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1《古诗三首》《惠崇春江晚景》作者苏轼相关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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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酒
历史上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的诗人文士有很多,苏轼就是其中一个,而且是非常突出的一个。
“身后名轻,但觉一杯重”。
在他看来,功名利禄不如一杯酒的分量。
苏轼一生坎坷,仕途艰难,被贬了又贬,足迹遍及半个中国。
直到59岁那年,他还被贬到广东惠州,三年后,又被贬去海南。
古时候,人们的寿命普遍偏短,60岁就已经算是高寿了,苏轼的长寿应该得益于他的豁达开阔,不在乎人生的苦难。
当然这也与他从酒中取得胆识、性情不无关系。
“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他在《行香子》中写道: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几进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
苏轼的许多名篇,都是酒后之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固然如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等,多少也借了酒的灵气,从而流传千古。
他在惠州时,为当地的酒取过名字:
家酿酒叫“万户春”,糯米酒叫“罗浮春”,龙眼酒叫“桂酒”(因为,龙眼又名桂圆),荔枝酒叫“紫罗衣酒”(荔枝壳为紫红色)……他也自酿酒浆,招人同饮。
他写道:
余家近酿,名之曰‘万家春’,盖岭南万户酒也。
”“雪花浮动万家春”大概是指上面漂着酒粕的糯米酒。
苏轼喜爱搜集民间的酒方,埋在罗浮山一座桥下,说将来有缘者喝了此酒能够升仙。
他赞惠州酒好,写信给家乡四川眉山的陆继忠道士,邀他到惠州同饮同乐,称往返跋涉千里也是值得的。
他还说饮了此地的酒,不但可补血健体,还能飘飘欲仙。
后来,陆道士果真到惠州找他。
酒的吸引力之大、浓香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喜欢与村野之人同饮,他与百姓相处得十分融洽。
“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
”在他看来,“酒”的面前,人人平等,无分贵贱。
在他住处附近,有个卖酒的老婆婆,叫“林婆”,“年丰米贱,林婆之酒可赊”,他和林婆关系很好,常去赊酒。
与苏轼同饮者,有各色人等。
他在《白鹤峰所遇》一文中写道:
“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鼓,家人尽寝,月色如霜。
其后有伟人,衣桄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
‘子尝真一酒乎?
’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
”半夜来客竟是陌生的道士。
他下乡时,一位83岁的老翁拦住他,求与同饮,“欣欣然”。
西新桥建成后,“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他不但与文人学士同饮,也与村野父老共杯,欢乐之状溢于言表。
他与“父老”关系十分融洽,没有一点官架子。
“父老”们也不把他当官看,只当同龄兄弟,真情相待。
酒,在这真情中,是桥梁。
苏轼的同僚与下级,“知君俸薄难多辍”,常常自携壶杯去找他。
苏轼与酒,难舍难分,更与百姓亲密无间。
苏轼的审美人生
秦观有诗说:
“人生异趣各有求”,对于苏轼来说,他的异趣只在读书和创作。
他说: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正可作为苏轼审美人生的极好概括。
秦观有诗说:
“人生异趣各有求”,对于苏轼来说,他的异趣不是富贵,不是功名,而是读书和创作,在文学艺术的瀚海中遨游,是苏轼平生之快事。
苏轼自己所说的: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正可作为苏轼审美人生的极好概括。
首先是读书,对此,很多诗话有所记载。
可以说,读书是苏轼终生不变的生活习惯,是苏轼战胜苦难的精神支柱之一。
“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
”有时,在贬谪的蛮荒之地,书籍的来源有限,苏轼便会将有限的一本书反复阅读。
他曾有著名的“八面受敌”读书法:
“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
《又答王庠书》)这看似是一种法则式的读书方法,其实,这种法则多半是精神食粮短缺特殊情况所逼出来的。
苏轼晚年贬谪海外,无书可读,偶得柳子厚文,于是,横看侧看,敲骨吸髓,何止八面,恐怕每个字都要反复玩味,如同荒漠中的饥渴者得到有限的一泓清水,是不肯一口吞尽的。
有《诗话》记载,苏轼在黄州时,生活极端艰苦,仍然每夜读书,“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惜,至夜分犹不寐。
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
坐久,甚苦之。
一人长叹操西音曰:
‘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
’连作冤苦声。
其一曰:
‘也有两句好(音吼)!
