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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外审稿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题目:
“城乡移居”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研究
姓名:
张斌
学号:
1101213151
院系:
汇丰商学院
专业:
西方经济学
研究方向:
卫生经济学
导师姓名:
冯艳教授
二〇一四年六月
版权声明
任何收存和保管本论文各种版本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本论文作者同意,不得将本论文转借他人,亦不得随意复制、抄录、拍照或以任何方式传播。
否则,引起有碍作者著作权之问题,将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摘要
在中国老龄化与城镇化的双重背景下,虽然老年人并不是“城乡移民”的主要力量,但却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人群之一——他们的健康和养老问题,既是建设新型城镇化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又是老龄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本文中“城乡移居”特指老年人居住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行为。
然而,孤寂、不自在等等因不适应新环境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往往伴随此类移居行为而来。
那么,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国的老年人的城乡移居行为,是否为其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呢?
如果存在,在不同人群中是否有所不同呢?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8、2011年两期调研数据,通过构造平衡面板数据,针对城乡移居行为对老年人健康影响这一论题展开实证研究。
本文在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的框架下,采用PSMDD的计量方法设计实证模型,并分别使用混合OLS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和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1、城乡移居行为对老年人健康存在负面影响;2、在有过城乡移居行为的老年人群中,负面情绪的水平更高;3、这种负面影响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
城乡移居行为在女性、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群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则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的建议:
1、个人和家庭成员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老年人的城乡移居行为;2、家庭成员和社区应该充分重视城乡移居老年人的情绪变化,进行有针对性的、必要的疏导和关怀;3、针对有城乡移居老年人展开心理疏导工作时,需要重视群体性差异,对敏感人群进行特殊关注。
关键词:
城乡移居,老年人,健康
目录
第1章序论1
1.1研究背景1
1.1.1老龄化1
1.1.2城镇化2
1.2问题定义4
1.3研究动机及意义5
1.4研究内容6
第2章研究综述7
2.1国外文献综述8
2.2中国文献综述12
第3章理论分析14
3.1理论基础14
3.1.1Lawton老年生态学理论14
3.1.2移居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作用机制15
3.1.3Grossman健康需求分析框架16
3.2研究假设及理论分析18
第4章数据与方法21
4.1数据简介21
4.2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22
4.2.1城乡移居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22
4.2.2城乡移居老年人在移居后是否会出现更多的负面情绪27
4.2.3城乡移居行为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28
4.2.4对内生性问题的进一步考虑28
4.2.5稳健性检验29
第5章结果与讨论31
5.1回归结果及分析31
5.1.1描述性统计31
5.1.2城乡移居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32
5.1.3城乡移居老年人在移居后是否会出现更多的负面情绪37
5.1.4城乡移居行为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在不同人群中是否存在差异38
5.1.5回归结果稳健性分析41
5.1.6总结43
5.2模型局限44
5.2.1遗漏变量问题44
5.2.2样本选择性偏误44
第6章主要贡献、政策建议及展望45
6.1主要贡献45
6.2政策建议45
6.3展望47
参考文献48
致谢50
表目录
表21研究“移居对健康的影响”的实证类文章研究方法对比10
表41差分内差分法原理示意23
表42模型一主要变量说明与释义26
表43均值T检验中有关情绪变量的说明与释义27
表44模型二中的新控制变量说明与释义30
表5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32
表52匹配前后移居组合对照组个体特征差异及检验结果33
表53城乡移居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34
表54移居组与对照组老年人负面情绪均值T检验结果37
表55按教育年限分组回归结果比较38
表56按性别分组回归结果比较40
表57ADL、教育年限的分性别均值T检验结果41
表58“距离最近医院的公里数”的均值T检验结果41
表59模型二回归结果42
图目录
图11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例,1982-20122
图12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城镇人口数及城镇化水平3
图13移居的不同类型5
图31Lawton老年生态学原理示意图15
图32移居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作用机制15
图33中国国情下城乡移居行为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的原理示意图19
第1章序论
1.1研究背景
1.1.1老龄化
“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数量相对减少、年长人口数量相对增加的人口现象。
根据普遍接受的国际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
自19世纪50年代最先出现于法国之外,许多西方国家也都陆续出现了老龄化现象,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和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1]。
中国人口众多,医疗条件的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计划生育政策广泛推广等诸多因素,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见图1)。
根据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6.96%,按以上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
2010年11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2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9.39%,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有关专家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数据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图11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例,1982-2012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快、时间短、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庞大等特点,并呈现出发展的阶段不均衡性、区域不平衡性、超前性、国际性与特殊性等特征[1],给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特别是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和农村养老等方面压力巨大,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是我国21世纪上半叶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
