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西藏地方文献考略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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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西藏地方文献考略精品
西藏地方文献考略
摘要有关西藏的地方文献不多,本文择其要者加以考释,主要探讨文献形成背景、作者简况、版本源流、文献价值,并对某些文献的讹误做了必要的订正。
关键词西藏;地方文献;考略中图分类号204.75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8—0139201903—0131—07唐代以来有关西藏地方状况的纪事、纪程、通志等汉语地方文献,数量不多。
现存西藏地方文献,估计有30种左右,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刘元鼎所作《使吐蕃经见纪略》。
元、明两代虽设立宣政院统辖吐蕃全境僧俗事务,政令、专使、边臣往来不断,但专门记载地方见闻的文献极少流传。
从清初开始,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更为密切,达赖、班禅喇嘛以及各呼图克图多次接受清朝皇帝封号,西藏僧俗行政要务直属中央。
此后,朝贡关系的密切、驻藏官员的任免、军旅人士的往返、商贸流通的增加,使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纪事、纪程之作渐多,也开始有综合性的通志类地方文献问世。
焦应旃所撰《藏程纪略》、吴廷伟《定藏纪程》、杜昌丁《藏行纪程》、佚名《西藏志》、松筠《卫藏通志》、黄沛翘《西藏图考》、陈观浔《西藏志》,就是其中比较著名者。
虽然这些地方文献对藏学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在传抄、流传过程中也偶尔出现作者歧误、内容归属不当、文字错讹、年代不清等问题,应当进行必要的考索、辨析。
根据前辈学者对上述问题已有的认识,结合有关西藏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爰就平素读史所得,笔者对以上所列西藏地方文献的作者概况、成书背景、卷目内容和文献价值做一些初步的订正、梳理工作。
一孔之见,未必精当,乞请方家教正。
一、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刘元鼎,唐大理寺卿。
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得知回鹘与唐和亲,乃遣使者尚绮力佗思来朝,要求会盟。
唐王朝下诏许之。
穆宗以大理寺卿刘元鼎为会盟使,右司郎中刘师老为副使,主持会盟仪式;诏令宰相与尚书右仆射韩皋、御使中丞牛僧儒、吏部尚书李绛、兵部尚书萧倪、户部尚书杨於陵、礼部尚书韦绶、太常卿赵宗儒、司农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绰、右金吾将军郭镟同吐蕃礼部尚书、会盟使者论纳罗在京师西郊正式会盟,唐王朝批准了赞普拟订的盟约。
穆宗长庆二年822,吐蕃赞普再遣使者赵国章来长安,唐王朝决定派遣刘元鼎前往藏地。
元鼎瑜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经龙支城,过石堡城,越赤岭,到达位于麋谷的赞普行在,会见赞普,并代表唐朝中央参加了有赞普主盟的会盟仪式刘元鼎这篇纪略,将他奉旨离京,前往吐蕃会盟,沿途所见所闻,与赞普及吐蕃大臣会盟的情况,做了翔实记述。
例如,他描述河广武梁所见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
见使者麾盖夹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
言顷从军没于此。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唐代西北人口、垦殖、农作物情况,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归途中所见西北山川,他也做了贴切记载元鼎腧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俺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潆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
