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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预防解决医患矛盾一瞥
国外预防解决医患矛盾一瞥
2015年09月01日09:
45 来源:
人民日报
德国柏林沙里泰医院里,病人与医护人员交谈。
本报记者冯雪珺摄
俄罗斯医生看病的同时也负责安抚病人情绪。
本报记者曲颂摄
日本东京一家医院内,护士向候诊病人进行讲解。
本报记者田泓摄
近年来,医疗纠纷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如何有效预防和解决医患冲突、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也是各国共同关心并努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医疗事故在国外就少吗?
在发达国家,一些医生的水平也不那么“靠谱”
最近,记者的德国朋友尤利娅·西蒙哭诉说,她原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补牙治疗,却被牙医误操作成了牙神经裸露。
“补牙后牙痛不止,医生却说是因为我的牙齿太敏感,让我熬了快一个月才重新打开所补的牙拍片,之后发现大片牙神经已腐烂,必须彻底杀死牙神经。
这颗牙算废了!
”西蒙说,造成失误的医生正在度假,在她再三争取下,医生才开了转诊证明,如今她在另一家诊所进行牙神经杀死治疗。
“等我看完这颗牙,一定要投诉这个医生!
”朋友愤愤表示。
事实上,德国医生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靠谱”。
德新社援引专家分析称,根据往年数据,2015年德国预计会有4万至17万起误诊事件。
误诊严重的病例,则被认为是医疗事故。
德国医疗保险医事鉴定服务中心(MDK)今年5月发布的《2014年医疗事故评定报告》统计显示,2014年,MDK共鉴定14663起关于医疗事故的申诉,其中,1/4的申诉最终被确定为医疗事故。
小型专科诊所是被申诉的主要对象,约占所有申诉数的75%。
据统计,每年针对医疗行业人员的法律起诉超过4000起,外科与骨科医生最容易和病人对簿公堂。
德国患者安全联盟(APS)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光是医生把手术纱布或棉球遗忘在患者体内的医疗事故,每年就有约3000起。
除粗心大意外,医生对病患并发症的“后知后觉”也是造成医疗事故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医学院院士丘查林2014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俄罗斯,误诊是12%的住院死亡事故的原因。
美国德克萨斯儿童医院一名新生儿出生不久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由于护士疏忽,输液管未被固定在床边,结果在不断翻滚的患儿脖上缠绕,导致患儿窒息身亡。
由此可见,医疗事故即使在医学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时有发生,有的还相当严重。
患者如何维权?
调解是有效办法,打官司往往旷日持久
病人发现自己被误诊怎么办?
由德国法定医疗保险最高联合会资助的德国独立患者咨询服务处,自2006年成立以来,专门为患者提供免费、中立且独立的咨询服务。
其柏林分处工作人员米夏埃拉·施瓦伯向本报记者介绍,病患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为自己维权。
第一是向自己的医疗保险公司寻求帮助。
“所有的医疗保险公司,都有针对医疗事故提供咨询的服务处。
病患怀疑自己被误诊后,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医保公司寻求帮助。
”
第二是向误诊医生所在的医生协会的调解处提出申诉。
调解处通常会成立专家组对事故进行鉴定调查,从民事纠纷的角度在庭外调解医疗纠纷。
“通常一个申诉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有结果。
”
第三,如果庭外调解无果,还可以诉诸法律,起诉医生。
但此类诉讼,一般要等上三年五载才有结果,比如今年8月18日在波恩结束的一起诉讼中,女病人去世已经4年,才最终裁定其死亡是医生误诊导致。
“前两个渠道免费,且进程相对较快。
但如果权利依旧无法得到维护,法律永远是最后的保障。
”施瓦伯强调说。
日本设立了独立的医疗事故评价仲裁机构和医疗赔偿责任保险制度。
一旦发生医患纠纷,患者可通过国民生活中心帮助协调,与医院达成和解;也可通过医事纠纷处理委员会走仲裁或法律程序。
俄罗斯的患者如果认定自己的健康或生命受到医疗事故的侵害,可以向相关医院或其上一级领导部门、当地司法机关和医保机构提出索赔。
对于诊疗过程中的侵权事件,患者也可以向俄罗斯卫生监察机构投诉。
曾有网友在圣彼得堡目睹救护车护工粗暴搬运昏迷中的病人,就用手机拍下并传到网上,卫生监察机构发现后立即对那家医院进行调查。
调解,也在美国普遍运用。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医务人员和医院都要购买医疗责任险,患者也要购买医保。
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差错,双方的保险公司会出面,减少医患直接冲突。
由于医药费多由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公司也会对医疗过程进行监督。
患者利益受损容易得到专业鉴定,患者可通过各种途径得到赔偿。
据美国朱氏国际卫生管理顾问服务公司首席顾问朱晓伟介绍,出了医疗纠纷,医院门诊部的主任办公室会先与患者或家属充分沟通,如沟通无效,律师便会出面,再由医院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调解或出庭应诉。
各州的健康署也都设有投诉办公室,可对医生直接罚款甚至吊销其行医执照,还会将处理结果在健康署的网站上公布,患者在选择医生时可以查到案底。
有劣迹的医生也会被美国医师协会列入黑名单,从此不会被美国境内任何医疗机构聘用。
前述德克萨斯儿童医院事故发生后,医患双方律师选择调解途径进行了赔偿。
“目前,美国85%的医疗事故选择调解、仲裁等非诉讼途径,省时又省钱。
”朱晓伟说。
如何融洽医患关系?
