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的日本战争宣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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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的日本战争宣传
最近读了《思想战—日本的帝国宣传》(TheThoughtWar–JapaneseImperialPropaganda,2006,UniversityofHawaiiPress),很有感触。
作者巴拉克·库什纳(BarakKushner)展示了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日本宣传的全貌。
帝国宣传
从1931到1945年,日本不断对外发动战争,可是日本国内却没有人叛逃,多数民众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
日本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有效的宣传。
作者认为,日本的战争宣传是“成功的失败”,不但维持了15年的战争,而且使民众接受失败,积极参与战后重建。
日本战争宣传的主要目标是国外和国内战线的统一,促使民众支持战争政策。
1933年日本提出的口号是“解放亚洲”。
作者认为,日本战争宣传的核心不是天皇,而是所谓“现代化使命”—建设现代化的日本,把文化和进步带给亚洲,让日本成为亚洲的领袖和中心,成为进步、科学、文明的先驱,成为亚洲其它国家模仿的对象。
事实上,日本的帝国宣传早在1890年就开始了,二战期间的战争宣传只不过是帝国宣传的延续。
多元化的宣传活动
日本和二战期间的德国不同,它并没有单一的宣传机构,而是依靠政府和民间、军队和民间的合作,注重激发群众的
自发性。
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只惩罚了几个军头,没有追究宣传人员的责任。
日本的战争宣传注重官民合作。
政府和军方制定宣传目标和纲领,广告公司承包具体的宣传任务,娱乐公司也支持战争政策,组织演出,以动员民众,提升军队士气。
不少西方人认为,日本政府和军方压制民众,剥夺民众的自由,他们却忽略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主动支持。
战时,日本的青年团体、儿童团体回收废品,支持战争;军人家属收集唱片、书籍,寄往前线慰劳军人;居民协会、村民协会动员本地居民支持战争;民众积极参与舞蹈比赛、歌咏比赛。
很多民众喜欢到火车站欢送日军。
某小镇民众没有得到通知,错过了送别仪式,就写信给警察局表示不满。
1937年10月,有个年轻女性写信给《闪光旅》杂志,她说:
看到火车上的日本军人,我感到,这些日本男人变成了神。
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我觉得,我似乎和他们在一起,身体闪闪发光,坚定的穿过中国大地。
旅游与宣传
日本认为,日本应该与亚洲其它国家不同,必须摆脱肮脏停滞、破旧不堪的落后形象。
日本注重旅游的宣传作用。
政府改造了城市的厕所,以吸引国外游客。
日本企图让游客相信日本是个热爱和平的伟大国家。
日本邀请美国的杂志编辑到日本旅游,以影响杂志的报道倾向,改变日本形象。
日本还雇佣美国写手,为日本说话。
例如,美国记者弗里德里克·威廉斯(FrederickWilliams)写了《中国新闻的背后》(BehindtheNewsinChina),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还指控在华传教士捏造报道。
后来,邻居发现他常常去银行存钱,就报告了警方。
1942年6月1日,威廉斯遭到审判,被判有罪。
日本鼓吹,“新京”(中国长春)将会成为乌托邦式的城市。
日本还鼓吹,子弹头火车将要连接日本、朝鲜和沈阳、长春,当然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奥运狂热
1936年,日本取得了1940年的奥运举办权。
