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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的构图一种马克思主义整体解读观
经济评论 2011年第1期
ECONOMIC REVIEW No.1 2011
劳动价值论的构图———一种马克思主义整体解读观
许光伟*
摘要:
当下劳动价值论所遭遇的危机,需要实践性的根本解决。
整体解读劳动价值论,其在方法论与理论的结合层面形成系统的扩展张力,展开为劳动-价值-价格的研究主线和逻辑发展图景。
形成三个层面的结构性认识:
(1)劳动是历史二重的规定,构图为本体论上的存在和机制,从中细化出同质劳动、异质劳动范畴;
(2)价值是社会总体的规定,构图为关于社会实体的存在和机制,从中细化出同质商品、异质商品范畴;(3)价格是政治实践的规定,构图为关于现象运动的存在和机制,从中细化出社会价格、内部价格范畴。
这些不同层级的存在及其运动机制,形成为系统总体的差别的统一。
该研究表明:
劳动价值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关系,更为主要地,也是一种实践关系,应在寻求逻辑(方法)和认识(理论)的现实统一中,实现对事实的全部理解。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 构图 劳动 价值 价格一、
劳动:
历史二重的规定
今天人们熟知的劳动概念由马克思的《资本论》奠基。
从文本解读看,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整体镶嵌在劳动过程和劳动二重性语境结构中。
这就是作为“实践”的规定和作为“二重性”的规定的双重存在。
熟悉《资本论》的人知道,马克思完全以倒叙的方式阐述“劳动-商品”的历史发生学结构,劳动发生学仿佛排在了商品发生学之后,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引出①。
但是,《资本论》规定劳动概念的图式是本体论上的,即关于对象的实践活动以及主客体的矛盾运动。
卢卡奇确认: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到处都处于中心范畴,在劳动中所有其他规定都已经概括地表现出来。
”②在《资本论》之前的一系列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谈到:
“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这样,“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
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③“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
”但是,“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①马克思的提示阐明:
劳动价值论的构图基础是劳动,而本体论上的劳动应构图为:
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
这就是说,劳动过程和二重性均是历史的规定,劳动的抽象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进行的;而在特定阶段上,劳动范畴是相对既定对象而言的抽象。
就资本研究来说,即“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的抽象前提,恰恰是“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就是说,“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②进一步,只有从历史的过程出发,二重性才会真正成为关于劳动发生学的内在结构,劳动的“二重性构造”也才会成为商品(货币)发生学的基础。
在构图上,劳动是“时间的过程”(时间生成)和“结构的过程”(结构生成)的双重存在。
前者是发生学本体,后者是实践本体。
劳动作为历史规定,首要的是存在于时间过程中,是在时间过程中“提取”的。
它锁定劳动始终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概念。
马克思依据简单商品生产转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原则,逻辑地摄取了资本主义劳动范畴———简单(平均)劳动。
在那里,其对应的分工、协作的技术和社会的互动生产组织结构,定格在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和工厂制中,从而最终得以社会地塑形。
关于劳动的历史规定分析表明:
劳动在时间中生成,无论是纵向的演变结构,还是横向的运动系统,均是如此。
劳动的核心规定性是活劳动:
“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其通过赋予物质条件活的时间形式,成为“活动的劳动”,实现有目的主体活动的社会塑形功能。
③时间过程要求将大写字母的劳动规定在历史中摹写出来,这导致劳动的总体结构的存在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
抽象一般,单独地看,是和实在的具体相对的非具体实在,是一种概念的存在、纯粹的假定,即关于具体实在的强制同一性。
劳动一般最初是这一研究假定。
与之相关的劳动二重性是理论上的潜在,其作为真实是由于商品生产历史发展而不断外显的结果,并必然导致认识总体的形成。
