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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匈事件与美国对苏东演变战略的定型
波匈事件与美国对苏东“演变”战略的定型
石斌
[内容提要] 有关档案文献表明,对苏东的“演变”战略虽然在1955年正式出台,但当时在实践中仍处于新旧措施之间的摇摆与混乱状态。
波匈事件对于美国政府厘定政策思路,彻底抛弃“激变”的幻想与做法,形成目标清晰、手段明确的“演变”战略产生了直接影响。
“演变”虽然更强调要顺应苏东社会出现的改革尝试与变化迹象,但主要途经还是通过外部压力与西方模式的“样板”作用来助长或培育迫使苏东修改自身体制与对外行为的内部压力,因而本质上仍是“以压促变”。
[关键词] 波匈事件;美国;“演变”战略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3)02-0060-04
一、“演变”战略正式出台
二战后美国“变革”苏东内部体制的战略实际上经历了“激变”与“演变”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主要依靠敌对性宣传与隐蔽行动,旨在激发或助长苏东社会内部紧张与社会基层的“造反”行动,谋求自下而上的突变;后一阶段则更强调要顺应斯大林之后苏东的初步改革尝试,因势利导,推动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内部渐变。
从杜鲁门时期就开始推行的“激变”战略(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被公开表述为“解放”政策),自1953年以来逐渐陷入困境。
首先,东德事件已经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反省激变战略的可行性,并开始酝酿“演变”战略。
但最初的反省很不彻底,政策调整非常有限,未能克服政策目标的内在矛盾——既要用宣传和隐蔽行动谋求东欧“解放”,又要避免导致战争和“早熟的造反”,因而在实践中很难贯彻。
其次,对于斯大林去世以后苏东的初步改革及由此而来的内政外交的变化迹象,美国决策者也逐渐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例如,杜勒斯在1954年4月就公开表示:
“已有若干迹象表明,苏联的统治者在国内政策方面正向它的人民的若干人类应有的愿望低头。
”①在同年11月29日发表的演说中也指出,“最近一个意味深长的发展是,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这些发展清楚地预示着国际共产主义对一度是自由的欧亚国家的绝对统治,在一定时期将发生改变”。
②
基于对苏东形势的这种认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解放”政策的内容作了调整,正式形成了对苏联东欧的“演变”战略。
1955年1月27日出台的题为《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之弱点》的文件,提出了演变战略的基本原则。
文件要求“通过利用不满情绪及其他困难,制造和增强民众和官僚机构对苏联政权的压力,以促进苏联政策和行为的演变”;“继续坚持反对苏联制度的基本立场,继续揭露其邪恶,但强调演变而非革命”;利用东欧国家存在的特殊机会来“施加巨大的压力,削弱使卫星国依附苏联的纽带”。
③
至此,“演变”正式成为美国的政策目标。
其基本手段是,建立和扩大人员、信息、文化和经济交往等各种合法渠道,使西方影响得以进入苏东社会各个层面,以便引发或增强苏东民众和政府仿照西方模式逐渐修改本国社会的意愿,进而形成推动政府进行此种修改的强大社会压力。
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强调西方社会的“样板”作用,其运作机制是与外部压力相配合,鼓励和制造内部压力。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
“靠提供政治自由和经济成功的榜样,西方能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需要东欧人接触到这些榜样。
西方的电台和电视广播、文化交流、旅游、商业接触以及其他民间关系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④
不过,演变战略此时并未完全排除推行“激变”战略时的做法。
“演变战略”在利用苏东社会逐渐开放的机会向其直接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同时,原先那种通过各种新闻媒体神话西方社会,灌输西方价值观念,引导苏东民众向往西方的心理战术一仍其旧;披露、传播乃至渲染苏东社会阴暗面,攻击共产主义,丑化苏东政府领导人的敌对宣传也照例进行,只是在直接的颠覆活动以及露骨地鼓动造反情绪和造反行动方面有所收敛,但并未完全取消这些做法。
在安委会讨论演变的具体政策时,许多人也表示在机会适当时不应排除使用“革命手段”。
此后一年的实践也表明演变和激变实际上是并存的。
这说明,演变战略的目标虽然已经确立,决策当局也倾向于更多地依靠演变,但具体的做法仍然处于摇摆和混乱状态,并未完全定型。
1955年以后形成的一种重要的演变方法是利用所谓“东西方交流”。
1955年3月,美国政府放宽了对苏东国家公民的入境限制。