秋夏乃胜舟。
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渭昆仑者也。
夷日闷摩黎山。
东场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日河湟。
这段史料对于研究唐代黄河上游地理状况,也有很高的价值。
二、焦应旃《藏程纪略》焦应旃,清康熙五十年前后泾阳知县。
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奉命从军,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此次西征有4年之久。
在此前后,由于叛乱势力受挫,潜行狡计,掠及藏地,旋借达赖喇嘛病故,乘机拥立伪达赖喇嘛,向藏区窜扰。
康熙帝特命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褪统领六师进剿,从西宁木鲁乌苏。
同年又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师人藏,一方面遏止准噶尔西进之势,另一方面护送达仓赖喇嘛入藏,以收全胜之功。
焦应旃偕同事诸公奉调押运军需,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到康熙六十年五月的整整一年时间,经青藏高原入藏,抵达拉萨,又从康藏高原出藏,由四川返回任所。
焦应旃将这段不必至而竟至之的遐荒绝塞,不必见而竟见之的荒诞险远生平意外经历记载下来,名之日《藏程纪略》。
这篇纪略以写实见长,文笔生动细腻,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下面转述纪略有关北路经历的段落庚子康熙五十九年四月由西宁出关,走阿什汉水、日月山、哈什哈水、柴鸡口、工噶脑儿,以及夺洛、达巴等处。
这段途程昼夜温差极大,赤日之下,雪雹时加,伏暑之中,严霜夜袭,天时地气之不同,盖与中原迥绝。
经过两月余的艰苦跋涉,方至索力奔,然后过黄河,抵达星宿海作者描述所见星宿海水面平阔无际,波澜不惊,上下无光,一波万顷。
海中石山一座,相传山底有七孔,水从孔中进出,生平读山海经,览舆图记,渭‘河源’经出于此。
由此前往亚喇塔夷、拜彦哈拉,药草伤身瘴疠弥毒,人畜中之,不一二日辄死,尸填道路,莫可胜计。
10天之内,焦应旃随行仆从已死去8人。
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木鲁乌苏即通天河,金沙江源头,在此与大军会合后,焦应旃仍奉命押送牛羊,随大兵后以济军糈。
八月十一日起程,辗转藏北高原,抵达拉萨。
不久,焦应旃取道川藏驿路回署,历尽艰险、饱受冻馁,九死一生,他回忆自己这段军旅生涯,感慨万千计余自丙申二月从军,至辛丑五月回署,六载于外,虽王事靡盛,劳瘁弗辞,而以衰弱微驱,频年奔走,旦夕无休,宿露披霜,含饥忍冻,崎岖历尽,皮骨仅存,所幸以生还无恙者,皆上苍默佑所致也。
他57岁时康熙六十年,援笔以纪其略,就是这篇《藏程纪略》。
《藏程纪略》初见于和宁所刻的《西藏志》,后来又收入《卫藏通志》,是清王朝赴藏官员记述藏区经历最早的作品。
焦应旃《藏程纪略》记述了自己在青海、西藏服务于军旅的艰难经历。
因系亲身经历,足迹又遍及北路和东路驿道,其所记述藏区基本情况真实可信。
三、吴廷伟《定藏纪程》吴廷伟,字端人,安徽隆阜县人。
吴廷伟全州知府任满时,正当康熙帝晚年定藏之役发生,选拔能员随军办事,吴以知府职分随军督粮。
一说认为,吴廷伟任全州知府时,都察院都御史张大有家人犯法,廷伟不予包庇,按律治罪,张嫉恨之。
藏事发生时,张大有遂乘机报复,推举吴廷伟随军前往绝域。
入藏之初,其随从人员14人,出藏归家,仅存3人。
运粮1石,须运费20余两,而官费往往不足支付,督运1年,他个人赔累万金;又因路途异常艰苦,归来时腰背佝偻如弓,年余始愈。
后升任甘肃道员,乾隆三年1738告归。
吴廷伟回顾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时,感慨万千以上从西宁卫到藏往返通共计程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三里。
自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起程,六十年五月二十日事竣,计一年有余,其间忍饥受寒、劳瘁之状,笔难尽述。
惟将风土奇异、山川险阻,及所产物件,略记大概,以备查考云尔。
吴廷伟《定藏纪程》记事之周详细腻,以木鲁乌苏附近的一段记述为例共计六十五里至以可八罕兔儿哈兔果儿,顺河边走,过三道小河岔。
又过两次兔儿哈兔河,水南流,好过。
此河六七股水,不深。