一般而言,劳动一般由理论上的假定演变为真实的过程,就是劳动二重性的历史的羽化过程。
劳动二重性在形式上仅指认具体实在和抽象一般的统一,深层逻辑是具体性和抽象性的有机结合。
具体性是关于实在的历史的实践方式和表现方式,其范畴形成的是统一化的具体实在的认识;抽象性是关于概念的历史的实践方式和表现方式,其范畴形成的是统一化的社会存在———恰恰是由于实践而消灭概念的虚伪存在性的结果———的认识。
因此,从直观上看,劳动二重性指涉同质运动和异质运动的形式矛盾描述,是“形式逻辑”,而从深层结构看,则是“辩证逻辑”,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运动。
整体上看,劳动二重性是由历史二重性(逻辑)统摄的二重规定(认识)体系。
二重性具体化为二重规定(物质技术规定和社会生产关系规定)体系,使运动本身成为由劳动历史规定所统属的不同层次:
同质运动表述二重性分析本身,异质运动表述二重性分析的内部结构;前者作为总体劳动范畴,而后者则作为劳动范畴的发生学。
这一过程实现了劳动范畴分析的二重规定化。
政治经济学是实践科学,以动态变化的社会有机体为研究对象;与之适合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的具体分析或抽象分析,而是解剖社会有机结构的科学抽象分析。
这样,劳动二重性的结构性就在动态规定中显示出来。
其赖以建立的两方面的存在规定———具体和抽象———应分别规定为:
具体实在同具体性的运动统一,“是一种对象的、客观的范畴”,以及抽象一般同抽象性的运动统一,“来说明实在的、存在于意识之外的现象和关系”④。
与劳动存在的规定性相联系,同质劳动和异质劳动分别作为劳动范畴的规定性。
所谓同质劳动,是关于同质运动———具体实在和社会实在的一致性———的限定,是随历史发展而内涵变动的总体性研究假设;所谓异质劳动,是关于异质运动———具体性和抽象性的一致性———的限定,是特定社会结构或存在系统中的变动性研究假设。
归根结底,劳动是关于动态历史过程的规定。
从真正意义的动态过程出发,导致必然将劳动视为对象化实践活动、目的论设定过程以及关于知识的创造性活动。
换言之,劳动之于对象的物化,恰恰是目的论设定过程,即知识创造活动的对象化。
①从而,为了实现总体分析,劳动价值论必须同时是关于具体和抽象乃至同质结构和异质结构的理论统一。
从范畴依据的存在的内涵看,同质劳动是关于有意识的目的论设定的创造活动之形式化的抽象,异质劳动是关于有意识的目的论设定的创造活动之具体模式的抽象。
两者的辩证关系随之可以界定为:
前者以后者为实现的条件和手段;后者以前者为运动的前提(这一点意味着异质劳动的运动归宿必然是同质劳动)和制约(这一点意味着异质劳动是关于同质劳动的结构存在)。
说到底,两者的内在关系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因此,同质劳动和异质劳动的统一,既将劳动总体化了,又将历史存在具体化了,变成为实践的形式和过程;从而,既是过程演化抽象出来的实体,又是结构博弈抽象出来的实体。
劳动彻底获得了大写的实践规定:
历史的二重的规定。
以上剖析表明,必须将劳动和历史理解成“双向”建构过程:
一方面,劳动内在于历史过程,在规定上是历史的;另一方面,历史根植于劳动,以劳动为本体。
由于“历史”———发生学意义的历史,而不是历史主义的历史———维度的缺失、扭曲或断然拒绝,必然会导致关于劳动概念的种种误读,直至产生否定的认识取向。
Baudrillard鲍德里亚是哲学上的例子,其试图从对政治经济学的绝对否定、超然的态度中,解构和挣脱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诸如“为了从根本上批判政治经济学,仅仅揭示隐藏在消费背后的人类学意义上的需要与使用价值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揭示隐藏于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背后的东西。
”“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被超历史化了,通过放大自己而普遍化了。
”以及“从马克思时代开始,当历史概念成为一个普遍的解释原则时,它也就失去了优势地位。
在将自身普遍化时,它消除了自身的‘差异’,退化为支配性的符码(普遍性)形式,退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策略。
”
通过把马克思理论指认为狭隘的历史观,一种除了解释原则以外,所剩下来的只是虚无的“本体论”,Baudrillard顺利地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完全等同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接下来,通过对“使用价值与劳动力”的批判,顺理成章地杜撰出“劳动是政治经济学‘创造’出来的概念,完全与实践无关”的学术谎言。
并且,顺其逻辑,当以这样的劳动概念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来宣扬时,马克思的理论就恰好构成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意识形态,成了资产阶级理论的“帮凶”;或者说,当这样做时,马克思的学说俨然也是一种“宗教”。
Baudrillard所谓导致“错误”认识的根源所在,当然指“在对资本的激进逻辑分析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西方理性主义观点仍然保持着一种人类学的共识。
”②
Baudrillard不愿意看到,二重性的两个方面是历史共存的。
所谓具体劳动“反叛”抽象劳动(相应地,使用价值“反叛”交换价值或价值)的说法,无异于劳动的自我“消灭”!
