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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第二编秦汉文学
绪论
第一节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1、解读辞赋的风尚。
2、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
3、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如乐府;东汉洛阳东观;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
4、游宦风气。
西汉早期游宦活动主要在诸侯王间进行;武帝朝至东汉初,游宦风稍衰;东汉中后期又成为时尚。
第二节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汉代文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1、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
作品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和巨丽之美。
2、汉代文人普遍具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建功立业的愿望,追求人生的不朽,贵于名行,为实现人生理想,不惜牺牲生命,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3、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如王褒《圣主得贤臣颂》。
4、士人命运还和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
西汉昌盛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都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西汉后期始,文人慨叹更多集中在命运方面,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东汉衰落期,则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如《古诗十九首》。
5、批判与赞颂的更迭。
批判秦朝暴政,对历史进行反思,是汉初文学的重要内容,如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司马迁的《史记》;武帝始,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文学也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如大赋;东汉始再度批判,如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谶讳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黑暗,及传统价值观、人生观。
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6、汉文人地位也经历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过程。
汉初枚乘、邹阳等人具独立人格,兼有文人和纵横家品性;武帝始,对文人倡畜之,东汉时外戚招幕僚也不自由,多数是文人兼学者型;西汉末年起,人格独立的精神又萌生,扬雄、班固、张衡等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创作;东汉后期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
汉代人经历了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达到更高层次。
7、浓郁的浪漫色彩。
西汉时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幻想和神灵世界沟通;东汉后浪漫色彩减弱,理性精神增强。
8、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兴旺,相互促进。
五言歌谣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碑文人有意模仿,出现文人五言诗,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影响下走向成熟;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如《史记》、《吴越春秋》。
第三节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1、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
西汉学校教育是经公孙弘倡导发展起来的,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目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
2、浪漫的文风和经学的虚幻性。
3、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
4、汉代文学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东汉初经学界删繁就简之风兴起。
5、经学对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
《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
《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
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工具论”色彩。
汉代文学批评主要以此为尺度,对文学现象作判断;对屈原及其作品和汉赋的评价,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
6、司马迁继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方式。
第四节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一、文体
(一)赋。
1、最具有代表性,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2、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且往往将诗歌融入,有四言、五言和七言。
3、文体来源多,是综合型的文学样式。
枚乘《七发》标志着赋正式形成,司马相如作品代表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赋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赋的力作,张衡《归田赋》开创抒情小赋的先河。
(二)楚辞体作品没有新发展。
许多楚辞类作品依傍屈原,和新体赋形成大体明确的分工:
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多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
之后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三)叙事散文文体有较大发展。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汉书》使之完善;《吴越春秋》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下成熟的新文体;马第伯《封禅仪记》是现存最早较为完整的游记。
(四)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
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大量出现,东汉五言诗已经成熟。
(五)七言句子西汉时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辞赋中往往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
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
二、分期
(一)初创期:
高祖至景帝。
1、多种文体基本沿袭战国文学余绪,同时又有新因素萌生,出现《七发》等作品;汉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
2、代表作家贾谊和枚乘,辞赋和政论成就较高。
(二)全盛期:
武帝至宣帝。
新体赋定型,出现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辞赋作家;史传文学发展到高峰,《史记》撰写完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一,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强化,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创作乐府诗。
(三)中兴期:
元帝到东汉和帝。
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出现扬雄、班固等辞赋作家;《汉书》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经学深入人心,模拟风气严重;《论衡》倡导“疾虚妄”的批判精神。
(四)由盛转衰期和转变期:
安帝到灵帝。
从张衡开始,抒情短赋出现,京都大赋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辞赋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对生命、命运及价值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整饬华美。
第一章秦及西汉散文
秦到西汉是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
第一节《吕氏春秋》
一、体制。
是吕不韦令门客合百家之说编写成的。
约成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
(一)分12纪,每纪5篇;8览,每览8篇;6论,每论6篇;1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
全书条分理顺,篇章整齐,成为“法天地”的体系,利于把不同学说纳入框架,是吕不韦托秦国之势从思想上和诸侯争强的产物,也许还有为秦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二)内容驳杂,《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以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较多,但在杂取各家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发展和改造,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三)风格不完全统一,各有特色。
如《重己》篇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叙述生动明快,《大乐》篇语言简洁流畅,有些是段落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四)全书的寓言共有200多则,大都化用神话、传说、故事,还有是自己创造;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往往先提论点,然后引述寓言来论证,如《察今》篇为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点明寓意。