1.1.2城镇化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反映某一国家和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
除了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自然城镇化外,由于农业全面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成为快速城镇化的重要推手: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不仅仅表现在收入差距上,更有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
城镇更高的收入、更全面的社会福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中国自建国以来,城镇化进程取得重大成就(见图2),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
建国初期,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中国城镇人口数仅占总人口的13.26%,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城镇化水平已高达49.68%,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新增3.1亿城市居民,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
届时,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将超过10亿。
数据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第一至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图12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城镇人口数及城镇化水平
然而,虽然从城镇人口、空间形态标准来看,中国整体上已进入到初级城市型社会;但从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协调标准看,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化质量并没有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高。
自从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目标以来,城镇化质量问题收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其中,“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质量不高的突出表现之一,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所需解决的基本问题。
所谓“人口城镇化”是指让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能够“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真正成为城里人”。
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子女就学、技能培训、住房保障等基本城镇公共服务上,使这部分人口享有与原有城镇人口同等的权利。
而受制于我国长久存在户籍制度弊端,及中国过去三十年城镇化建设对城镇化质量问题的忽视,城乡移民已成为城镇居民中亟需被关注的一个群体:
他们虽然进城求学、工作、甚至定居,却很难落户,因此,在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上,与原有城镇人口差距巨大;另外,现在的城镇针对这部分人口采取的支持政策甚少,他们并没有正真融入城市生活。
十八大以后,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已上升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如何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提高城镇化质量、提高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幸福度和满意度、以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对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重大挑战。
1.2问题定义
“移居(Relocation/ResidentialMobility)”,也称“居住迁移”、“迁居”,是指发生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经常性居住地点的变换与转移。
这种行为既可以是临时性的,也可以是永久性的。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移居可以被分为多种类型。
在Wiseman等人提出的概念框架中,按照距离、动机、空间类型等标准对移居进行了分类:
按照距离可以大致分为短距离迁移和长距离迁移两种类型;按照迁移的空间类型,可以分为大都市内部的迁移、从非大都市区到大都市区的迁移、从大都市区到非大都市区的迁移三种;按照迁移动机,则可以分为环境指向型、援助指向型、回归迁移型等多种类型[2]。
图13移居的不同类型
“城乡移居”,则是以空间位置为分类标准的一种移居类型。
理论上来讲,城乡移居应该包括“城到乡”和“乡到城”两个方向的移居行为,但在本文中,“城乡移居”特指中国老年人经常性居住地点从农村地区变为城镇地区(城镇或大城市)的移居行为,不包含相反方向的移动。
1.3研究动机及意义
健康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物质载体,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国家繁荣的重要基础。
同时,作为衡量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健康本身就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
而对于中国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来说,因其健康折旧加快、累积的各种健康问题凸显、对医疗卫生服务和其他照料资源的需求更多,健康对其自身、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都尤为重要。
而在老龄化和城镇化的双重背景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口进入城镇生活。
虽然他们并非我国城乡移民的主力,但这种老年人口的城乡移居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和规模性的社会现象。
伴随老年人口的城乡移居行为,农村老年人进城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近些年出现的社会养老新问题[3]。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家庭注意到,虽然城镇的生活环境为其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孤独、不开心、不自在等诸多负面情绪却深深困扰着城乡移居的老年人,甚至有家庭发现,老年人在进城“享福”后,身体状况却表现的不如从前。
在新闻报道和文献中,农村老年人进城后的不适应问题也被广泛提及。
但是,针对中国老年人城乡移居行为的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多给出定性的描述。
因此,针对这一现象展开定量研究就非常有必要:
因为如果城乡移居行为的确给老年人健康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那么就必须对这一现象予以重视,对这类人群予以特殊关注。
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的定量研究,对我们更加理性地对待老年人的城乡移居行为、为此类老年人制定更为有效的养老方案、节省社会医疗和养老资源、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即针对以下两个问题展开实证研究,以期为我们更好地应对老龄化挑战、更快更稳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言献策。
1,老年人的城乡移居行为是否对其健康状况存在负面影响?
