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铜官窑旅游综合开发规划和投资决策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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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铜官窑旅游综合开发规划和投资决策报告
长沙铜官窑旅游综合开发规划和投资决策报告
引言
2001年9月6日,在长沙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长沙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正式提出:
支持长沙铜官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且将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开发纳入了该市文化产业中期规划。
2001年9月到2002年6月间,笔者一行多次前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沙铜官窑遗址进行实地调研。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进行实地调研期间,我们以现场考察为主,并通过采访采录、查阅资料、问卷抽查为辅的调研方式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较全面地了解窑址的历史现状及开发规划等相关情况,从而形成了对窑址的系统认识。
在此基础上,我们反复分析研究,结合相关专家的建议,对长沙铜官窑遗址陶瓷文化主题的开发可行性研究、市场定位和开发规划工作等都作了一定的探讨,认为它作为长沙旅游圈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依托长沙这一旅游圈中心地城市的客源优势,湘江洪家洲的自然资源优势和遗址的文化遗产优势,并通过开发湘江水运来将三者揉和成休闲度假与品位文化沉积相结合的综合性旅游区,而且其市场前景相当广阔。
由此,我们提出了依托长沙旅游圈的发展优势、湘江的黄金水运优势、洪家洲的区位优势和铜官窑的资源优势,以长沙铜官窑遗址为中心,以湘江洪家洲和铜官镇为两翼,合力打造出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购物于一体的长沙铜官窑遗址陶瓷文化主题旅游区的构想。
当然,我们选择《关于开发长沙铜官窑遗址陶瓷文化主题旅游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因为:
一是,它作为长沙目前最有潜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它进行保护和开发的规划研究,这就是遗址的申报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二是它具有一般主题旅游区规划中难得的资源基础,可作性较高;三是它尚未被专题研究过,其成果对于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借鉴价值较高,对其它文物保护单位今后处理“保护与开发”问题也可作“他山之石”之用。
由此,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我们的调查分析结论与浅熟的认识整理成文,并谨以此文反馈回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希望能为此项工作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纯粹的保护与开发可无益于它的存在与发展。
只有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才能让它的历史折射出更多的光辉,折射到更多的人。
保护并开发好铜官窑
促进望城经济发展
加快湖南旅游业和湖南省文物保护工作的前进步伐!
!
2002年9月30日
关于开发长沙铜官窑遗址陶瓷文化主题旅游区的研究
长沙铜官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境内的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而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区(即谭家坡遗址)仅仅只是长沙铜官窑的一部分,位于望城县丁字镇古城村,距长沙市中心大约30公里,东傍望城,西临湘江,南接长沙城区,北靠湘阴,交通不便。
1958年在这里首次发现了古代窑址,因为窑址隶属于铜官镇,所以称铜官窑,又因为铜官镇属于长沙,故也有称之为长沙窑的,但它毕竟不属于长沙铜官窑的铜官镇窑区,而是石渚湖两岸窑区的一部分。