此一站路宽平,好走,从此无薪,皆炊畜粪。
计程五十里至兔儿哈兔河边库库赛,沿河顺山边走,过二道小河,路窄高低不等,好走,草甚好。
计程六十里至兔儿哈兔河边鄂儿吉兔托灰,沿兔儿哈兔河顺山边走,过二道小河,此一站先走数里窄路,后俱宽平好走,草甚好。
一带出野骡子,生相与家骡一般,毛片都是栗色,脖子、肚下俱有白毛,再无别样毛片者。
’值得注意的是,吴廷伟《定藏纪程》对当时布达拉宫的描述,揭开了这座壮丽辉煌的历史建筑的神秘面纱,让人们从作者的笔下看到了这座宫殿的真实情况藏西里许,有一座山,山上盖坐北向南大庙,乃达赖喇嘛所住。
南边山下,圈山有城三门,东西南各一门,二三里,宽大,上山之路用石铺好,一丈宽,有栏马墙,向东上去,山后有两条路,与前边路一般。
此山上房子甚多,有千门万户,至顶九层,连接套盖,由梯而上,路径逼人。
墙地皆系石灰粉成,一片雪白,第八层楼锡瓦殿,第九层楼金瓦殿,西边有一金瓦殿,内有金塔一座,四丈余高,镶嵌多是珊瑚宝石之类。
南北有银塔各四座,丈许高,佛像与中华喇嘛寺内一般,也有铜胎,有泥像,殿内柱子有花氆氇包裹,栅幔用花蟒缎结吊,窗格子雕刻甚精,画像巧细,不能尽述。
对布达拉宫如此逼真细致的描述,在此之前,实不多见,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四、杜昌丁《藏行纪程》杜昌丁,清代江苏松江府青浦县士人,为云贵总督蒋陈锡幕宾。
康熙五十九年1720庚子十二月,蒋陈锡因清廷谕令陕西、四川、云南三省会剿西藏时,贻误粮运,奉命进藏效力赎罪。
当时,藏程险阻,生死难卜,被人们视为畏出境途,从者闻风散去。
杜昌丁与蒋陈锡交谊笃厚,有知己之恩,不忍相负,独以倚间之望,不能久稽,请以一载为期,送公出塞。
送蒋至雪岭才返归故里。
往返途程,将近一年。
杜昌丁回乡以后,遂将这段万死一生的往事按
日记述,康熙六十一年1722完成了这篇《藏行纪程》。
进藏路线,一般由四川成都或青海西宁,杜昌丁随蒋陈锡进藏,却是从云南昆明取道洛龙宗,杜昌丁虽然仅达藏边,但是所经中甸、阿墩子等处,均汉人罕至的民族地区,因此所记入藏途程见闻应是罕见之作。
蒋陈锡、杜昌丁从云南省会昆明出发,取道滇西入藏,其所经道路格外艰辛。
《藏行纪程》详细记述了他们西行的路线与程站近花圃、碧鸡关、安宁州、老鸦关、禄丰县、广通县、楚雄府、镇南州、酱堋、云南堡、白崖、赵州、大理府、沙坪、剑川州、九河关、阿喜即金沙江渡口、黄草坝、咱喇姑、土官村、十二阑干、大小中甸、汤碓、泥西、崩子栏即自立,属四川、杵许、阿敦子、多目、盐井、澜沧江、梅李树、甲浪喇嘛台、必兔、多台、煞台、下坡、江木滚、札乙滚、热水塘、三巴拉、浪打、木科、宾达、烈达、察瓦冈、天通、崩达、雪坝夹坝、洛龙宗。
蒋陈锡、杜昌丁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月十六日起程就道,杜昌丁于次年1721七月十一日与蒋陈锡分手东归,循旧路返回。
归途也是惊险非常,九死一生。
十月初一日,杜昌丁返回昆明,即与蒋公使者陆相兼程70日,于十二月十三日回到江苏青浦故乡。
《藏行纪程》记述了他们从云南到西藏的惊险历程,不仅时间、路线、程站、见闻翔实可据,而且保存了异域风光、生态气候、民族风情等珍贵史料。
兹举六月二十三日他们经过阿敦子雪道过澜沧江索桥的惊险记述,可见一斑桥阔六尺余,长五十余丈,以牛皮缝馄饨应作浑脱数十只,竹索数十条,贯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则水势荡激,掀播不宁。
盖江在大雪山之阴.雨则水涨,晴则雪消,故江流奔注无息时。
舟筏不能存,桥成即断。
土人系竹索于两岸,以木为溜,穿皮条缚腰际,一溜而过,所谓悬渡也,俗名溜筒江。
时畏竹索之险,故俟桥成,是日巳刻,水高桥二尺余,波浪冲击,蒋公几至倾覆,赖刘牧扶掖得免。
余虽不致倾跌。
而水已过膝,过片刻桥即冲断,堕水三人,一以足指挂索得生,余则无从捞救矣。
杜昌丁对云南往返西藏交通道路的实况描述,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他不仅为滇藏地理、交通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而且为西南边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五、佚名《西藏志》佚名乾隆《西藏志》,有乾隆年间的抄本,也有乾隆五十七年关中承宣使者和宁的刻本。
此书分为四卷。
卷一正文为全书主体,下列事迹、山川、寺庙、天时、物产、岁节、纪年、风俗、衣冠、饮食、婚嫁、夫妇、生育、丧葬、医药、占卜、礼仪、宴会、市肆、房舍、刑法、封爵、头目、兵制、边防、征调、赋役、朝贡、外番、碑文、唐碑、台站、粮台、附录。