加强沟通建立互信最重要,明确医患双方的义务和权利
缓解医患矛盾的关键,在于医患间加强沟通,建立互信。
这是各国的普遍共识。
“患儿死亡,你怎么告知他的母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把如何同患者家属沟通,作为儿科学实习毕业考试的题目。
医学不只是科学,更是人学。
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2012年对医学生入学考试进行改革,提出“同感心”是医患关系的“脊柱”。
朱晓伟说,有次在休斯敦医疗中心就医时因候诊时间过长而很恼火。
护士见状,赶紧上前解释安抚,他火气顿消。
“医患关系紧张时,不是医生本人在应对,而是一个团队。
”朱晓伟介绍说,除了有护士从专业角度为患者答疑解惑、提前消除隐患外,医院还有具备硕士学位的社工,可帮助患者解决各种困难。
如陪患者聊天、帮患者购买日用品,甚至还会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的患者找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埋单等。
美国西顿霍尔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宁认为,保护病人隐私和尊重每位患者,是建立医患互信的前提。
他举例说,某著名球星曾化名入住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一些医护人员好奇地想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便通过医院的计算机系统查看了他的病历资料,被医院发现后全部被开除。
在美国,医生在接触病人的身体前,一定要先征得病人同意,尤其是如果要检查隐私部位,一定要先告知病人:
“我现在要听你的心肺、摸你的腹部,可以吗?
”
在俄罗斯,医务人员言语粗鲁也可成为患者申请维权的理由,因此医生十分注意运用得当的工作用语。
为了和患者拉近距离,医生问诊的第一句话不是“您哪里不舒服?
”而是“我们哪里不舒服呀?
”诊疗间隙,医生还会和患者聊聊家常。
俄罗斯一家牙医行业协会网站刊文指出,医生在与患者交流时要多用平实易懂的词汇,少用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
医生要格外注意患者心理。
例如,要说“准备牙齿组织”,而不要说“钻眼儿”,否则容易引起病人恐惧;要说“勤来诊所会对您的牙齿有好处”,而不能说“牙坏成这样都怪你自己不常来”;要说“这种疗法对很多有同样问题的病人都很有效”,而不能说“你这个问题就得这样办”。
医生说完,一定要跟病人确认是否明白,对排长队才看上病的患者一定要说“感谢您的耐心”。
日本医师会有关医疗伦理的手册中,对医生的义务和病人的权利做出了明确规定。
比如,病人有对自身病情和治疗方案的知情权,即使病人身患癌症等重病,医生也必须如实告知。
为了减少医疗事故,厚生劳动省建立了医疗事故数据库,成立了由医生、律师、民间组织代表参加的医疗事故信息研究会,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全国医疗事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研究如何预防事故、查明事故原因以及准备重大事故发生时的应对预案。
保证医生的合理待遇,使医生心无旁骛地服务病人,在一些国家也非常重要。
美国医生的职业门槛高,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高,违反职业道德的代价也很高,因此,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不易因“红包”等蝇头小利而铤而走险。
在日本,除了议员、教师、法官外,医生是少数几个被尊称为“先生”的职业之一,可见医生的社会地位之高。
日本是个讲究“感谢文化”的社会,术后患者给医生递红包,法律和行政上并无明令禁止,但医生不会因患者不给红包而影响治疗,也不会主动索取红包。
对一些德技双馨的医生,患者还会自发组织后援会,给予医生以口碑等方面的支持。
如何防止和对待“医暴”事件?