’其人大怒,曰:
“你又理会得甚底?
”对曰:
“我爱他道:
‘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
’令人失笑,也可知苏轼读书之痴迷。
”
在《读孟郊诗二首》中,我们能感受到苏轼的那种如饥似渴的阅读,时而像是饥饿者的大快朵颐,时而又像是美食家的细细品味:
“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饥渴之态、贪婪之态、寻觅之态,跃然纸上。
如果有美感的时候,苏轼会感到极大的愉悦:
“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
”读到佳处、美处,那种审美的愉悦,是无法言传的,这种感觉西方的诗人曾经说:
“如果有一部书能使我读过之后浑身发冷,而且没有任何火把能把我暖和过来时,我知道那一定是诗”,(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语)苏轼的感受却是美感如佳肴美酿。
读书之于仕宦,就像是天涯倦客,忽然看到清清的溪水一样,虽然不能从此彻底摆脱仕宦的尘埃,但到底可以使心灵得到得到短暂的休憩:
“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
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漱。
”(苏轼:
《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
对于多才多艺的苏轼来说,审美的愉悦,其范畴相当的广泛,书法、绘画、古董、金彝,无不在其彀中。
初踏仕途的凤翔时期,他就有《凤翔八观》,其中的《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都是十分著名的。
可以说,仕途为苏轼的审美人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在《石苍舒醉墨堂》中,苏轼曾论说书法之乐: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如欲美酒消百忧”,“兴来一挥白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那快意真如庄子笔下的逍遥游呀!
所以,苏轼人生的闪耀,便是在那“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的愉悦,是如同他自己所体会:
“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的体验。
当然,苏轼的审美人生,并不是与人类社会文明的隔绝,恰恰相反,苏轼非常喜爱访客聊天,在聊天会客中获得乐趣并得到灵感和创造。
有资料记载:
“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
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谑放荡,不复为畛畦。
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
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后去。
或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
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
”(叶梦得:
《避暑录话》卷一)
苏轼的审美人生,当然也包涵着对于大自然的审美,在仕宦倦游之时,对于大自然的审美愉悦,是苏轼最好的休憩,因此,他陶醉于“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的朝霞夕日,呼吸饮酌着湖光山绿:
“呼吸湖光饮山绿”,他怜爱着一切美好的生命: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有时,他对于仕宦生涯极端的悲哀: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大自然与他的诗文写作,就成为唯一不弃的伴侣:
“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
天人合一,与自然溶为一体,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传统,不独苏轼而然,但苏轼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之人生,其个体生命之于宇宙自然、社会生活之于自然世界之融合,更达到了新的境界,譬如余极爱东坡词“我欲醉眠芳草”,因此,若见一片青青碧绿,便欲醉卧其间。
词作之感人,先在词人之投入,非止形体,乃词人之一片精魂,皆融化在芳草自然之怀抱,那“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的惺惺相惜,那种陶醉美景的珍爱,那种“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的归依,都令我心醉。
而词序所记录的此词的创作过程,更是东坡以诗词写作为审美人生的极好例证:
“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
书此语桥柱上。
”“书此语桥柱上”,将词作发表在大自然,则无异于一种泛神情感,将大自然视为可以阅读,可以欣赏,可以交流情感的读者。
余少年时代,在沙漠中见西辽河水,视为天河,徘徊至暮色而归,因将小词以树枝书写在沙滩,故深解东坡之审美情结;又如名篇《记承天寺夜游》中的: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则自然之景色,乃“一片风景一个心情”,景物更多的是主体之关照,是社会化之自然,“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是幻觉之自然,想象之自然,自然之美,全在: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闲人,只是相对仕宦人生而言,对于审美来说,却并不闲,因为苏轼不但沉浸于美,而且创造了这一千古名篇。