卷二程站,按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路线分段记述,也附记了通往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一些路道。
卷三收录清康熙时泾阳知县焦应旃所撰《藏程纪略》。
卷四附录西藏志地名、寺名索引。
原本《西藏志》为无名氏撰。
乾隆五十七年1718关中承宣布政使者、驻藏大臣和宁首次刊行《序》中说撰者传为果亲王,今《西南稀见方志文献》著录本署名焦应旃撰。
看来《西藏志》的作者究竟是谁,尚存疑义,需要在此作一辨证。
既然驻藏大臣和宁最早提出《西藏志》作者可能是果亲王,我们就需要明了他做此判断的依据如何。
乾隆五十七年,和宁在刊行《西藏志·序》中称是书传为国朝果亲王所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爰付剞劂,以公同志云尔。
可见他并无确切根据,只是照录传闻而已。
不料这种说法竟起了误导后世的作用,后来黄沛翘的《西藏图考》、许光世、蔡晋成的《西藏新志》、日人山县初男的《西藏通览》等书均沿用和宁的说法。
也有例外者,如马揭、盛绳的《卫藏图识》凡例、卷首鲁华祝《序》均称《西域记事》、《西藏志》为无名氏之作。
《卫藏图识》为乾隆五十七年的的作品,撰者和鲁华祝为久居藏地之员,都无法判定作者是谁。
此外,马俊良于乾隆五十七年所辑《龙威秘书》,将《西藏志》全文采入,更名《西藏记》,也不著撰者,可见无法确定撰者身份。
再从果亲王的入藏及死亡时间看,其撰者身份更是疑窦重重。
果亲王于雍正十二年1734奉命赴泰宁,送达赖喇嘛还藏,十三年1735回京,乾隆三年1738去世。
翻开《西藏志》的记事下限看,该书已经记述到乾隆六年1741班禅喇嘛坐床事,撰者连自己身后三年的事也记述了,这是可能的吗?
这次《西南稀见方志文献》选载《西藏志》,署名焦应旃撰,缘于原书附载焦应旃所著《藏程纪略》。
焦应旃何许人也?
康熙五十年17前后,焦应旃原本泾阳知县。
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奉命从军,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
此后四年,他又转而增援抚远大将军允褪定藏战事,奉调押运粮秣。
他辗转藏北高原,抵达拉萨,又取道川藏驿路回署,历尽艰险,九死一生。
他57岁康熙六十年时,援笔以纪其略《藏程纪略》。
查《西藏志》记有乾隆元年1736章嘉呼图克图自藏入都、六年1741班禅坐床事,此时焦应旃已经是80老翁。
当然可以设想,他虽然无力再履藏地,广征史料,撰写实录,但也可能利用他人提供的材料完成《西藏志》。
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想,要断定《西藏志》是他所撰,笔者认为还应当有更多的确凿材料参阅《西藏志·卫藏通志》卷首,吴丰培《前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六、佚名《卫藏通志》佚名《卫藏通志》初无刻本,稿本不著撰者。
袁昶辑人《渐西村舍丛书》,也未说明撰者是谁。
仅在《后序》中说按此书系清户部主事桂林龙松岑先生继栋校刻,伊未署名,详见先公集中。
《附记》并云原本未著姓名,疑即为和琳所辑云。
所以作此推测,主要是因为《卫藏通志》方略门中收录了多份和琳奏疏。
佚名《卫藏通志》共计十六卷卷一考证以下悉仍旧编,卷二疆域,卷三山川,卷四程站,卷五喇嘛,卷六寺庙,卷七番目,卷八兵制,卷九镇抚,卷十钱法,卷十一贸易,卷十二条例,卷十三纪略原一卷,今分为上、中、下三卷,卷十四抚恤原未列入门类,今新编入,分为上、下二卷,卷十五部落,卷十六经典。
有关佚名《卫藏通志》的作者,既然前人已初步指认为和琳,笔者愿就和琳是否是《卫藏通志》的作者的问题做一点考索。
和琳为乾隆时期权臣和坤的胞弟,史称他在和坤当权时,藉势邀功,从笔帖式累迁至湖广道御史,又从吏部给事中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寻授兵部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
乾隆五十六年1791,因廓尔咯尼泊尔侵扰后藏,清廷谕令将军福康安带领各路劲兵,由青海前赴西藏征剿。
次年二月,清廷谕令和琳驰赴西藏,办理一切藏务。
不久,擢升工部尚书。
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琳由驻藏大臣升任四川总督,其在西藏任职的时间确有三年之久。
《卫藏通志》所收录的和琳奏稿,即是这一时期上报给清廷的。
若仅凭这些奏稿就认定《卫藏通志》是和琳的作品,未免牵强附会。
再者,和琳平生并无著述,文章之事,恐非所长。
否定和琳是《卫藏通志》的作者,还有一个重要依据,是发现了与《卫藏通志》内容雷同的《西陲纪事初稿》。