如果说具体劳动不可能为抽象劳动取消,反过来,抽象劳动也不可能为具体劳动取消(同样的说法适合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或价值的关系)。
实际上,它们的辩证作用关系是由历史“主导”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位一体的性质恰恰体现自组织的发展特性。
因此,一方面,劳动内在于历史,包含了“非劳动的美学”,所谓“非劳动”,既为抽象劳动所扬弃,也为具体劳动所扬弃;另一方面,所谓具体劳动“扬弃”抽象劳动,乃是劳动的自我扬弃过程,非但不表明劳动走向非劳动,而且表明人类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实践活动,是实现真正“劳动伦理学”。
③
Hodgson是经济学上的例子。
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劳动价值论包含科学方法论的功能,Hodgson在“一般性的深层理论”题目下重提了这一话题。
Hodgson强调,马克思的作品需要在两个层次上进行深入探讨:
一个层次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系统的特性,一个层次是人类系统的一般性;马克思对前一层次的分析是完备的,而对后一层次的分析,相对来说,是不充分的。
“仔细研究《资本论》可以发现,在论述的关键阶段,马克思往往依赖那些超历史和非历史的概念。
”这些概念包括为人们所熟知的产权、生产力、劳动过程、生产方式、使
41①②③从一定质基础上的量出发,马克思说: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
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
”这句话表明了劳动的质和量的内在统一性。
所以,可以说劳动“物化”的,正是目的论设定的创造活动本身。
参见马克思,2004:
《资本论》,中译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60页。
鲍德里亚,2005:
《生产之镜》,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30页。
作为对Baudrillard的“回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消灭劳动”的理论命题,即“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及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
”马克思在这里加注黑体的地方,表明劳动本身是无法消灭的,所消灭的只是劳动所特定的社会性质和规定性———就资本主义而言,是指消灭雇佣劳动规定和作为社会存在的简单劳动规定。
难道不从反面说明了劳动的历史规定性吗?
如果不从历史系统的规定性的角度,相反,而从社会系统的规定性的角度看待劳动范畴,那么,它就真的是政治经济学所臆造的概念了。
不仅仅自然的劳动起来反对社会的劳动,甚至劳动也起来反对劳动自身。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78页。
用价值,以及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等等。
一般性层次的分析应为考虑更具普遍性和系统的动态与演化提供框架。
然而,“的确,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劳动概念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帮助他为一切社会经济系统的生命血液———劳动———进行了超历史的描述……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进行分析时强调历史特性,但是,价值在本质上不得不依靠劳动这一非历史的和‘自然主义’的概念……马克思的超历史的社会劳动概念即意味着个体的行为能够按照普遍的理性来事先计算……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使用了超历史和非历史的范畴,在于他没有给出有关它们的重要性或者选择、建立它们的方式的方法论上的指导。
没有这样的指导,我们可能会在稀缺和效用这些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概念中迷失方向。
所以,尽管马克思批评了所谓的一般性范畴,仍然依靠一些有待商榷的、非历史性的范畴,却对于为何采用它们并没有给出恰当的理由。
”①
Hodgson的指责———由于过多地使用并依靠“超历史”概念,导致马克思没有适当的关于动态过程的变迁和过渡的理论———是为他的演化经济学思维制造借口。
而他所理解的“演化”,纯粹是经验事实上的、非理论的。
“这加强了如下论点:
与社会构成类型相关的任何真实类型,必然包含存在于那一体系类型之中的非纯粹性,并且,可以对其进行识别。
它们甚至必须包括在与任何社会构成类型相关联的、最抽象的分析层面当中。
而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和韦伯的方法均是有缺陷的。
”②
因此,尽管Hodgson客观认识到:
“劳动的独特性质以及劳动力,是重要的,不可忽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的批评者来说,或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本身来看,劳动,广义地解释,是生产的媒介,即单纯的生产过程中主动的、社会的和人类的因素”,以及“再说一遍,基本的问题是这样:
作为真正的生产媒介的,是劳动,而不是‘资本’,这一点暗示,为什么要使用‘劳动过程’一词来说明生产。
”但对劳动价值论怀有成见的态度,仍然透露出了他关于“劳动非法性”批评的实质:
“必须注意,劳动也是彼此异质的”,完全“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我们是在寻求一种单独的或者同质的共同物质”,“许许多多的物质,相同的或者不同的,可以形成各种商品的共同基础”,所以“需要对生产领域以及其中的劳动过程进行动态的研究。
