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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读后感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读后感
—对“经济人”假设的感想
一、“经济人”假设
主流经济学是指一定时期和地理范围内,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经济学说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某种理论或学说。
其主导地位或者表现为它在经济学术界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和赞同,或者是作为官方做出经济决策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是以亚当·斯密为创始人,中间经过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边际学派、凯思斯直至自称是集大成者的萨缪尔森。
该流派主要研究和解决国民财富的增长、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等系列问题。
所谓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指以资源为线索,以优化行为为基础,形成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和总量均衡等不同层面的静态结构的经济学。
当前的主流经济学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
主流经济学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只关心个人的前进和扩张,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通过市场和人际关系商业化手段追求个人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得出了理性人假定。
“经济人”假设以理性和自利作为其典型特征,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
主流经济学虽然统领着经济学界,但其自身缺陷的外在表现也有许多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学不了解市场、排斥真实的时间、排斥货币和不确定性等等,但造成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偏好假设。
在此基础上,主流经济学得出了经济行为主体性质的经典假设:
经济主体在既定的偏好和外在给定的物质资源约束下,寻求决策和行动的最优结果。
这一假设排除了经济个体主观创新的可能性,将其处理成一个毫无个人心智的“理性”机器,人的主观能动性基本被剥夺了。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把任何时代以及不同社会的人都抽象为“理性”和“利己”的人,在“利己”目标的指引下,“经济人”的行为基于“理性”的算计而与既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无关,至于为什么人是“理性”和“利己”的,则被归结于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
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的这种不变的、永恒的本性看成是每个人行为动机的基本原因,而社会经济运动就是个人行为的加总及其由此产生的结果。
当代西方私有产权学派代表人物张五常曾经透彻地表达了主流经济学的信念:
“经济学上最重要得基本假设是:
每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在局限约束条件下争取他个人最大利益。
说得不雅一点,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贯地、永远不变地,以自私为出发点。
……
二、本文主要内容
文章主要从二十个方面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反思。
开头第一部分作者首先说明了当前主流经济学家保守,并倾向于维护既有制度、为当权者服务和当权者行为解释的原因。
第二部分作者通过阐明主流学者是如何“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例子,来说明第一部分中的观点:
当前主流经济学已蜕变成为现实制度以及权势者行为辩护的工具。
第三部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经济学的数量化并不等同于科学化,根本也不存在纯粹的实证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家一味只追求将经济学实证化和数学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过分的强调数量分析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学的发展,反而会产生实质性的阻滞作用,使经济学理论离现实越来越远。
第四部分是对第三部分的补充说明,再次深入分析纯粹的经济学根本不存在的原因和它的缺陷。
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对经济学的分析路线加以研究说明,对目前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路线进行反思和批判,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要从事真正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必须遵循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思维和研究路线,这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精髓。
第七部分指出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政治化和教条化等原因使马克思经济学边缘化。
第八到十部分是对主流经济学潜含的意识形态的反思,以帕雷托效率和实证分析中的意识形态为例进行分析。
第十一部分指出当前主流经济学家应该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十二部分对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做了几点补充,提醒大家要注意避免马克思“主义”陷阱,区分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十三部分作者对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限度做了详细分析,告诫大家不要盲目地使用数学,经济学思想比模型更重要。
第十四到十七部分,作者从经济学研究内容上的狭隘化、人性假设上的过度抽象化、数学建模上的机械形式化和知识结构上的狭隘封闭化对主流经济学面临的理论危机做了详细的分析。
第十八部分则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做了概括总结。
第十九部分从直觉、知性与理论检验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作出反思。
最后一部分,作者对当前经济学做了一个总评,并对中国的经济学发展进行了展望。
三、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感想
读完这篇文章后,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主流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