据当代学者吴丰培《著者考》揭示兹见一书,名为《西陲纪事初稿》,不分卷,署名长白松筠,为咸、同时抄本,字体甚工。
核其内容,于《卫藏通志》除序次不同、略有重复外,其文义则一字未易也。
乃复就《卫藏通志》中细读一遍,当为松筠所撰无疑。
松筠,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黄旗人。
以翻译生员,任理藩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历任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办事大臣、将军,多有建树。
乾隆五十九年1794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驻藏大臣,史称他抚番多惠政。
因和丑扣用事,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在藏凡五年。
嘉庆四年春召为户部尚书。
五年充伊犁领队大臣,七年擢伊犁将军。
松筠是一位精于考察异域情形和擅长处理错综复杂边疆事务、又喜欢结纳文人学士的官员,他任职西藏期间,著有《西藏巡边记》、《西照纪行诗》、《丁巳秋阅吟》、《西招图略》。
任职新疆时,撰写了《新疆识略》十三卷、《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这是他可能撰写《卫藏通志》的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卫藏通志》书中还有一些重要佐证1.卷四程站门有驻藏大臣、工部尚书、都统松筠《巡边记》,为乾隆六十年夏四月之事,与和琳无涉;2.卷六寺庙门下永安寺,是乾隆六十年御赐之名,也无关和琳的事;3.《卫藏通志》卷九镇抚门后附驻藏大臣衔名表,并不是编排到和琳任职为止,而是编排到松筠任职为止;4、卷十四镇抚门收录奏议,大多为乾隆六十年二月以后松筠及帮办大臣和宁会衔奏议。
和琳在乾隆五十九年交卸驻藏大臣、改任四川总督以后,断无再与闻藏事之理。
因此基本上可以确定,《卫藏通志》为松筠所撰或松筠组织他的幕僚们撰写。
七、黄沛翘《西藏图考>黄沛翘,字寿菩湖南长沙善化县人氏;有经世之才,留心时务。
同乡学者黄锡焘在此书序
中称他早岁从戎,官蜀最久。
光绪初年,黄沛翘官至道员,是四川总督丁宝桢处理西藏问题的智囊人物,著有《西藏图考》。
这部图考连卷首在内,共计九卷1.卷之首序言固始丁士彬、善化黄锡焘、长洲顾复初三序、例言、宸章;2.卷之一西藏全图小引说、沿边图说、西招原图说、乍丫图说;3.卷之二西藏源流考、续审隘篇、内地程站附考;4.卷之三西藏程站考诗附;5.卷之四诸路程站附考;6.卷之五城池、津梁、关隘、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土产汇考、名山大川详考7.卷之六藏事续考;8.卷之七艺文考上、附奏议;9.卷之八艺文考下、外夷附考、附喀木西南解说辨异。
对黄沛翘《西藏图考》的价值,结合时人较为允当的评论,笔者认为有两大特点笔者细读《西藏图考》,发现此书第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古今有关西藏的地形地貌、山川河道、交通道路加以融会贯通,择善而从,形成了系统完善的藏区地理志。
当时,黄沛翘的同乡学者黄锡焘已称其书旁搜博采,于古今沿革、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条分缕析,了如指掌。
若有事于西藏,此为指南针。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吸取了诸多西藏地图的优点,博采众说,又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绘制出前所未有的西藏全图。
顾复初认为寿菩观察久绾军事,留心边务,乃博采众说,规方计里,绘为诸图;又搜罗艺文、土风谣俗,莫不毕成。
此书一问世,即成为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重要参考文献。
19世纪下半叶,英国以其殖民地印度为侵略基地,吞并了哲孟雄锡金,进而侵扰布鲁克巴不丹、廓尔喀尼泊尔,试图开通南亚诸国与中国西藏、四川等省的贸易通道。
光绪九年1883春,廓尔喀尼泊尔所属巴勒布商人在西藏被掳,廓尔喀与中国西藏边界出现紧张局势。
负责兼理西藏事务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防范英国侵藏图谋,奏准清廷后,派遣丁士彬驰赴西藏勘办。
丁士彬于光绪十年1884四月衔命出关,闰五月抵达川藏交界。