故“闲人”两字,为关键词,可以视为苏轼审美人生的别样说法。
相对于柳永式的为歌妓写作,姜夔式的为生计写作,苏轼的审美人生的生命观念,更多的是为兴趣写作,为审美写作。
这一点,对于苏轼的诗文艺术创作,有着内在的深刻影响,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轼的艺术创作的种种特质。
譬如苏轼的艺术创造,是更为随意的,更为注重主体感受的,更为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更为不顾及法则之类的约束而偏重于创作刹那的美感的,是“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的创造性的快感,与黄庭坚的法则式的写作,苏轼的创作更为重视的是灵感,是“奋袂如风,须臾而成的灵光一刹,是“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再难摹”。
东坡论述书法说: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意造”两字极好,也可以视为苏轼艺术创造之概括;诗歌写作也是如此,苏轼曾说:
“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颇有意味。
所谓“诗欲其好”,指的是众人之好,法则之好,“则不能好矣”,则是自我之好,审美之好。
因此,以审美人生处来审视苏轼,则苏轼诗文艺术的种种怪怪奇奇的现象,都可以大致寻觅到源头。
东坡作词,之所以能不理会所谓词体的当行本色,出新意诗人雅词于词体别是一家的法度之中,寄士大夫精英文化于豪放风格之外,都与苏轼的这种审美人生观念有着渊源关系。
“以诗为词”的文学破体创作,无视每种文学体裁的当行本色的规矩,是因为苏轼原本就没将这些法则规矩看得很重,诗文也好,绘画也好,都不过是使我在创造中愉悦的载体而已,“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达心适意,正是审美与法则之间的极好说明。
当然,苏轼的达心适意,是在对于文学艺术基本法则的深谙娴熟之后的自由,是总体法则之中的逾矩,是逾矩中的创新。
苏轼教子求实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不仅为文汪洋恣肆,明白通畅,在家庭教育上也别具一格。
散文名篇《石钟山记》就是他“教子求实”的佐证。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因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担当团练副使。
这是一个闲差使,43岁的苏轼得以有闲经常与长子苏迈一起读书作文,说古论今。
有一天,父子俩不知怎的竟谈到了鄱阳湖畔石钟山的名称由来。
苏迈从《水经注》等古书中找出许多说法,如“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止响腾,余音徐歇”。
对这些说法,苏轼都觉得是牵强附会,实不可信。
苏迈想找其它书,苏轼阻止了他:
“不用找了。
大凡研究学问、考证事物,切不可人云亦云,或者光凭道听途说就妄下结论。
看来,石钟山这个问题,还必须实地考察求实才能解决呢!
”
“石钟名称由来”这一问题,在苏轼父子俩的心中一悬就是5年,一直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才有了解决的机会。
是年六月初九丁丑日,苏迈到饶州德兴县(今江西省鄱阳湖东)担任县尉,48岁的苏轼送他到湖口,顺便带着苏迈一起考察石钟山。
白天,庙里的和尚叫一个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间挑了其中的一二块石头来敲打地,父子俩当然不相信。
月光明亮的当晚,父子俩乘着小舟来到山的绝壁下,沿着山脚寻找。
寻到一个地方,只听见一阵阵清畅高扬的声音,“噌 如钟鼓不绝”,原来,这里的山脚下遍布石窍,大小、形状、深浅各不相同。
它们不停地受到波涛撞击,所以才发出各种不同的音响,宛若周景王的无射钟,魏庄子的歌钟,庞大乐队中的钟鼓齐鸣一般……父子俩此刻终于恍然大悟:
这才是“石钟”名称的由来啊!
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能抓住父子俩同探石钟山这件事,谆谆告诫儿子苏迈:
“石钟”名称由来,此事本不难明白,只须实地考察就行了,由于一般人不肯去下这功夫,宁愿到书本里去寻找答案,而浅薄的人又往往附会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解释,最终以讹传讹,使本不难明白的事千百年来不得明白。
你应当切切记住,“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
为让儿子更深刻地理解“求实”的重要性,苏轼又提笔撰文。
于是,苏迈乃至后人就读到了出自苏轼笔下的名篇《石钟山记》。
苏轼云龙会山人
宋熙宁十年(1077年)五月,苏轼奉命来徐,职太守。
苏小妹闻听哥哥心情不好,特从别地赶来,陪他解闷。
苏轼向小妹介绍他来徐州三个月的感受。
他说,这里的山水名胜,文物古迹,他几乎都跑遍了。
最令他神往的是三个字:
山、水、土。
他解释说,徐州冈峦四合,势如仰釜,最好看的是云龙山和九里山。
汴泗二水在徐交流,最奇险的是泗水中的百步洪。
徐州的土特产丰富多彩,菽、麦、稻、桑样样皆宜。
况且此地民风淳朴,慷慨好客,在这里生活,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
我特别欣赏云龙山上的隐士——张天骥先生,他自称云龙山人……
不等苏轼说完,苏小妹便拉着他说:
“大哥,别说了,今个就请你领着我拜会这位隐士。
”苏轼说:
“好啊,我们已经是朋友啦!