为了使美国刊物能够进入苏联,接着又放宽了对苏联出版物的入境限制。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西方三国还将东西方交流作为重要议题提出来讨论。
由于西方强调的则是直接有利于促进演变的人员和信息交流,特别是旅游和政治信息传播自由,而苏联强调的则是有助于加强其经济、军事能力的经济交流,双方未能就此达成协议,但都表示应当促进交流。
日内瓦会议使东西方的对抗气氛得到一定缓和,从而为促进交流提供了一定条件。
二、波匈事件的检验:
“演变”战略完全定型
如前所述,“演变”战略是在对“激变”战略的扬弃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开始就因为两手并存而自相矛盾,政策手段的混乱现象并未因“东西方交流”的展开而得到清理。
演变战略臻于成熟并成为美国针对苏东内部事态的主导战略思想,主要由两大因素促成:
其一,苏共二十大以后苏东地区开始的新一轮以非斯大林化为特征的改革,增强了美国政府对演变战略的信心;其二,经过1956年波匈事件的具体检验,演变战略得以完全定型。
波兰事件是对演变战略的首次重大考验。
从已经公布的档案文献来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事件的反应不仅相当谨慎,而且充分显示了演变战略的渐进特征和演变目标的长远性质。
苏共二十大后,美国政府一直在密切关注波兰局势的变化。
大约从5月中旬起,如何有效地利用波兰的国内事态和“开明”走向,被提上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议程。
6月28日波兹南骚乱爆发后,美国国务院就决定主动向波兰提供粮食援助。
但最初的建议被波兰拒绝。
波兰十月事件发生后,通过经济援助来鼓励波兰的改革和自主倾向,更是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当务之急。
与东德骚乱后一样,经济援助仍是美国政府企图影响事态发展的主要措施。
10月23日,艾森豪威尔发表讲话,含蓄地表达了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的意愿。
与此同时,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制定了具体的对波政策,其基本内容是通过间接表态、经济援助以及借助联合国的作用等方式,鼓励波兰摆脱苏联控制,同时尽力防止苏联武装干涉。
此外,行政当局还要求官方的宣传机器以对波兰事态的事实报道为主,不做任何过激评论,以免刺激苏联动武。
这与东德事件后期美国的宣传口径也十分相似。
艾森豪威尔讲话两天之后,驻波大使即向波兰政府转达了提供经济援助的意向。
10月27日,杜勒斯又在达拉斯世界事务协会的演说中表示,美国将通过无偿援助帮助所有处于“经济调整”的东欧国家渡过这一困难时期。
由于担心接受美援会导致波苏关系恶化甚至苏联的直接干涉,波兰领导人起初对美国的建议并未积极回应。
在美国的几番外交攻势下,11月中旬波兰的态度终于变化,委婉地表示希望美国提供粮食等援助。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立即制定了政策文件,决定增加美波经济、科学和文化交流,并特别强调在影响和鼓励哥穆尔卡政权深化改革的同时,要尽量避免对该政权的正面肯定,以免引起苏联的疑忌。
美方试图通过经济手段鼓励波兰改革,增大波兰的自主倾向,而波方既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又不愿过分刺激苏联。
1957年2月26日在华盛顿开始的美波经济会谈直到6月7日才达成协议。
其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提供价值9500万美元的援助;双方解冻对方在本国的资产;波兰同意恢复美国外援合作社和美国救济波兰组织在波兰的活动等等。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波兰事件的反应与对东德事件的反应从形式上看虽然很相似,但有两点明显区别。
首先,与东德事件期间食品援助之政策意图的模糊(包括内部意见不一)和虎头蛇尾的结局形成强烈对比,虽然这次美国政府的援助数量并不很大,但借此推行演变战略的意图非常明确。
演变的意图在安委会行动协调局1957年5月提出的题为《关于波兰的行动指南》的文件中表达得很清楚。
文件指出:
在外交上,对波政策应明显优先于其他东欧国家,积极地把波兰政府纳入国际组织,支持与波兰的外交接触;在经济上,除了提供剩余产品和资金,还要进一步开发私人贷款,并考虑波兰的最惠国待遇;在宣传、交流方面,应动用一切媒介和渠道,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促进波兰逐渐脱离苏联阵营。
其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德骚乱的反应虽然也有谨慎克制的一面,但它利用此事发动政治宣传攻势的意图总体上看仍然显得过于露骨,尤其是在事件的早期阶段。
而这一次尽管对援助寄予的期望更大,但实际意图非常隐蔽,主要着眼于长期效应,而且自始至终小心翼翼地进行。
即使在美波达成协议之后,美国国务院在指导协议实施的秘密文件中还规定,尽管美国“迫切希望波兰能向摆脱苏联的方向演变”,但“应该淡化而不是强调”该协议的重要性;要避免谈论西方试图拉拢波兰、分化波苏关系或美波经济谈判带有政治目的之类的话题。