主流经济学将人抽象为一个具有高度理性的经济人,抽象为基于自我保全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始终以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作者认为主流经济学撇开伦理方面的内容而专注于工程学,将人抽象化、同质化,一方面基于个体理性研究最大化行为,另一方面基于市场均衡探究个体间的协调,而个体理性却并不一定导向有效协调,使主流经济学理论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局面,出现了理论危机。
他认为主流经济学必然含有价值规范,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主流经济学将人过度抽象化了。
我一直认为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利益就是指物质利益主要是指金钱,其实不然。
这个利益还包括制度的供给(需求),贫富差距的减少等,利益最大化也是相对的。
我们在学习经济学时老师都会首先灌输给我们这样一种思想:
一提到经济学,我们就必须首要想到它暗含有的几个基本假设,“经济人”或是“理性人”假设就是其中之一。
以至于我们学习经济学时和大部分经济学家一样在心中就默认了这个假设,把它当成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前提,不加思索地就用来解释经济现象。
读了这篇文章,我感触颇深,对这一假设进行了一定反思,对作者的观点表示了赞同。
推翻这一假设前提,许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都将是错误的,现实提供了证明这一假设矛盾性的许多例子。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承袭并发展了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在《国富论》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经济人”假说。
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行为动机;而且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他能够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做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就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以利己人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人”始终是斯密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工具。
“经济人”的最根本特征是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由于功利主义的引进、形式化的需要等原因,“经济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修改为理性地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者。
现代主流经济学仍采用了“新古典经济人”假设,将利己或自利看作人类行为目标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因素。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人被假定为具有完全理性,按照最大化原则选择其行动方案。
然而,这不仅是以完全信息和完全知识为条件,在现实观察中很容易看到其不真实性。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指出“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安全或私利,但他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他的本意。
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更好。
”这一原理似乎给经济人假设提供了依据,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由于经济行为人只考虑自身所受的直接影响,而不考虑对他人的效应,因而他们所做出的决策很可能不是有效率的。
经济行为人在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出发作出决策时,往往也会产生外部性的问题。
外部性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分,正外部性还能勉强符合该原理。
但许多时候却往往产生了负外部性。
如厂商常常为了节约成本,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偷税漏税,将污水污气等不加处理的排放出去;建筑公司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经常偷工减料;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将劣质食品等不合格的食品用于销售等等。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都对社会都造成了负的外部性。
个体在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并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和进步,反而使社会的整体利益受损,这些并不符合斯密“看不见手”的原理。
人们常说:
有比较才能鉴别。
但这种思维定势往往容易使人们日常的生活行为陷入相对论的怪圈。
“经济人”假设要求人们在比较各种利益后选取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那个方案,但是“诱饵”效应告诉我们,这种比较会束缚人的思维,使我们做出一些表面上看似理性但实际上却损害了个人利益的事情,最后未能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中,两个囚徒都假定是完全的理性人,他们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后都选择了坦白,而这个结果却并不是最好的结果,实质上并没有使他们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再如“公地的悲剧”,人们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各自放牛,过度的追求导致公有物土地的“透支”,最终任何人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反而造成了公地的毁灭。
“节约的悖论”最早是由凯恩斯提出的,指节约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可以增加个人财富,但是如果整个国家的人都节俭,那么将会使每个人都变得很贫穷。
这些著名的案例都告诉我们:
“经济人”的假设在许多情况下都没有使我们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反而还减少了我们的利益。
我们不能只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协调好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否则最终受损的将是我们个人的利益。
事实上,艾克斯罗德庞大的计算机模拟实验也表明,那些总是采取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人最终获利很少。
作者在文中极力强调价值理性的重要性。
