出,作为一位革命家和领导者,周恩来的品格中有着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
周恩来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的性格,是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千锤百炼中得来的。
周恩来文化外交在新中国外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让世界人民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了一个真实的新中国。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塑造新中国形象。
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精彩的文化外交使西方国家了解到一个儒雅的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
第二,改善国际舆论。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的出色文化外交,成功化解了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疑虑、误解。
不再认为中国的领导人是像“希特勒那样的人,会拍着桌子高喊”。
第三,打开外交局面。
如为了开创和拉丁美洲的建交,周恩来曾指示到拉丁美洲去做友好工作,民间外交先行,从文化人手,从贸易人手。
广交朋友。
不忙谈建交。
正是由于周恩来出色的文化外交。
才使拉丁美洲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特色,看到了古老中国的艺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及其对民间外交实践的高度重视,不仅丰富了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基本内涵,而且拓宽了外交活动的领域与范围;他的经济外交理论对加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冲破旧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他的文化外交实践。
对提升中国形象、改善国际舆论、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具有个人特色的外交理论对我国现在的外交实践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应该在周恩来已经奠定的中国化外交的基础上。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科学化、系统化地整理,使中国化外交学得到更多的充实和更重大的发展,成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生不逢时的李鸿章
1、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活动
鉴于远交近攻的合纵连横之术,李鸿章为了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以致力于对内自强的洋务运动,他采用了林则徐、魏源早已提出的“以夷制夷”思想。
这一外交策略日后则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起源于春秋时代。
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策略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李鸿章在同光年间根据列强虽有联合但也有竞争这一复杂的国际形势,也积极采取“以夷制夷”思想。
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因此他鉴于此种情况,就竭力想利用各国矛盾,来达到“以夷制夷”进而以求自存的目的。
李鸿章运用这个方法最得意的一招就是处理与英国有关云南马嘉理案的交涉。
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云南直接受到威胁。
英法两国力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一条经云南至我国内地的捷径。
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到我国云南探测路线,英国驻北京使馆派翻译官玛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接应。
1875年2月,马嘉理带领探路队擅自入境。
因于当地曼允山寨景颇族群众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打死,此即“嘉理案”。
英国政府利用此案向清政府提出了广泛的侵略要求。
在谈判中,英国公使威妥玛以绝交、战争相恐吓。
李鸿章故意将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中的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用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
当时俄、德、美、法、日、奥六国公使都在烟台观看海军操练。
李鸿章通过赫德的调停,把威妥玛接到烟台会晤,并对此次会谈“故示整暇,往来谈宴”,表示不急于商谈此事。
在清皇帝万寿节那天,请各国公使及提督等赴宴庆贺。
各国公使议论纷纷,觉得马嘉理一案中,滇抚岑毓英下令杀人一事并没有确凿证据,不应该提岑来京问罪。
次日,李鸿章与威妥玛会谈时,威妥玛取消了这一要求。
李鸿章通过此次谈判的胜利,被外国人视为外交能手,他本人亦对此次谈判之结果甚为满意,也对“以夷制夷”的效果感到很高兴。
李鸿章还积极向朝鲜输出他“以夷制夷”的高见。
1876年初,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日韩江华条约》,为其吞并朝鲜奠定了基础。
1879年8月26日,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致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书中说: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把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
尤其是后来发生的还辽事件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
就连西太后也主张“一意联络俄人”,以牵制其他列强。
于是,李鸿章前期“以夷制夷”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
1896年6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典礼,于是事前通知清政府派专使参加。
最终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
在清政府的授意下,5月3日李鸿章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秘密谈判。
并于6月3日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
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使其牵制日本。
至此,他以为找到了一个真心帮助中国,又足以牵制日本侵略野心的盟友。
在他回国途中,对自己“联俄制日”的成果沾沾自喜,并在上海时对黄遵宪说:
“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在四面环敌,且国力无以对抗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努力争取和平局面,并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紧变法自强,以图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这种“外须和戎”的思想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策略方针。
在李鸿章看来,弱国与列强打交道应尽力避免战争,即使暂时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者扩大部分利益,只要能够保全和局,也应该忍痛为之,并相信中国总会有强盛的一天。
因此,李鸿章在遇到中外冲突时,总是尽量避免战争,主张“衅非自我开”,力求“息事宁人”。
但是,李鸿章为达到“外须和戎”的目的,可以不问是非曲直,甚至可以置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于不顾。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人被杀而侵犯台湾。
当时日军在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依照两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不但处于有理的一方,而且有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台湾。
当时清政府已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福建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等筹划设防事宜。
而李鸿章却惧怕开衅,他认为在福建设防并不是要用武力,而是“统筹大局,不能不姑示羁縻。
”就连总理衙门也惧怕日本铤而走险。
日本方面摸透了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心思,就此要挟中国。
李鸿章的目的只是日本撤军,保全和局,为此甚至不问是非曲直,竟然承认日本所为是“保民义举”,并接受日本提出的赔偿50万两军费这一荒唐要求。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息事宁人”、“外须和戎”的思想暴露得更为彻底。
他在1883年奉命督办越南事宜,统率两广云南军队时,既不去前线布置防务,又不赞成抵抗法军的挑衅。
他说:
“若与法人开衅,彼必分遣兵船扰我海口,顾彼失此,尤与根本大局有防”。
在中国军队在北越战场上溃败后,法国提出让中国放弃越南,并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等四项条款,并委托前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带至天津交于李鸿章。
李鸿章接信后认为机会难得,遂于1884年4月20日将信报送总理衙门,“似将来此事收束,亦只能办到如此地步……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动摇,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
李鸿章还在增派援兵问题上从中作梗,以致清军遗失战机。
法国舰队侵犯基隆失败后,清政府命南北洋大臣拨调兵舰增援福建水师,而北洋大臣李鸿章却拒绝派援,并且自弃信心道:
“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
”就连其亲信刘铭传在台湾被法舰封锁而向李鸿章电请派援时,李鸿章仍然按兵不动,回电:
“毁闽船不过数刻,难与之敌”。
最终在李鸿章“力保和局”这一大局的目标之下,中国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
2、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及其活动的评析
过去史学界认为李鸿章办外交是一贯地妥协投降,其实他在对外交涉中也进行过努力的抗争,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这种既妥协投降又积极抗争的特点就是其外交思想的二重性。
妥协投降的一面,前文已有叙述,积极抗争的一面在他几次主要的对外交涉中也都有具体体现。
在中日马关谈判中,张荫恒、邵友镰被日本赶回国后,李鸿章被清政府授予和谈全权大臣。
在赴日谈判前夕,李鸿章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企图凭借“以夷制夷,联夷制日”的外交手段阻止日本割地、赔款的要求。
李鸿章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调停,田贝却说:
“他的行动是应当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完全放弃企图获得干涉的想法。
”李鸿章又请求俄、英、德等国公使调停,均遭拒绝。
李鸿章煞费苦心地寻求列强出面干涉日本的目的是为阻止日本索地赔款,尽管目的未能实现,但他的这些活动,却给日本造成了威协。
致使日本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特别是获得英、俄两国好感,从而加紧了与列强之间的勾结。
当时日本提出了非割地赔款即不能罢休的要求,李鸿章对此极其愤怒,他说:
“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揩,户部恐无此款……窃以为中国壤地固难轻以与人……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之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
李鸿章到日本后,在与伊滕博文等人谈判时,其态度也是“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
”他被日本浪人刺伤后,愤然地说:
“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廷宕误国乎?
……我宁可无割,此血以报国也……舍予命而有盖于国亦有所不辞!
”这至少可以说明李鸿章并非把主权、赔款随意送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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