此时他得知廓尔喀已与西藏地方当局和解,藏使也已经入告清廷。
丁士彬退驻巴塘,不久奉命返回成都。
这次受命前后,丁士彬深切感到,西藏关系中外利害,数倍于昔。
而考其山川险要,与其道路出入,关隘分歧,尤今日之急务。
于是他访求各种兴图及诸家记载,携之行箧。
凡至一地不惮咨诹。
稽其异同,察其风气,欲他时纂集成书,为筹边之一助。
恰值同官黄沛翘将所撰《西藏图考》出示,并向他求教。
他细读之后,发现自己凡昔所裒辑者,君皆已有之,且加详焉;即有余于君之外者,类皆郢书燕说,不足为轻重。
可见当时处理西藏事务的官员对此书已有很高的评价。
今天看来,除因地图等受到测绘手段的限制,未能精确、详尽以外,其文字记述部分,仍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文献价值。
八、陈观浔《西藏志》陈观浔,字酉生,四川成都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
熟捻史、地文献,工于书法,有《敏求斋遗书》等著作传世。
1920年前后,得到四川军政首脑人物熊克武、杨庶堪、杨森、刘湘、邓锡侯、刘文辉、赖心辉等人支持,酝酿编修《四川通志》。
民国十四年1925,四川军务督理杨森在成都设立四川通志局,正式编修《四川通志》。
富顺县前清进士宋育仁被聘为总裁,宋延聘陈观浔襄与编修事。
其中,陈观浔所编修的《西藏志》已完成初稿,而《四川艺文志提要》尚未完稿,陈观浔即因病逝世。
陈观浔逝世后,《西藏志》辗转存放,已成残稿。
陈氏后人过录的抄本不分卷,依次划为31个部分,包括的要目有《总论》、《卫藏疆域考》附表、《卫藏山川考》、《西藏名山考》、《支山名义考》附表、《西藏大川考》、《支水名义考》附表、《西藏湖池考》、《西藏海子考》、《西藏津梁考》附表、《西藏城廓考》、《西藏都邑考》、《西康定郡考》附表、《西藏寺庙考》附表、《西藏寺院内部及礼拜考》、《西藏道路交通考》附表、《西藏关隘考》、《亚东关通商》、《西藏塘铺考》附表、《西藏种族及其沿革》附表、《西藏官制》、《西藏兵制》、《西藏人御敌之方法》、《汉兵行军康藏应有之准备》、《西藏礼俗》、《西藏货币》、《西藏贸易》、《西藏度、量、衡》、《西藏矿产》、《西藏土宜考》附表等。
陈观浔稿本虽然幸存下来,却一直没有出版机会。
1985年,为适应各地编修新方志的需要,也为着学术研究的的需要,巴蜀书社委托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理事、旧志整理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地方文献专家何金文先生将本书整理、点校出版,终于使这部幸存半个多世纪的稿本得以问世。
笔者所见到的陈观浔《西藏志》,就是巴蜀书社1986年出版的何金文整理、点校本。
从上列要目即可看出,陈观浔编修的《西藏志》,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西藏地方文献大全。
这部方志几乎包罗了有关西藏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习俗、城市、交通、商贸、货币、物产、政治、军事等许多重大专题,与方志编修的要旨志贵周详契合。
因此,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西藏区域志,在西藏方志历史中应有他的地位。
陈观浔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舍得下苦功夫,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几乎搜罗了此前各种有关西藏的记述,包括正史、野史、纪事、纪游,以及其他丛书、方志、总志中涉及到的西藏文献资料,然后按照预定编撰纲目,进行了大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考订制作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部气势恢弘的《西藏志》。
惟后藏极西边界,有噶尔达地方卡隘二处一名‘萨迦岭’,一名‘春堆’。
此二处均与廓尔喀尼泊尔相通。
又定结地方卡隘一处,名‘擢拉山’。
此处与廓尔喀、哲孟雄锡金相通。
又帕克里地方卡隘三处一名‘哲孟山’,与布鲁克巴不丹相通;一名‘哈尔山’,与布鲁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与宗木相通。
以上六处,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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