一、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历史考证
陶瓷业是湖南传统的手工业,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到隋唐五代,已成为当时最为发达的行业。
隋代湖南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长沙、湘阴等地。
唐代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期,它的艺术发展是极为全面的,除了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等外,唐代的陶瓷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而唐代的长沙铜官窑即是我国釉下彩技艺的最早发源地,代表了这一时期湖南乃至全国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长沙铜官窑烧制瓷器的历史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仅有的片言只语,也不过是可供探求的线索而已。
清人兰浦提到过,刘言史咏茶诗云:
“‘湘瓷泛轻花’此湘瓷不知即岳州器欤,抑为本镇附纪之湘湖窑器欤,当俟考定。
”兰浦把问题提了出来,采取了“当俟考定”的谨慎态度,近人黄在所著《瓷史》中,则进一步断定:
“湘瓷必产湘中,犹之称刑州瓷为刑瓷,越州瓷为越瓷也,虽未详何色,以‘泛轻花’度之,则知非雕花,乃浮绘之花也。
”较之深入了一层,但结论仍囿于兰氏所说的岳州。
据查,唐代诗人刘言史,邯郸人,与李贺同时,为孟郊善友,初客镇冀,后客汉南。
从传世诗歌中看到,他曾途经或游历过长沙,诗作中有《潇湘游》、《泊花古浦》等篇,还在《岁暮题扬录事江亭》一诗中提及:
“垂丝蜀客涕濡衣,岁尽长沙未得归。
”而长沙古称湘县,自晋至南北朝,郡隶湘州领属,至隋改称州,唐沿袭。
陆羽在《茶经》中称: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
”均以州品碗。
后世也以州冠窑,宋代定窑即是。
据此推断,刘言史说的“湘瓷”,应指湘州所产之瓷。
当然,也可以象杜甫途径铜官时那样,诗云:
“避风湘渚间”,湘可作湘县、湘州、湘江解释。
“湘”都能与长沙或铜官窑相联系。
而岳州,则古称巴陵。
更为重要的是,解放后考古调查发掘证明,无论是岳州窑,还是景德镇的湘湖窑,均未发现唐代“轻花”瓷器,更没有可以称为“浮绘之花”的唐代遗物,而在铜官窑址发掘出土的唐代纪年物却有不少。
如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耳范一件;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釉下彩绘飞鸟壶一件;大中十年“鼓价”器一件等等,日本也出土了一件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铜官窑瓷盘。
这些器物及其伴随出土器物的共同特点,多数有釉下彩和釉下彩绘画,这与传统的堆贴、模印、刻划、楷模规范的装饰技法相比较,从一定的角度来说,是“轻花”,更是“浮绘之花”。
此外,长沙、西安、洛阳、邗江、镇江、无锡、武昌以及安徽、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一些唐和五代墓葬中,扬州、宁波的唐城遗址中,也都出土了铜官窑瓷器;此外,据2002年2月长沙市考古队对长沙市蔡锷北路大型古井群的发掘工作汇报,工作人员从古井中发掘土瓷器近百件,大部分瓷器的外观和内质特征都同于长沙铜官窑所遗有的瓷器。
所以,刘言史诗中赞美的“湘瓷”与实物相印证,应是指古湘县、古湘州和临近湘江的铜官窑瓷器,“泛轻花”是指铜官窑瓷器的釉下彩和釉下彩绘画,关于唐代铜官窑地区陶瓷生产活动的描述,在唐湘籍诗人李群玉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古岸陶为器,高林一尽焚。
焰红湘浦口,烟触洞庭云。
回野煤乱飞,遥空爆响阔。
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的诗句,这于情、于理、于史实,都是说得通的,同时也说明铜官窑在陶瓷工艺成熟、陶窑满天下的唐代已颇负盛名(窑址分布情况可参见图1-a、1-b、1-c1-D)。
长沙铜官窑的年代,可追溯到初唐,延续到宋,经过一段时间的间隙,明清至民国号称湖南的陶都。
图1-a全国窑址分布图
图1-b全省窑址分布图
图1-c长沙铜官窑遗址窑址分布图
图1-d唐代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规划总平面图
二、长沙铜官窑遗址的规模和分布情况
(一)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分布情况