日本爆发了奥运狂热:
东京的商业区升起奥运旗帜;办公室、商场挂起标语;很多公司用奥运符号大做广告;政府估计,八万游客会来日本;有的英语学校声称要“为奥运做准备”;许多女人留起了时髦的“奥林匹克头”,她们把前额的刘海做成五个发圈儿,就像奥运的五环标志。
1938年,由于战争消耗了很多资源,举办奥运的计划不得不取消。
日本的奥运梦到1964年才实现,60年代初,日本参照二战期间的计划建造奥运场馆,子弹头火车也建成了。
特别高级警察
特别高级警察与普通警察不同,是战时的思想警察,负责镇压反政府行为,监视国内民众,与“敌人”的宣传炸弹作斗争。
它有权进行新闻检查,还给民营媒体发布指令,影响日本的舆论导向。
特别高级警察的触角无处不在。
某工厂的女工晚上到车站为士兵送行,挨了经理的批评。
第二天,特别高级警察就提醒经理,不要有“反军方的行为”。
当然,特别高级警察也不是万能的。
记者尾崎秀实为间谍佐尔格提供情报,他们并没有及时发现。
对于不同政见者,特别高级警察施压、哄骗、威胁、折磨,迫使他们皈依正统。
特别高级警察还成立“文化营”,利用战俘,进行对外宣传;还通过各种宣传形式,让日本人蔑视战俘,以当俘虏为耻。
战后,不少协助日本进行宣传的西方战俘遭到审判。
战时的性
日本的战争宣传强调女性的贞洁。
为了稳定军人的士气,日本需要女性保持贞洁;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日本需要女性参加生产。
因此,日本的宣传鼓励女性扮演社会骨干的角色,男人在国外战斗时,女人应该努力工作,照顾家中老小。
日本的宣传还塑造了淫荡放纵的西方人形象。
战时,日本禁止性用品广告,因为这些广告中含有性信息。
日本军方禁止士兵自慰,却鼓励士兵和慰安妇发生关系。
奢侈是敌
战前,日本的广告业受到歧视。
战争爆发后,广告人嗅觉敏锐,将爱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结合,配合政府的战争政策,参与战争宣传活动,力图改善自身地位,获得实际利益。
杂志《前线》强调,战争平凡枯燥,超越个人利益,日本人应该积极参与;还提出了口号“奢侈是敌”,鼓励日本人节衣缩食。
战争后期,《前线》杂志的工作人员焚烧证据,担心被捕,可是,盟军认为宣传是战争的副产品,从业人员不是战犯。
这些人安然无恙,还加入了文化出版公司,继续他们的宣传工作。
随军记者,随军作家
随军记者给国内民众提供报道。
在成为记者之前,火野苇平出版了《麦子与士兵》,描写作者在中国当兵的经历,强调了日本士兵遇到的困难。
这本书畅销120万册,影响了日本民意,引起民众对士兵的同情。
1938年,火野苇平成为随军记者,在中国乡村跟随日军作战。
后来,他的作品《大地与士兵》、《花朵与士兵》都成为畅销书。
火野苇平塑造的士兵都是朴素、勤奋、献身的好人。
日本还重视作家的参与,组织了“笔战排”。
刚开始,报名的作家不多,后来有些作家受到高薪吸引,愿意参加。
加入“笔战排”后,作家的月薪是当时大学生工资的两倍,他们还可以发表作品赚稿费,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总共有22个作家参加,陆军得到14人,海军得到8个,他们在亚洲各地,和部队生活在一起,把作品发往国内。
战争期间的喜剧
二战期间,日本娱乐业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
娱乐公司都是私营的,它们组织演出团到国外表演,回国后通过记者招待会、表演、演讲等形式,向公众介绍国外的经历。
二战期间,娱乐公司吉本兴业(Yoshimoto)取得了巨大成功,捧红了很多演员。
它常常派演出团到前线慰问军队。
1931年,派团到中国东北免费演出,去了长春、沈阳。
1932年2月回国后,组织演出,庆祝“满洲国”成立,不但赚了大钱,还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
喜剧演员柳家金语楼(YanagiyaKingoro)改良了传统的单口喜剧(raguko),创造了“士兵单口喜剧”。
他曾在韩国当兵,退伍后,从事创作,表现士兵生活中的滑稽和多变,刻画不平等的官兵关系,嘲笑军方。
为此,他曾遭到宪兵的警告。
1934年2月,柳家金语楼到中国东北演出,回国后登台表演,他的节目《夜谈满洲》、《满洲经历》很受观众欢迎。
