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水浒传》的人物对话艺术成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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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水浒传》的人物对话艺术成就

简论《水浒传》的人物对话艺术成就

　　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语言则是通向人物内心世界的门扉，故扬子《法言》云：

“言，心声也。

”就像画人要着意画眼，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在塑造有血有肉、形象鲜明、各具特性的人物以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也莫不着意于写人物的语言。

高尔基曾经盛赞巴尔扎克“把人物的对话描写得活灵活现好像耳朵听见一般的技术”，对此总“忍不住惊叹”。

中国的古典小说没有大段的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绘，也较少外界环境的烘托，写人物的语言，便更是表现人物性格的一种极重要的艺术手段。

古典名著“《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功，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描摹一百八人的声口，“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无疑是获得这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读过这部名著的人，对它的作者驾驭文学语言的功力、把握人物性格的本领、深刻揭示生活本质的才能，无不由衷佩服，而对《水浒传》中人物对话艺术，尤其不能不给予高度评价。

金圣叹曾赞叹说：

《水浒传》作者写人物语言“真是奇绝本事！

”鲁迅先生也说：

“《水浒传》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够让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研究一下《水浒传》人物的对话艺术，对深入探讨《水浒传》的文学价值，自当大有裨益；对今天作家们创造新的文学典型，也当能提供艺术上的借鉴。

　　一

　　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不过是人们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

但不同身份、地位、阶级的人自有其不同的感情。

他们的语言也自有其只适于“这一个”人的身份、地位、阶级的特征。

杰出的文学家总是善于分辨这种不同，挑选适合于表现“这一个”人性格特点，符合“这一个”人物身份、地位、阶级特征的语言，来塑造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阶级的文学典型。

　　《水浒传》第九回“林冲棒打洪教头”，写林冲发配至沧州牢城，一些“囚徒”前来看望他，告诉他管营差拨害人，要送人情物事与他，否则“求生不生，求死不死”。

林冲便问：

　　“众兄长如此指教，且如要钱，把多少与他？

”

　　差拨过来问：

“哪个是新来配军？

”林冲便向前答道：

　　“小人便是。

”

　　差拨见林冲没拿出钱来，便破口大骂，直骂得林冲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林冲连头也不敢抬。

等他发作过了，去取8两银子，陪着笑脸答道：

　　“差拨哥哥，些小薄礼，休嫌小微。

”

　　巧得很，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镇平安寨”，写武松来到牢城营，也有囚徒前来看望，也告诉他差拨、管营勒索害人，要送钱给他们，武松的回答却是：

　　“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

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

”

　　差拨来了，也发话要钱，破口大骂，武松的回答是：

　　“你倒未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

半文也没！

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

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

看你怎地奈何我！

没地里倒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

”

　　比较一下第九回和第二十八回中的这两段描写：

囚徒、差拨的话几乎一样；林冲、武松刚到牢城遭际也很相像，但活跃在纸上的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

这绝不雷同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差不多全赖描写两人语言之力。

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武松只做过几个月的阳谷县都头。

身份、地位不同，性格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林冲受高俅陷害，但还抱有幻想，总想挣扎着回东京，有个出头之日，好与妻子团圆（虽然他写了休书），因此逆来顺受；武松是凭自己的力量为哥哥报仇，杀潘金莲、西门庆时便考虑到了后果，所以没有媚骨，只有硬气。

林冲在差拨面前自称“小人”，而呼差拨为“差拨哥哥”；武松呢，在囚徒面前自称“小人”，在差拨面前却自称“老爷”，直呼差拨曰“你”。

林冲送了8两银子给差拨，还要小心地陪笑脸说：

“些小薄礼，休嫌小微”；武松回答差拨詈骂的却是“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

林冲的是“林冲语”，“亦实是林冲身份”；武松的又“非武松说不出”。

《水浒传》作者正是借助于人物的语言来体现这两个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位，让他们自己表现自己，使得这两个人物各具性格、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的面前。

　　《水浒传》第七十一回：

梁山泊大聚?