”
张山人居住在云龙山西坡。
在苏小妹眼里,这里未免有些荒凉:
满冈乱石,石间又多灌木野草。
但仔细一看,却余味无穷。
只见有水从山顶泻下,形成一条细长的瀑布,水落山脚,又聚成一个深绿色的小潭。
潭中有鱼,时而跳出水面。
潭边有匹瘦马,无缰,自由自在地啃着野草。
一个牧童躺在一片青石上,两眼望着天空。
苏轼指着一个四方篱笆院说:
“那就是山人的家。
”
苏小妹走到牧童跟前,弯腰下问:
“小孩,张先生在家吗?
”牧童没有反应。
苏轼说:
“这是个聋哑孩子,父母双亡,张山人把他收养过来,视若亲生。
”小妹点头赞道:
“看来山人很善。
”
柴门半掩,只听琴声幽雅。
苏轼示意小妹,不要打扰主人,先看看他的园圃。
园内繁花似锦,有幽桂、月季、菊花,散发阵阵清香。
花丛下,活跃着猿、鹤、麋,十分有趣。
还有树上的提壶鸟偶尔啼叫数声。
再仰面看去,三间草舍好似新筑,屋前石板铺路,光洁如镜。
苏轼见小妹看呆了一般,便问:
“喜欢吗?
”苏小妹脱口而出:
“此乃仙境,喜不自禁!
”
苏轼感慨地说:
“我已经与你二哥说好了,我准备提前退休,就在云龙山买块地方,终身隐居。
官场颠簸,我实在太疲倦了……”
小妹心里涌上一阵酸楚。
她同情大哥,又无能为力,为了让哥哥高兴,她说:
“我也搬来,与你作伴。
”苏轼笑道:
“少游会同意吗?
”小妹振振有词地说:
“新婚之夜,我‘三难新郎’,他现在事事听我的。
”苏轼说:
“你们还年轻,应该有所作为,不要学我。
隐居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可你天生活泼、好动……”
兄妹俩正说着,草堂的两扇黑漆大门,轻轻地敞开了。
开门人正是山人。
深深作了一揖:
“太守,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苏轼还了一礼,道:
“打扰了,先生。
”又指着苏小妹说:
“这是我的小妹,慕名前来拜访!
”张山人忙向苏小妹施了一礼,连说:
“久仰久仰!
张某三生有幸!
”苏小妹心里嘀咕了一句:
“隐士也如此俗气。
”苏氏兄妹在客厅落座。
苏小妹一看,山人与农夫无异:
头戴黄席荚,身穿粗布衣,脚登草编鞋,脸晒得黑红,只是言谈举止,一派斯文。
苏轼向小妹说:
“这位张先生原系冠盖之家,通诗书,晓丝竹,躬耕自资,奉养双亲……”山人插言道:
“太守过奖了。
鄙人无能,只会北窗读书,南园酿酒……”小妹立刻反问:
“先生何不助我大哥一臂之力?
到府上谋事?
”苏轼说:
“我求过先生,可他说,即使给他一个皇帝,他也不当!
”苏小妹掩嘴一笑。
山人道:
“我生性疏野,半生懒散,与官无缘……”
苏小妹半天不见女主人出来,便问:
“嫂夫人呢?
”张山人道:
“不怕小妹见笑,我尚未婚配。
”苏轼笑道:
“我来做媒如何?