认为,经济学中的人性不能假设脱离社会的自利本能的存在,也不能假设对社会现象本质的认识可以还原至个体层次的理性行动上来,微观经济行为必须在整体上予以解释,经济人假设必须包括价值理性与非理性。
应在扩展理性范畴的前提下研究非理性,从而将习惯、信念等部分非理性因素归入价值理性的范畴,利他主义可以纳入“经济人”假设的价值理性范畴,并且可以从整体中得到把握。
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是否可以被认为在追求某种目标的最大化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单个行为主体或团体把什么作为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标准。
作者认为,不同社会关系下的伦理道德已经深植于人的偏好之中,人的行为本身就内含了伦理因素;不同类型的自利行为已经表明了人性的多性,也说明建立在内在一致性或利己主义之上的抽象理性是多么的空泛无用;也就是说,对自利行为假设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它无法有效地分析多元化的人的行为,更无法说明在不同时空地点下的人类行为的差异。
尽管从亚里士多德、洛克、斯密到一大批古典的经济学家都只是将物质生产看作是增进价值理性的手段,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变成了专为个人要求服务的“实用科学”。
作者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一门规范性很强的学科。
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提供建议和对策,这就表明经济学必然时一门规范性学科,必然带有人的主观判断,人就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
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定义为: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
主流经济学用帕累托效率来衡量资源配置是否达到了有效。
但是帕累托最优原则并不一定满足功利主义的最优原则,帕累托改进也没有考虑社会分配问题。
这些与“经济人”的假设似乎也有一定的矛盾。
因为按照“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那么社会资源就不可能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而是被那些当权者所拥有,社会贫富差距将会越拉越大,没有减少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二八定律”。
但现实中政府对收入差距的确进行了干预,也表明了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非理性因素在影响着人的行为。
在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宣称中国的官员是改革的最大受损者。
因为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会造成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的福利损失,这是不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的,但那些政府官员为什么还要进行改革呢?
如果完全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假设,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是怎么样的?
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管其他人利益,社会将到处充满暴力,变得混乱不堪,人们最终也无法生存,不能获得任何利益,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啊!
“寻租理论”也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与普通人相比,政治人也并不具有更多利他意识,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人们都是理性地追求自身的更大利益。
政府和团体的代理人,也都具有私利动机,只要条件允许,这一动机就会发展为“以权谋私”。
所以,制订法律规则来约束政治人的利已行为,使之限于合理范围而不至与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相冲突,就是十分必要的。
正如一部分经济学家所认为的:
单纯的为己、利己的自利行为,既不损人也不利人,这是最低的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也被看作是“底线伦理”,“底线伦理”的一端连着法律,另一端连着类似于宗教的信仰、信念。
如果理性人损人却不利己,触犯了“底线伦理”,法律必将会派上用场。
“经济人”理论所说的,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肯定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这是因为,根本的经济制度与具体的经济制度或体制有紧密的关联,私有制社会往往从根本上限制良好经济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和健全。
随时代发展,社会坏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主流经济学还照搬原来经济学大师的思想,难怪经济学会成为既有制度的辩护者,为当权者服务。
按照“经济人”的假设,若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拍卖行业根本就不会存在。
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人们会比较投标后的所得和所失,然后做出判断是否去投标。
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人通常情况下又都是风险规避型的,所以按照理性人的假设,人们就不应该冒险去投标,因为人的投机行为有可能会使理性人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而不是最大化。
这样说来拍卖行业就没有存在的需要了。
但是拍卖行恰恰是利用了人们的非理性心理而得已蓬勃发展。
保险业和股票业也同样是利用了人的不完全理性行为。
人们虽然屡败但仍然屡战。
负利率是指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导致最终的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
此时,居民在银行的存款所收到的利息不足以抵消物价上涨造成的损失,会导致财富的缩水。
负利率本质上就是将老百姓的财富转移到企业和政府的手中,是一种看不见的剥削和掠夺。
负利率的社会影响很不好,它不但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而且会扭曲资金的成本,使过多的资金涌入股市,造成股市的虚假繁荣,不利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可见,负利率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好事。
如果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那为什么还有人要去银行存款?
为什么政府还要这样的事情发生?
“逆向选择”、“劣币驱逐良币”也是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否定。
如果人是“经济人”,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去选择使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方案,而是去选择相反的?