x，排座次之后，安排了个菊花会。

众兄弟饮酒赏菊，忠义堂前筛锣击鼓，堂上吹弹歌唱，语笑喧哗，觥筹交错，宋江乘着酒兴，作《满江红》词一首，令乐和单唱。

当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像一块巨石，激起千重波浪：

　　武松叫道：

“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

　　黑旋风便圆睁怪眼，大叫道：

“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

　　鲁智深则说：

“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

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

　　宋江呢，一面对李逵大喝：

“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

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

”一面“便叫武松：

‘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

’”

　　其他头领跪下告道：

“这人酒后发狂，哥哥宽恕。

”吴用则劝道：

“……他是个粗卤的人，一时醉后冲撞，何必挂怀……”

　　在这场风波中，若干人同时说话，“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后如历历在人眼前、声声入人耳中。

李逵、武松、鲁达都出身于下层，皆不满于刚刚大聚义就要招安，但三个人上山前的身份、地位及生活经历又各不相同，性格有别，声口也不一：

李逵有种莽性，他的话恰如旋风呼啸，雷霆轰鸣；武松、鲁达的气愤不满之中暗透出一股悲凉，鲁莽之中现出几分精细。

吴用上山前是个“村学究”，上山后又一直是山寨中的军师，他懂得，若要这样接受招安，“纵使招安”成功，“也看得俺们如草芥”，一定要杀得官军“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

因此不满于宋江要杀李逵的举动，但话说得含而不露。

然而毕竟有军师的身份，其他头领只能求宋江宽恕李逵，他则可以正面劝解，甚至带点责备：

“何必挂怀！

”宋江呢，对李逵是“大喝”：

“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

”而且要杀要斩，对武松却叫“兄弟……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

”只是婉转地责备，到底是“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也有权谋”之人。

各人的话，只有各人自己能说，别人决不能出口，恰如各人有各人的身份、地位、生活经历，变更不得，交换不得一样。

　　更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这几个人物的语言，在整部《水浒传》中，无论是语调、语气，还是句子的长短，语言的思想倾向，始终保持着本身的特点，使人物的性格在总的方面前后贯串起来。

鲁智深擒了方腊，宋江对他祝贺：

“……吾师成此大功，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在京师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报答父母劬劳之恩。

”鲁智深答道：

“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

”宋江又劝他：

“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

”鲁智深又“摇首叫道：

‘都不要，要多也无用。

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

’”宋江依然想着“荫子封妻”“光耀祖宗”；鲁达却显得十分清醒，只要“得个囫囵尸首”，因为他明白，当今朝廷，“就比俺的直裰做皂了”，洗杀也不得干净，等待他们的可能是身首异处的悲剧。

话说得何等凄凉！

可李逵，即使做了鬼，说起话来也还是那样如电闪雷鸣：

“皇帝，皇帝！

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

今日既见，正好报仇！

”

　　《水浒传》作者惨淡经营，按照生活本身的面貌，从语言的思想、语音语调，到话语的文、野、短、长，逐一进行推敲，“一样人，还他一样说话”，并通过语言的妙用，使自己笔下的人物闪烁着个性化的光芒。

柴进上山之前，总是三句不离家有“先朝丹书铁券”。

吃殷天锡欺，还对李逵说：

“李大哥，你且息怒，没来由，和他粗卤做什么？

他虽是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

”斯斯文文，充满幻想，语言之中流露出贵族后裔的优越感。

李逵则明白叫着：

“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

我只是前打后商量。

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

”话说得粗野，句子短促，这正是李大哥的性格。

因为出身微贱、经历坎坷，对世事的洞察，从这件事看来，却强似有教养的柴进。

　　《水浒传》作者当然不可能运用阶级观点描写人物的语言，塑造文学典型，但他们洞察社会、熟悉生活，了解现实生活中各种身份、各个阶级的人，了解他们的谈吐举动、性格特点。

而且《水浒传》的作者们忠于现实，所以，他们能不自觉地，却又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不同身份地位人物的不同语言，体现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