严格按程序人性化行医,暴力事件第一时间阻止
从根本上保证医患之间的正常关系,避免“医暴”事件,需要医生从自身道德建设出发,严格按程序、人性化对待每位病人。
在日本,医疗知识的普及程度很高,政府帮助民众成为“聪明的患者”。
47个都道府县和61个市区都设立了医疗安全支援中心和380个咨询窗口,由医生、专家等坐镇,帮助解决患者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困惑。
德国患者安全联盟主席赫德维希·弗朗西斯科—凯特纳表示,德国医疗机构如今有个普遍问题,即往往把自身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却过少考虑患者的实际利益。
娜塔莉·夏马的丈夫是一名眼科大夫,她对德国医生的普遍医德水平表露了担忧:
“以柏林为例,医生越来越像商人,他们关心的不是如何更快治病救人,而是如何找到具有一定疗效但却治愈缓慢的方式,尽可能拖延病人的治疗时间,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
”2013年2月,《德国患者权益改善法》正式生效,要求医疗过程面对患者和公众全面“透明化”,并规定所有医保公司都必须设立医疗事故管理部,为保险人拟定医疗事故陈情表和赔偿要求等。
德国最大的法定医疗保险公司AOK公司新闻发言人米夏埃尔·贝纳特克告诉本报记者,早自2000年,AOK就设有类似部门。
如今,AOK提供专业的医疗事故服务团队,帮助保险人分析并收集能够证明医生误诊的事实依据,还可以替保险人出面,要求医生和医院出具所有本人的医疗记录和其他相关文件等。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方便病人就医,能够为融洽的医患关系创造良好环境。
医学博士汪先恩在日本行医多年,他认为,日本的医患关系总体比较和谐,这和日本的医疗体系设计密切相关。
主管医疗福利事业的日本厚生劳动省会根据各地人口分布结构,对医疗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日本的综合医院平均床位数在400张左右,大型综合医院也不过千张左右。
医生每天接诊数一般不会超过20人,以保证医生有充分时间和病人沟通。
日本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患者个人只需要承担30%的医疗费用,对老幼等特殊群体还有更多优惠。
日本没有像英国那样实行家庭医生首诊的分级医疗制度,病人可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选择医院。
但大医院并不一定是患者的首选。
因为日本大学附属医院只是一个培养医术的地方,而不是终身行医的场所。
医生们在大医院学到技术后,通常会选择去收入更加丰厚的地方医院行医或自己开业,也可以选择多点执业。
大医院对个人诊所或小医院介绍来的病人,也会给予诊疗费用上的优惠。
这就保证了医疗水平的均衡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俄罗斯医院在硬件上重视体现人性化的医护服务。
医院的候诊区备有饮水机,条件较好的医院装有电视,甚至还有工作人员专门安抚病人。
诊室相对封闭,一次只准一名患者进入。
即使诊室里发生了不愉快,也不会感染到外面候诊的人。
医生也可以花几分钟时间调节情绪后,再面对下一位患者。
为防范恶性暴力事件,美国各医院会雇佣警察负责安保,其薪酬福利由医院支付。
他们24小时持枪值班,紧盯遍布各处的几百个监视器,巡查各角落。
发现“医闹”,不问理由先抓人带走,闹事者会因危害医疗秩序被捕甚至被判入狱。
在日本,对“医闹”及破坏就医环境的行为,警察会在第一时间制止。
美国的就医流程也让闹事者难以下手。
据美国朱氏国际卫生管理顾问服务公司首席顾问朱晓伟介绍,患者就诊时,先由护士领到检查室,测体重、量血压后,才到诊疗室,换上检查服等候医生。
诊疗室门外有三色贴条:
“红色”表示医生正在接诊,不要进入;“黄色”代表病人在做准备,不能进入;“绿色”显示病人准备好了,在等医生。
在整个就诊流程中,“凶器不好带入,行凶后也不易逃出”。
俄罗斯的“医闹”事件不多,肇事者主要是精神病患者或醉酒的患者,事后会被严格依法惩处。
今年4月,加里宁格勒州小城涅曼的一家医院里,一名醉酒患者殴打护士被判赔偿15000卢布(约合220.5美元)并处以从事180小时社会服务。
俄罗斯的医生主要依靠建立行业协会、购买商业保险等维护自身权益。
一些医院也会举办讲座和培训班,提高医生应对各种意外情况的能力。
(本报记者李晓宏、冯雪珺、田泓、曲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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