”③
Baudrillard关于马克思作品的哲学审读,无意中确认了一个正确的观点:
“社会财富或语言、意义或价值、符号或幻象———一切都是根据‘劳动’生产出来的。
”④
Hodgson立足经济现象域的经验性追问,使马克思的概念最终能够定格在彼此关联的运动结构中。
因此,必须以卢卡奇重新确立的立场进行解释和批判。
就是说,坚持劳动作为一种客观的总体的存在的正确性,其最高规定的乃是社会存在本体。
⑤
劳动价值论必须从此起步,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从此起步。
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是形成正确认识的起点。
二、价值:
社会总体的规定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就是范畴转变的历史”,“历史就是那个普遍的不可逆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的进展中,范畴可以同时从继承和变化方面,完成那些由不可逆过程决定的个别过程。
范畴只有在主体的思维中才能被意识到,这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极为重要、本质上无法消除的存在因素,但这改变了总体过程以及范畴的客观的、自在存在的特性,范畴中的对象性形式的历史变化总是在这个总体过程中具体存在着。
”⑥
《资本论》把价值范畴置于中心位置。
卢卡奇强调:
“价值范畴的中心地位是一个本体论的事实……在作为社会的价值的范畴中立刻展示出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即劳动。
”“而并不是某种作为纯粹理论的甚至逻辑的演绎的出发点的‘公理’。
但是,一旦这种本体论的事实性被认识,它就自动地超越了它的纯粹的事
42①②③④⑤⑥Hodgson,G.2001.HowEconomicsForgotHistory:
TheProblemofHistoricalSpecificityinSocialScience,50-52.London:
Routledge.Hodgson,G.2001.HowEconomicsForgotHistory:
TheProblemofHistoricalSpecificityinSocialScience,343.London:
Routledge.霍奇逊,1990:
《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激进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26页。
鲍德里亚,2005:
《生产之镜》,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序言,第1-2页。
“如果试图在理论上概括马克思的本体论,那么这将会使我们处于一种多少有点矛盾的境地。
一方面任何一个马克思著作的公正读者都必然会觉察到,如果对马克思所有具体的论述都给予正确的理解,而不带通常那种偏见的话,他的这些论述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都纯粹是本体论的。
”“成熟马克思的经济著作虽然始终如一地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上,但它们与资产阶级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具体科学的观念毫不相干。
这种观念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的总的相互关系中把所谓纯粹经济现象孤立出来,在这样一种人为的孤立中分析了这些现象……反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次返回到这种总体性之中。
”参见卢卡奇,1993: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中译本,重庆出版社,第637、648页。
卢卡奇,1993: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中译本,重庆出版社,第369页。
实性。
”①即对价值的辩证法,决不能作一种朴素的理解,似乎只有实物才是客观的、物质性的,而其他所有对象性形式(联系等)和所有直接表现为思想产物的对现实的反映(抽象等)是意识活动。
如果这样就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价值辩证法的社会本体论意义。
因此,如果脱开本体论和真正现实的实践,那么,必将落入“象征死亡”之镜:
“劳动的终结。
生产的终结。
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有助于知识、意义、逐渐累积的话语的线性意群之积累的能指(符码发动者)/所指(符码受动者)的辩证法的终结。
与此同时的使积累和社会生产成为可能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辩证法的终结。
话语的线性维度的终结。
商品的线性维度的终结。
符码的古典时代的终结。
生产时代的终结。
”②
Baudrillard断言:
“在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层面中,都存在着拉康在镜像阶段描述的东西:
通过生产图式,生产之镜,人类在意象中形成了意识。
生产、劳动、价值,通过这些,一个客观的世界出现了,通过这些,人们达到了对自己的客观认识———这是一种意象。
正是在这里,人们通过劳动实现着先对自身的辨认,在他的影子中完成着自己(他自己的目的),通过这些正在运转的镜子,这种理想的生产主义自我反思自己。
这个过程不仅发生于物质化的经济形式中,这种形式痴迷于交换价值体系决定的效率,而且通过政治经济学之镜更深地发生于符码的多元决定中:
在这种通过镜像的认同中,人们只能将自己看作是进行生产、实现物质变换或者带来价值的人。