从铜官镇到石渚湖,沿湘江东岸,现保存唐遗址19处,占地面积大约30万多平方米。
遗址的地表与地下除了残缺的瓷片、窑具、工人的生活遗迹外,还有龙窑。
每处面积最小的约300多平方米,最大的约10,000多平方米,堆积厚度最薄处为0.4米,最厚为3.7米,有的状如山包,当地俗称为“窑包”,地表可见“窑包”13处。
长沙铜官窑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古代民窑遗址,仅就唐代而言,通过对同一基本特征器物对比,能在时间上分高低,在形制上区别出差异,并按地形地域特点可划分为两个小区:
一是铜官镇小区(因考察的主窑区不在铜官镇小区,故在本文中不再加以论述),二是石渚湖小区,所谓的谭家坡遗存,也包括在后者之中。
石渚湖小区,在铜官镇往南四公里处,这里东、南、北三面是矮小的山区,中间是八千亩面积的石渚湖,西面是湘江。
古窑遗址都分布在湖的南北两岸,南岸有石渚、油船咀两处;北岸有觉华山、陈家坪、兰岸咀、长坡、天田坪五处。
按自然地形可分为大片,十七个点,(见表1、图1-c)。
表1:
长沙铜官窑遗址石渚湖小区分布情况
遗址片属
窑址
遗存特点
出土文物代表品
备注
觉华山片
—
绿釉瓷
《绿釉横柄壶》
——
陈
家
坪
片
陈家坪窑址
花釉
《螭柄观滴》①
①相似于印尼理解南郭出上的花粗壶
枫树咀窑址
《青釉瓜形壶》②
②残存“龙窑”,遗址堆积厚3.5米;文物是唐代民间书法的稀世工作
胡家垅窑址
釉画多以鸟雀为主
《陶雕》
——
兰
岸
咀
片
灵宫咀窑址
《青釉褐斑双系贴人壶》③
③相似于朝鲜庆州出土的褐斑堆贴人物关注
南岸咀窑址
遗存以壶、罐、碗为主,彩绘、题诗、题字
《印模》④
《釉下彩绘飞鸟壶》⑤
④西亚风味
⑤唐宣宗中九年
兰家坡窑址
白釉
——
——
灰坪址窑
多绘有褐、蓝图点排列成的云纹图案
《青黄釉褐蓝云纹壶》⑥
⑥似于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彩绘双系大罐
长
坡
片
廖家坡窑址
遗存以枕、盘为主
《青釉彩绘枕》
《彩绘狮座枕》
《白釉绿彩陶枕》
——
廖家坝遗址⑦
——
《青釉仰覆莲花灯座》
⑦廖家坡是坡上与坡下之分
堆子坡窑址
带彩印花纹饰
——
——
都司坡窑址⑧
唐宗元和三年纪年耳范
⑧窑坡尚存遗存堆积厚、分布广
长
坡
片
长坡窑址⑨
玉璧足碗
《白釉葵口圈足碗》
《青釉贴花和合双系壶》⑩
⑨包括长坡与长坡垅,面积有几万平方米。
⑩壶上有一“何”字
尖子围山窑址⑾
——
《白山收壶》⑿
⑾山的东、南、西面均有卧式“龙窑”,现大都破坏,南麓一残窑:
方向为280度,火膛东西长2米,南北宽3.4米,西边深0.5米,东边深0.25米,火门位于火膛南壁,宽0.8为,残高0.48米,斜坡式窑床,与火膛东壁相接,坡度20度,宽3.3米,专家推测长度28米,窑门和投柴孔结构痕迹清晰可见,燃料多薪柴。
⑿似于国画,皴皮手法,手法是中国画风与瓷器相结合的一个见证
王田坪片窑址⒀
遗存以石窑、盘为主,碗为宽边矮圈足
——
⒀有窑址一处
石诸湖
南岸片
石渚窑址⒁
遗存以残破为主
——
⒁未进行清理
油船咀窑址⒂
——
——
⒂大部分被破坏
资料来源: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中国陶瓷:
长沙铜官窑[M]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3
(二)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基本情况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区全区约30万平方米,由核心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组成,其中核心区域约49.5亩,已用围墙圈起,不允许任何的基础建设和农田耕种的破坏。
区内共有三处被列入保护区重点开发的龙窑、两处挖泥洞和与瓷窑相关的建筑以及尚待发掘的龙窑、挖泥洞、古墓。
龙窑:
长沙铜官
窑发现的窑型,都是
承袭战国以来南方常
见的卧式“龙窑”。
根
据现场考察及专家考
证,谭家坡龙窑宽窄
笔者2002年6月12日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区了解,从2001年8月5日开始修建的龙窑保护棚,目前已初步完工,其外围图片如上图。
不一,窄处2.8米,
宽处3.5米。
窑床的
坡度也不一致,可分
为五段,段斜面9—
23度不等。
窑顶坍塌,结构不明。
窑壁用青砖砌成,砖长30厘米,宽22.5厘米,厚9厘米。
砖墙残存高1.4米。
龙窑可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
窑头建于山坡与山坳相交处,可分为火门、火膛、储火段、挡土墙、防雨棚五部分。
目前,龙窑被全部封闭,保护区正组织专人开展对龙窑进行清理和混凝土加固的抢救性发掘和保护工作。
在保护区现场,火膛的烧结层,仍清晰可辨,而匣钵、以及残破变形的废品则到处可见。
挖泥洞:
据有关文物考察单位统计,觉华山下的挖泥洞,在1949年前尚残存挖取瓷土的洞坑26处,1978年仅存5处,其中两处为长方形,大的85米×35米,洞深6.5米。
另两处略呈圆形,还有一处呈三角形。
保护区内已被列为重点保护的一处挖泥洞,位于保护区办公室所在山坡下,一个入洞口,两个洞身,远洞口身长约8米,近洞口身长约6米,洞壁湿润,无苔藓类植物生长,保存状况较好。
文化堆积层:
重点保护区域的地表以下5—10厘米,不均匀地分布着厚度为0.5—2.0米的文化堆积层。
该文化堆积层包含了瓷器文化在湘江流域发展过程中散留下来的瓷器、残缺瓷片、窑丕以及烧窑者生产、生活的遗迹。
文化堆积层的厚度因区域而异,以龙窑和码头为最。
已出土瓷器:
就品种而言,应有尽有,除碗、盘、杯、壶、罐等日常器皿外,还有灯、炉、台、枕、玩具等特殊工具;在造型上,
新颖别致,如千姿百态的龙、凤、狮、虎、马、鹿、鸟、雀等成品,几乎没有两件完全一样。
这些工艺品不仅造型生动,更为巧妙的是,每件成品各留三孔可以吹奏简单的曲调;在釉色上,铜官窑瓷器的釉色偏黄,不像越窑瓷器清澄如水,釉色莹润。
出土的瓷器现多为国内外著名博物馆和收藏室收藏(部分珍品名目可参见表1)。
(三)长沙铜官窑的特点分析
长沙铜官窑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彩瓷之路的源头和重要的彩瓷外销地,据专家分析,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我国历史上其它名窑所不具备的三个特点。
1、长沙铜官窑的突出贡献在于发明了釉下多彩技术。
国外专家指出:
“在中国陶瓷史上,这是装饰技法上发生的划时代的变化。
”而所谓的釉下多彩,顾名思义就是在釉的下面描多种色彩,即在陶瓷胚胎上釉之前,先在胚胎上涂上铁和铜混合的呈色剂,然后再盖上釉,送入窑中高温烧制,呈色剂与釉在高温下发生了化学反应,使得美丽的色彩以釉下显现出来,永不脱落。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创新。
据有关专家推证,釉下彩技术之所以会在长沙铜官窑出现并得到发展,一是因为铜官窑沿江取土,土质疏散,瓷成品在结构上不如当时其他窑的成品,采用釉下彩可弥补这种质上的缺陷,二是铜官窑属外销窑,釉下多彩技术可能是迎合国外市场的需要而发明并因市场扩大而发展起来的。
2、铜官窑瓷器把古代文化艺术与陶瓷装饰艺术结合起来,形成内容丰富的釉下彩绘。
釉下彩绘的绘画内容丰富,有各类花鸟、植物、人物、山水等题材。
其绘画技术娴熟,用笔简练、淡雅,属于绘画艺术上的写意画范围。
在瓷器上写字题诗,也是铜官窑瓷器的空前之作。
在唐以前,在瓷器上很少写字,只是在瓷胎上刻划年号、简单的吉祥语或工匠的名字。
而铜官窑瓷器上则有大量的文字(据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瓷胎上的年号,吉祥语,产地以及工匠的名字之类的文字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广告方案),或是明白如话的小诗,或录以谚语、格言,而这些题字题诗均用毛笔书写,书法流畅,布局大方,富有观赏趣味,保留了一千多年之前唐人的墨宝遗迹。
铜官窑瓷器把书法引入瓷器装饰,是我国瓷器装饰上颇具民族特色的一项创举。
3、陶瓷的生产以外销为主,极力开拓和占领海外市场。
首先,从考古资料来看:
此类瓷器在国外频频被发现,而在湖南本地的唐代、五代的墓葬中却极少见。
1979年以来,在长沙发掘的三百余座唐、五代的墓中,没有出土一件铜官窑的典型器物,在全国其它地方也不多见,唯独在一些重要的江河、港口,如汉口、宁波、扬州才有大量出土;其次,从瓷器出土地点和销售路线来看,在海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经东南亚、印度洋、红海的相当一部分瓷品就属于铜官窑彩瓷;最后,从出土的铜官窑釉彩下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来看,它们具有浓郁的热带和亚热带特色,如人物多赤身裸体,有不少卷发女郎,类似东南亚人和西亚、阿拉伯人。
在走兽中,有狮子、大象等热带动物,还椰子树、槟榔树以及西亚所特有的的椰枣树等植物图案,可见其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在国外,而非国内的宫廷或大官贵人。
4、长沙铜官窑是一处典型的民窑。
它不同于唐宋时期的钧窑、定窑、景德镇等地的瓷窑。
前者是纯粹的民间生产、销售,主要流传于民间;而后者都是官窑,它的产品多为当时的贵族、有钱人使用。
因此,相比而言,长沙铜官窑以其当时的规模和名气都可以说是唐宋时期民窑的典范。
再加上现存民窑为数不多,因此,它不仅对于研究唐宋时期民间历史、税收、陶瓷工艺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由于目前同历史条件,保存完整,遗迹上规模的民窑少之又少,其资源价值、历史价值的份量也因此而加大,这也是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长沙铜官窑的价值评价
历史价值:
作为一个重要的瓷器遗址,铜官窑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而其窑瓷产品更是一颗曾被淹没的陶瓷明珠。
铜官窑遗址年代上限应当在初唐,兴盛于中晚唐,下限在五代时期。
绝迹后,这颗瑰丽的陶瓷明珠被历史淹没了千余年。
直到解放前后,国外(主要是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半岛)才出土了大量的彩瓷,却无法推知其产地。
6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冯先铭先生和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认为这些瓷器生产地应在长江流域,于是前往调查,沿江取证,终于证实这一观点,同时也提出,长沙铜官窑是我国瓷器釉下彩的发源地这一说法。
另外,长沙铜官窑瓷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新产品,唐代的瓷器,主要是青瓷、白瓷、著名的陶器则有唐三彩。
这些都是常见的外销瓷器,但唐代湖南不产白瓷和唐三彩,青瓷也不能与越瓷媲美。
如果没有别具特色的彩瓷产品是难以在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由此,长沙铜官窑瓷器便应运而生。
可见,铜官窑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而且对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伊斯兰教文化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最后,铜官窑与岳州窑是一对孪生的姐妹窑。
铜官窑产品,不仅继承了岳州窑早期的釉下褐彩装饰,而且创造了以铜料作为装饰的铜绿彩的新型釉下彩和乳白釉的传统格局。
因而,长沙铜官窑的铜绿(红)釉等彩瓷新工艺,为后来钧红和青花釉里红等各种彩瓷的形成和兴起到了启蒙和示范作用。
美术价值:
长沙铜官窑产品种类繁多,它在岳州传统青瓷工艺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其器物造型追求丰满、变化和摹仿金容器等轻巧精美的新型陶型工艺。
此外,铜官窑瓷器还有着以色彩美、自然美和变化美为特色的装饰美,特别是其产品不满足于传统的辘轳成型、生产千篇一律的圆体器型,而是大胆追求自然界千姿百态的花果形态和鸟、兽、鱼、鳖等多种式样,使得它把一般普通的实用器,变成了富有生命力,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开辟了新的艺术创新途径。
收藏价值:
“物以稀为贵”,长沙铜官窑作为唐代独具特色的民间釉下彩陶瓷美术工艺品,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长沙铜官窑除了墓葬和窑藏中出土比较完整的器物外,窑址中有些残损不全、但却是罕见的绘画、雕塑和异国图文等珍贵瓷料,同样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
此外,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文物对于研究唐代的诗词文化以及唐代与西方的国际关系有着一定的价值。
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角度来讲,长沙铜官窑的历史、美学、收藏、研究价值都是遗址保护区旅游资源的无形部分,而这些无形旅游资源的组成部分正是人民所希望得到的。
三、关于开发长沙铜官窑遗址陶瓷文化主题旅游区可行性分析
(一)经济可行性分析(详见附件1:
《长沙铜官窑遗址陶瓷文化主题旅游区投资项目经济评价书》)
1、市场分析
根据遗址管理处办公室的粗略统计,近几年前往处于保护状态的长沙铜官窑遗址参观的游客有八成以上是以探析遗址现状与价值为目的的考古工作者或旅游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及高校相关专业学生,他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
这部分客源主要是由遗址的历史性、文化性吸引而来的,但是数量有限。
因此,解决旅游区的客源市场问题可以通过将遗址的开发方向拟定为陶瓷文化主题旅游区(即在突出陶文化的前提下兴建仿唐集镇、仿古生产线、陶吧等辅助项目),把以休闲度假游客为市场的配套旅游点洪家洲纳入旅游区的整体规划,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其目的就在将旅游区主题影响辐射到省内相关旅游文化景点,在确保这部分客源的基础上争取到更为广泛的大众化游客,并使大众游客成为旅游区的主要客源。