军方主动利用喜剧演员来改善自身形象。
柳家金语楼很火,成为民族象征,按照海军的要求,他写了《一百万次欢呼献给海军》一书;还参加了电影《我是海员》的拍摄,他是个秃头,军方要求导演不要拍摄他的脑袋,导演很为难,最后只好给他戴上帽子。
在电影里,他躺在床上也得戴着帽子。
1938年,“我想让你笑”演出团来到中国,他们的表演充满优越感,嘲笑中国人,把中国人刻画成粗鲁胆小、爱财如命的形象。
女演员花园爱甲被中国游击队击毙,演出期间,她的尸体得到保存。
演出团把尸体带回日本,受到民众欢迎。
东条英机的老婆参加了花园爱甲的葬礼,她的灵位还进了靖国神社。
战时日本喜剧不断固化大众的某些观念。
例如,有个喜剧节目比较了日本妈妈和美国妈妈。
演员告诉观众:
日本妈妈了不起,因为她们的儿子是伟大民族的动力,美国妈妈却把白旗放进儿子的背包,希望他们保住性命。
美国妈妈听说儿子被俘,会很高兴,而日本妈妈会说:
勇敢战死值得骄傲,喊着天皇万岁死去吧,就像落下的樱花。
有的演出团还给汪伪政府和伪军演出,以促进“中国文化发展”,很多演员认为自己是个兵,愿意面对危险,为战争效力。
战时的喜剧表演宣传至上,内容粗俗化。
战后,多数喜剧演员继续出名,没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
日本在华宣传
日军暴行很多,充满民族优越感,对亚洲各国缺乏同情,无论怎么宣传,都很难得到亚洲受害民众的支持。
日本在华宣传的目标是,让中国人相信,日本将“解放”中国,赶走西方列强。
日军散发了大量传单。
有的引用孔子教义,声称如果政府让人民失望,王朝就会毁灭;有的赞扬满洲国的德行,声称日本给亚洲带来和平,赶走了东北军阀、恢复了社会秩序;有的把共产党比作大蛇、害虫,声称“驱除害虫中国才得安全”。
他们提出很多动人的口号,比如:
全家安居、老幼乐唱满洲国万岁万万岁、王道实现种族协和、世界桃源满洲国、新国新民欢乐园、安居乐业满洲国、民族奋起建设理想国。
在日军的照片里,中国战俘看上去很快乐。
共产党宣传有力,美军前来取经
在中国,共产党宣传有力。
共产党的宣传影响了日本降兵,促使他们参与反日宣传活动。
就连日军也不得不分析共产党宣传的潜在影响。
优待俘虏政策是共产党的重要政策,是对敌宣传的重要基础。
而日军禁止士兵投降,惩罚曾经被俘的日军。
很多日军俘虏不得不使用假身份,这样,日军会以为他们已经战死,他们的家人能够得到补偿,也不会受到伤害和歧视。
很多日本军人被俘以后,觉得自己“再生”了。
1937年到1944年,八路军收容了2400名日军战俘。
到战争末期,八路军和新四军总计收容了6959名日军战俘,比关押在美国国内的日军战俘还要多三分之一。
日军不投降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以投降为耻。
俘虏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士兵如果投降,就会担心家人的利益和安全。
日本人参军时就决心以死殉国,而美军士兵却有完全不同的观念,他们的目标是安全回家。
巴顿说过:
打仗的目的不是叫你为你的国家去死,而是让那个杂种为他的国家去死。
美军和日军作战,情报单位很难得到俘虏,一方面,多数日军不愿投降,另一方面,美军心怀愤怒与仇恨,干掉伤兵和俘虏。
个别美军甚至射掉日军尸体的生殖器,还往日军尸体嘴里撒尿。
美军某师出台了奖励措施:
抓一个日军俘虏,奖励一箱啤酒或一瓶威士忌。
美军另一单位还有更诱人的奖励:
三天假期,外加很多冰淇淋。
共产党的有效宣传让美国人惊讶,
1944年7月美军派遣“迪克西”代表团赶赴延安,目的之一是学习中共的宣传策略。
美军驻延安办事处持续到二战结束,他们的调研成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军的对日宣传,比如,美军也学会了利用日军战俘进行宣传。
战后日本宣传
作者认为,顺利占领日本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美军的聪明或仁慈,而是日本政府的宣传转向。
战争末期,日本政府告诉民众:
日本不再对抗美国了,而是要拥抱美国,接受占领,保护日本,以便东山再起。
政府还安抚民众,美军不会屠杀日本人,还要求人民帮助失事的美国飞行员。