家有朝云姑娘……”不等苏轼说下去,山人顺口吟道:
“不如学养生,一气服千息……”
他们又谈了一会,苏轼便起身告辞。
张山人送到大门外,苏轼忽然想起,山人园中有井,井水味甜,便让山人找个瓶来,装满带走。
就在苏轼兄妹拜访张山人不久,黄河决口,水临城下。
苏轼率领全城军民,奋勇抗洪。
张山人一度隐而复出,与苏轼出谋划策。
而苏小妹亦为抗洪而献身。
至今徐州城内仍有纪念苏轼抗洪的黄楼和纪念苏小妹的显红岛……
苏轼称谓考略
苏轼姓苏名轼。
其父苏洵曾揭示其取名本旨云:
“轮福盖轸,皆有职乎。
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
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
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嘉佐集·名二子说》取名似乎暗含有“促其自励以成大器”之意。
苏轼与其父苏洵、弟苏辙,世人合称“三苏”。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
“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
”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
清人张鹏翮撰其三苏祠联曰: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称为“四大家”。
苏轼的称谓约有数十种,今据冉先生《苏轼的称谓》择其主要者加以补充说明,并作一点考证,略述于后。
宋人陈师道《后山词话》云: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
”“退之”即韩愈之字,子瞻即苏轼之字。
《白虎通德论》指出“闻其名即知其字,闻其字即知名”。
可见字和名大都互相关联。
“瞻”者“远望”也,盖取义于《左传》“登轼而望之”。
苏轼虽叫“大苏”,但他不是苏洵长子,还有一兄名“景先”,在苏轼三岁那一年(1038)夭折,因此,苏轼又有一字“和仲”,跟名失掉关联。
后人称他“长公”,纯属敬称。
“长公”“次公”“少公”与“伯”“仲”“季”排行呼名相类。
晁补之《同鲁直和普安院壁上苏公诗》云:
“龙蛇动屋壁,知有长公诗。
”因此,明人编有《苏长公合作》《苏长公表启》《苏长公文燧》等书。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官黄州。
友人马正卿为他在郡中请得“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
他为这块山下荒地取名“东坡”,又自号“东坡居士”。
据考,宋人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
“白乐天为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本朝苏文忠公……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愿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东坡”之称,乃袭用白乐天的原名。
然而,称谓“东坡”者众。
如陆游〈〈渭南文集〉〉称: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辞多不协律”;而元好问〈〈新鲜乐府引〉〉则称:
“自东坡一出……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
”“东坡”见于褒贬文辞之中。
又如陈廷焯〈〈云韶集〉〉云:
“东坡词极名士之雅,稼轩词极英雄之气。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东坡”见于苏辛并称之中。
同时,连苏轼自己撰文也常称“东坡”。
如〈〈朝云墓志铭〉〉云:
“东坡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
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四年,忠敬若一。
”文中“东坡”代替了“余”之称谓。
后来他又“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葺堂五间。
堂成于雪中,因绘雪于四壁,榜曰东坡雪堂。
”(引自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十一)南宋王十朋《游东坡十一绝》云:
“我宋人才盛元佑,玉堂人是雪堂人。
”“雪堂”可算是苏轼的别了。
清人郑文焯在《东坡乐府》中评苏轼《水调歌头》之词,谓其“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刘熙载《艺概》卷四里又说苏轼之词“具神仙出世之姿”。
于是有人常誉称苏轼为“仙坡”。
元好问《奚官牧马图息轩画》云:
“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
”黄升《花庵词选》论陈与义词,曾云:
“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
”有人将“坡仙”改作“苏仙”,同样是誉称。
黄庭坚《次韵宋懋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邀诗》云:
“还作遨头惊俗眼,风流文物属苏仙。
”
苏轼一生,历尽坎坷,晚年流放岭南,后虽遇大赦,但病卒于常州。
直到南宋孝宗朝(1163),才给予平冤昭雪,恢复名誉,并赠太师,谥号文忠。
(见《宋史。
孝宗本纪》)后人遂称苏轼为“苏文忠公”。
清人王鹏运《半老塘遗稿》云:
“北宋人词……惟苏文忠公之清雅,瓊乎轶尘超迹,令人无从趋步。
”上述《二老堂诗话》中亦有此称。
另外,苏轼还有自称“苏子”,省称“苏”或“苏氏”,尊重之称“苏公”、“坡公”或“坡老”,清雅之称“铁冠道人”,地望代称“眉山公”,官爵代称“苏翰林”,知府代称“苏徐州”等等。
在特定情况下使用之称谓,名目繁多,不遑枚举,这里不再赘述。
苏东坡游赤壁
苏轼和苏辙兄弟俩,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
苏轼二十岁刚出头那年,父亲苏洵带着他俩到京城去考进士。
主考欧阳修,特别注意从考生中物色有才华的人。
第一场考试下来,他在阅卷时,看到一篇文章,高兴得拍案叫好。
那时,考卷是密封的,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个文坛老手。
京城里有点名气的文人,欧阳修多少了解一点,这篇文章究竟是谁写的呢?