第二节李斯的散文
一、李斯,楚国上蔡人,主要作品是《谏逐客书》。
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可谓骈体之祖。
二、刻石。
现存7篇,李斯作。
(一)都以四字为句韵文,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6篇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是秦文学独创。
(二)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各具特色。
《峄山刻石》为东巡第一篇,首述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群臣的敬仰;《泰山刻石》词庄严,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琅邪台刻石》铺张扬厉,具囊括并吞之气;《会稽刻石》篇幅较长,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
(三)刻石文贯以法家辞气,堪称碑铭之祖。
第三节贾谊的政论文
一、多以秦亡的教训为题材。
二、陆贾著《新语》12篇纵论秦失天下、汉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
三、贾谊。
(一)《汉书·艺文志》载贾谊散文58篇,录于《新书》,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二是就具体问题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三是杂论。
(二)专题政论文,《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采用排比句式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中篇分析秦统一后政策的失误;下篇分析秦人在危难时不能力挽狂澜的原因。
有战国纵横家遗风,在遣词中流露出诗人气质,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三)疏牍文,代表作《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
《论积贮疏》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陈政事疏》(《治安策》)阐述治国主张。
(四)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
其政论散文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体现汉初知识分子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四、晁错。
《论贵粟疏》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
文风朴素无华,质实恳切。
第四节《淮南子》及其他散文
一、《淮南子》。
(一)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
(二)原称《淮南鸿烈》(“鸿”广大,“烈”光明。
作者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出诸子百家上,为汉治国法典)以道家思想为主,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
东汉高诱: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
(三)思想。
1、作为理论著作,论说博奥深宏,有完整的思想体系。
重点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淮南子·要略》),关合现实。
2、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文学色彩强。
刘熙载:
“《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
”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
大量排比式的句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如《要略》。
二、董仲舒。
(一)《贤良对策》3篇,政治上提出革除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思想上提出推尊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
论理宏博深刻;行文明晰晓畅,理致细密;语言素朴无华,风格儒雅雍容。
(二)《春秋繁露》大多数篇章艰涩枯燥。
三、刘向。
(一)《说苑》、《新序》等书,杂举轶闻琐事,寓以劝戒说教之意。
许多篇目富小说意味,如《齐桓公出游》(《新序·杂事四》)、《楚庄王欲伐陈》(《说苑·权谋篇》)等,篇幅小,叙事生动,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先河。
(二)政论散文如《极谏用外戚封事》,《谏营昌陵疏》。
(三)书录,如《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
四、除上述文章外,还有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桓宽的《盐铁论》、扬雄的《解嘲》、《解难》等。
五、西汉散文以政论为主。
先秦诸子散文:
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西汉散文:
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
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发展起来,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
文化模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之下,关心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
新时代的思想形态;
缺少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
六、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
七、武帝后政论散文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
第二章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第一节从贾谊赋到枚乘《七发》
一、陆贾。
用赋抒发情志,为汉文学创作揭开序幕。
二、汉初作家多集纵横家、文学家的品格于一身。
三、贾谊是促进汉文学繁荣期早日到来的最重要的作家。
(一)《吊屈原赋》。
(二)《服鸟赋》。
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道家倾向。
(三)在体制上对屈原作品借鉴,如《吊屈原赋》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多排比句,后部分多反问和感叹,承《九章》而来;《服鸟赋》学《离骚》主客问答形式。
四、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
(一)梁孝王刘武。
枚乘、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从之。
1、枚乘。
《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以《七发》最著名。
(1)欣赏音乐,品尝饮食,驰逐争胜,游乐遣兴,田猎,曲江观涛,致“要言妙道”。
《文选》李善注所称:
“《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
”
(2)辞藻繁富,多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完整的新体赋,标志汉赋体制确立。
此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专门文体—“七体”。
第二节司马相如时代的赋家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文学由初期入盛期的转折点。
这个时期作家队伍壮大,赋的数量多,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出现一批代表作家。
一、东方朔。
《答客难》感慨怀才不遇;《非有先生论》发愤述志。
二、枚皋——汉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
(一)题材广泛,从大使到日常小事皆有反映。
(二)其作品倾向有别于传统审美情趣和文学观。
(三)多匆促而就,缺少锤炼。
三、司马相如。
(一)代表作《子虚赋》《喻巴蜀檄》《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难蜀父老》《封禅文》等。
(二)司马相如有策士遗风,关注社会现实,对君主的进谏,有很强的独立精神;
(三)谏说、论事,宗旨严正,具强烈社会责任感;
(四)在赋中贯穿有所讽喻,有所针砭,注重社会效果的主线。
第三节《子虚赋》和《上林赋》
《子虚赋》、《上林赋》不作于一时(《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单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为一篇作品上下章。
一、盛世景象的艺术显现。
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上林赋》宗旨升华。
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不停止于乌有先生对道义的追求,而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猎之事,以此诱导君主,达到讽谏目的。
二、奢华生活的生动描绘。
对云梦和上林苑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之美,同时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密结合。
三、结构都是篇首散文领起,中间韵文铺叙,篇末散文结尾。
气势恢宏,句法灵活,用许多排比句,大量采用短句,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
第四节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
一、宣帝、成帝,文坛复兴。
(一)赋体文学持续兴盛和发展,苑囿、狩猎题材,仍为作家重视;其他如祭祀、品物类题材作品层出不穷。
(二)作家或为学者,或具较高的学识。
然而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尚未同赋的讽喻、夸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三)追求兴趣、不以讽喻为意的创作倾向继续发展。
二、王褒。
(一)《圣主得贤臣颂》
(二)关于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的性质的讨论。
1、很多大臣不赞同奖掖作赋,从文化功利角度认为赋属于“淫靡不急”之事。
2、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讽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对以娱乐为旨归“辨丽可喜”“虞说耳目”的文学艺术流派给予必要的肯定。
(三)《洞箫赋》、《甘泉赋》