日本政府强调终战,逃避战争责任,目的是保住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可是,这种宣传转向并不容易,很多民众对美国的敌意根深蒂固。
日本投降前一个星期,日本老百姓还打死了坠机的美国空军。
特别高级警察监视民意,以便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工厂,厕所,桥下,酒吧,餐馆,大街,到处都是他们的耳目。
他们搜集了许多谣言。
有人传言,韩国人杀死日本女人,吃了她们的肉,还在黑市卖人肉。
很多谣言反映了民众的厌战心理,比如,神社长出蘑菇,是战争结束的兆头;白发老人拿着个没有瓶底的清酒瓶,要是把酒倒进去,战争就会结束;新生婴儿像头牛,也是战争结束的兆头;战后会有瘟疫,要吃干李子、大葱,才不会生病。
也有很多好战分子,他们要作战到底,要杀死很多美国“魔鬼”。
好战的士兵散发传单,反对投降。
1945年8月24日,西南某地有53个好战分子焚烧区政府,反对停战。
有的民众抱怨,军方占有太多资源,军人占了头等和二等车厢,而普通人买票都有困难。
少数人认为,战争是不正义的,给亚洲带来了灾难,但是,多数民众最大的关注并不是战争,而是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警方还监视着左翼、右翼、韩国人、南部基督徒。
二战期间,日本南部有不少基督徒。
17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到日本,南部很多人皈依基督教,17世纪上半叶,约3万基督徒被政府杀害,幸存者被迫转入地下。
特别高级警察起草了《美国人个性特征的各个方面》,下发给各级警察机构,告诉他们如何指导民众与美国人打交道。
在文件里,美国人不再是野蛮的魔鬼,而是干净整洁、快乐守时的人。
文件还对日本人的举止提出很多要求:
对美国人不要过于礼貌;要刮脸理发;不得在公共场所暴露身体;公交车上女士优先;电梯中需要脱帽;不得在公众场所小便;不可以采摘花卉;公共场所不得吐痰;公共场所不得谈论情妇;不得在女人面前吸烟;公交车上可以和美军坐在一起,但是不必敬礼。
文件末尾体现了官方观点:
日本和西方是平等的;要和西方合作,追求和平;要保持民族自豪感;战后要进行重建。
战败后几周,日本的官方文件依然用“敌人”二字指代盟国。
日本军事上失败了,但是政府的骨干依然掌权,这可能是战后难以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之一。
日本官方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科学落后。
最后,作者指出,认为日本一夜之间改变了,是天真的想法。
作者还指出,日本政府一直有效的控制着社会,例如,二战前,通往乡村的路还没竣工,警察的电话线已经畅通了。
感想
日本在亚洲发动了十几年的战争,给亚洲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带来了灾难,可是这种错误的国策却得到多数日本人的支持,不由让人感叹宣传的巨大力量。
民众要有能力进行独立思考,要有条件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
独立思考可以判断是非,有效监督可以改变错误的国策,及时纠偏,避免给民族带来灾难。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末期日本重新给“爱国”下了定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政府告诉民众,与美国“魔鬼”决一死战是“爱国的”。
到了战争末期,这种态度不再是“爱国的”了,向美国“魔鬼”投降才是“爱国的”。
今天你到街上喊“反对战争!
”,警察要抓你,明天你到街上喊“决战到底!
”,警察还是要抓你。
嘿,小民难当啊。
日本随军记者和随军作家身处战争第一线,给日本民众提供战争的实况。
他们难道没有耳闻目睹日军的暴行?
如果有所见闻,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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