”③
屈从于外在批判,Baudrillard走向的是同政治经济学决裂的道路,而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科学批判的理论看成是与资本主义本身的“共谋”。
这种理论悲观主义与激进虚无主义的混杂产生出“直面现象”的认识后果:
既不可能超越政治经济学的模式理解过去,也不能够面对未来,一句话,历史唯物主义越来越不能描绘出真正超越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前景。
这导致Baudrillard宣称:
“从一开始,唯物主义的劳动实际上就在再生产自己,同时也在压抑着它的对象,使对象成为盲点,以整个防卫和无知体系来反对对象。
”④但是,其分析的不是别的,正是出于对劳动的严重误解:
不仅不能正确理解劳动,也不可能理解价值本身。
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搞清楚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促使劳动转化为价值。
Baudrillard试图用交换的分析替换商品生产的分析,以适合消费社会的要求,把价值看作纯粹形式。
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当然拒绝成为误入资产阶级交换价值体系的“迷途羔羊”,而把劳动-价值看成存在-方法乃至理论-实践的发生学关系。
中介是生产方式。
在构图上,生产方式和劳动是同名物:
一方面,生产方式是关于劳动的存在实践,同质劳动意味着总体的劳动活动即人的存在活动,在规定上是相同的,体现生产方式的抽象实践性(即理论);另一方面,生产方式是关于劳动的方法实践,异质劳动意味着劳动的特殊活动即劳动的特殊存在方式,体现生产方式的具体实践性。
⑤因此,同质劳动和异质劳动的联结说到底以有机的方式进行,使社会机体既被一般地考察,又被具体地考察。
从这一规定性看,关于“劳动”的构图是一切有机结构分析的来源。
而价值则是劳动和生产方式的社会的“外化”:
一方面,价值作为劳动的特定的社会形式,不排除价值之外的劳动概念;另一方面,由劳动化成的价值,必须时刻是质与量的不可分割的统一。
因此,作为“理论”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社会价值(量)过程;而作为“实践”的价值,则是劳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结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交换价值是最终的外部表现形式,企业价值是价值实现的内在环节。
归根结底,价值范畴不过是将历史的规定进一步写入社会的结构,使存在成为系统的规定,直至成为社会有机结构中的时间和结构的过程同谋。
劳动转化为价值,并不意味着自身的消失,而是成为更为“具体”和更不“抽象”的社会结构,即劳动-价值。
不过与劳动作为本体的存在和机制不同,价值是关于社会实体的存在和机制。
作为有机结构分析的实施,在构图上,价值转化为关于“整体的结构”(价值本质)和“系统的结构”(价值运行)的双重存在。
前者对应为发生学结构,后者进一步对应为实践结构。
这意味着,整体是价值的社会存在结构,是理论化的形成过程和出发点。
因此,同质劳动必须进一步转化成同质商品,对应一个发达的商品世界。
⑥Baudrillard认为:
“马克思描绘了交换价值体系的谱系:
1.交换的只是剩余产品(例如在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中)。
大量的产
43①②③④⑤⑥卢卡奇,1993: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中译本,重庆出版社,第671页。
Baudrillard,J.1993.SymbolicExchangeandDeath,8.London:
SagePublications.鲍德里亚,2005:
《生产之镜》,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序言,第4页。
鲍德里亚,2005:
《生产之镜》,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91-92页。
生产方式是大写的劳动存在。
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生产方式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统一。
值得强调的是,犹如恩格斯指认的: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
”马克思严格局限于商品生产谈论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问题,而没有将这些概念简单地提升为关于哲学和人类学的命题。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657、661页。
品处于交换和商品领域之外;2.整个‘工业’生产都处于交换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3.甚至人们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如德行、爱情、知识、良心,都成了买卖的对象。
”①
Baudrillard确认:
在马克思的体系中,第二发展阶段的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只是一种趋势———“严格来说,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商品形式还没有获得普遍的形式,自马克思之后,这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
”因而商品范畴远未成为“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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