2,城乡移居行为对不同类别老年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1.4研究内容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8、2011年两期调研数据,通过构造平衡面板数据,针对城乡移居行为对老年人健康影响这一论题展开实证研究。
本文共分为6章,各章内容分别为:
第一章为序论。
本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主要定义、研究动机和意义。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
本章主要介绍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主要文献,对文献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主要结论等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第三章为理论分析。
本章针对本文拟研究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研究假设,并从理论层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第四章为数据与模型。
本章详细阐述了在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实证中对数据的处理过程,以及实证模型的设计原理。
第五章为结果与讨论。
本章展示了针对研究假设的实证分析结果,并对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分析;同时也指出了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第六章为贡献、政策建议和展望。
本章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阐释了本文的主要贡献,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第2章研究综述
在许多国家,老龄化已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因此,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为众多学者所关注。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卫生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开始从经济学角度,用健康资本和健康生产理论[4],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
在众多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因素之中,经济学家们开始特别关注一个因素——老年人的养老安排。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没有对于养老安排的统一定义,但纵观相关文献,它至少应当包含老年人“在哪儿养老”、“由谁照料”、“由谁供养”三个维度。
其中“在哪儿养老”重点讨论老年人的居住场所或居住地对健康的影响:
如居家养老还是机构养老、农村养老还是城市养老、以及本文重点关注的移居等话题;“由谁照料”则重点讨论老年人的日常照料资源由谁提供对健康的影响:
如由养老院或者专业的照料机构提供,还是由共同居住的配偶或子女提供等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由谁供养”则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经济来源对健康的影响问题。
本文将重点综述养老安排的第一个维度——“移居”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图2-1老年人健康的众多影响因素
尽管广义的移居行为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分成多种类型[2],但在老年人的移居行为中,最为常见因而也被广泛研究的是如下三类:
1)不同养老机构间的移居2)居家养老转变为机构养老的移居3)不同个人住所间的移居[5],其中第三类移居类型又包含多种子类型,如从大都市地区到非大都市地区的移居、小范围移居到物质条件更好的住所的移居、或者本文关心的农村到城镇的移居等等。
除此之外,部分文献还研究了同一养老机构内的移居[6]。
尽管老年人的移居行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存在的社会现象。
然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传统养老观念的差异,这一社会现象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因而针对不同国家的文献所研究的移居类型也存在差异:
在发达国家,老年人在经济上更加独立、思想上更为开放、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更低,机构养老模式近年来被广泛推广,由居家养老转变为机构养老的老年人不断增多,因此,前两类移居模式更为普遍,在第三类移居中,从大都市地区到非大都市地区(包含大城市郊区和乡村)的移居类型更为常见;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老年人经济独立性差、居家养老的观念仍根深蒂固,机构养老暂未得到广泛推广,因此前两类移居模式并不普遍,在第三类移居类型中,快速城市化以及巨大的城乡差距,决定了老年人从农村向城镇的移居成为主要的居住迁移模式。
本文重点关注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移居行为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虽然这种移居模式与前两类移居模式不尽相同,但二者同为养老安排的改变,均存在对老年人的健康的潜在冲击。
因此,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对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设计都有很多借鉴之处,这里将分别针对国外不同类别的移居模式和中国城乡移居模式对健康影响的文献进行综述。
2.1国外文献综述
在发达国家,老年人的移居现象,很早就被广大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关注到。
而移居行为对老年人健康带来的潜在危害,则成为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重点讨论的话题。
早在1945年,Camargo和Preston就针对移居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由居家养老变为机构养老的移居行为会造成老年人死亡率上升的结论[7]。
尽管很多理论支持移居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害,但相关实证研究未能就移居给老年人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这一假设给出统一的结论:
有些研究证实移居行为对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确实存在;有些研究的结论却并不支持这种负面影响的存在性;甚至有部分研究证实,移居对于健康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正面影响。
除了单纯研究移居对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外,诸如自愿性移居与非自愿性移居对于健康影响的差别、移居前后环境变化的程度对健康结果影响的差别、移居对于健康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移居者本身的特点是否影响移居的结果、移居的成功要素等等逐渐被加入实证研究的框架之中,该领域的议题逐渐丰富。
该领域的文章所选取的健康变量涵盖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
生理维度既包括反应客观身体状况的指标,如死亡率、发病率、ADL功能受限、因病卧床天数、住院天数等等,又包括反应主观身体状况的指标,如自评健康等,心理维度包括反应老年人心理状况的诸多指标,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抑郁程度等等。
本文关注移居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因此重点综述以身体健康指标为主要被解释变量的文章。
相关文献按照研究方法主要可分为基线研究法与实验法。
基线研究法的做法是:
观察移居者在移居前后的健康指标变化,从而判断移居行为对其健康的影响;实验法的做法是:
寻找特征类似的两组人分别组成移居组和对照组,他们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发生移居行为,通过两组间健康指标的对比,判断移居行为对于移居者健康的影响。
相比于基线研究法,后者更易于得出移居与健康间的因果关系[5]。
在实证文章中,根据获取移居组和对照组的方式,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借助自然灾害或政策性搬迁、旧城改造等项目,观察受其影响而产生移居组和移居组周围未受政策影响的对照组之间健康表现的差异。
因为这类事件本身的发生与否、发生在哪里,基本可以认为是外生性的,因此,基于这种事件产生的两组样本可认为基本满足实验法中随机分配的要求,他们之间可比性更强。
但是基于此类事件的发生获取的样本量通常较小、且仅局限在某一地区甚至机构内,代表性稍差。
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大范围人口调研数据,从被调研人群中找出已经发生移居行为的个体组成移居组,未发生移居行为的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间健康类指标的差异。
因为移居与否是一种事后观察的主动行为,两组样本间存在自选择性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通常很难满足实验法要求的随机分配原则,组间可比性稍差,在分析时需要尽可能多的控制个体特征因素,有必要时采取一定的计量手段,减小样本的自选择性带来的影响。
但是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样本量较大,研究个体的分布更广,代表性更强。
表21研究“移居对健康的影响”的实证类文章研究方法对比
特点
研究方法
基线研究法
实验法
基于特殊事件
基于大规模人口调研数据
原理及操作
移居人群在移居前后的健康指标变化
移居组和对照组在移居发生前后健康指标间的差异;数据获得基于自然灾害、旧城改造等特殊事件
移居组和对照组在移居发生前后健康指标间的差异;数据获得基于大规模人口调研中自报或观察到的移居情况
主要优点
设计简单、易于理解
更易于得出移居与健康间的因果关系
组间对比性强、自选择问题基本可控
数据样本量大、代表性强
主要缺点
因果关系不明确
数据样本量小、代表性差
由于移居行为的自选择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较严重
下面按照文献所用实证方法分类,对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综述:
(一)基线研究法
Lieberman(1961)利用基线研究法对860位在不同养老机构间移居的老年人进行了研究,他对比了该组人群在移居前后死亡率的差别,结果显示移居后该群体的死亡率显著提高[8]。
Costello和Tanaka(1961)采用类似方法对454位移居者进行研究,给出了一致的结论。
但后又学者指出,在以上两份研究中,观察群体移居前后死亡率的时间截取长短并不相同,因此对该结论提出一定质疑[5]。
(二)实验法
(1)基于特殊事件
Killian(1970)利用美国加利福尼亚某一州立医院关闭其部分分支机构的事件,对比研究了600位受此影响被迫移居至其他医院的病人与未移居病人在死亡率上的差别。
在控制了病人的年龄、性别、种族、诊断结果、住院天数之后,结果显示,尤其对于老年人群体,移居组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9]。
类似地,Brand和Smith(1974)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对照组未移居的69位老年人,因城市改造项目被迫移居的68位实验组老年人在失调指数上得分更高,并且进一步指出,移居对于女性、白人、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严重[10]。
20世纪90年代,瑞典三篇与旧城改造这一城镇化进城相关的同领域文章(Danermark1985;Ekstrom和Kullberg1987;Oresjo1988)亦支持上述结论。
与以上两篇研究给出不同结论的是,E.Cohen和Poulshock(1977)利用1972年发生于美国WilkesBarre地区的洪水对灾民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跟踪研究,结论不支持灾后被迫短暂移居对死亡率造成的负面影响的预期[11]。
Eckert&Haug(1984)利用美国正在发生的城市改造项目,找到并研究了一组在城市酒店间非自愿移居的老年人在移居前后的健康情况。
研究发现移居对于老年人自评身体功能和心理健康均无负面影响[12]。
Dimond,McCance&King(1987)也借助美国某地正在进行的工厂扩建,研究了一组非自愿移居的老年人在移居前后健康的变化。
研究发现,在移居后的6个月到2年间,移居者的抑郁程度下降、生活满意度提高、有所担心的事物数量在一句后6个月内下降最多、孤独感没有变化。
总的来讲,这一发现否定了移居对健康造成负影响的假设[13]。
(2)基于大规模人口调研数据
Lawton和Cohen(1974)利用地区性调研数据,在控制了个体期初身体健康、社会人口学特征后,利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移居对于一系列健康变量在移居1年后的影响。
该实验法中的移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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