由于交易双方的人之间的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导致人的不完全理性,而产生逆向选择。
再拿克服“搭便车”问题来说,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有获得某种好处而逃避
付费的行为倾向,总想“搭”上哪趟“便车”。
“搭便车”是指在经济学领域中,厂商和个人不付出任何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
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搭便车”现象就不可避免会发生,因为作为一个理性人,搭便车是一个最优选择,可以减少自己的投入成本,同时还能享受到很多好处。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是件好事,因为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这样想,都想做“南郭先生”,都能成为“搭便车者”,那么社会的公共产品谁来提供呢,谁又会再愿意去努力耕耘呢?
从而,该社会的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社会中经常存在的商品质量问题,按照“经济人”假设,一旦厂家暴露,会损失严重,但人的不完全理性的投机行为促使厂商仍然回去冒险。
结果往往会得到“三鹿”的结局。
但为什么还是有许多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呢?
“寻租理论”也是类似的道理,有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捞好处,有的企业贿赂官员为本企业得到项目等等,这些行为导致社会道德的退步和腐败的发生,也许许多有寻租行为的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但为什么还是有人前仆后继的去冒险呢?
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人”,假冒伪劣商品使厂商的成本降低很多,寻租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最大化。
可见受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误导,将会产生许多不良的社会风气;也说明了人的非理性有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的丹·艾瑞里在《PredictablyIrrational:
TheHiddenForcesThatShapeDecisions》(直译出来是:
“可预期的非理性:
形成我们决策的背后力量”)一书中强调了人的非理性的重要性。
他认为人的非理性行为是可预期的,人类可以想办法来克服。
但是现实中看到的结果表明,这些非理性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却很难克服,也就是说克服的几率很小。
人性所存在的弱点暗示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它使一个人一生中做出了许许多多的非理性行为。
也正是由于人的非理性行为的存在才导致了新兴经济学中的行为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演化经济学有六个基本假设:
复杂行为人假设、心智重要假设、满意假设、不确定性假设、多样性假设和历史重要假设。
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人们是追求经济利益的,但不能抽象为利己主义的、精于计算的完全同质的“经济人”,激烈反对主流经济学简单化的“经济人”假设。
演化经济学提倡可错论,承认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
其中的心智重要假设和满意假设都和有限理性相关,否定了完全理性和最大化假设。
另一个新兴的学科是行为经济学,它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行为经济学强调当事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和偏好的内生性,假定有限理性和偏好、禀赋内生化,认为个体在进行决策时,理性往往是有限的,对主流经济学中静止的、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假定提出了挑战。
如行为经济学中的“拖沓”效应就是指为了眼前的满足而放弃长远的目标的现象。
比如:
我们计划按时健身,但总能找到不起床或者坐在那里看电视的理由;我们发誓要存点钱,但一看到一款新产品,就觉得不买下来就受不了;如此等等。
我们明知道我们这样做是非理性的,但是我们还是仍然那样了。
这种种的事实都告诉我们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理性,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根本就不存在有可靠的现实基础。
另外,人的行为决策受到比如习惯、环境、决策人的地位、心理预期等许多因素的影响,也使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
当前主流经济学家热衷于将经济学数理化,使得经济学上的人性假设也越来越抽象化和形式化,经济学变成理想主义的、建构理性主义的和脱离事实的抽象。
如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理论所指出:
理论越精致就越远离真实世界。
C.Schmidt也指出,虽然几乎所有经济模型都要假设个体理性行为,但经济学家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去研究一下“理性行为”的真正意义,以及对于经济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尽管这种形式主义虽然使论述的严格性增强了,但却日益偏离了社会实际。
数学是所有学科中最抽象、最简单且距离直接的实用最远的学科,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数学化与计量化的偏执,使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越来越分离,成为一种孤独的学科,成为象牙塔中的自我欣赏,成为教条化的理论,个体理性的互动只会促使目前这种学术界的“囚徒困境”越陷越深,使经济学停滞不前,难道偏执地坚持这种经济学的教条而使经济学走上形式化的道路,出现目前一系列日益严重的危机,也是经济学家理性高的表现吗?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单一抽象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对现实的解释和理论的发展,这正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瓶颈所在。
随着人类需求的多样化以及物质与非物质行为日益混合在一起,还照搬这种自然主义的物质思维方式就成问题了,更不用说还要把这种思维方式用于分析完全的非物质领域。