⑤
可以看出,经过波兰事件,演变战略已相当成熟,不仅目标明确,在具体做法上也消除了过去那种模棱两可的混乱现象。
美国政府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与1953年东德骚乱期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虽然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试图通过“自由欧洲电台”等宣传机器和中央情报局的隐蔽活动来煽动暴乱,但与1953年一样,当骚乱真的发生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仍然感到十分意外。
而且,这一次艾森豪威尔政府也被同时发生的另一件大事——英法和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分散了注意力。
第二,除了利用联合国向苏联发动舆论攻势,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一项实际措施:
向匈牙利提供价值2000万美元的食品和其他救济物资。
这与1953年如出一辙,与对波兰的援助本质上也无不同。
第三,与东德骚乱时的顾虑一样,美国决策者还担心对危机施加过度压力会导致苏联的大规模镇压,甚至一时情急在绝望中发动对西方的战争。
由此可见,无论是“演变”还是“激变”,都必须以不引发苏联大规模动武特别是对西方动武为前提。
第四,中央情报局等部门有不少官员这次同样希望政府对叛乱者提供军事援助,已经离职的冷战强硬派杰克逊也建议艾森豪威尔采取有力措施。
但艾森豪威尔拒绝采取任何直接“解放”东欧的秘密行动。
在匈牙利事件期间,激变战略的主张一度又有所抬头,这是因为,无论是激变战略还是演变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苏联东欧内部事态的反应。
究竟是“激变”还是“演变”,取决于苏东各国内部局势的特点和美国政府对这些特点的认识。
演变战略确立以后在波兰和苏联得到较为明确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此间苏联和波兰的改革相对而言较为有序,与匈牙利因改革失控出现严重动荡与变乱的情况有所不同。
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形势与激变战略所期望的理想条件非常接近,所以一些对外政策执行部门又有人主张采取秘密行动、军事援助等措施,乘机彻底改变匈牙利的现状。
但政府最高层仍然表现得非常谨慎。
苏联出兵干涉之后,美国也只是暂时中止了日内瓦首脑会议以来与苏联的初步接触(即“东西方交流”),但对苏交流在匈牙利事件过后仅半年就开始恢复,不久两国还就此签署了正式协定。
演变战略的主要趋势显然并未因匈牙利事件而发生逆转。
总之,波匈事件之后,“演变”作为战略和政策,在思想上已经成为美国决策层的共识,在理论上已完全成熟,在实践中全面展开。
三、“演变”战略的实质
从美国领导人的有关言论与内部讨论的情况可以看出,演变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决策者的如下三个基本假设,它们分别被用来说明该战略的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1·苏联对外行为的根本原因是其国内体制的极权性质。
2·苏东社会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矛盾和潜在困难。
3·苏东社会的改革迹象和宽松趋势为西方发挥“样板”作用提供了机会和渠道。
上述假设,是认识“演变”战略之由来与发展乃至此后目标更为广泛的美国意识形态战略的一个重要线索。
艾森豪威尔政府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杜勒斯在1955年以后对“解放”政策所作的解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演变”战略的实质。
杜勒斯对苏战略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是他早在30年代就已形成、后来逐渐成为“演变”战略之理论注脚的“和平变革”说。
从杜勒斯的思想历程来看,应该说“演变”比“激变”更接近“和平变革”的宗旨。
杜勒斯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讳言“演变”的基本目标,但在具体做法上有时却显得比艾森豪威尔还要谨慎。
在东西方交流的问题上,他虽然希望西方能够自由出入苏东地区,却对苏东人士进入西方社会心存顾虑。
这一方面是害怕共产主义对西方社会造成所谓“精神污染”,担心这有利于苏联开展政治攻势。
但更重要的是,他一向认为对苏联过于宽大可能造成冷战缓和的假象,从而导致西方阵营松散乏力,这在他竭力谋求重新武装德国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这种想法有时甚至走向极端,在1957年苏联对外国旅行者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之后,特别是1958年美苏达成了第一个文化交流协定之后,仍然坚持这种单向“交流”的态度就显得不近情理。