《洞箫赋》善于描摹物态,作品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感染力为中心,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力求展现这动人的艺术得以形成的原因。
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题材和后世赏心悦目作品的作品的产生。
三、扬雄是学者而兼赋家。
(一)《蜀都赋》开后世京都赋先河。
(二)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最著名。
(三)扬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不同。
(四)《甘泉赋》多用“兮”字,以骚体句写成;《羽猎赋》、《长杨赋》则尽脱骚体,受司马相如影响。
四、刘向、刘歆父子。
刘向赋多不出《楚辞》窠曰,作品以《遂初赋》为代表。
此赋对后来的述行言志作品较有影响。
第三章司马迁与《史记》
第一节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史记》代表古代历史散文最高成就,鲁迅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是西汉散文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第一节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动机:
继承父亲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的目的,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祸后,把修史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多感慨。
第二节《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体制。
(一)《报任安书》中说修史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二)创立纪传体通史。
(三)全书由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相互配合,构成整体。
1、12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
2、10表、8书作为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3、30世家围绕本纪展开,“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太史公自序》)。
4、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使叙事范围更广,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图。
5、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二、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
(一)编排人物上尊重历史,又合乎逻辑。
1、分类。
(举例)惠帝、吕后
2、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兼顾各传记之间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
造成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
有分传,有合传。
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编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
(1)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类型相同的人物放在一起,如《游侠列传》等,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
(2)合传中有时叙事手法高超,天衣无缝。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
(二)叙事追根溯源,揭示出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1、重视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
2、往往误入宿命论的歧途。
3、反复强调对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使各篇都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三)叙事。
1、有详略之分,一般详写事情发展的起因,而略写结果,如《李斯列传》。
2、多写对人物活动有原始动因性质的生活琐事,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如《商君列传》以任法为线索。
3、驾驭材料,如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成功运用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
4、场面描写,如写荆轲刺秦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感受。
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三节《史记》的人物刻画
一、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覆盖面广。
对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但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同情,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把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所收人物广泛,且栩栩如生。
二、共性与个性的展现。
不同类型人物迥然有别,同一类型人物形象也不雷同。
三、渲染对象的基本特征,使人物个性突出,如《万石张叔列传》。
四、充分注意到人物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方面因素,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有或明或暗的显示。
使《史记》中人物的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五、人物具有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共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知恩图报,以德报德。
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示不忘本、不负人。
(二)以牙还牙,以怨报怨。
(三)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四)富贵还乡是人物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项羽: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项羽本纪》)
六、有许多人物所做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各人有各人的方式。
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充分的表现。
七、采用多维透视方法,笔下人物显露多方面性格特征,一方面能把握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重视,如项羽。
八、有的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第四节《史记》的风格特征
一、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叙事写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大事穿插其间,多选择重大题材;同时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思考,透过表象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把握必然规律,使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把人物置于社会背景下表现,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
二、浓郁的悲剧气氛。
(一)悲剧人物。
1、有些悲剧人物体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
其行动具有超前性。
如吴起、商鞅。
2、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之而奋斗拼搏,如田横。
3、按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
(1)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如孙杵臼、程婴。
(2)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是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
(二)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同情,其中暗含作者自己的人生感慨。
在探讨人物悲剧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如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
”。
三、强烈的传奇色彩。
1、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神秘感;
2、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如鲁仲连、张良、商山四皓。
3、叙事写人的笔法具有传奇性。
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令人莫测端倪,章法、句法、用词独特,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第五节《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一、传记文学的开端。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二、继承先秦文学传统。
《史记》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借鉴战国散文酣畅淋漓的风格,体现大一统王朝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三、弘扬人文精神。
《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
(二)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三)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
(四)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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