他猜想了半晌,觉得从文章的风格看,很可能是曾巩。
他本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因曾巩是他的学生,怕人们说他偏袒,就把它评为第二。
直到发榜那天,欧阳修才知道,那个写精彩文章的不是曾巩,却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
苏轼考取后,照例要去见主考老师欧阳修。
欧阳修跟他谈了一阵子,觉得他气度大方,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
苏轼走后,欧阳修跟他的老同事梅圣俞说:
“象这样出众的人才的确难得,我真应该让他高出一头呢!
”(成语“出人头地”就是这样来的)。
苏轼出了名,他的弟弟,十九岁的苏辙也在同时考取了进士,父亲苏洵的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
但他另有一番感触。
原来苏洵也是个擅长散文的人。
他在少年时,没认真读书,到二十七岁那年,看到别人都上进了,才发狠劲读书。
过了一年,考进士没考中,回到家里,一气之下把他过去写的文章,一把火烧了,从头学起,果然进步很大。
这回,他带儿子到了京城,眼看儿子年纪轻轻都考中了,怎么不感慨呢?
他听说欧阳修最重视文才,就把他几年来写的二十多篇文章托人送给欧阳修,请欧阳修指教。
欧阳修一看,苏洵的文章文笔老练,别具风格,就向宰相韩琦推荐了,韩琦也很赞赏。
后来,没经过考试,破格把苏洵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这样,苏家父子三人在京城中都出了名。
后来人们把他们合起来,称作“三苏”。
王安石实行新法的时候,苏洵已经死了。
苏辙在王安石手下干过事,后来,因跟王安石合不来,被降了职到外地去了。
苏轼主动要求外调,先后当过杭州等地方的刺史。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提倡生产,做了不少好事。
后来,苏轼在湖州(今浙江吴兴)看到地方豪强官吏的横行霸道,很不满意,写了一些诗,讽刺这些事。
没想到这些诗传到京城,几个向来反对苏轼的官僚从苏轼的诗文里摘出几句话,诬陷苏轼诽谤朝廷,大逆不道。
他们撤了苏轼的职,把他押解到汴京,关在大狱里,想把他处死。
苏轼在监牢里足足被关了一百天,受尽折磨。
后来,因实在算不上什么大罪,宋神宗才下令把他释放,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
苏轼到了黄州,挂了个小小的空头官衔,实际上过着流放的生活。
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靠朋友的帮助,弄到一块地,自己耕种。
他还亲自整理场地,在东边山坡上盖了一间屋。
因那个地方名叫东坡,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东坡居士。
后来,人们常把苏轼叫做苏东坡。
苏东坡在政治上失意的日子里,常常游览山水,写作诗歌,抒发他的心情。
有一次,他打听到长江边有个名胜古迹叫做赤壁,就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里,约了几个朋友,乘着小船到赤壁去游览。
在那里,他想起三国时期曹操和周瑜大战的情景,触景生情,十分感慨。
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赤壁赋》。
苏东坡不但是写散文和做诗的能手,而且在词的写作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他写的词,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豪放风格。
在游赤壁之后,他又写了一首怀念赤壁古迹的词。
苏东坡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他在地理上却出了一个不小的差错。
原来黄州的赤壁并不是周瑜火烧曹军的地方。
三国的赤壁在现在武汉的上游,而黄州赤壁却在武汉下游。
不过,黄州的赤壁却因为苏东坡这一个差错出了名。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大文学家,就称它为“东坡赤壁”。
苏东坡悔悟
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是翰林院学士,人们都称他为苏学士。
苏东坡才华横溢,文章写得好,诗词也作得好。
但知识再丰富的人也不可能会知天下事,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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