1958年3月,艾森豪威尔曾打算向苏联提出一个庞大的交流计划,让一万名苏联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学习,也遭到杜勒斯的坚决反对。
“演变”战略实际上是“解放”战略在新形势下的另一个版本。
这一政策变化在杜勒斯的公开讲话中也有所流露。
1956年6月,杜勒斯在一次演说中说,“单是证明专制制度坏还不够,还需要继续不断地证明自由是好的。
”自由世界本身就在不断地“向更好的世界和平演变”。
同时苏联和“被奴役国家”内部要求变革的压力也在不断增长,统治者不得不更多地顺从“根据被统治者的意志而实现的和平变革”。
⑥1957年4月杜勒斯在题为《生气勃勃的和平》的讲话中更是几乎将演变政策和盘托出。
他说:
“要求改变的最大压力莫过于在苏联势力范围的内部”,在苏东国家内部,“自由的压力正在增长”,而西方则要“用自己的榜样来鼓励争取解放的力量”,创造一种使苏东体制逐渐削弱的环境。
杜勒斯强调,美国“并不煽动暴力叛乱”,而是“鼓励通过演变来实现自由”。
他甚至宣称,美国之音、宣传工作以及文化交流目前都在为这一目的服务。
这次讲话当时就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注意,被认为是在“解放”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论点”。
⑦同年10月杜勒斯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另一篇重头文章,专门论述了“和平变革”问题,清楚地反映了杜勒斯“和平变革”论的本质,尤其是它与“和平演变”战略的关系。
这充分说明,波匈事件以后,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认识到直接的颠覆活动以及露骨地鼓动造反情绪和造反行动难以奏效,因为它不可能冒全面战争的风险对一旦发生的造反行动给予直接有效的援助,对苏联的干涉也无能为力。
因此不得不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演进的方式来实现分化苏东和最终改变苏东国家社会性质的目的。
由于“演变”所利用的渠道非常广泛,方法更加多样化,而且往往披上合法的外衣,所以它虽然比“激变”战略的做法温和得多,短期效益也不那么显著,但从长远看,其影响力却不可低估。
特别是在美苏由于实力接近而对采取过激行动越来越谨慎,同时东西方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这一战略显然更加有效,它不但可以深入到苏东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产生许多具有实质意义的影响,而且几乎不用担什么风险。
总之,演变战略的新颖之处,是增添了利用苏东内部政策趋于宽松的时机通过人员、商业和文化交流制造和鼓励其国内压力这一新内容。
但要真正达到“演变”的目的,不可能仅仅依靠“东西方交流”,还必须与外部政治压力相结合。
这就是杜勒斯1958年以后仍然一再强调的内外夹攻的做法:
如果苏联的政策“在国外得不到成功,国内压力就会增加”,“国内压力必然会改变共产党政权的性质,特别是如果这些政权不能取得巨大的外部成就的光荣和威望的话”。
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之所以迟迟难以改变,就是因为斯大林能够在国外不断取得成功。
因此,不让苏联取得外部的胜利,将使其政策“加速演变”。
⑧杜勒斯在演变战略出台一年后曾指出,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那些固有的对抗因素恐怕要花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不能放松压力。
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基本观念以及由此提出的基本战略,可以用杜勒斯的一句话来概括:
“我们务必深刻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包含着自身毁灭的种子,而外部压力将加快毁灭的进程。
”⑩由此可见,所谓“和平取胜”的“演变”战略,其实质仍然是“以压促变”。
注释:
①杜勒斯《寻求安全与和平的政策》,载于《外交季刊》1954年4月号。
②⑥⑦《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36页,第248—251页,第492、517页。
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第24卷第20—22页。
④林肯·戈登等《衰落中的帝国》华盛顿1987年版第4页。
⑤《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第25卷第635页。
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第3卷第292页。
⑩《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第2卷第253—258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
文心]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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