由于该旅游区不受季节因素影响,且全国又鲜有以陶瓷文化为主题,并佐以休闲旅游的主题旅游区,加上它有长沙这个客源市场能量较大的客源地城市在背后支撑,此外,江中度假场所、水运进出的交通构思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卖点,因而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2、经济可行性分析
根据开发设计要求和近年长沙市的旅游的人数和收入情况,我们制定了长沙铜官窑遗址陶瓷文化主题旅游区的项目投资和资金固收情况表(参见表2),根据表2,旅游区计划投资的5890万元人民币,拟用于基础设施改建和景区建设,资金年回收约定俗2335万元人民币,净回收期约合2.6年,倘若再加上固定设施的再改造投资等各项费用,预计回收期约5~6年。
表2长沙铜官窑遗址陶瓷文化主题旅游区投资预算表*
项目
预计投资额(万元)
预计建成年收益额(万元)
净回收期(年)
备注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水利
自来水管道改造
500
100
5
望城县—铜官镇
小型污水处理厂
500
50
10
铜官
电力
区域电网改造
300
50
6
铜官
通讯
区域通讯网改造
300
50
6
铜官
水运交通
湘江航线勘探
10
---
---
岳阳—洪家洲----长沙
购买游船
200
50
4
住宿
床位
100
40
2.5
100张
景
区
项
目
铜
官
窑
保
护
区
仿唐小镇
600
200
3
含拆迁、征地
仿古生产线
100
50
2
----
陶吧
150
50
3
-----
铜官窑出土文物陈列馆
500
20
25
-----
雕塑墙
100
---
--=
-----
景区基建
50
10
5
含停车场
洪
家
洲
度
假
中
心
别墅区
1000
1400
0.7
房地产开发
天然泳池
20
5
4
----
洪家洲环洲风光带
400
---
---
防洪大堤
垂钓区
20
30
0.7
----
码头
30
30
1
----
洪家洲公园
10
---
---
----
其他
----
-----
1000
200
5
----
总计
5890
2335
2.6
----
*注:
据了解,目前国家文物局,湖南省文物局,长沙市政府每年拨出专项资金,用于铜官窑遗址保护区的文物保护和发掘工作,因此遗址保护区的保护专项资金将不纳入该预算。
资金的来源,我们认为旅游区的经营管理可以借鉴湖南凤凰县的引资模式*,通过出让经营权以获取资金。
(二)技术可行性分析(交通)
针对旅游区可行入性差的问题,我们拟将建成后的旅游区交通重点放在湘江水运上,一是虽然湘江的枯旱季节明显,但从长沙港到洪家洲或从岳阳港到洪家洲和航道均不受影响;二是开发湘江水运成本较公路要低,而且游客可以观赏沿江美景,再加上长沙作为内陆城市,坐船出游的机会明显少于坐车出游,因而又增加了景区的吸引力;三是如此重视地开发湘江水运对于整个湘江的开发意义重大,获取政府支持更为现实。
(三)社会环境可行性分析
长沙铜官窑遗址作为《长沙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其开发工作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有关法律对于景区建设也有一定倾斜。
但是,开发工作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尤其是考虑到周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尽量降低可能造
*注:
湖南凤凰县通过出让南长城等景区的50年经营权,从而获得了大型旅游企业对景区的开发投资支持。
成的资源和环境破坏程度,从而形成旅游资源持续利用的发展模式,保持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微而不衰。
只是在对周边群众的调查中,近两成的居民对景区开发不予支持,如何妥善处理这部分人的消极情绪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四、关于长沙铜官窑陶瓷文化主题旅游区开发模式与开发定位分析
(一)开发导向模式分析
旅游资源开发导向模式是由旅游资源类型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这对供需矛盾所决定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向问题。
目前,我国旅游资源的开发正在实现由资源导向模式向市场导向模式的转变,即由依资源而定(有什么资源就开发什么产品,对客源市场少于考虑),向依市场需求而定(市场需求什么就开发什么产品,将新的资源的筛选、加工、再创造、导向市场所切实需要的)转变。
旅游资源开发导向模式是一项战略策略,依据长沙铜官窑这一特定的旅游资源的实际,主要可以从以下体系进行开发导向模式分析。
基础形象导向:
旅游资源在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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