　　二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亲兄弟三人，三人“都不通文墨”，都是以“打鱼为生”，都“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与人结交”都“真有义气”。

论身份、地位、阶级出身，三个人不可能有两样。

在《水浒传》作者的笔下，这亲兄弟三人却各有特性。

这性格的差别，也多通过三人的语言表现出来。

　　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写吴用与三阮到酒店喝酒，阮小二客气，对吴用道：

“先生，休怪我三个弟兄粗俗，请教授上坐。

”小二显得老成，其实并不“粗”。

吴用也客气地推让，阮小七却有点耐不住“道：

‘哥哥只顾坐主位，请教授坐客席，我弟兄两个便先坐了。

’”与小二比，小七显然来得心直口快。

当小二告诉小五、小七吴用此来，要买十数个重十四五斤的鲤鱼，阮小七马上就说：

“要是每常……我弟兄们也包办得。

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难得。

”阮小五则说：

“教授远来，我们也对付十来个重五六斤的相送。

”吴用还要十四五斤的，阮小七又接口说：

“教授，却没处讨。

便是五哥许五六斤的，也不能勾……”又显得三兄弟中越小性越直。

当吴用要“沽一瓮酒，买些肉，村中寻一对鸡”，夜间与三阮同一醉时，“阮小二道：

‘那里要教授坏钱，我们弟兄自去整理，不烦恼没对付处。

’”阮小七却说：

“既是教授这般说时，且顺情吃了，却再理会。

”又是小七直爽。

怪不得吴用也说：

“七郎只是性快。

”这里所举的只是阮氏三雄与吴用的几句应酬话，但简单的几句白描，却使三兄弟性格的细微差别跃然于纸上。

　　在吴用的诱说下，兄弟三人都明白地表示了对梁山泊的羡慕之情。

三人和吴之间又有一段对白，写得更妙：

　　……阮小二道：

“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

”吴用道：

“恁地时，那厮们倒快活。

”阮小五道：

“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

I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身，怎地学得他们？

”吴用听了，暗地欢喜道：

正好用计了。

阮小七说道：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

”吴用道：

“这等人学他做什么……倘或被官司拿了也是自做的罪。

”阮小二道：

“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涂，千万犯了弥天大罪的倒都没事，我弟兄们不能快活，若是肯带我们的，也去了罢！

”阮小五道：

“我也常常这般思量，我弟兄三个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谁是识我们的？

”吴用道：

“假如便有识你们的，你们便如何肯去。

”阮小七道：

“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见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

”

　　三阮都羡慕梁山泊强人，阮小二只说：

“也省了若干科差。

”有对梁山泊人的赞扬，但较谨慎；阮小五则说：

“怎地学得他们？

”明白地表示了对梁山泊人生活的赞赏和羡慕；阮小七竟说：

“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

”更热切了。

三个人都有意于造反，阮小二只说：

“也去了罢！

”有羡慕，有不遇的惆怅。

阮小五则说：

“……谁是识我们的？

”（该用？

！

）更显得急迫，只剩下不遇的惆怅和愤愤然了。

阮小七更干脆：

“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

”真是“悲愤无说处”了，那种向往之情，比两个哥哥强烈得多了。

怪不得金圣叹说：

阮小七“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

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龌龊销尽。

”

　　高尔基曾经把文学称作“人学”，这是因为文学家要研究各式各样的人，塑造各种人物的形象以再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如果作家只注意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物的性格差别，只注意表现这种差别，即所谓人物的阶级性，那么，一部书就只能写得两人，《水浒传》中的阮家三兄弟便只能写得三人一面了，哪还有不朽的巨著《水浒传》？

《水浒传》的作者正是在塑造不同身份阶级地位文学典型的同时，更着力于塑造同类人物不同性格的文学典型，作品才像生活本身那样摇曳多姿，人物才一人一个样。

即使是一百八人以外的一些较次要人物，作者也总竭力把他（她）写成“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