经济学之所以有存在必要就在于要能够解释、解决以及预测实际问题。
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在一系列的抽象假设下探讨现实问题,但是要知道,每多一层假设,就会少一份思想;因为每一个假设,就像一道锁链,限制了人的思维的发挥,也就窒息人的思想。
经济学思维往往比经济学模型更重要。
在思想和工具之间,思想永远是第一位的,工具只是为更好的阐述思想提供服务的,缺乏思想的纯数学模型必然是空洞和形式的,其不但无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真正发展,而且即使在应用层面上也缺乏合理性基础。
所以我们应该放开经济学的众多假设来研究经济学,扩展经济学的思维空间,摆脱经济学对人性的限制,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之行为,把经济学理论建立在更为真实的人类行为机理基础上。
不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进行反思,就不可能对理论的发展有所创新。
因此,我们就必须首先要对思想进行甄别,从众多的理论假设中区分出麦粒和麦糠。
“经济人”假设在甄别“好的思想”和“坏的思想”时又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否则在主流经济学界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坏的思想”而阻碍经济学发展了。
后继者尤其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将先前大师的理论思想学术系统化和编码化时出于“经济人”的角度必然会带上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立场,很可能会对大师的愿意造成一定的曲解,人的理性就大打折扣,使经济学理论肤浅化,政治化。
这也说明经济学家自己也是不完全理性的,也不是自己所宣称的“经济人”。
“经济人”假设面临着如马斯洛、西蒙、威廉姆森、诺斯等诸多挑战。
完全理性在西蒙和丹尼尔·卡尼曼等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那里也已得到了否定。
现代经济学在理性假设上正在从“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撤退。
根据其重要程度,马斯洛把人的发展需要分为:
生理需要(衣、食、住)、安全需要、归属感(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尊重需要(自尊、被尊重)以及自我实现。
人最基本的需要是生理需要。
一般情况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感、尊重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不会占用人太多的注意力,在人身上是非主动的或者是潜伏的。
但是,如果这些低层次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它们就可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
而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个人并不是停滞不前不再发展了,相反,人开始进入发挥自己才能的阶段,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自我实现也可以说是对善与美的追求,是人的精神需要。
随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其需要和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从注重物质需要转变为注重社会的归属感、他人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精神需要,这时,人们就会摆脱诸如财富、权利、地位等被认为是自我私欲的束缚,达到真实的自我。
如果一个人处于较低的需求层次时,自然而然或刻意地产生利己行为;如果个人的归属感和尊重需要得到了满足,而更高层次的需要要通过与他人分享才能得到满足,这时,利己主义就融入了利他主义。
按照“经济人”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理性人就会去追求最高层次的需求,而不只是停留在低层次的需求上,这本身就与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利己”主义相矛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说,认为,决策者并不是绝对的理性人,他掌握的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
他重新强调传统经济对人类的描述,即假定理性行为和社团利润最大化,并将“有限理性”等范畴运用于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决策制度,经济的“人格化”实质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需要道德规范。
与此相类似,莱本斯坦指出,任何个人都有双重性,即具有理性倾向——注重计算、坚持标准和追求最大化的倾向,还具有非理性倾向——不重计算、不坚持标准和追求安逸的倾向。
这两种现象在个人身上的对立和并存,决定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一种极端和个别的现象。
通常的情况是,个人只有选择的理性,他们只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作出信息充分的决策所必须的细节和计算上,而让更多的决策采取依赖于习俗、惯例、道德规范、标准程序和模仿的形式作出,这些决策形式明显具有“非最大化特征”。
因此,经济理论应同时包含对这两类行为的说明,而不能排斥任何一种可能性。
阿马蒂亚·森在其《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评述道:
“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
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动机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
”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们的选择是在内化于个人的个人偏好基础上作出的,也就是说偏好不受其他个人的决策或行为的影响这一观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曾用“摆阔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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